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若干重大理论命题提出的线索与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十年来论文,线索论文,过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994(2008)03-0005-05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观点，从不同角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本文撷取九个重大理论命题，对其提出的过程和形成线索分别作一概略回顾。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是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命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从12个方面作了科学概括。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为了突出邓小平对创立这个理论的特殊贡献，党的一些重要文献开始在这个理论前面冠以“邓小平同志”或“邓小平”几个字，称之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0年12月30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概括为12条基本原则。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的大会上，比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也归纳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从九个方面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更加系统、准确、完整的概括，全面构筑了这一理论的新的体系框架。十四大之后不久，《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全国掀起了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潮。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行文更加简洁，国内许多报刊开始大量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提法(也有使用“邓小平的理论”，“邓小平思想”的)。其中，1992年11月2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署名闻颀的《论邓小平理论的人民性》一文，就笔者掌握的材料看，是国内最早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文章。此后，各级报刊开始大量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提法，还有学者公开发表文章，建议统一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在吸收理论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为了使1992年党的十四大使用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表述更加简洁明确，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党的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作出了深刻阐述，新修订的党章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自马克思以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然而，不管是苏联还是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都曾出现严重偏差，并导致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重大失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①叶剑英的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状作了基本估计，已经孕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基本思想。在党的正式文献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年后，党的十二大报告第二次使用了“初级阶段”的概念，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但十二大以后，有人提出，把我国社会主义定位在“初级阶段”是一种历史倒退，认为我国不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处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大厦的门内”而不是在“大厦的门外”，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不容否定。在此情况下，关于初级阶段的讨论一度沉寂了四年之久。直到1986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的文章，再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问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陈云文选》编辑组在《人民日报》发表介绍《陈云文选》的文章也提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将从低级到高级，经历若干个历史阶段。我国目前社会经济文化的实际状况，表明我们还只是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搞建设，搞改革，都要考虑这个事实。”在此情况下，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才掀开了新的一页。同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才第三次使用了“初级阶段”的提法。但以上三次对“初级阶段”的含义都没有展开论述。1987年，在十三大报告准备的过程中，中央负责同志于3月21日给邓小平写信，提出了“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的设想，得到邓小平的赞成，并批示：“这个设计好”。②据此，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与之相应的改革开放大政方略。
三、关于“三步走”发展战略论
“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我们党关于中国现代化长远建设目标的总构想。这个构想，是在对“四个现代化”目标首先作出修正的基础上提出并逐步完善起来的。1979年3月21日，在会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邓小平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像的还要困难些”③。“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呢？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给出了答案，就是：“小康之家”。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④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经济初步繁荣。1983年2月6日至18日，邓小平专程来到人称“人间天堂”的苏州、杭州等地考察了12天，论证“小康”目标的现实可行性，结果信心大增。这样，从1984年起，邓小平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小康”目标实现之后中国的长远发展规划问题，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完整地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1984年4月18日，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邓小平说：与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⑤这是关于“两步走”的表述。此后，在1984-1987年的3年时间里，邓小平又十余次谈到这个问题。1987年2月18日，在与加蓬总统邦戈谈话时，邓小平把此前一直使用的“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改成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此基础上，1987年4月30日，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的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我国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⑥邓小平的宏伟设想为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所采纳。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被邓小平称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经过努力，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前两步目标提前于1995年完成。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21世纪前50年新的“三步走”战略。目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而不懈奋斗。
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从1978年算起，我们党为打破“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个“金科玉律”，曲折探索了14年，直到1992年十四大才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早在1978年7～9月间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孙冶方、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就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汇报时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⑦。3月，陈云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研究提纲，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的观点。据此，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⑧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也谈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与此同时，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向中央提交由薛暮桥等人执笔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研究报告，主张“商品经济”，但很快受到批判。这样，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维持并正式使用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同年底，陈云三次使用“鸟”与“笼子”的比喻来阐述他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随着改革的深入，1984年9月9日，国务院总理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提出“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的表述不确切，改革的目标取向应是“商品经济”，得到赞同。据此，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得以正名。1987年2月，在为十三大作准备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⑨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⑩，这个表述离确认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但是到了1989-1991年间，由于国内政治风波的发生和苏东剧变，一股“左”的思潮趁势兴起，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新的反复。有人把坚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同社会基本制度联系起来，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姓“资”的疑问，批判“市场经济”，重新强调计划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些言论极大地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使改革开放受到严重干扰，几乎陷于停滞状态。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据此，党的十四大最终确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五、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叶剑英代表党和国家所作的庆祝建国30周年的讲话。该讲话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1)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负责人之一李昌在会上致信邓小平，建议中央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信中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总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凡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但我觉得，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可以考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邓小平对李昌的信很重视，嘱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阅读。12月25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接受了李昌的建议，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列为重要议题进行了论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并且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条基本结论之一。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方针。