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绕式较量的新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在出现的“缠绕式较量”系统将展示属于现时代的独特形式与模式，而不是反映地缘政治均势的回归。
较量的持续性
冷战后的若干年里，有好几种理论竞相解释正在兴起的国际体系格局。“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单一全球化论”、“核心-鸿沟论”等都试图捕捉冷战后态势的实质。但没有一种理论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追求社会组织与价值的历史终结式理论是有缺陷的；对全球化的抗拒性如同公认性一样令人瞩目；各种不同的文化并没有无差异地发生冲突。
这时，“9·11”事件发生了，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至少在美国把阐述各种全球趋势的诸多思想抛到了一边。“9·11”事件后，“反恐”成了第一要务，独占了政府高层的注意力，造成了一种战略短视症。
考虑替代战略描述已错失了时机。随着全球各地新兴力量中心的崛起和各主导国家强硬姿态的凸显，许多评论家放弃了预测，回头思考更加深刻而严峻的全球竞争问题。未来的岁月将会看到较量不断增多。目前不断升级的竞争不会回归到较早时代的地缘政治均势状态，而将展示属于本时代的独特形式与模式。这种模式的外在表现各式各样，十分复杂，很难用简单的词语来概括——也许可称之为“缠绕式较量”(entangled rivalry)，这些现象在正在兴起的国际体系中已经显而易见。
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国际社会的未来特点将是国家之间和各种角色之间的竞争与较量越演越烈。人类具有从“我们对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较大世界舞台的倾向，这就使竞争成了一种不希望发生之事。政治领导人都具有政治上和事业上的自我利益——比如爱国主义——一心设法使本国的力量与影响压倒其他国家。全球力量的更均衡分布会引发更大的竞争：在僵化的等级制中，正如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所说，那些被锁牢于从属地位的力量看不到出头的机会，而更公平的力量分布会造成“很多含糊不清的身份等级”。一旦各国都有勇气主张以前只能绝望放弃的那些权益，这种新情况便会“产生更多的不满与冲突”。这样的说法也许是对的，力量与身份对等的局面已初露端倪，随着美国统治衰退感的产生，这种局面无疑正在形成之中。
最近的事件证实了这种预期。一批崛起中的国家——从中国和印度到巴西、土耳其、阿根廷和印尼——在新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都要求享有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正在南海争取自己的权益，不断派出海监船宣示领土与资源主权主张；印度欲意扮演与自身大国形象相称的全球性角色；巴西旨在通过区域贸易集团和与其他崛起中强国(如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关系来扩大自身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eff)自称巴西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和“伟大民族”；土耳其制定了所谓的“新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呼吁在叙利亚实行改革并修改以色列人定居政策，提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新办法，竭力使自己成为穆斯林国家的主导声音。
在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所谓的“后美国世界”中姿态更加强硬的并不限于“自由核心”之外的大国。德国至少从2002年起就提出了一条更加独立的“德国道路”；战后的卑微感和受限感已让位于在麻烦缠身的欧洲充当超级经济大国的更大决心。日本也通过加强军事力量以及与中国进行区域对抗的企图，正在从自我约束中摆脱出来。这种较量模式也不限于国家之间。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参与者也全面投入了这场较量混战，它们或者主张反对国家的目标或利益，或者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相对抗。全球性犯罪组织已经变为复杂的超级军事与金融机构，凭借影响与能力支配着中南美广大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政治。在诸如信息安全这样的问题上，黑客、准国家网络民兵、大公司、“白帽子”网络安全权威群体和各国旷日持久地争夺着全球网络控制权。
