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化——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体制论文,方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未来15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方针。如何切实贯彻落实这一方针，仍面临不少的矛盾与困难。就教育而言，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教育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事业因此缺少一个内生的发展机制，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严重制约了教育自身的发展。本文拟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借鉴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就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做一些初步探索。
一、教育是最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产业
人力资本是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由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首创。 其基本观点集中反映在他1969年出版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一书中。在这本书中，舒尔茨指出：人们获得的有用的技能和知识是一种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慎重投资的结果。这种结果同其他人力投资结合在一起，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原因。应将大多数科学研究以及大部分教育和其他产生技能的活动看成是产生新型资本的“行业”，这些新型资本比特定的旧式资本更有效。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主要是一项投资活动，是一种创造资本的方法。国民收入增长中未经解释的很大一部分（即所为“现代富裕之迷”。指现实经济增长中，实际增长率大大高于总投入增长率的那一部分）可以归因于这种资本的形成。
人力资本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无论实物形态的资本还是科学进步，都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只有人力获得的能力是尚未得到解释的生产力提高的至关重要的源泉。而劳动力要获得有用的技能和知识，是需要花费代价和成本的（如各种教育费用和研究费用开支），这实际上是一种投资。事实上，人类对自身的投资一直是很大的，只是按照传统的经济观点，这些费用开支没有被看作投资，仅被看作是一种消费。而只有把这些开支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也才能真正解开“现代富裕之迷”。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力资源潜在优势极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及顺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主张运用这一理论来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观念及相应的政策，特别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引入资本、投资及产业化发展的概念，把劳动力知识、技能及其他与生产相关的素质的提高，作为一种经济性的投资行为和结果，并进一步地把进行这种投资性活动的事业转化为一种产业。具体而言，就是今后不要再把我国的教育、培训、研究开发等看作是一种消费社会资源的事业，而是作为一种进行人力资本创造和增值的产业。这一产业的主要任务和作用，就是充分开发我国极为丰沛的人力资源，将其转化为人力资本，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质量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要素。与此同时，我国教育、培训和研究开发机构，也要相应地转变到按产业发展方式进行运营和成长的轨道上来。
二、教育应成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
无论目前还是未来，教育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已是毋庸置疑的了。而一旦教育实现了产业化，那么，教育在各产业中占据支柱性的地位，也将是不争之事实。
（一）教育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
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与科学文化素养，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潜力所在。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就是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的投入，明显地高于其他国家。近几十年间，一些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和地区也有同样的特点。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将日益增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占领了教育的制高点，谁就真正掌握了通向美好未来的钥匙。近几年来，人们广泛议论的一个话题是科技竞争力对一国综合国力强弱与兴衰的重大影响。同时，人们也绝不会相信，在文盲半文盲或较低教育程度的基础上，会产生较强的科技竞争力与综合国力。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对于科技，对于综合国力，以及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事业来说，都可以说是载舟之水、植木之壤。水涨而船高，土沃而木荣。教育将在更根本的层次上，制约和决定着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水平及质量。1995年9月，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综观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郑重地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并明确指出：“振兴科技和繁荣经济，必须坚持教育为本。”这个战略方针的确立，正是基于对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对指导我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全面、健康地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教育是当代和未来最具普遍性和需求扩张性的产业
