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利用档案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当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0)01-0026-15
中国当代史是历史学园地中距离现实时代最近、社会关注度最高、政治敏感性最强、历史借鉴意义最直接的学术领域。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除了必须十分注意叙事立场的客观公正、分析评论的准确适当之外，还必须十分注意学术方法的科学严谨。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力挖掘和利用档案。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利用档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是研究作品的科学性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中国当代史具有国家知识的性质，拥有政治性和学术性并存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它的学术公信力就特别重要。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作品，不仅仅体现了作者或某一作者群的学术公信力，某些特定作品，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政治公信力的衡量指标之一。因此，中国当代史研究，必须坚持学术性第一的基本原则，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从政治预设出发；一切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一切从历史规律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概念出发。
第二，当代中国历史与执政党的历史是不能分割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执政党的政治实践，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轨道。其中，执政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具有决定的意义。要准确地说明当代历史，必须准确地叙述和解释这些方针政策，必须正确地利用档案才能做到。
第三，由于中国当代一系列社会管理政策的特殊性，当代中国的其他历史资料都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不能充分利用。这就更加凸显了档案资料的珍贵性、重要性、不可缺少性。
比如，报刊资料。除了建国初期的一些政治运动，报刊上有比较充分的报道之外，后来很长时间里，许多社会政治活动，甚至重大事件，报刊上并不报道。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举措、“文革”时期的各地派性斗争等等。
比如，回忆录资料。由于当代历史的特殊性，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包含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许多事情在还不明朗化的情况下，一些当事人所做的说明或者回忆，就不是十分准确。其次，许多事件的当事人，限于与涉事各方的利益关系，经常使有些回忆材料包含的主观感情因素太强，大大影响了它的可信性。再次，限于各种条件，至今所发表和公开出版的当代回忆录十分有限。这些原因，造成了当代史研究中利用回忆录资料的局限性。这里，我只想举一个高饶事件的例子。邓小平曾经回忆说：
“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1]
薄一波也说：
“对受高饶影响而犯有错误的同志，中央在处理时也是非常慎重的。”[2]
这些说法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根据原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的回忆，东北方面的处理，还是比较重的。他说：
“东北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撤换，有的降级，有的降级下放，有的长期不分配工作。像鞍山市委的8个常委全部撤换，市委书记华明是大学生，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当过工程师，年轻、有能力，只因他曾经给高岗当过秘书，被逼自杀(未遂，‘文革’中被迫害死)。黑龙江省省长李长青被撤职下放，死在乡间。原辽西省委代书记兼省长杨易辰，降职到黑龙江省当副省长，80年代调中央，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在其档案中还夹有与高岗有牵连的材料。大连市委副书记陈伯村也受到降职处分等等。”[3]
陈伯达也谈到在处理高饶事件的过程中，饶漱石问题的扩大是不正确的。他说：
“高饶事件也错误地牵连了一些干部。潘汉年同志的案子就是揭发饶漱石时，把事情扩大化搞出来的。”①
杨尚昆在谈到由反对高饶集团牵扯出来潘汉年、杨帆冤案的时候也说：
“后来对饶的处理出了格，主要是毛主席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助长了‘左’的情绪，又过分自信，听不进不同意见，违背了他本人一向倡导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的原则，以致犯了主观臆断和先定性后查证的错误所致。”[4]
我这里不是说邓小平、薄一波他们的回忆不真实，而是因为他们处在中央高层，发表这些看法的时候比较早，原先有关情况还没有充分披露出来，他们并不十分了解。这是当代回忆录有局限的一个例子。
第四，当代时期的档案资料具有空前的丰富性，开发利用这些资料，有利于繁荣中国当代史学术事业，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当代史本来应该成为一门严肃的学问，但是，常常因为某些著作史料不扎实，论述不靠谱而不受尊重。这与研究人员的观念方法有关系。当然，也和人们在档案管理方面的不正确认识有关。过去，人们常常不恰当地强调当代档案的保密性，不愿意充分地开放档案，不愿意鼓励专家查阅和利用档案，甚至采取种种方法，限制档案的利用。这是不正确的。
过去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问。就历史学来说，是指每个时代都可能发现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材料，做出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特点的研究成果，产生最能代表这个时代学术价值的学问家。假如能够充分利用档案，运用严格的学术方法鉴定、理解档案，关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成果，完全能够做到超越当前的种种局限，形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科学作品来。
在当代档案里，最有价值的是党和政府的决策档案、政情档案、经济与社会数据档案。这里要指出，笔者所说的决策档案、政情档案、经济与社会数据档案，并不是现在通行的档案分类术语，而是笔者根据档案资料的记载内容相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所总结归纳出来的史料学概念。各级档案馆实际收藏的档案，是按照各党政机构统一编序，以全宗号归口保管这些机构交付的档案的。笔者根据各类档案的历史内容，把具有执政当局决策作用、反映社会实况作用和经济与社会统计数据作用的档案资料，分别归纳出来，作为史料学的特定概念，对于研究人员查阅档案的时候，心中有数，提高利用效果，应该是有益的。
所谓决策档案，是指与执政当局制订各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制度、法律、规章、计划、决定、政策、指示有关的档案资料。一般说来，包括以下几类材料：各级执政当局颁布或发出的各类制度、法律、规章、计划、政策、指示；各级领导人就重大问题和重要工作部署所作的工作报告、讲话、批示、书面或口头指示；围绕各项制度、法律、规章、计划、政策的制订，有关当局、机构、政要或个人所形成的调查研究、讨论记录、草案文本、修改意见；等等。
决策档案在说明当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拥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执政当局的政治意识、价值追求、发展模式、施政手段与策略，总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就中国当代发展来说，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方针、计划、决定，往往直接决定了事态实际演变的趋势和结果，是相关社会运动、重要事件甚至日常政务进行的关键。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查和叙述这些过程的时候，这些关键就是我们必须紧紧扣住的要点。
