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组织能否应对变革？——基于组织学习深度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党政论文,深度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1)06-0047-07
一、问题的提出
唯有持之以恒的学习才能激发党政组织的无限生机。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以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为目标提高党的执政能力。①201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是党领导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更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紧迫任务。②
国内外环境的快速变迁，是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的重要背景。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以市场化、工业化发展为背景，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府职能不断增加，其复杂化程度日益加深。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政的新要求，我国于1994年开始实施《国家公务员法》，强调以建立一支专业的公务员队伍为核心，以常规、理性和专业来选拔公务员。有研究者指出，这一改革与美国《彭德尔顿法》相似，都是将政府推向现代科层制的重要举措。③但正如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所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等使得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为我国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而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我国也正处于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期。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呈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特征，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要求党政组织迅速作出回应，及时调整组织行为。在此背景下，强调对既有规则运用的传统科层制组织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新时期的新挑战，学习型党政组织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选择。
一般认为，科层制组织是处理工业化时代大型复杂事物的最有效组织形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科层制组织基于对日常性事务的分工，设计组织职务并指派专人负责，通过明确组织中各成员的职责和权力界限，使得组织成员能够根据既有规则执行工作任务，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的理性化程度。④在工业化时代，这种以人事安排为核心的组织设计模式能够协调许多人的工作来完成大规模的行政任务，从而成为了绝大多数组织特别是公共组织首选的组织类型。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常态管理的高度有效性同时构成了科层制组织的致命缺陷，它使得科层制组织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彼得·布劳指出，科层制组织一旦成立，就倾向于将自己的结构稳定下来，并尽量避免新技术的影响，这使得科层制组织不可避免地具有“低效率刚性”、“保守主义和对革新的抵制”等反功能。布劳认为，对规则的应用虽然是科层制组织效率的重要来源，但也剥夺了科层制组织中个人决策的空间，使得组织成员过分依赖既有规则和规范。一旦出现组织规则未曾覆盖的问题，科层制组织就会表现出无所适从的特征。整体来看，科层制组织会表现出运用权力维护自身地位、抵抗变迁和革新的倾向。⑤
因此，辨识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征，突破组织既有的结构设计和工作流程等限制，不断寻找新工作方法以确保组织适应新挑战，成为超越科层制组织、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的重要内涵。有研究人员指出，信息化、全球化、民主化和市场化等使得政府组织的生存环境发生革命性的变迁，从而凸显了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以主动适应变迁环境的紧迫性。他们强调，只有通过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才能适应“不确定性问题和知识社会对政府管理的要求”，而“要想生存下来，其学习速度必须等于或大于环境的变化速度”。⑥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组织学习能力与其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组织规模越大，他们之间的相关性也越强。⑦
那么，应该如何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呢？已有研究从愿景构建、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建议。我们曾经结合彼得·圣吉的“五项修炼”，强调了共同愿景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开始由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加快发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科学发展观应成为党政组织工作的指导思想，而和谐社会则构成了党政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和使命，即共同愿景。⑧多位研究者强调了制度创新对于促进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组织学习、双向学习、以人为本和团队合作等理念转变为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但通过行政组织结构演进如建构网状结构、创新组织学习方式和重建政府组织文化则是落实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的必要制度安排。⑨此外，一些研究者强调了理念创新、文化重塑、组织创新和机制建设对于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的重要性。⑩