最近几年，国家之间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经历了大量碰撞，这些碰撞越来越出于自我利益，各方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这种发展将会挑战冷战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的全球共同体愿景，并使许多活跃的行为体用一种多变的、自利的、傲慢的民族主义认同观去应对不断融合和不断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过去几年里，俄罗斯已从一个顺从的后冷战转型国家变成了一个更富进攻性的国家，决意扩大自身的眼前利益和推广自身的世界政治观念。俄罗斯的强硬姿态表现为2008年对格鲁吉亚的干涉，强行利用天然气对抗欧洲，插手网络袭击爱沙尼亚，在诸如叙利亚反叛等问题上竭力阻止西方国家采取行动等。
在日益融合的社会中，这种较量的潜力因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变化而不断增强。民族主义和社会怨气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症候，表现为对按美国和西方规则形成的全球化世界主义的敌视反应，以及传统、文化与身份认同遭到围攻的深切感受。这种悄然出现的自身不安全感因普遍的治理危机而变得更加严重：或者因为两极化或碎片化的政治背景、腐败、富人精英的影响，或者因为缺乏足够的工具，政权和政治领袖解决不了迫在眉睫的社会挑战。伦敦智库德莫斯(Demos)最近述及平民运动的一份报告称，平民运动的成员“年轻，激愤，对政治精英现行的死板做法失去信心，他们认为政治精英不关注平民生活中的忧愁与痛苦”。这种感受已成了现时代的主旋律：重申群体认同感，沉湎于怀旧和表现空想思想，就是对治理失败的一种常见回应。
这样的竞争社会很可能会经历若干年的国内剧烈动荡。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土耳其都是具有多样性的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面临着时隐时现的国内挑战：在较封闭的传统中扩大民主治理；新兴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到处找工作；继续增长的需要冲击着文化准则、透明性和制度的有效性。结果也许是国内动荡，迫使某些国家有可能分散在全球出人头地的注意力和精力，或阻碍其好战和对外冒险的心理需求。
促成独立认识的民族和文化自信在明显膨胀。可以从下述现象中看出这一点：俄罗斯人怀念以往的强盛；土耳其、印尼和巴西宣扬政治化的民族命运；在参拜靖国神社、对待前“殖民帮凶”等问题上，身份政治已处在日韩关系的最前端；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各国议会的胜选显露头角；德国和日本人越来越觉得战争负疚感已持续了太长的时间。这部分地反映了大众的报复心理，反映了坚持某种政治和反对无情的全球主义技术统治的愿望。好战民族主义所提供的精神激励是平庸的世界消费主义所不能为之的。
正如现实主义者所预言的，在支撑战后国际社会体系的规则与准则不断遭到损害的危险阶段，全球性较量与竞争肯定会更具进攻性和针对性。日益高涨的敌对情绪(例如，许多中国人、俄罗斯人和印度人相信，对于国力的日益强大，美国是怀有敌意的)正在深深扎根。然而，目前的较量从目的和手段上来看并不同于以往的争夺。
有限的较量
在1863-1866年间，俾斯麦帮助谋划了一系列危机和政治-军事演练，牢固地建立了普鲁士王国，使其成为当时欧洲中心新崛起的强国。并于1863-1864年为争夺丹麦人已经统治了4个世纪的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斯坦的公爵领地而首次与丹麦发生了冲突。丹麦的新国王违反条约，夸张地宣称这些地区是丹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俾斯麦看准机会吞并了这两个地区。他与奥地利结盟，强行实施该条约，要求丹麦人放弃两块领地，在遭拒绝后便挥师石勒苏益格，迫使其投降。
