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职业学校“应试教育”现象透析——兼论中等职业教育的动力、规模、效应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对策论文,效应论文,中等职业学校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当普通中学深受“应试教育”之苦，探索转向素质教育的新道路时，中等职业学校却开始重演普通中学“应试教育”的悲剧。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不，笔者以为，正如普通中学“应试教育”的产生有其必然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教育内部的条件一样，职业中学“应试教育”的重演也有内在的社会与教育的根源。在职业中学“应试教育”才刚刚开始的情况下，探索职业中学“应试教育”的表现、弊端、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对策，无疑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应试教育”现象及其弊端
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逐步扩张为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打开了上大学的希望之门。然而，由于高职起步晚，在招生考试制度上尚未摆脱普通高校的模式，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与中等职业教育衔接还存在问题。
例如：高职招生考试采取3+2模式，数学、语文、外语三门文化课由全省统考，另外两门专业理论课由招生学校命题。就前者而言，按国家教委规定，职业学校文化课、专业基础课及技能训练课的比例为3:3:4，由此自然决定了中职毕业生技能强于文化知识的状况；就后者而言，“高职专业课考试仅从将来学习需要出发设置考试科目，有的经常变更，有的甚至指定教材版本”，而这些科目与教材版本与中职开设的专业及教学计划没有多少联系。这两种状况，增加了高职考试的难度，而另一方面，中职毕业生由于就业困难，升学愿望更加强烈，这两种因素合二为一，导致了升学竞争的加剧，“应试教育”的产生。
首先，为确保与高考相关的科目，压缩职业中学原有课程。具体而言，一是压缩专业基础课与技能训练，突出文化课程。二是压缩与高考无关的职业技能课程，以确保专业理论课考试过关。这样一来，学校主修课程几乎全与高考科目接轨。
其次，为提高高考率与学生的应该能力，增加参考人数，举办各种高考辅导班。
上述两种情况在各类中职学校皆存在。在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教学与大专自考接轨已成为时尚。最初，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在学习中专课程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自学考试，以期毕业时拿到双证书，增加就业机会。这本来不是坏事。但当这种个体行为转化为社会行为，成为中专办学目标时，就产生了负效应：不少学校把本来开设的一些专业和大专自学考试接轨，课程、教材、时间的安排完全同大专自考同步，中专成为大专自考的辅导站。由于跟在自考指挥棒后爬行，中专教学时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课程讲了一半，自考教材才来到；为了使学生赶上当年的考试，有时只好将应放在普通课或基础课后面讲的专业课程提前开课，导致学无基础，违反教学常规；有些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由于自考大纲不作要求，中专也只好放弃实验课。”在职业高中，“有的职业学校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考上高职院，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从高二第二个学期暑假开始，就组织高考班，专门攻读高考规定的学科，全力以赴，加班加点，搞大量训练，学生紧张的程度比普通中学高考班的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为了高考率，凡是与高考相冲突的人、事物，均得为高考让路。”当高考率成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与教学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时，“应试教育”之风开始吹遍中等职业教育领域。
中职“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1)为了应付高考，职校的课程设置，课时安排，教材选择，教师配置以及教学进度皆不得不打破原有计划，另起炉灶，从而影响了职校正常教学活动的进行。
(2)为应付高考，职校要开设各种辅导班，调整课程、课时与师资，这一切工作无形中增加了职校教学管理的难度与经济负担。
(3)最重要的是，以高考合格率作为考核职校业绩的一项重要指标，扭曲了中职的培养目标与办学方向，致使职校丧失其自身特色，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以培养社会大量需要的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熟练劳动者和各种实用人才为主。”与此相适应，“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一个目标，两个任务，在培养目标不变的前提下，职校承担两个任务，一是向社会输送实用型人才，二是向高职院输送优秀毕业生。在这两个任务中，职校首先考虑的是社会的需要。”但现实中，由于评估标准的扭曲，职校首先考虑的是高职院校的要求，是升学率。由此，职业学校赖于生存和发展的技能训练基本被取消，职业学校越办越雷同于普通中学，所培养出来的人在基础知识方面比不过普通中学学生，在实践技能方面又未技高一筹，少数成绩优异者高职院录取，多数落榜者因专业素质与动手能力的下降，难于为社会接受。而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又会引发招生的困难，无论是就业难，还是招生难，皆造成职校教育资源的浪费。
二、“应试教育”现象产生的原因