举一个山东省委实事求是地解决全省困难生产队问题的例子。
1962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曾经向全省公社以上各级党委通报了省委调查组的一份调查报告，同时宣布了省委《关于加强困难队农业生产恢复工作的指示》(山东省日照市档案馆藏件，全宗号1，目录号2，案卷号312)，调查报告和省委指示同时上报华东局和中共中央。
调查报告是山东省委调查组1962年5月5日写出的，题目是“一个生产破坏最严重的大队”，全文分为“严重程度”、“主要原因”、“如何度荒”、“翻身办法”4个部分。根据这份调查报告，省委提出了帮助全省困难生产队恢复生产的5条办法。
调查报告所反映的韩庄大队，当时是山东省齐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也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齐河县、山东省，甚至全国所罕见的饥荒典型。农业部副部长惠中权在这个大队做了专题调查；省委调查组做了逐户访问，开了7次座谈会，把大跃进所造成的破坏和农民所处的绝境，做了如实的报告，提出了调查组通过干部社员的讨论所决定的渡过灾荒的办法。调查报告和山东省委的指示，构成了当代一份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珍贵内容。
调查报告指出，1958年以来韩庄大队所遭受的破坏，“不是一般的伤了元气，而是严重的伤筋动骨”。和1957年相比，出现了5个方面的严重问题：
“第一，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一点二。全村原有五十八户，二百四十人，现在四十九户，一百四十一人，减少九十九人。其中，死亡四十九人，外流未回的三十二人，改嫁出村的十一户、十八人。本来，全村实际减少了十五户，有十户死绝了，五户外流把户口带走。”“一九五八年全村生四个小孩，死亡一个；从五九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生孩子(只有杨森荣的老婆外流到东北以后怀孕，今年生一个孩子)，现在没有一个孕妇。”“其次，单身汉多，群众说：‘三席、一提篮’(二十五人)，除去已死去的以外，在现有四十九户中，有二十二条光棍子(包括结过婚的十三人，老婆改嫁的九人)。”
“第二，耕地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五七年全村八百零五亩地，现在五百零八亩，减少二百九十七亩，平均每人减少了二亩地。”“在一九五六年，全村粮食总产量是十五点一万斤(自留地在外)，平均亩产一百九十四斤；一九六零年，全年只收一千八百一十斤，平均亩产三点五斤；一九六一年总产三千三百七十斤，平均亩产六点六斤。”
“第三，耕畜基本上死光。一九五七年，全村耕畜三十九头，一九五八年减少为二十九头，现在只有四头。”“四年来，全大队实际上死牲口三十九头，现在保存的四头耕畜，只有一头驴稍好一点，两头牛经常卧倒，寿命不长了。”
“第四，农具减少到不能应付最低生产的需要。耧由二十架减为六架，耙由五盘减为二盘，旧式犁全部破坏”，“运输工具还只有一辆木轮大车(原有九辆)”，“各种小农具大部破坏变卖”，“场间用具(杈、扫帚、木锨等)只落七件”。
“第五，社员生活十分困难。全村原有房子二百四十间，现只剩下八十间，其中大部破、漏，较完整的只有三十间。”“全村财产全部卖光或基本卖光的有二十七户”，“四年来，全村不死人、不外流(临时外流的不在内)的只有八户”，“原有姓刘的八户，有七户饿死十一人，自杀一人，刘汝祥兄弟三人，七口人，二年死亡五口。刘再林(三十三岁)死后，老婆上吊自杀，剩下两个孩子，一个由本家哥哥寄养，一个送给外村作童养媳。刘耕田，原五口人，他饿死后，老婆哭着抛下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七岁)，带着一个孩子改嫁，因在外受气和思念孩子现在又被迫回来”。
调查报告分析了造成绝境的原因有3条：“粮食征购过头，劳力外调过多”；“耕地大量外调”；“干部多次换班，领导没有核心”。
调查报告指出：“一九五七年粮食总产十万零四千斤，征购四万五千斤，社员平均口粮只有二百一十三斤。”“五九年总产只有二万斤，还征购七千零九十六斤，集体分配的口粮全年每人平均只有四十九斤。”“五九年冬季外调男整劳力四十六人搞水利，连续四十多天，家中食堂断炊，劳力无口粮可带(要自带口粮)，当时冰天雪地，还要日夜突击，因此，前方、后方出现大量病人，有的死在工地上，有的死在路上。到六零年春，全村大部分人饿倒了，青壮年能挑动水的只剩下一人，三、四月间大量死亡。全村四年来死亡的四十九人中，有三十四人是在这一段饿死的”；“一九五八年秋后，进行土地连片大调整，全大队调出四百一十一亩，调入一百一十四亩，净调出二百九十七亩，调出的地大部土质比较好，调入的多是沙碱地，当时二百四十个人，每人少了一亩二分好地”；“自五八年以来，正副大队长换过十五人，最多的当一年，少的当二、三个月”。
调查报告汇报了该村群众几年来渡过灾荒的办法，主要是国家救济、自谋生路、坚持生产：从1959年起，该村年年吃统销粮；1960年起，国家把口粮、种子粮全部包下来；1961年国家另外还救济了“牛三头，地排车一辆，手推胶轮车一辆，化肥一千斤，水车三部，另救济布五百三十尺，救济款四千三百一十三元，贷款一千二百五十三元，还帮助机耕二百多亩地”。自谋生路的办法主要有3条：破产度荒，外流逃命，买卖贩运。
调查报告提出了3条翻身办法：一是“定住心，站住脚”；二是国家扶持；三是根本大计。
所谓“定住心，站住脚”，包括“种上地，保住苗，不撂荒”；“安排生活，渡过春荒”，由县里调拨5 000多斤粮食作社员口粮；组织修缮房屋，保住现有的80多间房。调查报告要求上级在4个问题上给予扶持：支援急需的小农具“锄二十五张，锨十张，地排车二辆，手推车四辆，水车筒子两付”；由公社拨煤3 000斤，用于换2 000斤牲口的饲料；由公社安排春播和夏播的种子；由县里安排拖拉机帮助秋季耕地250亩，冬季耕地250亩。
调查报告提出了6条翻身大计：“恢复耕地，克服碱化”，由县社两级负责调回外调出去的297亩地，组织农田改造；“养猪积肥，恢复地力”，鼓励群众养猪，每户分配半亩地，养猪就顶饲料地，不养猪就顶口粮。一头猪一年向集体交两方粪，按质论价，年终分配，保证兑现；“增加耕畜”，提倡公养私养并举，凡私养，“每头拨给一亩饲料地”；“增添农具”，配齐小农具，逐步添置大农具；“大量植树”，过去村子里有大批树，1956年曾收鲜枣10 000余斤，梨7 000多斤。现在只有各种树不到1 000棵。计划今年栽杨树1 000棵，明年栽2 000到2 500棵，后年3 000棵，1965年全村达到10 000棵。除集体的果林以外，发动群众栽树，“谁栽谁有，将各户原有的场园、树行地、村内、村边、闲散地一并确权，划归社员种树”；扩大水浇地，建设保收田。
调查报告提出：“今年征购全部豁免”，同时向群众公开宣布：“三年内免征免购，今年夏季供应一部分，秋后做到自给”；加强组织建设，“健全领导，树立信心”。
山东省委的指示说，韩庄大队是德州地区灾区中困难最大的一个大队，在全省来说是少数。“但是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存在不同程度困难的生产队，各地都有一部分，在北部德州、聊城、惠民三个灾区，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左右；在东部、南部各个地区，大约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左右”。各级党委要下定决心，解决这些困难队的问题，“要逐个进行摸底排队，做出计划”，改变局面。
山东省委的指示提出了5条政策：
(1)要由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组织力量，深入困难队，发动群众，解决问题，“对过去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严肃诚恳地向他们检讨，让他们把内心的话和痛苦讲出来”。
(2)“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最近两、三年内适当减轻或豁免困难队的农业税和统购任务，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使他们首先争取自给，然后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恢复负担和统购任务。
(3)要给予经济扶持，解决困难队的口粮问题。“对困难队当前口粮、农业贷款和生产资料供应，不要受那些烦琐规定的限制，口粮要保证维持当前生产能力，贷款时间可以放长一些，生产资料当年不能收回可以过一些时候再收，有些还要给予救济。”
(4)从困难队实际出发，“既坚持集体化道路，充分调动集体积极性，又照顾当前群众的切身困难和觉悟程度，适当利用个体积极性”。“对社员开垦种植的小片荒地，少量‘保本田’和‘借种田’等，如果经过正面讲清道理后，群众要求继续耕种，就不要硬性收回；要求分的应允许分一点给他们，已经包产到户、或者实际分散单干的少数农户”，只能用说服和示范的办法，而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批判和纠正。“灾区的集市贸易，应该放宽一些”，使农民可以通过市场调剂粮食和副食品。
(5)培养和选拔好干部，“充实与加强困难单位的领导”。
上述山东省委调查组的报告和省委指示，就是一种决策档案，对于当代史研究来说，它拥有巨大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