教育是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产物。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社会条件下，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教育的规模很小，受教育也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教育对国家兴衰强弱的作用比较有限。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增强，教育本身的规模及对社会的渗透也日益扩大和广泛。推动教育的发展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的基本社会责任，同时，受教育也日益成为人们追求个人全面发展的普遍性需求。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之后（如吃、住、用、行等），进一步的目标就是要追求社会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这种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必须以人类社会的大量知识积累为基础，以人类特有的开发创造能力为手段。而在现代社会中，接受全面和良好的教育，则是获得这一切的基本途径。当前，使人人接受教育，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追求的基本目标，越来越多的国家正为此而进行不懈的努力。由此不难看出，教育现在是，未来将更是具有最广泛公众基础的、最具有生长活力和潜力的产业。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不停止对自身发展的追求，教育就永远不会衰落。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具有广泛和巨大社会需求基础及巨大发展潜力的产业，必定会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支柱性产业。不仅如此，由于教育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决定了教育将永远是一个朝阳性产业。
（三）教育的要素投入巨大，投入产出效率较高
具体分析，教育的投入产出状况（以我国为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示出来。
第一，从人力资源投入看，1995年，在全国各行业的职工人数中，教育行业为1186.3万，占全国职工总数的近8%， 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仅次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居第三位。不仅如此，教育行业中人员的素质也相对较高，其人才密集度在各行业中居于前列。因此，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看，教育都是我国人力资源投入较多的行业。并且，按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行业仍将进一步发展，还会有更多的人力资源向其投入。
第二，教育还是各行业中资金投入以及资产占有较多的行业。例如，1995年，全国用于教育的固定资产投资约400亿元，在全国16 个部门中居第七位。1995年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教育支出为1193.8亿元，仅次于经济建设费支出占第二位。此外，社会各界及居民个人每年也以各种方式向教育进行直接投入，其中包括各类学校收取的书本费、学杂费，一些学生交纳的择校费，社会各方面向教育的各种捐献，企业办学中的各种明贴暗补，各种校办企业等经济实体享受的免税待遇，等等。大体估计，每年国家、 社会和居民个人在教育上的直接投资可达1800 —2000亿元。同时，经过多年积累，目前我国教育部门还占有数千亿元的资产。
第三，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益较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首先看社会收益率，主要是计算一定时期内教育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据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f·丹尼森对1929—1957 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其增长中似乎有20%是由教育引起的。西奥多·w ·舒尔茨的研究结果也大体相同。当然，国与国之间不完全相同。由于教育本身的特点，贡献率的计算方法目前尚不明确，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作用则是客观存在的。1981—1995年，我国经济平均每年递增10.1%。同时，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无论教育的规模、投入、义务教育普及率，文盲半文盲降低率，还是大专以上文化人数占人口的比重，都有明显的进步，这些都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国教育的贡献率即使仅按10%估算。1995年我国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投入产出比）也将达到28%—30%。另外，教育对社会发展其他方面（如社会文明、道德修养、公共秩序、社会环境等等）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其次是看个人收益率。这主要是个人受教育程度及相应的投入与其收入的对比。从各国情况看，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一般可以谋取较好的职位和较高的收入。其终生收益也远高于投入。我国因体制原因，曾长期存在所谓“脑体倒挂”现象。但近几年这一状况已有较大改变。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抽样调查分析，在企业人员中，硕士以上学历者的平均工资比大学本科者高22.6%，大学本科者比大专学历者高13.1%，大专学历者比高中学历者高 5.8%。同时， 企业处级干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科级也高8%。机关人员也存在同样现象，只是差距略小。今后，随着教育投入（特别是个人投入）的增加，个人收入上的这种差别将继续扩大。教育的这种高收益率，正是推动教育产业化并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支柱产业的基本动力。
（四）教育产业的市场十分广阔，开发潜力巨大
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的市场资源可以是无限的。这主要根源于四个条件：一是教育的对象是人类自身。人口的一定数量及其不断地生育繁衍，为教育提供着巨大的、源源不断的生产对象。二是教育所消耗的“原料”——知识、技能及其传播培养方式，也是不断地积累和可再生的，并且在积累与再生过程中不断创新和提高。历史地看，教育所用的“原料”供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成正比，只要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仍在继续，这种“原料”来源就不会衰竭。三是实践证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将把更多的收入投资于教育，这既表明社会对教育的有效需求不断增加，也相应地扩大了教育投资的源泉。四是教育具有不断地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与开拓的无限性。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有一种内生的发展机制。这种机制同样来源于人类自身。因为人类自身既是受教育者，又是创造教育者。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对知识、技能的获得与创新的追求是无限的。人们在受教育的同时，又在进一步创造新的、更好的教育。这两种“无限”之间构成了一种有机的、永恒的“螺旋”，促进教育产业不断发展。