表面上看，产生中等职校“应试教育”现象的原因是因高考制度尚不完善，中、高等职教在衔接问题上采取的是文化衔接而非技能衔接模式，致使高职招生制度对中职教育产生不良导向作用。然而，进一步分析，还有若干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加上高职招生制度的不健全，才最终导致中职“应试教育”现象的产生。
（一）中职发展动力的“非经济因素”
与普教相比，职教不仅是学历教育，更主要的是就业教育，因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与此同时，职教发展也就更多地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与规模的制约。换言之，职教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培养目标，人才规格，职教结构到专业设置，无一不与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然而，在我国，中职的发展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就业结构变化不快，加之党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把中心任务放在发展生产上，致使在教育体系中普通教育占据主导地位，职教地位微乎其微。整个教育结构，尤其是中等教育结构单一，而高校数量又极为有限，这样，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当普通中等教育的发展大大超过高校容量时，普通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为解决这一问题，1985年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战略，从而导致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从这个角度讲，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等职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引发的，而是作为解决教育内部问题的一种策略。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发展，产生结构、就业结构变化的逐步加快，经济本身的发展确实对各级职业教育提出了要求，与此同时，普通中等教育内部因升学压力导致的“应试教育”已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实施意见》以及《全国教育事业`95'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再次重申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并提出到2000年，高中阶段职教要达到60%的比例，在普及高中教育的地区要达到70%的比例。不可否认，提出这样一个中等职教发展战略有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方面的动因，但要解决由普通中学升学压力导致的“应试教育”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这种战略的重要出发点之一。这样，在经济因素与缓解普通中学升学压力问题的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中等职教规模的过度膨胀实难避免。
（二）中职规模的过度膨胀
据国家教委《199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1995年，我国有职业初中1600所，在校生69.69万人；职业高中8612所，在校生378.63万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4049所，在校生372.15万人；技工学校4507所，在校生188.5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占整个高中阶段教育的比重为56.8%。另有成人中专4904所，高等专科学校短期大学438所。
上述数据反映出我国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特点是重中间轻两头，即中职规模过大，初高职规模偏小。而按照《纲要》及《规划》的要求，到2000年中职的比例还将提高到60%—70%。如此规划的依据之一在于，“60%并不是最高的，世界上有的国家达到70%，有的达到80%，台湾已达到了70%，到现在仍然在大力发展，并且采取升高职免试的办法促进中等职教的发展”；依据之二在于，1992年，17个发达国家中“有12个国家高中阶段的职教比例超过59%，其中，德国占79.6%，奥地利占76.0%，瑞士占73.2%，荷兰占70.1%，意大利占67%。”言下之意即我国与之相比，中职规模不是大而是小，故应继续扩张。
但是，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并不是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对中职教育需求大，投资多，故中职比例高，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国经济落后，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需要远没有发达国家大，因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职规模远没有他们大。但是，如果同发展中国家相比的话，中职规模已经偏大，如1985年孟加拉8.93%，埃塞俄比亚7.72%；1986年肯尼亚4.13%，巴基斯坦5.99%。我国中职教育规模之所以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其原因正如有人指出的，“应当看到我国职业教育的大量发展是80年代以来的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结果，其主要动因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而是中学生数量的膨胀大大超过了高等教育的容量，职业教育在当时起了‘溢洪道’的作用。”
