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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原来没有“哲学”(philosophy)一词，甚至相当多的西方哲学家也不认为中国有“哲学”，例如黑格尔认为中国所有的只是“意见”，“我们在那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97页。）“哲学”(philosophy)一词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借用汉语“哲”、“学”两字指称源于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中国学者黄遵宪(1848—1905)将这个名称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哲学”这一名称虽然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但是中国有没有相当于西方那样的“哲学”仍是个问题。2004年，在中国大陆还发生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
在19世纪末，西方哲学输入中国后，最早最有影响的是严复，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特别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其后，康德、笛卡尔、叔本华、尼采等等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这就对“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中国的一些学者发现，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独立的“哲学”(philosophy)这门学科，但在中国的古代经典(如《尚书》、《周易》和《论语》、《老子》、《庄子》等书)中却包含着许多与西方哲学家相似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问题”，甚至有着非常有价值的与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与“哲学问题”。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西方哲学传入之前，在中国还没有把“哲学”从传统的“经学”和“子学”等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20世纪上半叶起，西方哲学思潮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实在论、分析哲学、古希腊哲学、19世纪德国哲学等等都先后进入中国，影响着中国哲学界。既然有了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那么中国学者就尝试从大量的经典及其注疏、孔子、老子、庄子等等的著作中来梳理出“中国哲学”。最早当然只是一些个别人物或问题的研究，但到了20世纪初，“中国哲学”的建立可以说是从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入手的，先后出版了若干种《中国哲学史》，如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1916)，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名《先秦名学史》，1915到1917年写成，1922年出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1931年出版，1934年上、下两卷同时出版)，以证明自先秦以来中国就有自己的哲学。这说明，中国学者自觉地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等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了。然而，所有这些哲学史的著作基本上是参照西方哲学的框架建立的。
自30年代初起，中国哲学家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构建了若干重要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先有熊十力和张东荪，后有冯友兰和金岳霖等。而到1949年后，这种构建现代型的“中国哲学”的势头被打断了，与此同时也阻断了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进一步研究的机会。一直到80年代，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西方哲学又再次大量传入，例如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解释主义、后现代主义、诠释学、符号学等等，都被介绍到中国来，这不仅打开了中国哲学界学者的眼界，而且给中国哲学界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我们从以上简要的对西方哲学输入中国历史的考察，大体上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可供讨论的认识：
1.正是西方哲学的输入，“中国哲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如上所述，在中国原无“哲学”一词，也就是说“哲学”没有成为一独立的学科，而是中国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学”、“子学”所包含的某些“哲学思想”、“哲学问题”参照西方哲学的框架建构起来的。因此，所谓“中国哲学”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从中国文献中找寻出某些“哲学思想”、“哲学问题”的材料，而参照西方哲学模式建构的。我们可以看到，例如我们写的《中国哲学史》从结构到使用的名词、概念大都是来自西方的，例如什么自然观、认识论、价值论、什么唯心论与唯物论、本体论与宇宙论、一元论与二元论(多元论)以及经验与超验、现象与本质、共相与殊相、思维与存在等等，都是借用西方的，并以这些概念来解释中国思想中的某些概念(如“道”、“天”、“心”等等)。中国原有的一些哲学思想、哲学问题以及名词概念、命题等等，经过西方哲学的洗礼，使得我们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比较清楚了，名词概念清楚、明白了，命题清晰了。这无疑是创建“中国哲学”必须走的必要一步，否则“中国哲学”就不可能由传统的“经学”、“子学”分离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应该说是中国哲学家企图“接着”而不是“照着”中国传统来讲“中国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家要求在吸收或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使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因此，所谓接着讲的“中国哲学”是以参照西方哲学为条件，或者说他们企图“会通中西”、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这里我可以举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个是冯友兰的《新理学》。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只完成了他的“境论”部分，所谓“境论”就是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ontology)，熊十力的“本体论”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但他原计划还要写《新唯识论》的“量论”部分，这就是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epistemology)，虽然“量论”没有写成，但在他的其他书中，我们可以大体上知道他要建构的“认识论”的基本架构。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比较重视“体认”(心的体会认知)，而不注重“思辨”的分析，因此要吸收西方哲学认识论来充实中国传统哲学，所以他希望建立一种把“心的体会认知”和“思辨的分析”相结合的“认识论”。