然而，按欧洲当时的态势，1866年普鲁士可能会与前盟友奥地利交战。的确，俾斯麦结盟的部分动机是超限扩张，分散哈布斯堡王族的注意力，准备施以突然猛击；在其后的若干年里，俾斯麦反复挑衅前盟友。1866年的整个春季，他都在宣扬他的战争企图；开战后，在撒多瓦就有50万人参战。激战在普鲁士增援部队到来后告终，它从侧翼袭击了奥地利军队；奥地利人被逐出战场。
正如该简短片段所暗示的，在接受国际社会规则“开始像19世纪后期世界政治”这一断言之前，如托马斯·亨利克森(Thomas Henriksen)所说，我们应当提醒自己，国家和政治家是如何看待战前时代的世界的，他们又是如何行动的。重返古典的权力政治如果说不是没可能，那也一定是不太可能：社会特性的变化、新准则的出现、演进中的全球制度特色，这些虽然很难改变人的本性或避免战争发生，但却深刻地改变了民族精英和广大民众的偏好。国家的自信心可以增强，但大量的交互趋势已经改变了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偏好、兴趣，在很多情况下也改变了价值观。
在较量的前期阶段，大国通常为统治集团或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国家扮演着统治角色。他们寻求一系列的目标，其中包括经济目标、流行价值如光荣与骄傲，但核心政治军事问题——军事均势；反映强盛程度的领土、人口和地理标志；地缘战略、棋盘式权力游戏等——却是用来观察其他目标的透视镜。国家常常感到容易受到正在转而威胁联盟的邻国的袭击。这些邻国把战争视为展现治国才能的合适工具，而这一想法往往使在作战光荣传统中泡大的领导人和民众感到激动，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急于想通过冲突来证明自己。
所有这些因素又因一系列积累而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趋势而发生深刻变化。结果，即便人类偏爱竞争、冲突和较量的一般断言仍然有用，但从广义上说，21世纪的地缘政治较量已不大可能仿效前辈们的做法。当今崛起中强国的基本目标虽然与前辈们相同(罗伯特·卡根列举了其中的“影响、财富、安全、地位和荣耀”等)——但看待这些目标的视角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许多国家对主要目标的性质(例如“安全”的本质)、适用方式和有效手段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戏剧性改变。
尽管很多国家仍然对实现民族“强盛”、地区影响和全球认可雄心勃勃，但今日的新兴强国却正在踏上追求财富、投资和贸易的舞台，它们心里明白，在通向辉煌的道路上必须小心行事。它们并不想推倒现有秩序，只想从中谋求繁荣，并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影响方式。没有几个国家与邻国之间存在不能解决的领土或原则性纠纷，也没有一个国家自夸像早期强国那样怀有征服他国与兼并领土的帝国欲望。各国尽管都在追求身份、认可和影响，但在分析这些因素时都强调自己是多维度的：各国可以通过多条道路达到“自己在体系中的位置”。积累政治-军事实力，挑战现有秩序和涉及大国政治的其他传统行为，只是其中的一条道路，而且是今日最不可取的道路。各国的当务之急是营造一种最有可能实现国家繁荣的环境。要实现可持续，国家及其统治阶级的合法性目前有赖于持续发展和民众福利的提升。这一趋势还关系到国内特殊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崛起，把财富积累和社会稳定放在优先地位。为了追求这样的利益，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必须参与数以千计的全球网络。围绕互联网建立起来的信息网站对商务和公民组织越来越重要；资本市场是增长的命脉；全球性专业团体可使专家位于研究领域的最前沿；标准制定团体为技术进步奠定基础。这些事实尽管并不绝对制约国家的行为，但却使决策者面对着困难和风险，即有志于稳定本国政治与经济命运所依赖的大网络。