正因为中职教育的大发展主要是非经济因素所致，因而在发展中产生一系列负效应，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三级职教比例的失调与中职教育质量的低迷。
（三）三级职教比例失调，中职教育质量低迷
中职教育规模的过度膨胀，首先导致的是职教体系内部三级教育比例的失调，由此产生二个弊端：一是怠慢了以“短平快”为特征的初等职业教育；二是延误了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高等职业教育。然而，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中职教育的过度膨胀还导致了中职教育自身质量的低迷。
经济发展需要职业教育的推动，但职业教育的发展更需以经济支撑为基础。由于我国中职教育的扩张不是以经济发展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普通中学升学压力为动力，因而必然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缺乏相应办学条件；二是以行政而非经济的手段发展职业教育。
缺乏相应办学条件表现在：(1)经费投入不足，现有职教经费与实际需求相差甚大；(2)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数量不足，教师合格率低，缺少骨干教师与学科带头人；(3)教材建设从总体上讲还存在较大问题，还未摆脱强调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的普教模式，缺少职教特色，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新专业教材开发较慢，教学媒体的开发与运用才起步，缺少专门的职业教育出版社等；(4)教学实验实习设备达标率低，不能与教学内容相配套，严重影响教学质量。
以行政而非经济的手段发展职业教育，就是依靠“从中央到地方甚至企业、学校，层层下达指令性计划开展职业教育”。直到1993年，国家劳动部才宣布以后技校招生不再按劳动部指令性计划，而是依各类技校根据劳动力需求情况，自行确定招生数量和专业（工种）设置。到1995年，中专非指令性计划招生比例才扩大为59%。
缺乏办学条件与按行政方式发展职业教育二者结合起来，导致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下降。在以指令性计划办学与招生为主的时期，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许多地方很少或没有办法考虑起码的办学条件就仓促上阵，结果一开始就没有起好步。例如，就职高而言，许多职高是由条件与水平较差的普高改办而来，学生也多为考不上普高及热门专业的初中生，形成所谓“三类学校四类苗”，社会形象不佳。加上办学条件不良的影响，一些学校“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有什么设备就搞什么实习”，专业设置与训练不是依据企业的要求，而是根据学校条件，从而导致学生整体素质的下降。职高的情况是这样，而比职高资格老、条件也稍好的中专和技校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总之，“尽管目前我国职校生数占高中学生数的比例已超过50%，但无论其学校质量还是学生质量都不能与普通高中相提并论。”
由中职教育教学质量下降引发的直接结果，就是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与升学竞争的加剧，这一状况又为当前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不景气所强化。
（四）中职毕业生就业困难与升学竞争的加剧
目前职校生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教育内部的质量低下，而且也来自劳动力市场的严峻挑战。据国家劳动部统计，1996年我国失业人数为900万，失业率为3.0%。但这数字仅反映了我国的显性失业，如果加上隐性失业，到1996年底，我国失业率已超过20%。
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导致学历的贬值，就业竞争的激烈。有人形容今天的人才市场是“研究生端着大学生的饭碗，大学生抢占着中专生的位置，中专生在人才市场上无人问津。”就业市场“一般性”人才的大量过剩，使无论什么目的与性质的招聘广告，皆能吸引众多应聘者前往应聘，“这种态势使年龄尚小，心理准备不足，知识能力水平不够高的职业高中和职业中专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很多家长宁可交高达数千甚至上万元的高价学费，也一定让初中毕业的孩子上高中而不上职校，就反映了职校毕业生就业的困境。”
其实，职校生就业困难不仅导致普高升温，而且导致职校招生困难与升学竞争的加剧。据报道，北京市技校具有年招生1.3万人的能力，但每年都招不到1万人，而在毕业时，只剩8000人左右，退学率达20%。辽宁省400余所技校可容纳学生10万多人，但学生仅有6.8万多人，且生源大部分来自农村。有的技校为了招到学生只能降低招生条件，而有的技校则干脆只要报名就收。
中职教育的任务首先是帮助学生就业，其次是向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目前中职毕业生就业困难，不仅使中职校新一轮招生处于困境，而且还使大部分在校生将就业希望寄托在升学上，从而导致中职升学竞争的加剧，“应试教育”的产生。
三、缓解“应试教育”现象的对策
透过“应试教育”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不难看出，中职“应试教育”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实践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中职教育发展的动力、规模及其效应等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因此，要缓解中职“应试教育”现象，就必须从这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中职发展动力应以外部市场经济为导向，而非以内部教育问题为导向