三、如何把教育转化为产业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产业的形成是逐步的。只有某种技能、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了产业的基本特征（如有一定的专业化程度和规模，有较强的独立性等），便会自然地从其他行业、部门中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产业。如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形成和划分。教育发展到今天，应该说也已具备了产业的基本特征，因此，也完全可以从文教部门中脱离出来（在现在的文教部门中，教育也已占大头），与研究开发一起构筑成一个独立的产业，比如说“第四产业”，并按产业发展的基本要求来规范和支持其发展，把其培育成支柱产业。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从我国情况出发，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彻底转变观念，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审视教育，把教育当做产业来看待和对待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教育当做一种事业来对待，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演化，我国已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劳动力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已进入市场。然而，作为培养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使要素增值）的教育却仍站在市场之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实践证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必然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的行业产业化与市场化。因为只有产业化，才能顺理成章和比较规范地使这些要素和行业进入市场，按市场规律进行合理地配置，充分发挥其作用。教育作为培养、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基本行业，其产业化和市场化也具备有这种客观必然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改变现有的把教育看作一项社会事业的观念，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看待和对待。
教育的产业化无论对社会还是对教育自身的发展都极有好处。首先，作为产业，必须要进行产品的生产和价值创造，必然要追求价值增值。这就为教育提供了一种内在的自我发展机制和扩大再生产的内部资本来源。其次，产业化使教育由一种纯消费行为变为投资行为。投资必然要讲求收益率。而有明确的、较高收益率的产业，肯定会引来社会的广泛投资。第三，产业化和市场化之后，经营意识和市场竞争机制将被引入教育产业，这将有利于教育本身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合理调整，使其更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尽快研究和设立直接计算教育投入与产出的指标体系
目前不仅我国，而且国际上对此也尚没有统一、规范的计算方法，因此这仍是一个探索性问题。而这一问题不解决，教育的产业化则很难实现。因为这会使教育无法像其他产业那样，通过具体的估价来反映其运营特点与经营成果。所以，这一套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的设立，是教育产业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对教育的投入，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国家财政中用于教育事业费的支出来反映，其较大的缺陷是没有反映社会其他方面（如企业、社会团体、家庭与个人）对教育的投入。而随着经济发展的体制变化，这一部分呈不断扩大之势，最保守地估计，目前也与国家投入相差不多。由此可知，目前我国对教育投入的计算明显偏小。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的投入应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用于教育的所有费用，甚至还应包括学习期间放弃的收入（即机会成本）。我们可以按这一思路来设计教育投入指标及计算方法。
教育的产出从实物形态看，可以用不同学历及特殊学习经历（如各种专业、技能培训及正规、系统教育外的附加教育）的受教育者人数（实际上主要是通过不同学历者的人数来反映通过教育增加在人身上的不同技能与知识量，因此这是一种间接计算法）来反映。他们构成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教育产业“产品”。价值形态的计算相对复杂。主要是涉及到如何对知识、技能的评估计价问题。我考虑目前可用三种方法来解决。一是通过个人参加工作时一般的起点收入（在特定领域，如公务员中，由国家按不同学历规定起点工资）来计算。二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受教育者的选择及相应确定的收入待遇来计算。三是可以通过用人单位委托学校培养学生的付费水平来计算。
教育产业的收益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计算教育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通过贡献率来计算教育的总收益率。贡献率的计算主要是需要把教育确定为国民经济总合生产函数中的一个变量，并给出一定的系数。这在当前尚较困难。国外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我国则研究较少。但结合我国实际，参照别国经验，可以先提出一个不十分精确但大体可用的系数值，然后再不断校准。贡献率确定后，再根据社会对教育的总投入，就可计算出总收益率。二是个人收益率，主要由个人的预期终生（或一定时期）收入水平与其向教育的投资（主要是个人投资）来计算。随着社会市场化程度提高，个人交费上学的范围及比重将不断扩大与上升，这一计算将更有客观基础和实用价值。
（三）对教育机构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对义务教育，仍主要由国家投入，同时鼓励个人积极参与。这一阶段的教育机构，仍主要是事业性的。对于非义务教育（高中段以上及各种培训），则应逐步引入企业化管理运作方式。事实上，近几年我国已有不少学校引入了企业化管理方式。实践证明，凡是引入了企业化管理方式的教育机构，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这些学校与机构之间实际上已经展开了或明或暗的市场竞争。其争夺的主要对象就是学生资源以及市场资源（学生的就业渠道）。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竞争将愈演越烈。因此，学校或教育培训性机构的企业化、市场化，乃至整个教育的产业化，实际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我们应该对此进行积极的引导和支持，将其纳入合理、规范和有序的轨道。
目前我国教育经费支出中本末倒置现象严重，国家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95%花在了高等教育上，省级财政也是如此，义务教育阶段的支出则主要由地市以下财政负担。这与发达国这恰好相反。例如，美国公立中小学经费支出中，联邦和州一级支出一般占50%以上。日本义务阶段教育经费支出中，仅中央财政即负担30%左右。新加坡政府对各级教育的津贴是：小学生100%，中学生98%，理工学院82%，大学75%， 我国这种不正常状况是应尽快改变的。今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应逐渐主要靠个人或企业投入来支持，国家给予适当资助。对于国家特殊需要的人才，则可采取定点定向定人委托培养方式，由国家承担其主要费用，个人则承担为国家特殊需要服务的义务。除此之外，国家的教育经费开支应主要投向义务教育阶段，并重点向边远落后地区倾斜。这实际上也是改变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投资方式。
对于义务教育，今后也可采取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私人办学的方式，广泛吸纳社会教育投资。这些学校及培训机构可以采取微利经营方式，实行企业化管理，学生上此类学校应交纳必要的费用。在这里还应澄清一个认识，即义务教育应是指国家和公民要共同承担教育和受教育的义务，而不是让国家把义务教育的费用全包下来。有条件的个人可以、也应该多进行一些投入。当然，提供的投入多，也理应享有更好一点的教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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