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监修国史制度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唐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 —5332（2002）01—0027—05
监修国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官员。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司徒崔浩就曾“监秘书事”、“综理史务”（注：《魏书》卷35，《崔浩传》。）。这里的“监秘书事”实际就是监修国史（注：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八章之四《六世纪北朝官修制度的变化与风气》，台湾学生书局1990版，第413页。）。 北齐修撰国史，监修人员径称“监国史”，当时重臣如高隆之、赵彦深、祖珽等均曾兼任此职。北周无“监国史”之名，但大臣赵善曾“监著作”（注：《周书》卷34，《赵善传》。），实即监修国史。唐朝设监修国史，就目前史料来看，肇始于贞观时期房玄龄担任此职，具体时间各书记载则稍有歧异，如《贞观政要》卷2《任贤》说是“（贞观）三年， （房玄龄）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则云：“（贞观）三年……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 ”据此， 房玄龄之出任监修的时间一说为贞观三年（629）一说为四年（630）。但按《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房升任尚书左仆射在贞观三年（629）二月，而不在“明年”， 因此《旧唐书·房玄龄传》的记载应有误，监修国史之设当依《贞观政要》，在贞观三年（629）。贞观三年（629）之后，监修国史的设置遂形成定制，直至唐朝灭亡。监修国史制度，作为唐代史学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加强当局对国史修撰的控制。对这项制度，各种史学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语焉不详，或有错误。兹谨掇拾有关史料试做考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制度的认识。
一、唐代监修国史的职责
监修国史，作为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其具体职责史无明文，但从有关记载来看，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高宗咸亨年间，大臣许敬宗曾主持编纂国史，为高宗所不满，于是便由监修国史刘仁轨等“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进行刊改；中宗景龙年间，名史家刘知几曾进入国家修史机构——史馆工作，据他自己说，是奉监修国史的“高命”（注：《史通》卷20，《忤时》。）。《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有如下一段记载：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宝，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史馆修撰，兼判馆事，又以兵部尚书裴垍为太子宾客。以疾罢相，拜兵部尚书，久未任朝谢。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复监修国史，与垍有隙，又以垍抱病方退，不宜以《贞元实录》上进，故史官皆罢，垍亦更移散秩。
据此，史馆原史官的罢免、新史官的任命都决定于监修国史。按《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和《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 采撰二》，《德宗实录》已于元和五年（810）十月由裴垍等撰成奏上， 而且修史诸人各已受赏进秩，因此，此条记载所记李吉甫之事未必属实，但联系李仁实、刘知几修史、入馆的经过，其所反映的由监修国史决定史官任免的情况则应是可信的。刘知几曾对大臣监修国史有所批评，说他们“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职》。），这也从反面说明史馆修撰人员的引进升降是由监修国史负责的。
第二，负责史书编修工作。中宗景龙二年（708）四月， 大臣韦巨源等五人同时担任监修国史，时为史官的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愤然“求罢史职”（注：《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并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书，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责，或云‘坟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岁序已淹，何时辍手’。切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注：《史通》卷20，《忤时》。）从刘知几的这几段话来看，对修史原则做出具体的斟酌决断，对修史人员做出适当的分工安排，对修史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管理，都在监修国史的职责范围之内，只是景龙年间，监修过多，没有较好地履行上述职责，才招致刘知几的强烈不满和严辞批评。