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等教育同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规划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时，有必要考虑它与普通中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与比例，但这并不等于说中等职业教育的规划就可以不考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相反，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劳动力市场与人才市场的建立，我们应摆脱旧有的模式与习惯，变依靠指令性计划为依靠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动向与需求来引导中等职业教育与教学的发展，使中等职业学校的供给结构与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对人才与劳动力的需求结构相适应。
为了运用好市场机制，劳动、计划和职教部门应重视搜集社会、经济、劳动人口发展变化的信息，研究社会劳动力供需状态，做到及时、准确的分析预测，并建立灵活反馈的结构调整机制。同时，为防范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盲目性与滞后性等弱点，要运用法律、经济计划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驾驭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规范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行为，建立起约束机制。
（二）中职发展方向应从扩大办学数量与规模转变为提高办学质量与效益
这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是中等职教的质量与效益，而非数量与规模。
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80年代发达国家中，西德与瑞士中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分别为79.3%与76.39%，而日本与新加坡却分别为27.4%与2.53%，同是发达国家，中职规模却有大有小，这只能表明是这些国家职教分流的早迟不同而已。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情况相类似，发展中国家中，肯尼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埃塞俄比亚中职发展规模比例皆没有超过10%，而埃及与加纳却分别高达59.46%与56.23%，但耐人寻味的是，埃及与加纳高比例的中职教育发展却并没带来多少经济效益，没能改变他们仍为经济落后国家的命运。这表明中职的发展不仅以经济发展需求为动力，同时也需以经济财力为支撑，真正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是职教的规模，而是“职教体系的完备性、职教结构的稳定性，职教质量的可靠性。”
为此，在目前我国中职扩张已带来就业困难，招生困难和升学困难的情况下，将中职发展方向由进一步扩大规模与数量转到提高质量与效益方面来，实属明智之举，也是大势所趋。
(2)符合中央“两个根本转变”的精神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思想。1996年4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与四所“交通大学”领导人的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为了适应经济工作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教育工作也要实现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调整教育结构，统筹考虑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既为国家培养大批高级专门人才，又要面向广大农村和基础事业单位培养大量急需的各种中初级技术人才，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第二个转变是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提高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率。”
应当讲，江总书记的这一指示是极富远见的。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内地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各地区对经济建设人才的质量规格要求不一，同时对职业教育提供的物质条件与基础也不相同，因此职教发展规划硬性搞“一刀切”是不切实际的。目前我们面临的任务应当是协调好初、中、高三级职业教育的比例，在农村落后地区加强初等职教，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扩大高等职教的规模；同时提高中等职教的办学质量与效益，提高中等职教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率。
（三）中职与高职的衔接，采取“教考分离，录取结合”的模式
由于现行高职招生模式也是导致中职应试教育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因此，缓解中职“应试教育”现象也有必要改进现行招生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有同志认为各省高职院招生考试可尝试采取原有考试科目不变，但改变考试时间的办法进行，即可将考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高二第二个学期末进行语文、数学、外语三门文化课考试，用全省统考的形式完成学科毕业考试和招生考试任务，结束文化课学习。第二个阶段，在高三第二个学期末，主要统考专业理论课和电脑操作。最后将二次考试成绩输入电脑，高职院根据学生报考专业，从中择优录取。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高职考试与中职的文化学习和技能学习结合起来，将高考内化为学校考试。笔者以为，此方法的优点在于使高职考试与中职教学紧密衔接起来，教考结合，有利于减轻学习考试的负担。但与此同时，它也容易在更大程度上导致“应试教育”，所学即所考，或所考即所学，教学更易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
