胡适治学方法的传统文化源流考
卢介然，王志强，卢昌崇
(东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 胡适治学方法的精髓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本文承接已有的研究成果继续上溯，本着胡适的治学精神，放胆假定其源流起于汉唐的中医和天文，继之以宋代的(濂)关洛闽各学派，并小心地为这些假定寻求相关的证据支持。胡适治学方法可谓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凝炼过程，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浸淫和西学轻巧撩拨的结果。
关键词： 胡适治学方法；汉唐宋影响假设；证据支持
胡适倡导的治学方法可以概括为10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于1921年在“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一文中正式提出。
至于其源流，目前主要有六说。一是妙手偶得说。采自唐德刚《胡适杂忆》“据先生告诉我，他那个终身提倡的所谓治‘治学方法’，原是他在哥大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1]。此说可以参考，但不足全然采信。二是杜威说。先是采自杜威《思维术》一书中的五阶段法，而后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书中将之简化为三阶段法：从具体的事实与情势下手； 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学说和理想都须用实验来检验，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此说可靠，胡适自己也承认。三是梁启超的清儒六条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清儒的治学方法概括为六条：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周一良[2]认为，胡适10字真经受梁启超清儒六条的启发。此说虽未被徐雁平教授完全证伪，但至少还有待进一步推敲[3]。四是亁嘉学派说，是胡适在“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改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自陈的。当然靠得住。其实，三和四可以合二为一，梁启超也好，胡适也罢，所据皆来自清代朴学。五是中西合璧说[4]。“中”是亁嘉学派的朴学，“西”是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将两者灵巧地嫁接在一起，实现了内生性与嵌入性的完美结合，使亁嘉学派裹挟着现代科学研究要素完成了华丽的历史转身，以致余响不绝，持续地在华夏上空回荡。六是中国文化传统渊源说。张利明[5-6]在承认以上诸说的基础上，由此上溯，从传统文化渊源的角度讨论了朱熹和戴震治学方略对胡适形成科学研究方法的深远影响。本文将循着乾嘉学派和张利明的研究路径，继续上溯，探讨汉唐宋时期的前贤往圣为胡适治学方法提供的文化土壤。
一、汉唐影响假设与证据
(一)刘安的《淮南子》及孙思邈的行医原则
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卷九“主术训”最后一节说：“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紧接着对“心小志大”和“智员行方”分别做了详细的定义和解释。最后的结论是：“故心小者，禁于微也； 志大者，无不怀也； 知员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鲜者，约所持也。”就是说，心中想的要细密而志向要宏大，智虑要周圆而行事要方正，才能要全面而做事要简约。心小，可以防微杜渐；志大，可以胸怀天下；知员，可以周知万物；行方，有底线，有不可为之事；能多，无往而不胜；事鲜，树业有专攻，能把握事物的枢纽。
这是“志宏心细”最早的版本[7]。句首的“凡人之论”，尤其值得注意。“凡”是概括的意思，“人”指先贤往圣；将这四个字译成白话，就是“总括先贤往圣的议论”。这意味着所谓的“志宏心细”是对前言往行的概括与总结，并不是作者自己的独创与发明。先人早有定论，只是未指明出处罢了。
未指明出处的原因至少有二点：一是此类言论不胜枚举，俯拾皆是。二是此类言论系通则、公理，不证自明，没必要、也很难指明出处。第二点原因或许更重要。高诱在《淮南子注》对“主术”的解释是：“主，君也。术，道也。君之宰国，统御臣下，五帝三王以来，无不用道而兴，故曰主术也。”“主术”所论是国君治理天下之大道，是通则。如是，它便具有施用的普遍性，可以治国理郡，可以治经论学，也可以医人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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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卢照邻问。孙思邈说：天有四季寒暑，风霜雨虹，这是自然规律。人有四肢五臟，醒寐交替，吐纳往复，有气色，有声音，这是人的生理法则。为医之道：贵在“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候干城，谓大胆也”[8]。后世的“胆大心细”成语即源于此。
