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社会和谐——中国经济学的世纪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课题论文,经济学论文,社会和谐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可低估。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了同样以惊人速度扩张的贫富差距、生态恶化、资源匮乏以及腐败蔓延、就业形势严峻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多问题和矛盾没有得到预期的解决或减缓，而是不断的反弹、积累，甚至越来越严重。如果说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出现某些不平衡的状况难以避免，但也应该是有限度、可控制和在一定时期内可以逐步消除的。可事实是这些问题已经到了关系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甚至影响社会公正、和谐和安定的程度。
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密切相关，我们有理由反思：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与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并存，且在某种程度上呈正相关关系的现象，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在某些方面的缺失？坦率地说，中国现存的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矛盾的综合反映，并非单纯地靠经济改革本身就能够解决，经济学也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的解释。但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视野除了经济领域本身之外，对于改革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及可能带来的社会联动后果，看来却缺乏必要的预见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其重要原因之一，与如何理解和界定经济学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有密切的联系。按照传统的意义来说，经济学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在生产、交换和消费中能够得到最佳配置、并取得最大效用的学科，这似乎无可非议。但如果忽略了经济学的社会、历史属性，必然导致对现实社会中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等一系列社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的忽略，把经济学研究置于在某种设定环境下进行演绎和推导的过程，经济学与现实的距离被拉大了，甚至脱离了现实，至少是忽略了经济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当前的经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确有一种脱离政治、脱离社会、脱离对制度和利益关系研究的倾向，陷入到一种纯粹的数字和数学推演之中，走入了另一个极端。数字固然重要，但如何解释和看待这些数字同样重要。
从经济学诞生之时起，有关经济学究竟是一门在一定假定前提下进行严密的逻辑演绎和实证分析的学科，还是一门具有社会属性，包含价值评判，既研究经济现象，同时也重视经济关系分析的学科，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时至今日，争论的焦点更多地倾向于经济学的涵盖面和方法论。80年代初，经济社会学在美国初露端倪，此后，用经济学工具对被认为是非经济领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加里·贝克尔和阿玛亚蒂·森都在90年代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们看来，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界限也许需要重新界定，或许根本就很难界定。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阿玛亚蒂·森，其研究领域以关注公平与贫困问题而著称，其理论已经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范围。在一次访谈中他曾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认为与经济学家相关的范围十分狭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针对当代经济学的……今天相当部分被称作社会学的东西，当年曾是边沁、穆勒、马克思和斯密写作的内容。质疑这些著作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两者是合一的。”（注：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9页。）
的确，经济与社会密不可分，特别是在经济与社会转型期间两者的这种互动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改革打破了原有社会系统的均衡，客观上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已经涉及到对原有经济社会运行机制的根本性改变，即使是某些渐进式的变化也与原先存在的社会运行系统难以相容。当改革作为一种变量逐步积累而其他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些社会现象在不协调的畸形环境下产生了，例如形形色色的地下经济活动、腐败等。社会系统内各方面的力量相互摩擦、甚至对抗就不可避免。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强烈的实践性，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令中国经济学界多少有点汗颜的是：对“三农”问题进行深入揭示并引起世人高度关注的并非是经济学家，而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出于对股份制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首先提出诘问、进而引发了广泛争论的不是出自内地，而是来自香港的学者；再有，对计划经济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系统经济学分析的，首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教授。以上事实说明，呼唤中国经济学研究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绝不是杞人忧天似的空穴来风。
二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已不可逆转，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导向中，实际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理论，它隐含的前提是：由于一般均衡理论和帕累托最优定理，已经证明了自由竞争能够使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并且能够使全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化，因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天然的和谐性。这种经济学理论考虑的仅仅是经济部门内部的问题，至于其他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因素，却被自然而然地抽象掉了。这种理论在一系列严格假定的前提下，按照数学推理的模式，一步步地来论证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想社会目标。当然，不能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理论完全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走，但总体上是围绕产权改革、民进国退、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来进行的，旨在通过产权变革来对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造。改革的方向当然无可非议，但为什么在实践中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主要原因归结于人们质疑产权交易过程中的公平性与透明性，而公平与透明是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来保证的，而且要求一个成熟的要素市场作为交易的场所。中国显然还不具备上述条件。是先形成产权交易的条件然后再进行产权改革，还是边改边创造条件，这是路径选择和改革的程序问题。这里无意评判改革程序孰优孰劣，只是想要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进行的任何一项改革，无论理论或是实践都应该充分考虑到改革出发点时存在的背景，及各方面因素可能对改革产生的影响，以及设定的改革目标对社会各方面可能产生的后果，以此来权衡利弊，正确决策。
我们不妨把起始于上世纪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80年代中后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过程，与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进行一下简单地对比，不难看出二者的差别，前者显然缺乏一种系统的、经过精密设计的方案或理论作为改革的依据，而是走一步看一步或者看几步，重视经验的积累、在取得局部突破的经验后再大面积地推广，并注意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邓小平同志把它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后者的改革由于历史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国家也已经确立了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因而有可能也确实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和改革方案。关于改革是以渐进方式还是以“一揽子计划”的方式为好，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国外的经济学家曾经针对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过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甚至可以追溯到欧洲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一般来说，持理性主义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看作是一个按逻辑演绎的过程。穆勒甚至认为经济学的结论如同几何学的结论一样，只有在抽象的意义上才是真的，是理性演绎分析的集合。曾经为前苏联的改革开出“休克疗法”药方的杰佛里·萨克斯把休克疗法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稳定宏观经济、实现经济自由化、建立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倾向于经验主义、主张渐进式改革的经济学家则从具有逻辑完美性的“休克疗法”使前苏联的经济近于崩溃的事实出发，反对纯粹从理论推导出发来进行改革方案的设计，主张重视改革经验及积累的信息存量，以避免过快的改革推进速度割断既存的经济联系而引起社会的动荡。