1986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们党历史上作出的第一个专题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为了探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途径，1996年10月，党中央召开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精神文明建设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二个决议，成为指导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六、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的总回答。早在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就郑重向全党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这一重大课题，要求全党认真思考。(12)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李鹏等谈话时，进一步明确要求“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强调“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3)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的工程”(14)。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阐述“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党建命题时，第一次郑重提出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以最新的科学表述，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在此基础上，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5)江泽民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他作为党的总书记“朝思暮想”怎么样把党的建设搞好的结果。5月14日，在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他又提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的万字长文：《“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与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文章全面介绍和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这是中央级报刊发表的第一篇宣传“三个代表”思想的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同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学习“三个代表”，全面落实“三个代表”》；5月19日，《经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强调“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此后，全党关于“三个代表”的研究和宣传迅速掀起高潮，江泽民本人也在多次讲话，包括2001年的“七一”讲话和2002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的“5·31”讲话中，从不同角度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全面阐述。经过两年多的深入探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丰富完善，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高度评价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大作用，并将其写进新修订的党章，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确立了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七、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
早在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计划草案》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在我国，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命题后，理论界就开始不断有人提出，社会主义还应当建设政治文明，应当是“三个文明”建设并提。据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回忆，最初在设计十二大报告时，在这个问题上就存在争议，胡乔木主张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分法，认为政治民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可不单列；但参与报告起草的其他同志表示了异议。经过研究，最后尊重大家的意见，把报告中有关政治民主的内容从精神文明那一部分中分出来，专设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一章，形成了十二大报告的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的行文中虽然没有使用“政治文明”这样的概念，但和十二大报告关于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表述相一致，这部分实际上讲的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十二大以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广东省理论工作者在《学术研究》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章，率先探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1989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使用了“政治文明”一词，提出要“三个文明一起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专门设立了“政治文明”条目。同年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它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一起构成社会主义社会鼎足三分的三大支柱”。在理论界长期酝酿和讨论的推动下，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代表座谈时，第一次提到政治文明问题，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和使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2002年7月16日，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江泽民又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这次讲话明确提出了“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任务。在此基础上，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确定了“三个文明一起抓”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战略格局。
八、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反思“非典”疫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2003年4月15日，胡锦涛在广东考察、指导抗非工作时提出，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积极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16)在这里，胡锦涛明确使用了“协调发展”、“全面的发展观”等概念，提出了“积极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的要求。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我们讲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是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次较为明确的表述。8月，在江西考察工作时，胡锦涛又强调：“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17)9月15日，温家宝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政府管理创新与电子政务”专题研究班上讲话，提出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首次把“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10月1日至4日，在湖南考察工作时，胡锦涛进一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决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18)在此基础上，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使用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表述。为了统一全党思想特别是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进一步加深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重大意义的认识，2004年2月16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香港和澳门工委、国家机关有关部委以及军委四总部和军队各大单位的177位省部级主要领导参加了研究班。此后，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讨论不断深入。21日，温家宝出席研讨班结业式并发表讲话，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大会修订的新党章明确规定：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九、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和谐”问题写进党代会文件：大会报告在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时，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新情况，提出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目标鲜明地提到全党全社会面前；在论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时，提出要“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在这以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向全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要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2005年2月19日至2月25日，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在开班式上发表讲话，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同时强调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涉及到的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和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重大实际的调查研究，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和国外关于社会建设问题及其积极成果的理论研究和借鉴，为制定政策、抓好和谐社会建设的布局和规划奠定坚实的基础。2月21日，中央政治局进行了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的集体学习，胡锦涛主持会议时再次发表讲话，提出要加强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同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和谐社会”从理论倡导推进到实践层面，在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对和谐社会建设作出了相应规划和政策安排。会后，按照中央的要求，全国性的调查研究开展起来，一些省区市先后出台了一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形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舆论氛围，促进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全面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全会通过的《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到确保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思考，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来谋划，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来部署，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成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
注释：
①(1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233、233-234页。
②⑨(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03、314页。
③④⑤⑥《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582、970、1183页。
⑦《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⑧《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
⑩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87年11月4日。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76页。
(1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7页
(15)《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6)《人民日报》，2003年4月16日。
(17)《人民日报》，2003年9月3日。
(18)《人民日报》，2003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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