已有研究指出了当前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指出了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的应有方向，但却较少讨论如何提高党政组织学习能力。事实上，无论是对共同愿景的勾画还是对组织学习理念、结构设计和规则重塑的创新建议，都是基于当前环境对党政组织开展组织学习的具体意见。它们可能使党政组织从一种常态走向另一种常态，却难以真正提高党政组织的学习能力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作为一个推进，本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党政组织学习深度的评价，指出影响党政组织学习能力的具体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的具体路径，从而提升党政组织内在的学习能力，使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自觉调整组织行为，获得持久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面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党政组织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才能及时调整组织行为，应对各种挑战。那么，党政组织是否具备了这种学习能力？党政组织面临着哪些学习障碍？它应该如何克服这些障碍，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建成学习型党政组织呢？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中，将“自我超越”、“改变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以及“系统思考”作为组织提升自身学习能力的五项修炼。(11)它们要求组织及其成员突破现有规则的约束，为变化环境中的组织寻求更为有效的组织结构、人事安排与工作方法。从圣吉的思路出发，戴维·加文、埃米·爱德蒙森和弗兰切斯卡·吉诺等从“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具体的学习流程和实践”以及“有助于强化学习的领导力”等影响组织学习和适应能力的三个主要维度设置了一系列问题，发展了一套组织学习深度诊断工具。(12)这套诊断工具并不致力于组织学习能力的整体考核，而更重视从影响组织学习能力的三个维度进行分别评估，从而发现组织的学习障碍以提出针对性的改革方案。
我们在研究中应用上述诊断工具对党政组织的学习深度进行评估，以此发现限制党政组织学习能力的主要障碍。依据党政组织的特征，我们首先对诊断工具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微调。可以看到，针对影响党政组织学习能力的各个维度，该诊断工具设置了一系列涉及组织运作细节的问题。在问卷访谈中，受访者需要根据自己对党政组织的感知，选择最能描述实际情况的表述项，从而综合反映党政组织在特定维度的整体表现情况。
在完成问卷设计后，我们于2010年4-10月间，在浙江省部分党政组织开展了问卷调研。此次调研选取了厅局级干部、县市级干部及其他公共部门如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尽可能覆盖较多类别的党政组织。共发放问卷130份，回收有效问卷129份。
在调研中，我们首先了解受访者所在单位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的基本情况。从受访者的回应来看，在中央提出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之后，浙江省各党政组织都开展了相关的建设活动。除2名受访者外，绝大多数受访者(98.45%)在参加问卷调研前已经听说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或“学习型领导班子”；其中，又有114名(89.76%)受访者所在单位自2010年1月1日开始到受访期间已经组织过至少一次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活动。我们同时询问了受访者所在单位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的主要活动形式。从受访者的回答来看，集体学习，包括讲座、论坛和读书会等是各党政组织开展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的主要活动形式。不过，这些活动对于提高组织学习能力的效果却受到了质疑。有108名受访者对上述建设活动的成效进行了评价，从结果来看，较多受访者对已有党政组织开展的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活动成效评价不高，超过半数(53.70%)的受访者认为已有建设活动的效果一般(图1)。一名受访者表示，学习型党政组织的建设多为高层政府的要求，基层政府只是将其作为一种任务在形式上加以落实，并没有实质性的成效。
显然，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的一些已有活动尚未显著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下面我们将基于党政组织学习深度的诊断工具，分析党政组织的学习深度和学习障碍。
图1 受访者对所在单位组织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活动成效的评价
数据来源：课题组的问卷调研。
三、数据分析：党政组织的学习深度
应用组织学习深度的诊断工具，我们从“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具体的学习流程与实践”以及“有助于强化学习的领导力”等三个方面分别对党政组织的学习深度进行评估。
支持性的学习环境。支持性的学习环境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分别为“心理安全”、“欣赏差异”、“接受新思想”以及“反思时间”等，它决定了党政组织能否及时发现组织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失衡，它是发现组织功能障碍并予以纠正的先决条件。与科层制组织刻板、照章办事的惯常印象相比，受访者的回答显示了党政组织并没有剥夺组织成员表达观点的权利，而是为其成员表达意见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心理环境。不过，问卷调查结果同时显示，党政组织对异见和新思想的接受能力较为不足，更明显缺乏开展反思的能力。
“心理安全”评估的是党政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为其成员创造了一个用于表达自己观点的环境。共有超过0.93频次的受访者选择了正面答案，认为所在党政组织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心理环境。其中0.52频次的受访者认为，“在单位里，大家渴望分享‘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无效的’”，0.18频次的受访者认为，“在单位里，我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畅所欲言”。总体而言，对所在党政组织的心理安全状况作出负面评价的受访者较少，总频次仅为0.29，远低于正面评价的频次。