明代名医李中梓(1588-1655)在《医宗必读》卷一里曾撰有“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一节，对孙思邈的为医之道的解释最为精辟，被后世医人奉为经典。他对“心小”的定义是：望闻问切宜详，补泻寒温须辩；当思人命至重，冥报难逃，一旦差论，永劫莫忏，乌容不慎。是谓之心小。“胆大”是：补即补而泻即泻，寒斯寒而热斯热；抵当承气，时用回春，姜附理中，恒投起死(此四句意为：药对其症，起死回生)。析理详明，勿持两可。如是者谓之胆大。简而言之，李中梓的诠释可以概括为10个字：小心的诊断(假设)；大胆的施治(求证)，与胡适所倡导的治学方法句式结构相同，“小心”与“大胆”的限定对象完全相反，但两者的精神是一致的。换言之，只要本着易学“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原则，本着戴震“但宜推求，勿为株守”的治学精神，稍加演绎拓展，即可推求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胡氏学说来。
最后, 如果将驻定模态和两对行波模态的中性曲线放在一起, 尽管最不稳定的模态是驻定模态, 但它的临界点发生在中等波长区域, 并且截断波数随着Reynolds数增大趋于3.9. 这样, 对于在x坐标方向受限的情况下, 如果x坐标方向受限尺度小于方腔高度(k>2π), 这时驻定模态无法出现, 而行波模态基于它的短波特征可能会最先失稳.
李中梓的概括合于医学的特点：人命关天，稍有差池，非但治病不愈，甚或直取了患者的性命，因而诊断(假设)必须慎之又慎。其实，传统中医知识的获取是很合于科学研究路径的。它是经验性知识。古时通常是以师带徒的方式来传授。头两年，只是跟师父采采药、抄抄药方，再拉拉药匣子熟悉各种草药性状，尔后才搭搭脉，稍有讲解。凡此种种，或薰染或蒸煮，其意皆在获取直接的感性认识，干中学，积累主观性知识。它也是试验性知识。望闻问切之后，医生往往先开三付药试试，路数对了继续服用，有出入便调整配伍和剂量，是一个假定，证伪或证实，修正或凝炼假定，再证伪或证实的施治过程，合于标准的科学研究方法。所异者在于，诊断(假设)须小心谨慎，施治(求证)要果断大胆。
3.不够务实，所谓务实就是要实事求是，要通过纠错真正地将暴露出来的问题理解透彻，并总结经验，对将来的学习有所帮助，然而有部分学生在纠错时并没能做到位，有些学生的纠错仅仅是将题目答案简单地抄写了一遍，只是表面功夫，没能掌握纠错的本质.
(二)证据
1.胡适与《淮南子》
胡适于《淮南子》一书用功最勤，成果也最为丰硕。
二程踵事增华，对张载的“洪”“密”之道多有发挥和弘扬。张载在最负盛名的《西铭》中提出的“民胞物与”宇宙观，厘定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自己的“心洪”治学思想标明了最清晰的注脚。清代的江永评价：“《西铭》之道能实体之，浑然与物同体，弘之至也。[18]”程颢在论及《西铭》“言弘之道”时指出：“弘而不毅，则难立；毅而不弘，则无以居之。”程颐则说得更为明白透彻：“弘而不毅，则无规矩；毅而不弘，则隘陋。[18]”二程对“心洪”的解释与张载并无二致，新者在于对“密察”的发挥、补充与拓展。一是赋“毅”以刚强，坚忍、恒久的新意，体现了一种治学态度和行为。二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赋“毅”以规矩，法度，规范的含义。日本学人泽田希在评价二程此论时说得更为直白：“规所以为圆者，矩所以为方者。无规矩，无法则也。[18]”三是溯及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延伸了张载治学思想的儒家文化源流。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发现为这桩公案及其对胡氏治学方法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13-14]。在篇目安排上卷中本承接卷上本。卷上本共十二篇，卷中本只有一篇即第十三篇：汉之哲学。第十三篇共七章；在第六章“迷信与科学”中，胡适开讲中医，展示了他对《黄帝内经》的研读心得，从中可以窥见传统中医理论对胡氏治学方法形成的影响。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胡适对《淮南子》一书的重视、用功及熟稔程度。
7.创办“体验英语俱乐部”第二课堂。该俱乐部定期组织学生开展英语辩论赛、英语演讲、表演、英语广播词大赛、客舱服务口语模拟大赛等口语活动。开展个性化教学，为学生创建语言实践环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2. 胡适与中医