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把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天然不变前提的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经济组织等看作影响经济发展的、并亟待解释的关键性内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注：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页。）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相对于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来说，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而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定义则表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是一个历史过程。尤其是组成“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非正式约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经济改革及理论研究的全新视角和分析方法，促使我们从单纯的转变资源配置机制角度来看待经济改革，转向既重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同时又对与此相关的制度及制度变迁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历史经验表明：试图以某种西方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蓝本是不现实的。诚然，国外经济学说的大量传入在不断地影响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的走向，但是中国改革的实践应当促使我们在充分吸取西方经济理论的有益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改革的具体情况进行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创新的意义不在于把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即把它移植过来，再加上中国式的诠释即可一蹴而就，而在于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在普遍认可的经济学范畴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在研究范式、研究范围、体系结构等方面体现出中国的特色，并对中国经济改革及社会演进的关系及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关口，西方国家面临的生态和资源危机，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转型期的矛盾在中国同时并存。经济改革的客观进程在要求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加快步伐的同时，也显示出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和创新的历史性需求。事实上，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的愿望，并非起始于时下，早在上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少仁人志士有感于中国的贫弱，已经认识到经济学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上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经济史专家唐庆增先生就曾经说过：“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盖一国自有其特殊之环境与其需要，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注：转引自叶世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我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和新的理论资源。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更是一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全球发展的经济思想。各个国家除了面对自身的具体经济发展问题，都共同面对着两个无法回避的矛盾：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社会伦理在这里主要是指经济增长与人的关系、与社会公平、公正、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生态伦理主要指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两个矛盾其实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一直存在，但成为全球性的突出矛盾、足以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并引起广泛关注，应该说是近几十年的事。科学发展观不论把它视为一种理念还是一种思想，其形成和提出是历史的必然。任何经济学说都不可能没有思想源泉，而思想是对历史与现实演进进行深入思考的产物。如果说资本主义初期经济发展主要受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表现为无限需求与有限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而使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经济增长，那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则表现为如何合理的应用科学技术，把单向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多元目标。经济学不但要研究增长和发展，还要研究怎样才能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尽可能符合这样一个多元目标。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就对人类中心主义意识进行过强烈的批判，指出人类对自然毫无节制的索取最终将导致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崩溃。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人的精神迷失、个性泯灭、甚至人性扭曲的反省和批判，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中就已经充分体现。虽然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作过深刻的阐述，但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没有解决好经济增长同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机融合，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本质，使作为手段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目的做到了有机的统一，标志着人本理念和生态伦理在经济发展大潮中的回归。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已经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国策确立下来，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进而为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广阔的前景，为中国经济学规范层面上的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持。
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关的政治架构和制度建设，因而，中国经济学具有强烈的改革色彩和实践色彩，它至少还应该具备下列要素：
一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围绕改革进行研究。改革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当然经济改革理论也是一个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改革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应该是一个不断调整自己的逻辑起点的过程。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资源的最优配置、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作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一样。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也不难看出，改革之初以放权、激励为主，到后来的承包制及两权分离，一直到现在的产权制度改革，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理论上的逻辑出发点。当然，这是从强调改革理论的动态性来谈的，如何来确定这样一个逻辑起点，与我们对某一历史时期形势的判断正确与否有直接的联系。
二是中国经济学不但要研究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过程，更要注重研究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的经济改革及其过程。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时间，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还不到三十年。承认市场经济的同一性，并不能完全否定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导致的市场经济的差异性及特殊性。在中国，多元经济并存以及不同改革程度及速度并存不但是客观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地区间巨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决定了这一点。仅从地域面积和人口来看，中国的二十几个省就相当于二十几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且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可能各自都有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途径和发展规律，如果都采取同样的政策，就难免出现偏差。对理论研究和改革政策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并不可取。相对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具体情况，对某种理论采用同一标准来判断其“激进”或是“保守”也是不恰当的。
三是中国经济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除了充分吸取西方经济学严谨的实证演绎的长处外，尤其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把经济理论研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机的结合起来。以经济研究为出发点，综合分析和把握相关的政治架构、历史文化、改革以来形成的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经济关系等因素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以及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辨析出社会的变化与走向，倾听到民众的呼声与诉求。早在19世纪，以批判古典经济学而著称、产生于德国的历史学派认为古典经济学从抽象概念出发，用演绎的方法推导出一些基本命题来作为普遍意义的经济规律，割裂了事物本来存在的有机联系(历史学派对后来产生于美国的制度经济学具有深刻的影响)。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强调用辩证法来分析和认识经济现象，把经济过程看作是逻辑与历史过程的统一，并十分重视通过对经济利益关系的分析来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但是，从“边际革命”到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越来越陷入实证与演绎的循环，并对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范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研究方法发生了与时俱进的转变，但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放弃了某些传统的、但也是极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思想。
四是中国的经济理论从内容体系上应该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从横向上广泛吸取中外不同的经济理论和学说，以及对其他社会科学成果的尊重与采纳，而且从纵向上体现为继承和发扬中国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和优秀的传统文化。社会科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笼统到专业，再由专业研究领域的细化到各专业相互交叉、融合，最后又形成新的综合性学科的辩证发展过程。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也说明了这一趋势。这一趋势反证了全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具体到一个国家，任何社会科学无不表现出对本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及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教育和经济理论研究起始于改革开放，从理论研究的起点来看，应该说有后发优势，越来越开放的学术交流、研究环境和丰富的改革开放实践，也为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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