它非常客观地反映了三年大饥荒时期山东一个最困难的生产大队所陷入的绝境，省委工作组针对这个村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以及省委所提出的解决全省困难队的统筹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合情合理，扎实可行，没有一句空话。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份材料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这是它的历史价值。
它产生于1962年5月，是在1962年1月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之后产生的，是“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直接产物。完全可以肯定，没有这两次重要的会议，没有这两次会议上以刘少奇、陈云的报告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辉煌精神，山东省委就不可能提出这份调查报告和指示。这是它的思想价值。
作为一份当代官方文书，它不仅体现了一个省的领导机关的求实精神和民生意识，而且体现了当代政界中为民众利益执言担责的优良政道。其实，当代时期也和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无论政界风气如何，总有奋不顾身、为民众利益大声疾呼之人。我们可以说，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官文化；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优良官文化的继承。这是它的文化价值。
所谓政情档案，是指反映各级党政机关和职能部门施政状况与社会实际动态的档案资料。一般说来，包括以下几类材料：各级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的经常性工作报告、总结报告、汇报材料、请示报告；各级领导机关或职能部门的内部通讯、内部参考、内部动态、内部通报；有关重大问题的专门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反映社会各界或群众意见的各类报告、信件、申诉材料与调查处理意见；各级领导机关、职能部门和领导人了解和处理社会热点问题、突发事件、社会动态的回报、请示、指示、总结；等等。
在当代史研究中，对政情档案要给以特别的重视。政情档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材料是各级领导者、职能部门、调查机构专门收集起来的，直接来自有关问题、事件、群众现场，直观反映了社会实际状况的素材。其中许多材料，在事实发生阶段，是该级领导机关内部掌握，或者作为政务动态上报给上级甚至中央掌握的情报信息。它们的根本性质，是作为来自社会第一线的确切资讯，为领导机关采取措施，提出对策，制订法律政策提供依据。一般说来，这些材料往往与公开发表的施政文件、新闻报道等材料有严格的区别，比它们更全面、更准确、更可靠。在当代史研究中，这类材料运用越多，可信度越高。
举一个关于1959年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的例子。
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是大跃进运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曾经下发过一份《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指示》(山东省日照市档案馆藏件，全宗号1，目录号2，案卷号245)，这份文件附发了3份内部通报：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概况》、《河南省委书记处办公室3月5日电话汇报》、国家统计局1959年1月统计《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这3份材料，就是一种政情档案，它提供了以下几点情况：
一是截至1959年底全国27个省区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共有农村公共食堂3 919 000个，就食人员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口数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者七省：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参加食堂者七省区：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参加食堂者六省区：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江苏(56％)，宁夏(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者七省区：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
二是截至1960年3月5日，农村公共食堂仍有一定增加，主要体现在有关省区参加食堂人口数有所增加，以下省份在食堂就食人数占总人口上升后的百分比如下：
河南(99％)，河北(86.5％)，山西(81％)，山东(55.5％)，甘肃(63.3％)，黑龙江(40％)，辽宁(33％)。
三是由于农村公共食堂政策的荒唐，仍有许多地方以各种合理的理由顶住不办。比如，截至1960年3月，“辽宁反映，全省还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生产队，粮食产量没有落实，生活安排没有搞好，所以，食堂没有很好恢复。吉林分析入伙人数少的原因，一是冬季气候冷，距食堂远的老人、儿童不到食堂吃；一是食堂房子小，容纳的人少；再一个是社员家庭冬季烧炕，顺便做了饭，就不来食堂了”。
四是农村食堂里已经出现了浪费现象。在河南：“新乡地区七个县一千一百二十个公共食堂，已超吃粮食二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七斤；洛阳地区渑池、伊川、宜阳、三门峡等五个县市，也有七百三十九个食堂，在一、二月份，超吃粮食十九万六千二百一十斤”。
读了这些材料，把它们引进人民公社史研究，就可以避免浮光掠影式的叙述或议论，把问题想得更全面一点。
所谓经济与社会数据档案，是指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职能部门、行业部门、统计部门就经济、技术、社会问题专门进行的各类调查研究与分析资料，包括各类专题调查、各类统计报告、各类研究报告、各类统计报表等等。
经济与社会数据型档案资料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进步。系统的经济与社会数据资料的出现，严格说来，是世界近代产业发展、社会分工细密化、行业管理规范化、政府管理科学化、经济与社会统计作为独立的信息部门或者行业出现之后，才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本质上，这些数据，作为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指标，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显示社会物质生产、文化繁荣与生活发达的水平。正因为如此，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或者在历史研究中充分运用统计数据，就成为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公开出版的当代经济与社会统计资料不是很多，80年代之后这类资料大量发表或者出版。在当代史研究中，80年代以前，必须充分挖掘档案；80年代之后，即使有大量公开的经济与社会数据资料可以使用，但仍然需要挖掘档案。因为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行业机构，不可能随时把所有掌握的统计资料全部公开。这类当时没有公开的资料，其中有些可能有一定的保密性质，必须按照国家保密制度的规定使用，但是必定也有许多，不涉及国家保密制度，可以也应该供研究者使用。
举一个苏南土改档案中的经济数据资料的例子。
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是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事。截至1949年10月，解放区土改人口大约还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1/3上下，其余广大新解放区的土改都是在1950-1953年期间进行的。全国新区土改中，苏南地区是一个政策比较周密，运作比较稳妥，消极作用也相对小一些的地区。所以如此，苏南区当局事前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社会经济调查，对该地区与农村土地制度相关的所有实际情形心中有数，从而为制订准确的土改政策提供了保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这种周密的社会经济调查，在档案中有确实的记录。