儒、易、医之间具有相关性，古时的鸿儒硕学大多三者“通吃”。胡适长于儒，短于医易两端。孙思邈俗称药王，知名度甚高，初通文墨者几乎人人皆知，胡适不可能不知道，但孙的行医原则带有一定的专业性，胡适知悉与否则很难料定；至于李中梓的《医宗必读》专业性更强，胡适更难知悉。胡适长于史，或许能通过史料来间接地了解孙思邈的行医原则。记录孙思邈行状及行医原则的史料很多，如刘肃《大唐新语·孙思邈》,卢照邻《病梨树赋序》，胡璩《谭宾录·孙思邈》，张读《宣室志·孙思邈》, 杜光庭《仙传拾遗·孙思邈》，后晋史官《旧唐书·孙思邈传》，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孙思邈传》,北宋文臣《太平广记》等，其中的某些史料胡适也许浏览过，但即或浏览也未必就能览到孙思邈条目，即或览到孙思邈条目也未必就一定留意孙思邈的行医原则。总之，这些证据都比较软，夯不实，置信水平不高。
鉴于此，胡适本人对中医的态度取向就变得十分重要，但这方面的证据却相互矛盾：早年他拥赞中医，晚年又爽言排斥。一次胡适生病，西医束手，请中医高手陆仲安医好了，于1930年3月30日在林琴南已先有题字的“秋室经研图”上题下了500多字夸赞陆仲安和“国医”的妙辞[11]。但胡述祖对据此推论胡适崇信中医的观点逐一进行了驳斥[12]，胡适本人晚年对此也矢口否认。胡适在1935年11月为《人与西医》所作的中译本序倒是很能反映他对中医的态度。胡适借西格里斯的话“用一般文化做画布，在那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作引子，对西医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大发感慨，结结实实地为该书当了一回促销员。至于中医，“这样的一部医学史不但能使我们明白新医学发展的过程，还可以使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我们看他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
总之，中医是否医好了胡适的糖尿病以及胡适对中医的臧否态度，成为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桩公案。
再说勤勉与功力。《淮南鸿烈集解》是刘文典的学术代表作，他又是一个狂狷之人，须找个像样的人作序。请人作序，一是要熟络、交好，刘与胡是同事、同乡，又是学术朋友，这个没问题；二是要有名气，胡适归国不久，暴得大名，如日中天，这个也没的说；三是作序者须是道中人，不能说外行话。事实证明，叔雅慧眼识人，胡适不负朋友所托。胡适在序中首先肯定了叔雅的治学路径，继而对史上诸家对《淮南子》的注释一一作了点评，指出叔雅治学精审，自创之解甚多，临末又点出了叔雅所据不足之处：所憾者，“则钱氏之《方言笺疏》未被采及，是也”，如“甚淖而滒”，“聋者可使嗺筋”，倘能古今互证，方言与古训并立，或能多所发明[9]。胡适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将叔雅的大作名列其中。胡适一生研究成果丰厚，领域极为宽阔，但自始至终不离案头者，恐非《淮南王书》莫属。1962年临终前，他还在为此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手稿本撰序，写了几稿均不满意，直到撒手人寰，终成残卷[10]。
古时的医学何以能成为系统的学问呢？在胡适看来，“这是全靠那时代的思想里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可以用来把医药学上许多事实贯穿起来，故成为系统。”这些观念是阴阳，五行，气以及五脏配五行。“有了这些观念，方才可有假设的学理，方才可有系统的理论。[15]”其中，阴阳概念是总纲，有了这个总纲，一切疾病都可以从根本上辨明并融会起来。阴阳失衡人就会生病，要想医好病就必须辨明阴阳的盛衰强弱，而后施以抑强扶弱的治疗方略，使之恢复平衡。《素问·生气通天论》载：“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依胡适所引《内经》，即“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以平为期就是要达到阴阳平衡的目的；所谓“正治”，是依阴阳原理以寒治热，以热治寒。所谓“反治”，是以寒治寒，以热治热。之所以要反治，是因为寒热(阴阳)盛极时，须顺其势而为，若忤逆，譬如一勺水注入油锅，非但不能降低油温，反会炸起，甚或直取了病人的性命。助势而为，直至寒热盛极互相转化，由寒生热或由热生寒。辨明阴阳是病因假设，医疗方略是实证检验。胡适开讲中医即从《内经》入手，由阴阳五行讲起，直抵中医理论的源头，可谓“根红苗正”；开讲时间是1919年，恰是他治学方法的绸缪期，得自于“国医”的滋润与涵养是毋庸置疑的。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第六章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医，二是天文。在中医部分，主要讲核心概念之于假设能力形成之间的关系；在天文部分，既有假设也有检验，重心在于检验。所据主要是《黄帝内经》《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总之不离汉唐范围。据此可以引申出两个推断：一是胡适粗通医理，了解孙思邈及其行医准则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二是胡适治学方法的另一个传统文化源头是汉代的天文学。孙思邈的“胆欲大而心欲小”，再加上汉代天文学的假设与求证精神，稍加联想，即可生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胡氏学说来。