依赖网络的结果是，所有新崛起的强国在决策时都将自身经济与政治命运同全球系统联系在一起。显著例子仍然是中国，它把增长和发展当作取得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途径，也把融入国际社会当作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因此，与促进繁荣联系在一起并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是政治前景。俄罗斯同样依靠全球网络，不仅是为了能源销售，而且也是吸引外资：仅在2004-2008年间，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就高达1850.8亿美元，占GDP的4.5%；在因金融危机而下降后于2011年恢复到180.4亿美元，各种外国投资的总量达到1900亿美元。从巴西到印度，从土耳其到韩国，从印尼到智利，这些新时代崛起中的大国都把自身命运同全球贸易体系、资本市场、能源与信息网络以及其他的互存和相依形式联系在一起。
目标实现手段的选择也受到其他国家对一国战略的反应的影响和制约，受到更一体化体系中成员(其稳定有赖于该体系)持续行动的影响。获得认可是一条双行道：一国不能单方面要求得到认可或扮演全球角色，还须得到他国的同意。当需要稳定的一体化体系遇到一个不满者时，认同可能会遭到拒绝。
在今天这个竞争民族时代，民族力量来自一国吸引投资、生成创新、提高生产率和打造创造性社区的能力。国家强大的源泉是变化的，不是固定的；它可以避开国界，不动用武力，而是通过参与全球网络来获取与储备。对自身行为不负责任的国家将会受到排挤并停滞不前。这些趋势有可能促成所谓的“自我毁灭的暴行规则”：国家或群体诉诸暴力或野蛮恐吓会引起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憎恨和报复，对传统的军事活动模式产生决定性影响，即便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但终将会逐渐产生严重后果。人类的心理倾向以及更一体化体系的性质会放大这些后果：研究表明存在一种惩罚违规行为的欲望，即便违规者和受害者都是陌生人。
国际的惩罚性反应虽然不够完美无缺，但却也提供了起到作用的预期结果。
较量还受制于领土侵略工具的价值损失。由于核武器，也由于技术进步和叛乱的有效性，军事行动的代价远高于以往。同时在知识经济中，征服的代价付出方式也与以前完全不同。除一小撮“侵略者国家”采取的行动外，最近发生的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和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一般都是短暂的、局部的和受控的打击：除掉一个暴君，发出一种信号。它们在手段和目的上都有自我限定，即便有可能会陷入发起者未曾料到的困境。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当代史上任何时候都不再令人感兴趣。但必须清楚，正如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所言，这些价值和利益的变化并不等于说战争“即将过时”。历史上数不清的战争并非是某方希望冲突而引发的。判断失误、偶发事件、误解、顽固结盟和顽固坚持承诺都会把国家拖入战争。新范式也不会设想国家将会停止使用作为治国工具的军事力量。正如案例清楚表明的那样，国家将利用武装力量来表明立场和发出信号。
但纵观全局，一个根本性转变已经开始发生，这对国家看待核心目标的方式具有戏剧性含义：它们曾经将零和政治-军事竞争视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先决条件，而当今世界却被正和经济和文化竞争所支配，体系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今天的俄罗斯也许仍然坚毅和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已不是1815年或1848年或1905年的俄国了。占优先地位的社会阶层无疑是中产阶级和消费主义者。它的经济命运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尽管雄心不减当年，却被缠于制约网络之中。同样重要的是，国家用来增进利益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也在发生转变。虽然军事行动仍然留在幕后，但新的手段将比以前的较量时代更可行、更有力、更受人欢迎。
形成中的较量模式