在有关档案中，有一份1952年10月编辑的《苏南土改统计》，是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制的。其中收录了有关该区土改前、土改过程中及土改后有关情况的125份调查统计表，其中29份调查统计表集中反映土改前苏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
上述29份表格中，包括土改前苏南区20个县1 722个乡的调查分析表格8种，土改前苏南区17个县1 292个乡调查分析表格19种，土改前苏南区27个典型乡23个典型村调查分析表格2种。
这29份表格，汇总了调查范围内的数据，按照各阶层户口、人口及其占有农村社会总人口比例；全区农村总户口、人数及各阶层占有土地数量；各阶层平均户有土地数量、各阶层平均人均占有土地数量、各阶层出租土地数量、各阶层出租土地占本阶层拥有土地比例等专题列为表格。
在有关档案中，还有一份形成于1951年7月的“苏南区16个县104个区964个乡土改前各阶层占有与使用土地情况统计表”。该表按照地主、公地、工商业资本家、小土地出租者、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其他阶层9个方面，统计了居住者的户口、人口、自耕土地、出租土地、佃入土地的数量及其所占百分比。
以上29份统计资料，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它不仅为当时的新区土改运动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基础，也为今天研究苏南土改，研究1950年前后苏南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和群众生活，研究主持苏南土改的有关历史人物，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在重视和充分采用档案资料的同时，充分挖掘和利用其他资料，反复比较分析，形成综合性举证效应，以弄清历史事实，是当代史研究必须坚持的重要方法。对于当代史研究来说，弄清事实再发表议论，是一个特别需要强调的基本原则。有一些著作关于某些问题，甚至重大问题的结论所以不靠谱，难以为读者接受，往往就是因为在事实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加以描绘、渲染和评论。
比如，“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个口号，经常被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研究者所引用。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就是一个首先需要认真考订的问题。
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这个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它不仅是人民公社的一个标志性广告，甚至也是毛泽东时代的显著政治标签之一。这个标签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
《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作者认为，这个极“左”口号是康生编出来的。该书说：“这时候，另外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编出一句又好读又好记的诗来，让不通一字的农民只听一遍就会永世不忘：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5]《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也说：“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了一副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6]叶永烈所著《陈伯达传》指出，这个口号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的一个“民歌”。该书描述了大跃进时期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情况后说：“《人民日报》迅速报道了毛泽东在河南新乡的一席话，‘人民公社好’用黑体字印在大报小报上。一时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民歌’四处传颂。”[7]
据说，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大跃进时期出现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经被毛泽东称赞为全世界继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二个人民公社。2000年9月25日，公社旧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近、现代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2006年被国家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内展出历史图片200余幅，文献资料180余件，其他珍贵文物176件。至今，在旧址的一面墙上，还用石灰写着大字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嵖岈山人民公社旧址的义务管理员农民周留栓回忆，当年农民建立人民公社时喊过这个口号。周说：
“那时候，听说要合并成‘大社’，群众都被发动起来了。乡里天天组织大家游行，喊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每天夜里，人们都打着灯笼、举着火把，锣鼓喧天地闹到天明，大家都盼着能早一点跨进共产主义。”[8]
周生于1945年，1958年才13岁。他的回忆，应该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在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有关档案里，有一份写于1971年3月15日的对陈伯达的揭发材料：《彻底揭发批判反党分子陈伯达在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进行反党活动的罪行》(遂平县档案馆藏件，全宗号1，目录号9，案卷号379)。其中说：“有一天，陈伯达听说老年社员陈家正会编快板，陈特意把陈家正叫来，要他编人民公社的快板。陈家正顺口编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顿顿吃的猪和羊，还有面包沾白糖。陈伯达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好，好，这就是农民想(向)往的共产主义。’”根据这份档案，这个口号就是嵖岈山农民陈家正编出来，得到陈伯达的赞赏，并且迅速传播开来的。
根据当年的一份报道，陈家正是当地一个由抵触浮夸风气到认可并歌颂浮夸风的“老顽固头”。1956年秋天，当地有人计划在2亩9分土地上种试验田，鼓吹要达到亩产小麦800斤，结果没有达到。1957年8月，又计划达到亩产小麦1 000斤，不少人不相信，陈家正也跟着说风凉话：“人家陈书记有办法，小麦出来拔拔苗不就有劲么”！又说：“又是横耕又是竖耕，我看你怎么锄”？结果，来年夏天，这块试验田却爆出了亩产3 821斤的冷门，放了一颗大卫星。报道说：
“陈家正在麦收前就是不相信一亩地能收2500斤，总是说风凉话，天天都到那块试验田里去看，怕谁把麦田麦穗损害，在收割和过秤时，他干脆就睡在地里看，一直看到过好秤才不得不在事实面前屈服了，现在也是积极在田里干活，见了什么人就说：‘我要劝人爱国！’‘毛主席、共产党是好领导！’并且编了快板来说唱自己的转变。”[9]