二、宋儒影响假设及证据
宋儒治学方法有归纳，有演绎，有类比，有推论，有科学假设也不轻视实践检验，更有秩序，更见体系[16]。其中，与胡适治学方法最为神似的当推张载的“文则要密察，心则要洪放”[17]。朱熹和吕祖谦在编纂《近思录》时删除去了“则”字，简成“文要密察，心要洪放[18]”收入卷二《论学》中，对后儒治学影响所极甚远。
“文要密察”的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礼记·中庸》：“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对此的解释是：“文，文章也。理，条理也。密，详细也；察，明辨也。[19]”就是说，作文或治学要有条理，要讲逻辑，要一丝不苟，要审慎明辨，后两层意思非常接近于“小心的求证”。
胡适的治学方法或从“淮南子·主术训”中的“心欲小而志欲大”受到启发。“心小者，禁于微也”：论证要明察秋毫，一丝疑点都不放过；“志大者，无不怀也”：天下万物都能成为自己思考的对象，都是自己形成假设的源头。正如《系辞》言：“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天下之能事毕矣。”
设想很好，说来也简单，但增加作物轮作的多样性实施起来却很困难。这是因为整个农业系统是约定俗成的：许多地区的农民只专门种植某些作物，比如小麦或土豆，他们依靠传统的方法和经验来获得高产，附近通常也没有额外增加作物的市场，另外，储藏加工设施、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顾问的咨询范围和决策者的关注重点会倾向和面向当地的主要作物。法国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农学家安托万·梅赛恩（Antoine Messean）说道，“一切都围绕当地主要农作物组织起来，这些主要农作物需要大量投入，因此这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很难摆脱。”
村长差点晕死，一边扇自己的巴掌一边大骂镇长，当然不是当面骂。他骂镇长吃屎的，这样的消息居然不知道，还把茶场给了牛皮糖。他骂镇长是祸兜子，本来不同意把茶场送出去，他硬插手要给人家，弄出个天大麻烦。茶场不要回来，上面会恼火。要回吧，起码脱身皮。
先说他的成果。1919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汉之哲学”的第三章专论《淮南子》。1929年，为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作序；1927-1930年，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其中第五章专论“淮南王书”；1931年年底，抽出第五章由新月书店单独成书出版，并于翌年赠送蒋介石，意在劝蒋治国要不侵官，不越权，行无为之道。
唐代名医孙思邈即奉此为终生行医的圭臬。他结合自己的行医实践和体会对《淮南子》的说法儿稍加改造：将“志”改为“胆”并颠倒了句式并列的位置。《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初唐四杰”卢照邻患有风疾，请孙思邈医疗；两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张载自己对“心洪”二字的解释是：“大其心，则能体下天之物；物有未体，则为有外。”“心弘则是，不弘则不是。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则当以博大求之，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也。[20]”总之，只要心大无外，则宇宙星辰，人我万物，就都是学者应当思考、探索和格致的对象。《西铭》中提出的“民胞物与”的世界观，与普天之下的人与物融为一体，最能体现张载“心洪”的治学思想。程颢也指出：“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须得。[18]”
洪与密，弘与毅，是宋儒治学过程中的一体两面。在立说和问题形成过程中，要放飞想象，思考和探索的对象要无所不包，思想所及要大而无外；在考察论证过程中又要审问、慎思、明辨与详察之。
胡适受宋儒治学方法影响的证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近思录》。《近思录》是理学的入门及浅近之说，是朱熹和吕祖谦有感于周、张、程四子治学思想宏大无边，特辑选其精华而又切于日用者共622条，为初学者搭建一个入门的阶梯。问世后好评如潮，各种注释及续编仅国内就有近200种，影响远及日韩诸国。胡适于1906年初读《近思录》：“我二哥劝我读朱子的《近思录》，这是我读理学的第一部。……这些书引我去读宋明理学书，但我读的并不多，只读了王守仁的《传习录》和《正谊堂丛书》内的程朱语录。[21]”这一年胡适15岁。10年后胡适撰文《读书》方法时，对张载的“学则须疑”、程颐的“学原于思”的治学思想以及程颢的“大其心使开阔”的博学精神大加推崇[22]，而这些治学思想、精神及其具体语录条目均出自《近思录》。但胡适所荐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并未收入《近思录》，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濂关洛闽的名作大多已经收入，没有再列《近思录》的必要，抑或确如梁启超所言“挂漏太多”。倒是钱穆另具慧眼，他为中国人仅开列了7部国学经典，其中便有《近思录》。