因此，较量对人类政治和社会发展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较量似乎正在加速进行，然而，传统的恃强凌弱权力政治根本不适合当今时代的现实。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模式呢？全球舞台上的三大趋势可能有助于给出答案。第一个是超级网络时代的出现。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成了全球化的脆弱而动荡的全球公地的参与者，各国社会都处于一个相互依赖网络的时代中。
国家及其机构以及公司对全球市场、全球资本、互联网及相关信息网的依赖，以及所谓“关键性基础设施”(从农业到水资源到电信和航运)的脆弱点，这是社会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活生生事实之一。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罗伯特·米勒(Robert Miller)和欧文·拉乔(Irving Lachow)把这一结果称之为“战略脆弱性”，并认为美国“在以更广泛的系统崩溃风险来换取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大的繁荣”。随着“智能电网”用于能源和IP地址嵌入家中数十件电器和电子产品，联通性在未来几年肯定会加速发展。巨大的脆弱性存在于多个层面：网络工具可被用来危害经济或资源；对主要航运系统、陆运系统或能源供给节点的物理攻击可能在整个经济中引起连锁反应。如果后现实主义时代一个经济先进的发达国家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提供一种追求福利和繁荣的环境，那么，支撑这种合法性的脆弱而相互依赖的网络的风险，就会作为有效的社会契约转化为这些社会所需的可持续性。
正在促成较量愿景的第二种趋势是权力正在向跨边界和影响广泛的各种代理人转移。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当前正受到广泛讨论，它们包括具有准国家地位的团体(如黎巴嫩真主党)；产值相当于一些国家GDP的环球公司；维权团体、恐怖网络和黑客组织；有影响力的个人。基本趋势已够清晰：国家在地缘政治较量舞台上曾经是主要角色，尽管时而会遭到反叛和其他短暂变故的挑战，而今天构成了千变万化广阔图景的却是数百种行为体——国家、超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全球犯罪集团、大公司、具有跨国野心或组织结构的政治与维权运动、恐怖主义和好战集团等。我们不应认为正在出现的体系由“国家”或“其他东西”所组成，它是一个复杂的“因子”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代理人之间的大致公平。
拥挤的全球政治舞台拓展到了各国，这可以从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进攻性准国家行为体的出现中看出来，如俄罗斯的“网络民兵”或巴基斯坦资助的激进群体。这些团体反映了国家利益，遵循政府指引的方向，但并不完全受赞助国控制，常常主张并采取比政府更极端的行动。
这一趋势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拥有数百个“因子”的世界，每个因子都有目标、利益和企图实现、保留与保护的使命和价值，每个都与某些同类组织连接，而把其他组织视为竞争对手。在这样的语境中，“较量”具有的含义比以前更丰富、更复杂、更具自我组合意义。非国家行为体相比国家不那么受约束，因为许多已经改变了国家对目标解释的因素是不一样的，或根本就不适用于这样的行为体。一些组织并不想寻求认可，所以并不因期盼别人失败来获得身份认同而终止行动。有些极端的狭隘思想则仇视整个全球体系。我们面临着一个对国家行为体限制越来越多，而对广泛存在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非国家行为体不加约束的两极世界，而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有可能将国家拖入冲突。
强国的非军事手段
1999年，中国军队的两名上校提出了关于21世纪地缘政治的重要论点。他们在专著《超限战》(Unrestricted Warfare)中认为大规模战争早已过去，并坚信传统战争已让位于新的较量形式。他们认为：“只有像萨达姆这样的傻瓜才会通过粗暴占领国土来实现自己的疯狂野心。”但竞争与冲突并没有结束；它们“以更复杂、更广泛、更隐蔽和更微妙的方式再次侵犯着人类社会”。这种说法就是第三个较量趋势形成的缩影：竞争的非军事手段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