只有尊重和重视不同意见，组织才有可能开展持续的学习。“欣赏差异”评估的是党政组织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与“心理安全”相比，对所在党政组织“欣赏差异”能力作出正面评价的受访者较少，只有0.61频次的受访者对所在党政组织作出了积极评价，认为单位“欢迎不同的意见”或“愿意接纳完成工作的不同方式”，0.5频次的受访者对所在党政组织的“欣赏差异”能力作出了负面评价。其中，0.26频次的受访者指出，所在党政组织中，“一个人提出的意见与大多数人的认识一致时才会被重视”，0.24频次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党政组织“倾向于私下处理不同意见，而不是和团队一起解决”。这表明党政组织在接受差异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不足。
只有鼓励组织成员尝试新方法、新路径的党政组织，才有可能不断改进自身的绩效表现。较多受访者(0.83频次)对所在党政组织“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予以正面肯定，只有0.3频次的受访者对所在党政组织作出了负面评价。其中0.13频次的受访者指出，所在党政组织中，“除非一种思想已经长期存在，否则没人想听”，另有0.17频次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党政组织中，“人们常常排斥没有试过的方法”。同时，尽管较多受访者对党政组织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予以肯定，但党政组织对新思想的接受似乎只有在确定工作方法是“好”的情况下才成立，0.54频次的受访者认为“人们对更好的工作方法感兴趣”。
最后，“反思时间”反映了组织从已有实践中学习的能力。问卷调查显示，党政组织繁忙的工作可能限制了它们的学习能力，只有0.31频次的受访者认为，尽管所在党政组织工作繁忙，“人们还是会抽空回顾工作进展”，而高达0.96的受访者对所在党政组织的反思情况予以负面评价，认为所在党政组织的成员所受压力过大(0.38频次)，人们没有时间反思(0.15频次)或忙得无暇改善工作质量(0.21频次)，甚至会因为时间紧张而降低工作标准(0.22频次)。总体而言，受访者的回应显示了党政组织反思已有实践、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十分欠缺。
具体的学习流程和实践。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不仅要求党政官员的理念加以转变，更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支持。影响党政组织学习能力的第二个主要维度即在于促进组织集体学习的一系列具体步骤，包括试验、信息采集、分析、教育和培训，以及信息传递等。它涵盖了组织从探求新的工作办法、发现更好工作办法到整体推广和改善组织运作绩效的全过程。
绝大多数受访者(0.91频次)认为所在党政组织至少有某种形式的“试验”，其中0.44频次的受访者指出，所在单位“有一个实施及评估新的工作方法或政策的正式流程”。就“信息搜集”来看，0.81频次的受访者指出，所在党政组织会“系统化地搜集信息”，或与其他部门的绩效进行比较。这意味着党政组织存在不断改良工作办法和提高绩效的尝试。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较多受访者(0.77频次)对所在党政组织给予了正面评价，而只有0.09频次的受访者指出“单位在讨论中从不注意不同的观点”。总体来看，就探索新的工作方法而言，党政组织的整体学习情况较好。
“教育和培训”、“信息传递”重视的是组织在发现有效的工作方法后，将其在组织整体内部加以推广应用的情况。从受访者的回答来看，党政组织在这方面的表现平平。如只有0.39频次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党政组织“重视培训”，只有0.25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党政组织“为教育和培训腾出时间”，也只有0.25频次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党政组织“对新员工进行了充分培训”。在信息传递方面，只有0.32频次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党政组织会举行研讨会，让成员与各类专家或服务对象等会面，并向他们学习。仅有0.13频次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党政组织会快速而准确地向关键决策者传递新知识，0.14频次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党政组织会开展事后评估和行动后的回顾。
总体来看，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党政组织尽管在尝试探索和发现新的工作方法方面具备了较好的学习能力，但却没有能够建立制度化的机制向组织成员传递这些新的知识。这意味着，党政组织可能并不缺乏好的工作方法，而是在落实和应用这些既有信息方面较为欠缺。
有助于强化学习的领导力。毫无疑问，领导者对党政组织的学习能力影响很大。一个愿意聆听组织成员意见的领导者，是激励党政组织成员积极表达意见，推进党政组织集体改进工作方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对所在党政组织领导者接受不同意见、提供资源鼓励创新的观点。
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受访者对所在党政组织领导者的整体评价较为正面。0.39频次的受访者表示，领导在讨论时会主动询问他人的意见，0.24频次的受访者认为领导提出的问题具有探究性，另有0.22频次的受访者认为领导会鼓励多维思考。相比之下，对所在党政组织领导予以负面评价的受访者较少，只有0.12频次的受访者表示，领导会批评与自己不同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部分受访者认为领导愿意接受不同意见，但只有0.05频次的受访者表示，“领导会提供时间、资源和场地来反思过去的表现，以便于改进”，也只有0.15频次的受访者表示，“领导会提供时间、资源和场地来确认问题和单位面临的挑战”。这意味着领导者仍然没有能够从制度和资源的层面，积极支持组织开展反思和学习活动。
四、克服党政组织的学习障碍
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形成党政组织当前的共同愿景，或者获得关于组织形态的具体知识，而更是通过消除组织的学习障碍，使党政组织能够及时发现已经难以适应变动后环境的组织规则并加以调整的能力。因此，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的关键，在于识别党政组织的学习障碍。
应用党政组织学习深度的诊断工具，129名受访者的回答帮助我们从“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具体的学习流程和实践”以及“有助于强化学习的领导力”等三个方面对党政组织的学习障碍进行分析。问卷结果表明，党政组织为其成员表达意见创造了较好的心理安全环境，也表现出对更好工作方法的持久关注，这意味着党政组织已经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不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党政组织仍然存在较为显著的学习障碍。