二是张载的《经学理窟》。《经学理窟》共分五篇，除第一篇和第五篇外，张载在其余三篇论及的都是治经、治学方法和教育问题。胡适在《读书》一文中提到的“学贵心悟”，“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杂记，不(思)则还塞之矣”，以及他在其它文章中所推崇的学贵有疑的治学精神，均出自于《经学理窟》，说明胡适对这张载的这一论学名作十分熟稔。而“心则要洪放，文则要密察”就出于其中的第二篇。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建筑工程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EPC已经成为当下常用的一种管理模式，然而在实际应用中还是会出现一定的风险，不利于工程的有效开展，因此，必须通过针对性地风险防控措施进行处理。
三是胡适自陈。1959年胡适参加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宣读了《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论文，将自己治学方法的源头溯及宋儒理学。在该文的最后一节，胡适从“即物而穷其理”“以求至乎极”新儒家的格物致知论开始，简单地触及二程对“物”的定义以及张载的学贵有疑的治学精神后，便着重论述了朱熹通过“立疑”和“释疑”过程所创立的“一套关于研究探索的精神、方法、步骤的原则”。就“立疑”而言，朱熹曾放胆对古尚书二十五篇的真伪提出过怀疑，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也太敏感，以致大约过了500年之后接力棒传到阎若璩的手中才获圆满释疑。胡适认为：“怀疑和解除怀疑的方法只是假设和求证。”当然，“要有证据才可以怀疑，更要有证据才可以解决怀疑”。这是一个“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的怀疑与小心的求证的传统——一个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23]”
这证据三最直接，最有力，最可靠。恰如该文的编者按所言，这是胡适“自己一生对中国哲学思想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估量的一个总结”[24]。但证据一和证据二也并非可有可无，因为它反映了胡适早期治学方法形成的文脉与渊源，恰如食过第三张饼饱腹了而不能因此说前两张没抵饿一样。
根据《水文调查规范》[1]，本次测量采用水文四等测量，在测量比降的同时对大断面处洪痕施测以确定最高洪水位。高程成果取断面两侧高程算术平均值，并据此算出比降。测量成果见下表1。
三、结语
胡适治学方法的源流可能起于汉唐的《淮南子》，起于那时的天文与中医，甚至远至战国的《中庸》，更可能起于宋代的濂关洛闽以及清代的乾嘉学派，长长的一大串起点都有可能给胡适学说的酝酿与形成埋下火种；上世纪初叶，西风东渐，鼓动着新文化运动高高扬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宛然为胡氏学说的形成备好了干柴，胡适乘“西风”归来就势投下火种，使之熊熊燃烧起来。中学为体，“西风”为用，胡适治学方法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浸淫和西学轻巧撩拨的结果。唐德刚说：“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25]”此言不无道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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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子·微明》：“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有关“志宏心细”的论题与《淮南子》大同小异。《文子》有两个版本，一为竹简本(1973年于河北定县八角2廊汉墓出土)，一为今本。关于《文子》两个版本之间及其与《淮南子》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学界仍无定论。总体上说有以下几种观点：简本与今本《文子》应当区别对待；今本《文子》大量抄袭《淮南子》；《淮南子》抄袭了《文子》，今本《文子》大体可信；《文子》和《淮南子》相互抄袭；《文子》和《淮南子》具有同源性，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所以，到底是《淮南子》在先，还是《文子》，目前尚无定论.