由于上述网络脆弱性的迅速增长，所以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将会利用效果惊人的非军事手段。鉴于对更复杂冲突形式的诸多限制，非军事手段似乎将成为较量、干预和取代的主要表达方式(尽管并不完全排除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式战争)，成为一些群体恐吓和影响其他群体并维护自身利益或价值的可取之法。由于这些变化具有特殊意义，所以两位上校强调，冲突的目的正在发生演变；从前的战争是“用武力迫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而新的冲突形式则会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与非武力、军事的与非军事的、致命的与非致命的手段迫使敌人承认自己的利益”。这些手段不使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就能挫败挑战者，因为现在看来，利用大规模军事力量既危险又过时。这些新手段包括：
——非武力；
——公开利用上至国家下到能人的各种代理人；
——常常利用归属不明或归属错误的能力；
——阻碍其他国家的安宁和福利，或损害其他组织或群体的效能和利益，使合法性的两个主要方面受到质疑；
——瞄准越来越密集的全球网络的脆弱性；
——造成实质性损坏，包括物理破坏和致死人命。
这些手段由于已成了较量的默认机制，因而就有可能给目标国家和非国家组织造成严重打击。国家和其他组织如今极易受到网络袭击，部分原因是社会和经济的基础设施长期易受黑客攻击的伤害。从金融、政府服务、能源到互联网(本身已越来越成为商业过程和信息资料的重要仓库)，社会生活的许多元素都容易受到这项武器的攻击。管理着从水坝到电厂的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SCADA)都切实地记载了这一切。能源、自然资源、公共设施、供给链管理、交通、数据库管理等10多个领域都会被网络技术所干扰。重大的网络袭击(如2007年4月被最后确认为俄罗斯“网络民兵”对爱沙尼亚的突然袭击)构成公然的侵略行为，也是一种冲突形式，一种教训和恐吓对手的办法，全都是以非军事方式完成的。
经济手段是施加非军事影响的第二个广义范畴。国际制裁是众所周知的，但当代金融与经济体系互联性增强和依赖资本的特点为施压和对抗提供了大量机会。中国可以扬言暂时中止购买美国国债，并暗示欲取代作为世界储蓄货币的美元。欧盟用经济外交来增强自身影响，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还能以更具针对性的方式瞄准具体的公司，发动卖空袭击，或者谋取计算机程序，因为计算机程序已经在“高频率交易”中控制了每日股票交易量的50%～75%。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为谋取自利优势还希望把能源和自然资源当作操纵地缘政治的一种手段。石油禁运几十年来司空见惯，但也许最近使用这种方法的一个最好例子就是俄罗斯反复利用能源，特别是天然气进行恐吓。中国在与日本发生争执后就监管稀土市场。另一个可能更具决定性的影响是信息——从社交媒体到更直接的宣传形式以及其他编造故事与现实的手段。国家为获得战略优势而操纵信息渠道，或者限制国民使用，或者谋划对别国搞破坏。当今的一个显著案例是，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扩大脸谱网和其他社交媒体的作用在催生和传播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作用。为了在危机中取得战略优势，国家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工具来破坏社会稳定。竞争对手可决定发起一场持续的破坏性运动，例如，2011年8月社交媒体在英国一些地区引发的骚乱。在许多人看来，正因为现时代的互依性和互利性，这些手段会受到许多强制因素的约束。从经济或基础建设的角度看，为伤害对手而采取的行动很容易自食其果；有人反复强调，中国不可把抛售美国国券作为一种强制威胁方式，因为华盛顿明白北京这样做的结果会伤害自己的经济。有人辩称，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供给实际上使莫斯科依赖于欧洲，而不是对欧洲施加影响。当然，这样的关注并未能阻止俄罗斯2009年对乌克兰禁运天然气，也未能阻止对西方禁运，结果使数百万人挨冻。很清楚，非军事手段提供了惩罚、恐吓、警告、报复以及显示骄傲与力量等数十种渠道。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耸人听闻、越来越极端的即时新闻报道，它在许多国家左右着公众的感官。设法了解复杂战略背景的公众(常常以错误消息为开始)日益遭到刺耳而任意的媒体轰炸，与其说获得了信息，不如说被误导。这一趋势会恶化上述的许多因素，从主要国家间的相互猜忌到大众对损害福利之举的反应等，并会破坏新时代迫切所需要的保持稳定的耐心与务实精神。