第三，裁断疑难。唐朝曾在宫禁之中设立史馆，作为修撰国史的场所，目的是“重其职而秘其事”。但玄宗开元年间，却屡有犯禁，“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使“国之大典，散在数处”。针对这种情况，开元十五年（727）， 宰相李元纮建议“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在外修史》。又，李元纮提出建议的时间，《唐会要》作“二十五年”，其时李元纮早已作古，显误。）。两《唐书·李元纮传》均未载其曾任监修国史，然从诸书看，从开元十五年（727）监修国史张说致仕至十七年（729）宰相萧嵩出任监修国史，其间缺乏监修国史的人选记载，而此时恰为李元纮宰相任期，承乏者当即李元纮，提出上述建议则是他尽了监修国史的职责。永贞年间，“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为了纠正这种“乖阙”，监修国史韦执谊建议“自今已后，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锁。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余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又，韦执谊提出建议的时间，《唐会要》作“贞元元年”，韦执谊之任相在永贞元年（805 ），《唐会要》误。）馆外修史虽为监修国史们一再反对，但由于史官均系兼职，为保证修史的连续性，有时又不得不采取变通措施。这也由监修国史提出解决办法，如长庆三年（823）， 史官沈传师出任湖南观察使，他所负责的一部分史稿，就由监修国史杜元颖上书皇上，“伏望勒就湖南修毕”（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在外修史》。）
第四，审正史稿。史书修成之后，在奏呈皇帝以前，都要先经由监修国史审正。如宪宗元和年间，史官韦处厚撰成《顺宗实录》三卷，但监修国史李吉甫认为“未周悉”，又令史官韩愈重修。韩愈与其他史官沈传师、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寻检诏敕”，终于修成五卷本新《顺宗实录》。韩愈本人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即使这样，李吉甫仍然“慎重其事”，将《顺宗实录》带回家中，“欲更研讨”。（注：《韩昌黎文集》卷8， 《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
除以上数点外，监修国史有时还亲操刀笔参与修史工作，高宗时，许敬宗任监修国史，为国史写了“高宗本纪及永徽名臣、四夷等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注：《史通》卷12，《古今正史》。）宪宗时，裴垍任监修国史，参与了《德宗实录》的写作，《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后的史论就出自他的手笔。
二、唐代监修国史制度的演变
自贞观时初设，以迄唐朝灭亡，唐代的监修国史制度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还经历了若干变化：
——监修国史的员额有所变化。唐朝三百年，各个时期监修国史的员额并不完全相同。太宗贞观时期实行的是一相监修制，终太宗之世，只有房玄龄一人担任监修国史。《旧唐书》卷78《高季辅传》说“（贞观）二十二年，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监修国史，赐爵蓨县公”，似乎高季辅曾于太宗末年担任监修国史。但按《旧唐书》卷4 《高宗纪上》，高之任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是在贞观二十三年（649 ）五月太宗驾崩之后，因此，高之任监修国史亦应在高宗统治之初。
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及玄宗开元前期，基本上是多相监修制，即同时间往往有数位宰相担任监修国史。如高宗永徽四年（653）， 担任监修国史的有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张行成、高季辅、柳奭、来济等七人；中宗景龙二年（708）四月，担任该职的有韦巨源、 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等五人；玄宗先天元年（712）八月， 窦怀贞、刘幽求、魏知古、崔湜四人同时被任命此职。
自玄宗开元后期起以迄唐亡，再次实行一相监修制。但这时的监修国史并不是像贞观时期那样由某人长期兼任，而是逐渐演变为某一级别宰相的固定兼职，具有身份标志的意味，如在宣宗及其以后诸朝，监修国史例由次相兼任。（注：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云：“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洪（正字犯宣祖庙讳）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按诸有关记载，实应为：首相为太清宫使，带弘文馆大学士，次相、第三相依次带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第四相不带衔。又，台湾学者张荣芳先生认为宋敏求所云是太宗朝“史馆制度初立时的情况”。按，弘文馆初设于高祖武德四年（621），称修文馆，太宗贞观九年（635），始改称弘文馆，但只有学士，无大学士，后名称数易，至玄宗时方复旧。集贤殿，太宗时无此称，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始改集仙殿为集贤殿， 改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至于以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分别入衔，更是很晚以后的事，如敬宗时牛僧孺尚以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同时兼任集贤殿大学士和监修国史，文宗时宰相贾
也曾同时兼任过集贤殿大学士和监修国史。因此，宋敏求所云决非贞观年间史馆制度初立时的情况。张说见其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第三章第一节《史馆的创立及其演变》，台湾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版，第52 页；又见所著《考论得失，惩恶劝善》一文， 载郑钦仁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有学者认为，唐朝后期昭宗、哀帝两朝“又再复行多相监修之制”，（注：《唐代的史馆与史官》第三章第一节，《史馆的创立及其演变》，第55页。）显然是不了解唐朝后期监修国史制度的特点。
——监修国史的身份偶有变化。国史的取舍褒贬，关乎当权者的荣辱利害，因此，北魏以来，监修国史者例为国家重臣。在唐朝，担任监修国史者则绝大多数都是宰相，如前举房玄龄、长孙无忌、于志宁、高季辅等等无一例外，但偶尔也有其他人员充任，如高宗朝的令狐德棻、武周时期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注：关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之任监修，两《唐书》本传均无记载，但《唐会要》卷63，《史馆上·在外修史》所载时人吴兢开元十四年（726）七月的奏疏称：“臣往者长安、 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是则张昌宗、张易之亦曾为监修。二张为武则天幸臣，其任监修亦当在武则天时期，或即长安年间。）、玄宗朝的姜皎，或为史界泰斗，或为皇帝宠臣，均非宰相。武三思于证圣元年（695）初任监修国史时为春官尚书， 两年之后方才升任宰相。当然，这种情况极为少见，而且全部发生在玄宗开元初期及其以前，之后便销声匿迹，无复如此。