[8] 《旧唐书。孙思邈传》所载与此几乎完全相同。《新唐书·孙思邈传》的记载则出入很大。在《新唐书》中，卢照邻先问疗疾之术，孙思邈的答词与《大唐新语》如出一辙。照邻复问：“人事奈何?”曰：“心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之谓也。胆为之将，以果决为务，故欲大。《诗》曰：‘赳赳武夫，公假干城。’大之谓也。仁者静，地之象，地之象，故欲方。《传》曰：‘不为利加，不为义疚。’方之谓也。智者动，天之象，故欲圆。《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圆之谓也。”《新唐书》系宋儒所编，为“胆大心细，智圆行方”附加了君臣上下，乾坤阴阳的解释。相比较而言，对孙思邈行状的描述，《大唐新语》更确切。一则，在几个涉及孙思邈行状的史记中，《大唐新语》成书最早(820之前)，与“药王”(孙思邈)较宋儒更为亲近，所述应更为翔实。而到了宋代，按顾颉刚《古史辩》的说法：“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二则，孙思邈是医者，《大唐新语》所述更近于医者的风貌，而宋儒所述则穿凿附会。三则，史学家对《大唐新语》所评甚高。周勋初在《唐代笔记小说叙录》中认为：按诸实际，《大唐新语》可说是部真正的史书。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评价《大唐新书》：刘氏之书虽为杂史，然其中除谐谑一篇，稍嫌芜琐外，大都出自国史。尽管《大唐新语》的作者刘肃在自序里自谦地表示：“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但丝毫未曾影响史学家对它的认可与评价。关于孙思邈传的史源及嬗变，宋珍民所述最为详尽(宋珍民：《<旧唐书.孙思邈传>之史源》，中华医史杂志，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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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rigin of Hu Shi ’s Research Method in Traditional Cultures of China
LU Jie-ran，WANG Zhi-qiang，LU Chang-chong
(School of Financ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China )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Hu shi’s research method is “bold hypothesis and careful verification”. On the base of the existed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Hu shi’s research spirits, the authors boldly presumes its origin firstly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astronomy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secondly in the schools of Lian, Guan, Luo and Min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carefully find the evidences to support these assumptions. We assume that Hu shi’s research methods had experienced a long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refinement, and would be the result with a long-term immersi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iggered suddenly by Western learning.
Key words ：Hu Shi’s research method; assumptions originated in Han,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vidences supporting
中图分类号： G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19)04-0160-06
收稿日期： 2018-09-20
修回日期： 2019-02-09
作者简介： 卢介然(1986-)，男，辽宁大连人，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专业博士候选人。
(本文责编：海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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