缠绕式较量的特点
后现实主义时代的一个主要标志是要求集体回应所面对的共同挑战，但较量的极端形式似乎明显有违初衷，人类利己行为的习惯以及对骄傲、荣耀与委屈的集体表达并没有消失。这样的习惯也许会变得更加突出，因为在如今的世界上，只有少数主要行为体负责从事主权空间公共产品的交易，其他数百个行为体则只负责实现某个狭窄的利己目标，如某一问题或利润，这样的世界其实是对什么都不负责。
缠绕式较量可能具有许多具体特征。它会使国家的归类复杂化：在新秩序下，区分朋友、敌人和盟友要比以前难得多。缠绕式较量会要求各国与对手国家甚至敌对国家在一个问题上较劲，而在其他问题上则需要合作。这种挑战对美国尤为严峻，因为这样的关系来之不易。
新时代还有可能因为模糊了各种界线而使安全政策管理复杂化——防御与民众活动之间；专业与学科之间；各类政府回应之间；犯罪与战争之间，诸如墨西哥和阿富汗境内的好战团伙或黑客组织那样的集团在市民眼里既是犯罪者又是好战者。至关重要的是，在界线被模糊后，对传统地缘政治中重要而含蓄的术语之一“战争行为”如何定义便成了问题。区分一种战争行为与连续侵扰行动中的另一个事件——比如俄罗斯黑客袭击爱沙尼亚期间——成了一个挑战性和政治性很强的任务，一个能够被聪明挑衅者所利用的问题。
在这个较量的新时代，冲突并没有“结束”，而是在持续，这是一种进一步混淆和平与战争界线的趋势。从传统上看，各国把战争爆发视为标志着“敌对行动”正式开始的突发行动或事件(如珍珠港事件)。将来，反复的系列行动(破坏经济、网络入侵等)可能表现为持续的相互骚扰，这是一个让国家不知道战争何时开始和何时结束的灰色地带。在一个众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交叉又重叠的世界上，这些行动其实并不是经过充分协调的，它们也许表现为竞争政府、非国家爱国团体、大公司和具有部分独立行动能力的各种元素的复杂组合。这种模式使通常有关国家安全的惯常做法复杂化为威慑与报复。它还会放大发动战争对立宪问题挑战，因为它会冒险促成持续的紧急状态，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能要求公众去辩论或认可每一次的网络袭击、经济制裁或社交媒体炒作。
国家会常规性地窃取知识产权，从事试探性或破坏性的黑客行为，并运用权力以牺牲别人利益为代价来增强自身的经济发展潜力。鉴于这样的持续性后果，美国开始觉得自己似乎已处于包围之中，更倾向于不把其他国家视为竞争者而是看作敌人。逐渐升级为大战和做出误判的风险很大。
另一方面，尽管网络有脆弱性，新兴较量的默认手段将会以固有的反弹能力聚焦于如下目标：社会稳定、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信息流动规律。网络与经济上的有力合击虽然可使一国的发展倒退，但却不会直接和立即威胁到领土完整，这让领导和民众怀有将来恢复到原有水平的期望。竞争的目标是变化的和周而复始的，而不是静态的和不变的，目标有助于限制较量。
然而，在媒体炒作和公众迷恋小事件的时代，这种制约效果可能被国家对体系中互扰的过分反应所抵消。当代的较量表达方式与冷战时期的战略僵持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会影响国内社会稳定和基于常规的国家日常生活。侵袭脆弱社会网络的政治赌注将会很高，尽管目标战略的风险不是很大。的确，某些非国家行为体会做出这样的过度反应：“9·11”袭击本身并不能被视为伊斯兰社会与西方冲突的前兆，而是正在形成中的不稳定性的另一个案例。未来几年的挑战将是平静务实地管理事件，不赋予其更多的意义。
适合缠绕式较量时代的战略
纠缠在较量时代的出现表明需要一种范式转变，即从用军事侵犯和威慑来遏制国家反叛者对力量的追求，转变为对广泛国家竞争与非线性系统风险的管理。缠绕式较量时代的最重要意义是，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建立各种规则和准则，建立集体(国家与非国家)回应机制，构建防止升级和误判的预防地带和其他处于压力之下的脆弱系统的风险管理机制。向主要崛起国家发出可靠的威慑信号是必要的，但默认通过改变全球条约来对抗政治军事强国的做法只会加剧竞争体系的固有风险。同样，当主要体系的因素风险失控时，打着诸如“保护责任”的幌子去大力重塑遥远国家的内部动力，那照样会形成误导。关键的优先项目是制定能使不同行为体依照固有习惯行动的准则、协议和制度。一个好例子也许是，订立某种限制网络攻击的条约。