这段报道恰恰说明，这位陈家正扮演的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试想，如果他真的天天都去试验田看看，收割的时候甚至睡在地里，一步不离，看着大家称小麦，那么，这块2亩9分地的试验田里，怎么能够称出亩产3 821斤的产量来？看来，他是当地官员有意安排的做虚假宣传的一个“托儿”，作用是以亲眼所见者的身份证明这个“卫星产量”的真实性。陈家正是个积极的宣传员，也可能编过不少顺口溜一类的说唱词。但是，他有没有编过“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呢？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建立于1958年4月20日，起初名叫“卫星集体农庄”，5月中旬改名“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7月底8月初制定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9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58年第4期刊登了这份简章，9月4日该简章又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发表过3篇关于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报道。一篇是8月18日发表的《人民公社带来的新变化——介绍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一篇是8月21日发表的《人民公社是万人欢乐的大花园》，一篇是9月4日发表的社论《从“卫星”公社的简章谈如何办人民公社》。笔者发现，这3篇文章均未提到这里有过这个口号。《人民公社是万人欢乐的大花园》这篇报道赞美公社是“万人欢乐的大花园”，但通篇没有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的意思。文章倒是提到了据说是当地农民编的歌颂公共食堂的一段快板：“食堂真正好，粮柴用得少，吃得饱又好，花钱却很少，简化家务活，劳力出勤多，下地快又齐，提高生产率。”似乎可以设想，假如嵖岈山农民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就喊出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么生动的口号，《人民日报》肯定是要大肆渲染的。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建立后，曾经引来大批参观取经者。《遂平县报》曾报道，截至1958年9月20日，全国各地已有9万多人来此参观学习。在1958年8月中旬，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组织了一个13人的参观团，实地考察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上海财经学院所办的《财经研究》1958年第6期(1958年9月15日出版)上，该参观团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卫星人民公社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另一篇是《大跃进中的卫星人民公社》。前者是一篇介绍卫星公社发展过程、原因和成就的文章，后者是参观团的考察访问记。碰巧的是，笔者收集到一份大约1958年8月以前形成的介绍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建立过程的手写稿，题目是《河南省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原文共计8页，写在特制的中共遂平县委公文纸上。纸张上方有“中共遂平县委员会”字样，下方印有空白年、月、日字样。《卫星人民公社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一文，采用了不少这份手稿的内容。笔者核对，至少有8段文字基本相同。笔者估计，手稿所记，很可能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参观团在嵖岈山卫星公社学习取经获得的内容，但是手稿究竟是介绍者的解说稿，还是参观者的记录稿，暂时不能确定，我估计解说稿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是，这份材料形成于1958年8月中旬之前，则可以肯定。手稿引用了当地的两首“民歌”。一首说新中国成立前当地的情况：“光山秃岭不栽树，浮土碎石冲下山。自然灾害年年有，农民无粮生活残。”另一首唱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赛天堂，它是人民的好方向。全面工作大跃进，包括工农商学兵。老年进了幸福院，吃饭都是在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教育孩子有好方。老老少少是学生，从学的红又专。同心协力搞生产，发展工业多打粮。社会主义早来到，幸福生活乐无疆。公社处处都是好，感谢领袖毛主席。”无论是解说稿还是记录稿，这两首“民歌”来源于当地都毋须置疑。
关于“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来源还可以继续考证，以便把它最后落实下来。但有一点现在就可以肯定，说这个口号是“民歌”或者“民谣”并不准确。因为，它的4个基本要素，即“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天堂”、“桥梁”，是由上而下地弄出来的。本质上，这个口号是经过地方官员和文人的炮制，经过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催化，掺杂了党内见风使舵习惯的混合作用，加上所谓“新民歌运动”旗号下文化、新闻、舆论界恶性炒作所共同孵化出来的。
最早提出“人民公社”这个词的是陈伯达。在1958年7月1日出版的该年第3期《红旗》上，他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其中高度评价了湖北鄂城县旭光一社办工厂的事迹。他称赞这个合作社的情况，“是高度发扬地方首创精神和群众首创精神的一个光彩夺目的典型，在实际上是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普遍高涨的一个缩影”。他总结了这个合作社的9种成功的做法，其中第一条就是：“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通过这种合作社的方式，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同样是陈伯达提出来的。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自问自答：“可不可以说，这个合作社的所作所为，在实际上是指出了我国能够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比较迅速地消灭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区别以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从而为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出顺利条件的一种正确道路呢？我想，完全可以这末说。”陈伯达的说法很快被写进了党的决议。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基层单位。”它还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陈伯达说出来的，是毛泽东的意思。
陈在9月1日出版的该年《红旗》第4期上写道：“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10]
同期《红旗》上，公布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其第2条规定：“人民公社的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这份简章，是在河南省委一名书记、两名部长、省委驻嵖岈山工作组和《红旗》编辑李友久共同讨论后，由李友久执笔写出来的。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自然就是“天堂”了。现在，跨进这个社会去，只需要过渡一下。那么，有座桥不就成了吗？1958年8月中旬之后，人民公社是天堂的结论，就被编造出来了。天堂最初在嵖岈山和徐水县出现。
根据上述手稿《河南省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最迟到8月中旬，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出现了“人民公社赛天堂，它是人民的好方向”的说法。这个说法，很可能是当地组织经验介绍材料时，执笔者写进材料里去的。
毛泽东8月4日视察了徐水，截至9月1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6篇《徐水人民公社颂》，向全国人民推荐徐水经验。一时间，河北的徐水县与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了两颗璀璨无比的政治新星。
8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5篇《徐水人民公社颂》，即《文明而城市化的谢坊》里，描述该县遂城人民公社谢坊村说：“这个三百多户的村庄不仅幼儿园和幸福院办得很好，而且处处是文化，是幸福，是千万人梦里的天堂。”报道称，谢坊村的一面高墙上写着一首歌唱人民公社的长诗，开头的四句就是：“谢坊是个幸福庄，幸福全在公社长。公社好处唱不完，集体力量造天堂”。这里所说的农民写在高墙上的“长诗”，不是当地宣传干部，就是当地临时组织起来做吹鼓手的“土秀才”们突击搞出来的作品；否则，就可能是《人民日报》这篇报道的记者自己的杰作。
1958年9月3日，《山西日报》第一版发表长篇报道，宣布长治地区已经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篇报道的套红主题是“长治区实现人民公社化”，肩题是：“人民公社通天堂，共产主义已在望”，副题是“公社一开始就显示了更大更多的优越性”。报道自然没有忘记以民歌的形式显示民意，文章说：
“许多农民们纷纷写诗，歌颂人民公社，在平顺羊底井人民公社就编出了这样一首诗歌：人民公社好方向，农村一片新气象，人人鼓劲争上游，工厂田间跃进忙，老人进了幸福院，集体吃饭有食堂，幼儿进了幼儿园，穿鞋缝衣有工厂，共产主义无限好，幸福生活万年长。”
