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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社会资金配置呈现多元特征
我国自改革放开以来，国收收入分配结构和融资渠道发生重大变化，政府和企业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变成了赤字单位，真正的盈余户只有城乡居民。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个人倾斜，居民货币收入的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在国民储蓄来源中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比重相对下降，居民储蓄在整个国民储蓄中的比重持续上升。目前我国居民储蓄规模在国民总储蓄中的份额已上升到55%，而政府部门在总储蓄中的份额下降到4%，企业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的份额降至41%左右的水平。财政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投资和生产型财政，变成可分配比重较低“吃饭”财政，社会资金的运用已由过去主要依靠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资金逐步转为主要依靠家庭部门提供的资金，国民收入转化为企业资产的渠道也相应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融资，变为依靠民居收入—银行信贷—企业负债渠道投资，致使企业负债率不断上升，负债规模越来越大。由于目前社会资金来源主要是居民储蓄，因此，它对银行形成一种“硬约束”；而从资金的运用来看，社会资金的绝大部分用于向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而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普通存在着信贷约束软化的现象，借贷资金来源和运用双方的约束硬度呈现出的这种非对称格局使我国经济发展隐含着深刻的危机，增加了国民经济运行的系统风险，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些历史的包袱和现实的改革成本已开转转向金融业并日渐沉滞下来，金融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正在逐渐积累。目前我国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较高，而这些不良贷款的90%以上集中在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储蓄主体由政府和企业向居民个人的转移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一种必然趋势。由于储蓄主（居民）与投资主体（企业、政府）的不对称将使企业和政府的投资活动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外部筹资，并对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要求。目前实行“间接融资为主”的储蓄一注资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国有企业资产结构中的过度负债和银行资产中不良资产的比重大幅度上升，随着城乡居民储蓄日益快速增加，必须通过直接融资分流，引导城乡居民储蓄收入往直接融资分流，从而保证国有银行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企业部门外部资金来源90%以上主要靠银行贷款，目前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化特征。1996年企业部门资金来源中贷款占53%，利用外资约占34%，其它方式包括集资、发债、股权融资约占13%左右。企业资金融资渠道已从过去比较单一地依靠财政注资的方式转换为以金融为主的多种融资渠道。从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问卷调查情况来看，目前企业资金来源涉及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信用社贷款，证券公司贷款、信托投资公司贷款、财政信用贷款、银行外币贷款、外资银行贷款、国外金融机构转贷款、内部集资、发行股票、法人股、国家股、外方股、企业债券、相互拆借、企业垫付等多种途径。大多数企业的融资渠道还是以银行贷款为主，其中靠专项资金贷款的企业占总数的27%，靠人民银行贷款的占总数的67.5%，而靠其它渠道进行融资的企业占所调查企业总数的比例为：财政拨款的企业占10%，银行外汇贷款的企业占8.7%，信用社贷款的企业占10%，证券公司贷款的占0.7%，信托投资公司贷款的企业占19%，有财政信用的企业占11.8%，国外金融机构转贷款的企业占1.7%，内部集资的企业占24.9%，发行股票的企业占5.2%，发行企业债券的企业占8%，法人入投的企业占10%，外方入股的企业占2.1%，国家入股的企业占8.7%，企业相互拆借的占5.2%，其它企业垫付的企业占9%。由此可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社会资金配置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化特征，国家财政调控社会资金流向和流量的能力绝对下降，银行间接融资成为社会投融资体系的主渠道，而以证券市场占主体的直接融资的功能正在不断发挥。
2、我国资金分配格局和运行态势的基本特征
社会资金顾名思义是指市场化、社会化分配过程中所形成的归政府、金融、企业、民民家庭四部门可支配资金的统称，社会资金作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血液”，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资金分配格局和运行势呈现出若干新的特征：
（1）在全社会资金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我国储蓄结构与投资结构之间形成不断扩大的反差。从名义绝对量来看，1978年我国会社会资金总量为3264亿元，1996年高达67700亿元，如果以当年价计算，1996年全社会资金总量是1978年的20.7倍。但在社会资金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企业、财政、金融在国民储蓄构成中的地位发生很大变化，企业部门1978年在国民总储蓄中所占的比例高达75%，到1994年下降到39.1%；财政从1978年的结余10亿元（占当年总储蓄的0.7%）发展到1994年负债738亿元（相当于当年总储蓄的3.3%）；金融部门自身提供的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所占比例也从1978年的4.78%，下降到1994年的0.8%；唯有居民部门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从1978年的5.6%上升到1994年的56.8%。而从投资结构来看，企业部门依然是最主要的投资主体，1978年其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为83.7%，1994年下降到80.4%；而民民部门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由1978年的2.48%上升到1994年的12.4%。储蓄结构与投资结构之间逐步形成不断扩大的反差，说明居民部门储蓄很大一部分形成了资金盈余，居民直接进行的投资活动十分有限，而企业部门投资旺盛，但自身资金越来越难以为继，企业和政府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性越来越高。