笔者以为目前高职院招生采取“教考分离，录取结合”的方式比较好。“教考分离”，即中职校教学完全按自己的教学大纲规定进行，突出技能训练，以实现其为社会提供中初级实用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与经营人才的首要任务。而高考因为高职院学习是以技术理论原理为主，适当考察新生的普通文化知识与专业基础理论也是无可非议的，符合高职院选拔高质量新生的要求。只是高职院在确定普通文化课考试出题范围与水平时，应与普通高校有一定区别，不能过宽过深，且应侧重专业基础课的考核。
为不影响教学，也不影响高考，教学与高考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时间安排上皆应是分开的。但录取新生时又必须把学业成就考试和学能考试成绩结合起来分析。中职毕业考试主要是考察学生中学期间总的学习成绩状况，考核其学习结果如何，属学业成就考试；高考主要检测学生是否具备进一步学习的潜能，属学习能力考试，二者既有联系又有一定区别。如果录取新生完全以高考成绩为主，那么中职正常教学势必会受到较大影响，“应试教育”实难缓解；如果高考等同于中职校毕业考，那么高考便没有了自己的特色，高职院也就无法选拔到自己满意的学生。因此“教考”内容与过程分开，录取时又相结合的方法可能会更好一些。至于录取新生时，“教考”如何结合，笔者以为中职毕业考试成绩与高考成绩各占50%比较好，这样有利于二者的平衡。
总之，笔者以为采取“教考分离，录取结合”的方法，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好处：(1)有利于中职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缓解“应试教育”。(2)有利于高职院招到合格新生。(3)有利于生源的平等竞争。目前高职生源为三类：一是普高毕业生，二是各类中职学校毕业生，三是同等学历在职人员。中职生高考文化课考不过普高生，但有中学技能训练考试成绩作弥补。普高生缺少中职技能教育背景，但普通文化课考试又优于中职生。同等学历在职人员早先或为普高毕业或为职高毕业，与上述两类情况差不多。
（四）加强对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当前中职教育问题的产生，固然有许多社会与教育制度自身的客观因素，但某种程度上也与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对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不够深入有关。
例如，有领导同志为了论证中职比例在一般地区为60%，在普及高中的地区为70%的正确性，引用韩国的事例，说：“韩国有一段时间职教的比例曾有所下降，结果造成技术工人的短缺，所以政府不得不再次提出发展职业教育。”事实上，韩国当时正处在“高中阶段教育不再是终结性教育，而更多成为下一阶段（高中后阶段）教育的准备，侧重职业性的学习被更多侧重学术性的学习所替代”的转折阶段。为此，韩国在《1996年职业教育改革方案》中提出：“今后将从重视增加职业高中人数转到重视质量、提高效益的方向上来。”
作为教育决策者尚有些问题认识不清，那么基层教育工作者就更难讲了。直到目前为止，仍有人坚持认为应扩大中职规模比例，认为那样做“不仅是减少失业的需要，而且是推迟就业年龄，减轻就业压力的需要；同样，也是实现普通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移，减少更多的人去挤‘独木桥’的需要”，理由是“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目前还未达到‘阈值’，仍须着力推进”。关于扩充中职缓解普通中学应试教育所带来的结果，笔者已在本文中作过阐述，不再多言。至于中职发展的“阈值”问题，早在1986年就有人撰文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据对172个国家和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状况的研究，研究者发现“世界各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都存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有一个波动范围。其波动下限大致为30%，上限大致为50%，30%—50%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阈限。……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也存在极限，这个极限在50%左右，预计在1990年左右达到此局限后，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状态。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国民要求水平的提高，我国单一形式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在中等教育中所占比重将出现下降趋势。那时，职业技术教育将一方面以综合化、多样化的形式继续发展；一方面转入高中后的职业教育，即向企业内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应当讲，这项研究及其对我国中等职教发展方向的预测是符合实际的，以后也有一些同志的研究涉及到中职的规模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未能引起职教界的足够重视，更未能对现今的职教规划与职教政策产生影响。
笔者以为，我国教育的一大问题就是以教育政策替代教育理论，以长官意志替代科学研究。在教育管理的集中机制下，政策虽失之合理，也能产生实践效应，理论再高明，也往往摆脱不了被束之高阁的命运。然而尽管如此，教育实践的发展，问题的产生，仍呼唤职教决策者、职教工作者深入研究职教的理论与实际，以使其决策更具科学，工作更有方向性。
说明：本文作者对文内引文的出处均有详细交待，因版面所限未刊登。——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