对异见和新思想的接受能力不足是党政组织面临的第一项学习障碍。受访者的回答显示，党政组织虽然允许组织成员表达各自的观点，但对差异化意见的接受能力却较为薄弱，除非一种意见被确定是“好”的，否则党政组织可能不会对它产生足够的重视。然而，在新的机遇和挑战来临的时候，组织很难判定何谓“好”的应对方案。在变革面前，对旧有常规的过度遵循和对异见的低容忍程度，往往会扼杀创新，使得组织固步自封。
党政组织具备向外部学习新知识、新方法的自觉性，但却缺乏自我反思、从组织已有实践中学习的自觉性，这构成了党政组织的第二项学习障碍。一方面，对“反思时间”的评估显示了党政组织目前缺乏足够的时间精力总结已有实践，从而改进工作办法或提高工作绩效；另一方面，党政组织的领导人尽管在鼓励意见和创新方面做得较好，却并没有通过提供时间、场地和资源等方式确保党政组织的反思成为组织学习的常态。反思时间的缺乏，限制了党政组织总结已有实践，从过去成功或失败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可能性。实际上，无论是专家讲座、集中学习还是研讨会，都只能为党政组织改善其工作绩效提供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而真正影响党政组织日常表现的，往往体现在细节之中，在此方面，组织内部专家——即组织成员，往往比外部专家掌握更多的政策、流程等具体信息。自我反思的缺乏，限制了党政组织发现更好工作方法的可能性。
组织内部的信息传递不畅，使党政组织掌握的新知识、新方法难以运用到日常实践中，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这是党政组织学习的第三项障碍。以学习型党政组织的建设为契机，许多党政组织都开展了讲座、研讨班等学习活动。在日常工作中，受访者的回答中也显示党政组织重视对新工作方法的探寻。不过，学习型党政组织不仅意味着对新知识和新方法的探求，而更在于在组织行为的层面讲这些新知识、新方法运用到实践中，从而真正改变组织的运作绩效。然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党政组织并没有能够向组织成员传达关于组织如何有效运作的相关信息，这使组织一方面已经掌握如何改善工作绩效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组织成员对信息的知晓度不高，在实际中仍然采用旧方法处理日常事务，使得组织难以真正运用既有知识改善组织绩效。
概而言之，随着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党政组织都积极作出回应，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不过，对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活动形式的调查，以及对党政组织学习障碍的分析表明，绝大多数党政组织对于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可能存在一些误解，即狭隘地将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理解为读书、上课，也就是向外部学习新的知识。接受外部新知识无疑是学习型党政组织建设的应有内涵，但绝不是它的全部内容。向组织成员学习，由组织通过反思，内生关于组织应如何运作的新知识，并将新知识(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运用到组织的日常实践之中，是学习型组织的重要内容。而这些方面，恰恰是当前党政组织的主要学习障碍。
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必须从克服其学习障碍开始。为此，党政组织除了延续已有学习形式，如开展集体学习、讲座和研讨会等，还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全面提升组织的学习能力：第一，党政组织应重视组织成员对改善组织绩效的各类意见。党政领导干部可以建立团队共同学习机制，结合组织的日常工作实践，鼓励组织成员提出已经不适应新环境的既有规则。对提出意见的组织成员予以一定的精神或物质奖励，以确保组织成员的意见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其次，党政组织领导者应建立制度化的反思机制，通过投入一定的时间、场地和资源，确保组织开展阶段性的工作情况回顾。在反思过程中，组织可以在广泛搜集组织成员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和评估新工作方法/政策的正式流程，从组织运作的各个细节改善工作绩效。最后，党政组织还应强化组织内信息传递机制，重视将已经确定的新工作方法在组织内部加以推广，确保组织成员能够将新知识运用到日常工作之中。
注释：
①新华网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9/27/content_12118429.htm。
②新华网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08/content_12955104.htm
③Victor Shih,Wei Shan,and Mingxing Liu,The Central Committee,Past and Present,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New Sources,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edited by Allen Carlson,Mary E.Gallagher,Kenneth Li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51-68.
④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3章“合法性的适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⑤彼得·布劳：《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第9章“科层制的反功能”，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⑥刘军、余开静：《组织环境变迁下的学习型政府建设研究》，《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⑦孙健敏、马玉凤：《学习型组织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第四届(2009)中国管理学年会——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分会场论文集》，2009年。
⑧严国萍：《构建以和谐社会为共同愿景的学习型党政组织》，《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⑨陈敬德、安许英：《创建学习型政府——观念挑战与制度创新》，《福州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
⑩刘军、余开静：《组织环境变迁下的学习型政府建设研究》，《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1)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12)David A.Garvin,Amy C.Edmondson,and Francesca Gino,Is Yours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March 2008,pp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