冯友兰的《新理学》明确地说，他的哲学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他的“接着讲”实际上是把柏拉图的“共相”与“殊相”以及“新实在论”的思想引入中国哲学，把世界分成“真际”(或称之为“理”，或称之为“太极”)和“实际”，实际的事物依照所以然之理而成为某事物。冯友兰哲学区分“真际”与“实际”，一方面可以接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学说，另一方面又可以把西方哲学“共相”与“殊相”的观点贯穿于中国哲学之中。冯友兰新理学体系中的另一本书叫《新知言》，是讨论哲学方法论问题的，大体上也是讨论“认识论”问题的，他认为西方哲学长于分析(形而上的正的方法)，而中国传统哲学则长于直觉(形而上的负的方法)，他的“新理学”的方法则是两者的结合。
无论熊十力，还是冯友兰，他们都是企图接着中国传统来讲“中国哲学”，但他们的所谓“接着讲”都是以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为前提。这种在会通中西哲学基础上建立现代型的中国哲学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发展的趋势，很可惜由于外在的原因被打断了。
根据以上情况看，无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哲学史)的梳理，或是现代型的“中国哲学”的建构，都离不开西方哲学，都是由于西方哲学的传入引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的建立是受惠于西方。
2.参照西方哲学的模式建构的“中国哲学”可能出现的问题。
既为人类，其文明或文化总有其共性；既为不同民族(或国家、地域)，其文化或文明总会因其地理的、历史的、甚至某些偶然因素而具有某些特性。西方哲学既然是在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也必然有其特性；而如果建构中国哲学，它必然也受其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而有其特性。因此，参照西方哲学的模式建构的“中国哲学”一定会出现种种问题，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相对的会弱化所建构的“中国哲学”应具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应是对“哲学”有其特殊的意义。照我看，西方哲学自古希腊特别是笛卡尔以来注重的是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在中国传统中，我们的圣贤们注重的是人生境界的追求。孔子有句话，很可能体现了这一特点，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生的最终目的不在取得知识(技能)，而是要为寻找一个“安身立命”处，即为自己找一个身心内外和谐的精神境界，这也就是宋朝的儒学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道家的庄子所追求的更是一种超越自我、超越世俗的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即他说的“无我”的境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追求的是在平常生活中自然见道，就像“云在青天水在瓶”那样自自然然，有首禅诗表现了这种顺乎自然的精神境界：“春看百花秋看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像中国的儒、道、佛的这种以追求精神境界为目标的思想特色的“哲学”在西方大概是比较少的吧！这种以追求精神境界为目标的“哲学”，虽与西方哲学不同，但它的价值对人类社会是无法抹杀的。
中国传统思想也许还有一点与西方不同，那就是长期以“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内外合一”的思想为主导，这和西方哲学史中长期存在的以“主体性哲学原则”和“主体—客体”关系的思维方法有着明显的不同。而如果用这种“主体性原则”和与之相联系“主体—客体”关系的思维模式作一个框架来规范“中国哲学”，必然会使“中国哲学”的特点不能充分显现。而中国的这种“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内外合一”(“合一”是“不相离而相即”的意思)的思维模式正是当前西方欧洲大陆哲学(如现象学)强调人与世界的融合为一的“互主体性”哲学有着极为相似处。因此，如何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这一特点得以凸显出来，不仅对“中国哲学”，而且对西方哲学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2)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丰富的概念，如“天”、“道”、“心”、“性”、“有”、“无”、“气”等等，这些概念都有着其特殊的内涵，而且其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因此很难从西方哲学中找到相对应的概念。例如“天”至少有三种含义：①主宰之天(有人格神义)；②自然之天(有自然界义)；③义理之天(有道德义，有超越性义)，而且同一哲学家的“天”的概念可以包含着这三种含义。又如“气”的涵义也至少有三种含义：①有物质实体义；②有精神(状态)义(如孟子的“浩然之气”、《管子》中的“精气”)；③有主宰义(如道教的“一气化三清”)。所有这些都很难在西方哲学中找到相应的概念，严格地说有些概念是不能意译，也许音译更好。但是由于过分的套用西方哲学概念，而使中国哲学的概念失去其丰富的特殊的含义。
如果“中国哲学”能不受制于西方哲学框架的限制，能够摆脱不恰当的套用西方哲学中的概念，我认为“中国哲学”必将会对世界的“哲学”做出特殊的贡献。
3.中国哲学今后如何发展？
我认为，中国哲学仍然必须认真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系统地消化西方哲学，特别应注视着当前西方哲学发展的新趋势。这是和整个世界走入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密切相关的。但是，中国哲学要对世界哲学做出重大贡献，也许有两条重要的路径应为我们所重视。
中国文化吸收和融会印度佛教文化有两条可供处理中西哲学之间关系的经验：一是，在中国隋唐时期(公元6世纪至9世纪之间)，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派别，这些派别吸收了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之后发展了印度的佛教文化。如果我们今天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时，为它们加入中国的思想以丰富其思想内容，使之更具有普遍性意义，那就是我们不只是照着西方哲学讲，而且是接着西方哲学讲，从而对“哲学”做出新的贡献。现今，这种趋势正在出现，例如不少学者正在试图创建中国诠释学、中国现象学、中国符号学等等。“中国哲学”不仅应只是“中国的哲学”，而且应成为影响世界哲学进程的哲学。当然，我们还可以如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那样接着讲，也就是说不仅接着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讲“中国哲学”，而且接着熊十力、冯友兰等讲“中国哲学”，现代型“中国哲学”正是因能较好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哲学而形成。今天“中国哲学”要对世界“哲学”发生重大影响必须在立足中国自身的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当前西方哲学的新成果来影响世界的哲学界，以便使“中国哲学”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二是，在中国，我们对印度佛教哲学的名词概念进行翻译时，有些印度佛教哲学的重要名词概念往往采取音译的办法，例如“般若”、“涅槃”等都是音译，经过一段时间这些音译的名词概念就成为中国自身的名词概念了，大家习以为常，都能了解其含义。所以唐朝玄奘法师建立了翻译佛典的“五不翻”原则，只作音义，而不作意译，而且用注解的办法对所音译的名词概念加以解释。因此，我认为，对中国哲学中的特殊的名词概念也不必套用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而采用音译加注释的办法，这样才能真正保存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及其特点，而正是这些因保存了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及其特点，它才对世界的“哲学”有着特殊的贡献。
本文是为在波兰华沙召开的“关于欧洲的走向——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讨论会”的讲演稿。原会议定在2005年6月18日召开，后因故改在9月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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