此后，《人民日报》不断发表歌颂人民公社的诗歌：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人民公社好》里说：
“公社主义好，共产主义好！”
同日《人民日报》上，《暖泉歌手唱公社》里说：
“共产主义脚步声，来到咱们大家庭。”
1958年9月6日《人民日报》上，《歌唱人民公社》里说：
“恩情似海的共产党，把人民引到幸福的路上；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办公社一步登上了天堂。”
9月15日《人民日报》上，《人人夸公社》里说：
“人民公社人人夸，老人说它是天堂。”
9月19日《人民日报》上，《人民公社好，文化大提高》里说：
“成立公社胜天堂，幸福全在公社长。”
9月23日《人民日报》上，《万众争赞公社好》一文里说：
“太行山长治地区农民们形容人民公社是‘通往天堂(共产主义)的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顺着阳关大道走，一步一步进天堂；自古都说天堂好，可是渺茫无处找；如今天堂有了路，人间欢乐胜‘凌霄’。”
11月15日《人民日报》上，《公社搭起上天梯》里说：
“公社搭起上天梯，天堂就是共产主义。”
只要反复渲染和灌输，假话也会变成真理。
《读书》1958年第12期上(1958年12月12日出版)，许征帆发表了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论人民公社》一书的书评，题目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文章说：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这种辉煌成就，说明‘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因为正如老百姓所形容的那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有了这座把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紧密无间地联在一起的好桥梁，使我们有充分可能把全世界劳动人民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多快好省地在中国将它变为现实。”
1958年12月出版的《天津画报》里的一幅宣传画，所配的标题性文字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1959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书名也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这个口号的源流告诉我们，当代史上的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首先需要弄清真相。很多问题，需要查找档案，也需要利用各种资料综合考证，才能找到最后的根据。应该强化准确性，大力提倡实证研究。
在当代史研究中，应当注意广泛挖掘档案资料，加强对有关当事人的性格、心态、作风与品质的分析，使得对有关人物事件的解读更加直观，更加细致，更加准确。
比如，一般说来，1956-1966年的10年里，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逐步发展起来，从而成为毛后来能够发动“文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基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谈到这10年的时候说：
“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这个分析是正确的。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这个时期毛泽东政治上的强势手段和地位，包括个人崇拜的发展。但是，也有材料表明，恰恰是在1960年前后，毛泽东的心理活动，具有悲观、消极、孤独的一面。1961年8月，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下放下去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带几个地质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沿着黄河、长江两岸去考察；三是写一本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批评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11]。
上述回忆，有人证明了它的真实性。逄先知说：“从1960年夏天起，农村中的严重情况逐渐反映到中央。他(笔者注：指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在那些日子里，有时长时间地呆坐在那里，凝视不动。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少有的。”[12]
他的心理活动，起因于政治，有关档案资料能够说明这一点。
笔者手头收集有一份中共南京市秦淮区委整风办公室所整理的《整风中交心的部分错误论点摘要》，文件形成于1960年1月11日。其中收集了许多区级机关干部中流传的所谓“错误言论”，选择几条：
“大跃进成绩光见数字，不见实物，报纸是报喜不报忧，长此下去，如何纠正？”
“食品紧张还说丰收，是吹嘘，党不应该欺骗人民。”
“大跃进形势是逼出来的，指标是压出来的，苦干带有强迫命令，不完全是群众的自觉行动。”
“大炼钢铁是放松一切，造成各项物资紧张；日夜苦干是一时热情，不管人民死活，是不讲实际效果的犯罪行为。”
“小土炉是劳民伤财，为了钢铁可不顾一切，质量不好还要拼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的话，合情合理，没有说错。”
“农民吃的是他们辛勤劳动得来的，怎么能美其名曰说吃饭不要钱？这究竟是何人恩赐的？”
“人民公社好是好，就是农民吃不饱，社员饿得骨瘦如柴，面像黑锅底。”
一个省会城市的区委机关里，干部中弥漫着这么严重的不满情绪，不难想象，大饥荒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各级干部对强力推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运动的毛泽东会不会有什么看法了。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这么严重的局面，一个摆在全党面前的心照不宣的问题是，谁应该对此负责？毛泽东不能不做一些自我检讨，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要调整政策，改善局面，变政治上的被动为主动。
1961年1月，毛泽东看到了他写于1930年的《调查工作》一文，他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
关于这篇文章的收集过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如下权威说明：
“《调查工作》一文的石印本，最早是由福建省上杭县茶地公社(今查地乡)农民赖茂基于1957年2月献出的，当时保存在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央博物馆(今中国革命博物馆)1958年11月到龙岩地区征集文物时提出要收藏此件，并登录在文物清单上。1959年8月，由龙岩地区文教局邮寄到北京。中央政治研究室于1960年底借到此件后，由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于1961年1月送毛泽东阅看。”[13]
1月20日，毛泽东指示田家英，把这篇文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让他们帮助修改；同时要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即日组织3个调查组下去调查，并把此文给全体调查组成员每人发一份。3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改名为《关于调查工作》，批示印发。3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刘少奇等正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华北、东北、西北三区大区负责人和省市负责人会议与会人员，责成刘少奇等注意人民公社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在会议上组织讨论并在会后进行认真的调查。毛批评刘少奇等人，包括全国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对这两个问题都“不甚了了，一知半解”。他指出，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毛在信中说：
“我的那篇《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14]