第二个重要意义是，国家安全的性质正在由外部较量转为内部竞争，从国际遏制转为国内修复。从金融市场稳定到移民激化再到水供给等国内挑战将左右大众对安全的看法，对企业规划和决策者日程的关注。最可能导致冲突的路线是：金融危机，民族主义迸发和影响国内福利的非军事对抗的加速，激进主义与恐怖主义造成的不稳定，或对一国本土福祉的其他伤害。教训是，增强社会修复能力的行动对整个体系的稳定和追加投资(确实是一项大胆的国家战略)至关重要。面对脆弱的网络，修复能力是抑制非军事竞争风险不断增大的重要步骤。
然而，一个新时代即便已经出现，那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取代旧时代。因此，对主导大国特别是对美国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在应对衰落模式的同时不加剧日益增大的较量趋势。例如，许多亚洲国家非常肯定地把中国的强盛视为潜在的政治军事挑战，并感谢美国在该地区充当抗衡力量。这些忧虑不无道理，既因为限制老式权力政治的观念可能减弱，也因为骤然抛弃全球秩序的支持系统有可能使各国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做出反应。正如广泛讨论所示，美国再也没有资源、意志或国际合法性来扮演与过去相同的角色——在缠绕式较量时代，它也不必这样做。大量的手段与行为体开始出现于全球环境中，这就为美国提供了数十种以创新方式运用权力的渠道——既有激励性的又有惩罚性的。美国战略家的使命就是构思若干原则，以指导具有新兴时代特有优势的、较有限的、可持续的、影响和效力仍然很大的美国立场。
这一变化的和混乱的体系最深刻的固有风险在于，当对冒险主义的强力约束有所减弱，受控的较量陷入混乱时，加剧的竞争将把各国推向一个倾覆点——对抗、侵犯、出于利己制造麻烦和拒绝准则。这样的风险很可能基于国内因素的积累之上，比如身份政治、更多地使用挑衅性非军事手段、极端行动以及非国家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它会在民意的影响下不断恶化：公民很难理解国家战略中的矛盾现象。向公众解释清楚政府打算与上个月还在推行一项强烈反对本国的不同政策的国家合作或向其提供援助，这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在这样的环境中，两个关键目标必须是：在互联网中坚持与强化反对不端行为的准则；控制可能引起轮番升级的互扰行动。对美国来说，要实现这些目标，扮演不太专横但起关键作用的角色已成为改变过去半个世纪所扮演角色的愿景：主要精力放在保持体系稳定上。美国的巨大危险在于有可能在引诱或怂恿之下按照旧时代而非新时代的规则去扮演这一角色。不要去维持不切实际(能将力量投放到全球每个角落)的防卫任务，美国能够且应当创造新的手段，从解决冲突的机制到涉及信息与经济手段的非对称性灵活战略，从而去保持遏制侵略的效力。
对于美国和其他大国应当做的重大事项，就说这么多了。与此相应的一个问题是它们愿意做什么。领导人仍然容易看错形势，容易产生一厢情愿的想法。有些国家在文件中承诺，即便被说成是冒险的自我牺牲，它们也不愿意在危机中推卸责任。各种各样的国内政治问题会把许多国家推向对抗。这些因素恶化政府分裂问题：务实政府中一个激进而固执的部门就可以发起某种挑衅，引发公众的暴力对抗，将国家推上冲突之路。
成功实现必要系统管理愿景的机会也许超出了许多国家和领导人的能力范围，因为这需要对刺激做出复杂的直觉判断和耐心回应。导致不安定的几种途径已初露端倪；历史始终存在怀疑：在综合处理新时代所要求的明确目标上，政府是否始终足够聪明，领导人是否足够明智与克制，公民是否足够忍耐与宽容。也许有理由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正在退出世界政治舞台，但尚未完全离去，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重新上演。但这一时代的另一个悖论是，从感觉的和实际的挑衅上过分关注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为战争做准备这一残留风险，这会使人觉得战争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大可能和不太具有吸引力了。战略家和政治家的使命的确非常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