（2）银行积聚资金的能力显著增强，货币政策开始取代财政政策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1981年我国金融货币化程度仅为46.8%，1996年提高到106%。同时，在经济货币过程中，银行积聚资金的能力不断增强，而财政积聚资金的能力明显减弱，财政主导型的储蓄—投资机制向金融主导型的储蓄—投资机制转换。1980年我国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比例为1∶0.42，1991年为1∶1.27，1996年进一步发展到1∶2.14。由于银行聚资功能的不断加强，货币政策开始成为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主流政策。但由于居民储蓄通过对银行存款转化为投资，对债务人企业来说尚形不成有效的资金约束，本来银行聚集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个人，但由于国家银行把国有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债务关系隔开了，个人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被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所代替，致使所有的资金压力都集中在金融部门，从而影响了货币调控目标的实现。由于国家财政职能的萎缩，本来应该财政出的资金也不得不由银行承担，信贷资金财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由于过去以企业财政直接融资为主变成了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财政直接融资渠道一年比一年萎缩，流向间接融资渠道的资金量一年比一年大，而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盈利率长期低于银行贷款利率，致使产业系统向金融系统堆积的不能还本付息的不良资产越来越多。
（3）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资金紧缺，长期高负债经营已成为国有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自从1983年财政实行“拨改贷”的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实行国有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统一管理、财政停拨流动资金的改革以后，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在资金来源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资本金仅占企业总资产的10—25%，而债务却占75—90%。中国人民银行对具有代表性的248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自1992年6月以来资产负债比例结构和资产结构情况的调查显示，全部资产负债率达68.9%，流动资产负债率高达98.1%。最近结束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1995年末国有工业企业的负债总额达31342亿元，负债率为65.81%，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的负债率水平和国际公认的安全负债率水平。
（4）国内储蓄的非正常流出和外资的大量流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资金管理和监测范围。90年代以来我国多数年份国内储蓄率高于国内投资率，表明我国国内储蓄资金潜力十分庞大。同时，国内储蓄率高于国内投资率也意味着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储蓄被国外所利用。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应适当（净）利用国外储蓄资源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以资本净流入来保持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我国在80年代经济发展中，虽然较多年份出现资金净流入，但外部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的比例始终不大。但从近年来的国际收支情况来看，情况不明的“其它往来”“误差与遗漏”项不断增加，1995年三项合计达到254.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借用外债的27%，表明大量的资金以情况不明、不正当的途径流出，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资金管理和监测范围。在大量资金非正常外流的同时，我国利用外资不断增加，说明国内资金渠道不够畅通，大量储蓄资金不能高效、顺畅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国内高储蓄与国内资金紧张同时并存的局面。
（5）各种有价证券在内的直接融资市场开始发育，成为国家和企业筹措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直接融资作为市场化的投融资渠道开始发挥作用。截至1996年底，深沪股市上市公司已达530家，股票上市总股本为1100亿元，流通股本达260亿元，流通市值2800亿元左右；与此同时，国债市场和企业债券也获得到了长足发展，1981—1996年国债发行总额为6800亿元，“八五”期间企业债券发行820亿元。虽然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所配置的资金规模还不能与间接融资相比，但积极稳妥地发展直接融资已成为金融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体系发达国家，企业、政府等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工具发行额一般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5%以上，而欠发达国家的该指标约为8%，如果按照同一口径计算，1996年我国股票、企业债券和国债的发行额约为25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不超过4%，尚低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在金融深化过程中，间接融资比重的逐步降低和直接融资比重的逐渐提高符合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目前美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大体为7/3，其它发达国家也至少在1/3以上，而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大体为1/30左右。据此认为，我国目前直接融资比重过低，既不利于适度分流居民储蓄，也无助于改善企业资本结构。
3、促进资金合理配置的若干对策建议
（1）我国现有国民储蓄率和城镇人均金融资产规模均已达到日本证券大众化时期的平均水平，加快发展直接融资体系已经基本成熟。在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继续坚持间接融资为主的同时，积极加快发展规范的资本市场，适度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整个金融产业运行的风险。随着直接融资渠道配置资金功能的不断拓宽，包括发行股票、国债、企业债券在内的直接融资必将进一步扩大，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更趋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考虑到我国居民金融投资风险意识的实际水平，股权融资步伐不宜过快，重点应在高成长性的支柱产业债权融资，适当扩大交通、能源、汽车、石化、电子和机械等行业的企业债券发行额度，加快企业债券上市节奏，使大多经济效益好的企业集团转向以直接融资为主。
（2）在目前收入分配和储蓄格局下，要提高各种金融中介的效能，以便使居民手中大量的储蓄资金高效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中。通过发展投资基金，改善居民储蓄投资结构，实现居民资产流向由“消费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的转变，适度缩小居民所持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比重，逐步扩大各种债券、股票和其它资产比重，从而有助于居民部门的储蓄转移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净投资，促进社会储蓄和投资的相对平衡。
（3）在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支撑，因此，应适当拓宽非国有经济外部融资渠道。同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构造国有企业微观运行的市场基础。逐步形成由市场机制即资金供求关系决定资金价格的决定机制，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对单纯以弥补资金不足为目的的利用外资给予适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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