——监修国史的名称曾有变化。玄宗以前，监修国史之称号恰如其名，玄宗至德宗时，改称“修国史”，德宗之后又恢复旧称，以迄唐末。
附：唐代监修国史名录
有唐一代，从太宗时起至唐朝灭亡，有许多大臣曾经担任过监修国史。然而，由于史料的阙如，不少已经湮没无闻，现在可以考知的仅有110人，兹按时代先后将其胪列于下：
太宗时期：房玄龄。
高宗时期：高季辅、张行成、长孙无忌、于志宁、柳奭、来济、褚遂良、韩瑗、令狐德棻、李义府（注：李义府在高宗时期曾两任监修国史，第一次在永徽六年（655）七月至显庆三年（658）十一月，第二次始于显庆四年（659）七月，龙朔二年（662）七月丁忧去职，九月起复，龙朔三年（663）四月，因罪流放。）、崔敦礼、许敬宗、刘仁轨、郝处俊、李敬玄、高智周、崔知温。（注：《旧唐书》卷59，《许圉师传》：“显庆二年，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张荣芳据此认为许圉师曾于显庆二年（657）担任监修国史，恐非。 因为据《旧唐书》卷4，《高宗记》， 许初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在显庆四年（659）四月，许传所载时间显然与此不符。据《唐会要》卷63， 《史馆上·修国史》，显庆四年（659）二月以前， 中书令许敬宗等曾“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许圉师曾参与其事，其时他的身份很可能就是“兼修国史”。许传的记载当是将“同中书门下三品”误置于“兼修国史”之前。《新唐书》卷90许传未载许圉师任监修国史事，或正是有鉴于此。张说见其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附录三《唐代宰相监修国史表》，第271页。）
武周时期：武承嗣、范履冰、武三思、李峤、朱敬则、韦承庆、张易之、张昌宗。（注：《新唐书》卷61，《宰相表上》：“（圣历元年）十月癸卯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台少监监修国史知凤阁侍郎李峤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张荣芳据此认为姚崇曾于武周时期担任过监修国史。细玩此段文字，可知张氏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显然是因为句读时，误将“麟台少监监修国史”上属，当成了姚崇的新职务。正确的句读应为：“（圣历元年）十月癸卯，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台少监·监修国史·知凤阁侍郎李峤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此外，还应指出，《新唐书》此段关于李峤原官衔的记载可能存在错误，如据两《唐书·李峤传》，李峤任相前曾为知天官侍郎事，并未知凤阁侍郎；他任相前为“兼修国史”，而非监修国史。张说见其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附录三《唐代宰相监修国史表》，第272页。）
中宗时期：豆卢钦望、祝钦明、张柬之、魏元忠、杨再思、李峤、萧至忠、韦巨源、纪处讷、宗楚客、韦安石、唐休璟、苏瑰、韦温、赵彦昭。
睿宗时期：张说、陆象先、岑羲。
玄宗时期：窦怀贞、 刘幽求（注：刘幽求曾先后于先天元年（712）八月和开元元年（713）八月两度出任监修国史。）、魏知古、 崔湜、张说、姚崇、姜皎、宋璟、苏颋、李元纮、萧嵩、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
肃宗时期：李揆、萧华。
代宗时期：元载、杨绾。
德宗时期：崔佑甫、张镒、关播、刘从一、李泌、齐抗。
顺宗时期：韦执谊。
宪宗时期：裴垍、李吉甫
穆宗时期：杜元颖。
敬宗时期：牛僧孺。
文宗时期：韦处厚、路隋、贾、李固言、郑覃。
武宗时期：陈夷行、李绅、李让夷、郑肃。
宣宗时期：周墀、崔铉、崔龟从、令狐绹、魏谟、郑朗、崔慎由、萧邺（注：《旧唐书》卷166，《白敏中传》：“会昌末， 同平章事，兼刑部尚书、集贤史馆大学士。”张荣芳认为此处的“集贤史馆大学士”即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按唐朝后期，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例由宰相分任，因此，此处的“集贤史馆大学士”似乎应为集贤殿大学士之误。当然，白敏中在宣宗朝长期担任首相，在到达这一人臣的顶点之前，他极有可能做过次相，因此，他也并非没有兼任监修国史的可能，但这还需要更直接的史料证据。张说见其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附录三《唐代宰相监修国史表》，第277页。）。
懿宗时期：夏侯孜（注：《全唐文》卷83载有懿宗《授白敏中宏文馆大学士等制》，记述了唐廷对白敏中、夏侯孜和蒋伸等三人的任命，其中三人的原官衔分别为特进·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张章事、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和金紫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新授官衔则只有白敏中的，是兼充太清宫使·宏文馆大学士，余二人的则因制书残缺而付阙。按唐后期惯例，首相充太清宫使，次相兼监修国史，第三相任集贤殿大学士，因此，可以断定夏侯孜和蒋伸的新官衔应该分别为监修国史和集贤殿大学士。）、蒋伸、杜审权、曹确、韦保衡。
僖宗时期：郑畋、裴澈、萧遘、孔纬。
昭宗时期：杜让能、刘崇望、崔昭纬、徐彦若、王抟、孙偓、崔胤、陆扆、陆贽、裴枢。哀帝时期：独孤损、崔远（注：《全唐文》卷92载有哀帝《授裴枢、崔远左右仆射制》，据此制，崔远的原官衔中有监修国史一职。《旧唐书》卷20下，《昭宗纪》也记载了授裴枢、崔远左右仆射一事，但崔的原官衔中却只有集贤殿大学士，而另一位和他同时受到新任命的大臣独孤损的原官衔中倒有监修国史一职。同记一事而抵牾如此，真不知如何取舍，姑暂两存之。）、张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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