3月23日，毛泽东批示下发了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文件开头说：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该信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该信强调，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该信指出，造成这些缺点和损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放松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期内，根据一些不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有鉴于此，中央要求县以上党委领导人员，特别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5]，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造成风气。
胡乔木所起草的这份中央指示，显然十分准确地把握了毛泽东的心理。文件的语言，有一些直接套用了毛泽东3月13日致刘少奇等人的信；它把造成问题的原因，说成是全党许多领导人缺乏调查研究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并且明确地把“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列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换言之，也就是告诉全党，当初问题的产生，就是由于背离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于是，毛泽东再次被树立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代表。
其实，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号召进行调查研究。不过，当时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伟大成就，反击右倾机会主义。1959年8月6日，他在胡乔木送阅的《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一文上批示说，王国藩社的7点办社经验都是很好的，全国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王国藩那样的社。因此，“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16]。
庐山会议之后第三天，即1959年8月19日，毛泽东致信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要求他们开展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调查：
“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
他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讨论他的这封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要选5个好的典型，组织调查材料，“即日动员，一个月，二个月，至迟三个月交卷”。他要求这些调查资料“总以情文并茂为原则”：
“文字可长可短，短可三四千字，长可万余字，平均以七八千字为适宜。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
毛泽东指示，如果吴冷西他们同意此意见，就交给杨尚昆同志办理：
“交尚昆同志立即用电报发给各省、地、县三级及人民日报指定从事此项工作的记者们，使他们知道我的意向，即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17]
现在，毛泽东再次提出开展调查研究，不过，已经不是为了宣传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也不是为了“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而是为了解决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了。
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抓住发现《调查工作》一文的机会，提出全党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研究实际，研究政策，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策略水平。各级领导干部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使1961年成为著名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为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巨大灾难，提供了机遇。但是，也许人们根本无法料到，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提倡，带来的是问题的更全面的暴露以及弘扬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的必要，是官场潜规则中事实上毛泽东政治威望的下降，是决策层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政策上的更大分歧，是贯彻实事求是的调整方法结果会更加反证此前的错误。把这些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关于调整方针的某些微妙局面联系起来，就可以明确地看出毛泽东的政治处境其实并未能、也无法摆脱政治脆弱性。于是，就会希冀更专断的个人权力，谋求更广泛的个人崇拜，“文革”的发动还能避免吗？
以上这个事例，再次证明了，当代史研究中，弄清事实永远高于预先提出结论。
在当代史研究中，注意广泛收集档案，多方考订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接触到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历史。
读一封人民来信，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1959年6月，江苏省涟水县有人化名“东风”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人民来信，要求转交毛泽东。该信全文如下：
我向您(笔者按：指毛泽东)说的都是实话，这话我很早就想说，可是我没有勇气拿起笔来写。至今，我写这话时，手还发抖，而且不敢署名。因为，我们这里，谁说了这类话，就可能遭受到批判，很多人怀着一颗同情的心去批判对现实稍有感觉的人。如有一人说：“雨天吃食堂，没有地方，要把饭打回家，饭就冷了。”他就被扣上“反对公共食堂，反对人民公社化，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订产量时，订得高得怕人，否则便是保守、落后。如订卫星田山芋每亩30万斤，结果一亩没收到500斤。有些干部就主张吹，没有高产量，就在文字上大吹一通，这样亩产几倍，那样亩产几倍。如一个生产队的豆子，实际只产四五笆斗一亩，但在文字上就出现亩产四千多斤的高产数字。为了迎接检查，干部就号召农民在检查中日夜干，烧土肥的窑砌了很多，但是从不冒烟，检查团一来，就用麦秸烘一阵烟。有些队烧麦肥，明明没有肥了，但看见检查团没有走，就用一桶泥肥拌上几十桶水，往麦地里浇。有的学校听说检查团即到，就赶忙停课，到田里深挖。干部还对学生说：“如检查团问你们为什么挖地，就说今天是上劳动课。”他们挖的地点，就是在公路两边和检查团去的地方。为了检查，队队开展互相竞赛，互相打赌，如果甲队输了，就给乙队多少钱。有一个生产队，因为一位老太太说了一句粮食不够吃的话，检查团就扣上这队政治不挂帅的帽子。结果这队输了钱，又罚了老太太钱。为了畦田化，整天叫人挖畦，老百姓对这种做法不满意，但下级干部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呀！现在，我把我们这里的生活情况谈一谈，农民们说，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粮食由一天一斤变成十二两，十两，八两，六两……由供应粮食变成豆饼、山芋钉子，一成也不折。人们没有吃的，想买副食品代，但现在副食品也买不到，而且也买不起。胡萝卜干每斤四、五角，私卖粮票四、五角一斤，猪肉块把钱一斤，鸡蛋也卖到七、八角一斤，油每人每月三两五减到一两五，以前一分钱一块的糖，现在卖到二、三分，而且还买不到。红糖更是买不到。
学生的生活也是不断降低，由每月八元降到六元、五元、四元多，粮食由每月39斤降到36斤、35斤、32斤、30斤、27斤，还得配一部分豆饼。白面一学期也吃不上一顿。肉是一个月也吃不上一顿。我们的饭是二两一碗，吃不到三碗就没了，因此只是半饱。头天晚上喝两三碗稀粥，第二天早上参加体育锻炼，委实不行。过去农民们常说，我们现在吃的粮，喂猪、喂鸡都不够。现在农村有的人家常断顿，学生回家拿钱，父母就往外赶自己的孩子，因为没有饭给孩子吃。牛没有草，春天饿死许多。看来夏收也不会好转，因为这里麦子长得不好(但是报上还是登的丰收在望)。
农民们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但农村有些干部对农民是命令式的，如炼铁时，把人家的新锅给砸了，也不记账。
现在农村牛很少，又瘦，地翻得浅，肥料也没有，只是把碱土堆几天，往地里一撒就算了。农村的人又少，青、少年读书，壮年搞河网化，种地的只剩下一些年老多病的人或妇女。
我是衷心拥护党的，我永远跟着党走，我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我家是贫农，父亲在旧社会受够了地主的气，但我还是把对现实的感受写出来。这里我要声明，我写的是当地情况。
6月8日，《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
涟水读者以东风的名字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国青年报转给毛主席。我们除改正了一些错别字以外，还在文字显然不通的地方，作了一些通顺文字的工作，并打印了一下，现转来。
6月10日，毛泽东批示：“转江苏省委江渭清同志一阅”。
6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批示各地、市、县委书记：
“毛主席转给我涟水县读者‘东风’所写的一封信，现转给各地、市、县委书记一阅。像‘东风’所反映的这种情况，各县市一定都有，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经常去教育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干部，切实转变我们的作风。公社两个代表大会还没有开过的地方，尤须注意。”[18]
6月18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将上述全部文稿打印了185份，分发全省地、市、县委书记，抄送省委各常委、各部委和报社。
以上江渭清的批示，反映了作为一名省级地方主管官员，对于低层群众所反映的严重问题的重视。他的批示，有如实解决问题的明确要求。
毛泽东的批示里，不太容易看出他对这封信的态度。一个多月后，庐山会议后期，即毛泽东批发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之后，毛泽东对几份表达了不满情绪的党内来信(包括《天津一些同志对1958年大跃进的看法》、《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李云仲1959年6月9日致毛泽东的信、江西省委宣传部所编《思想动态》第30期所载一份材料等)的批语，口气大致相同。毫无疑问，这些来信，成了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具有普遍社会基础的证据。
1959年的8月7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这份指示严厉指责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右倾思想抬头，“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顺利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指示指斥党内干部中的右倾分子：
“不但对于人民公社和去年以来大跃进的伟大成就，熟视无睹，不感兴趣，而且对于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和缺点，不管是否已经克服，都如获至宝一般地广为收集，加以夸大，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积极分子的武器。右倾保守分子，不是和群众站在一起，而是站在群众运动外面，指手画脚，非难人民公社，非难大办钢铁，非难大跃进，企图动摇总路线，散布悲观情绪，向干部和群众大泼冷水，松他们的劲，泄他们的气，实际是要把这些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19]
这个指示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想法。
7月31日，毛泽东在辽宁省鞍钢市委的一份报告上批示[20]：
“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8月12日，毛泽东批发了辽宁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报告，批示中说：
“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21]
8月15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提出：
“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22]
1959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发(59)939号文件”，即《中央批准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遂平县档案馆藏件，全宗号1，目录号4，案卷号119)。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提出，符合下述4种情况者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4)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
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处理办法，总政治部文件规定：
“(1)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撤销其行政职务，党内给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另行分配次要工作；个别品质恶劣，坚持错误，顽抗到底的，开除党籍，作转业处理。(2)情节较重，但检讨较好的，或情节虽然较轻，但态度恶劣的，酌情撤销其党和行政的职务或者部分职务。如果这种人现在还在重要工作岗位和要害部门，应当予以调离，改作其他工作。”
关于这场起源于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运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合拍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里，有这样一段解说词：
“1961年，中央决定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甄别平反，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雷厉风行，果敢地提出了一个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统统甄别，来个一风吹，都不要留尾巴。结果，全国有六百多万干部群众得到了平反。”[23]
这件事情上，邓小平同志所显示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他的非凡气魄，将永远彪炳史册。
事实告诉我们，导致三年大饥荒严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而与所谓各级领导干部没有贯彻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云云，其实没有太多关系，至少不是主要的原因。
如果对1958-1962年期间的基层实际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如果对庐山会议前后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真实思想动态有全面了解，就可以知道，庐山会议及其之后所发动的反右倾运动，所反对、所指责、所批判、所打击的，绝不只是彭德怀及其所写的那封信，而实际上已经是或明或暗的全党全社会的不满和抵制情绪了。从这个角度理解庐山会议，理解七千人大会，理解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调整，理解“文革”，可能要比我们通常所做的解释，要全面许多，深入许多，深刻许多。
研究中国当代史，要解决科学性的问题，必须从源头上做起，也就是说，必须严格地遵守材料第一的原则。当然，能不能严格地按照求真求实精神解释材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前提。不过，那已经是一个应该另当别论的问题了。
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中国当代史，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是发扬当代史研究学术公信力的迫切要求。我们应当兢兢业业，为此而不懈努力。
注释：
①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香港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