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果论文,产业集聚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6)06-0073-18 一、引言 资源错配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Hsieh and Klenow[1]对中国和印度的研究，他们建立了一套资源错配计算指数，以及生产率缺口估算的理论框架。运用该框架，Dollar and Wei[2]通过对12400家中国企业的研究发现，如果减少资本扭曲，可以在不增加投入的前提下，使中国的GDP增加5％。即使在经济中的所有企业要素边际产出均相等，通过重新分配要素，仍可以带来产量提升[3]。陈永伟和胡伟民[4]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增长一直都是依靠大量廉价要素的投入拉动的，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间资源错配，造成了制造业实际产出降低15％—20％。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存在很多特有的扭曲，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持、信贷对国有企业的倾斜、扭曲的劳动力及资源价格等，均加剧了资源错配[5]。财政补贴、金融抑制、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行业内资源错配具有显著影响，而劳动力流动管制、金融抑制则对行业间资源错配作用明显[6]。这些扭曲的存在，使得中国的资源错配现象比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更为严重。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从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产业转型升级已是处于“三期叠加”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调整对不合理结构进行调整，并与合理结构形成结合。破解资源错配进而化解产能过剩则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之一，对新常态的发展内涵由高增长向有效率有质量的增长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源错配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两个方面。在资本错配研究方面，有学者发现，国内行业集中度越低、国有企业比重越大、进出门槛越低以及中西部地区比重越大的行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资本错配程度就越重[7]。源于资本错配引发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2.6％。同时，资本错配使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形成较大缺口，实际产出仅占潜在产出的70％—89％[8]。劳动力错配方面的研究表明，劳动力配置也不容乐观，劳动力在区域间的不均衡流动在客观上扩大了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9]。根据袁志刚和解栋栋[10]的测算，劳动力错配在2％—18％之间，并呈逐渐扩大趋势。要素流动障碍和资源误置因素的存在不仅影响经济短期的产出总量及其产出比例，也影响经济的长期产出组合方式[11]。尽管国内学者对中国当前资本和劳动力错配进行了分地区、分行业的大量研究，但始终把资源错配看成一个单一概念，缺乏对其内涵的深入讨论。虽然通过产出缺口估算等方法，解析了资源错配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及其导致错配的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但对资源错配问题的改善方式研究也缺乏延伸。深入挖掘资源错配内涵、寻找资源错配解决方式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如何改进资源错配问题，是一个资源错配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已有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产业集聚能够改善资源错配的思想。例如，范剑勇和石灵云[12]考察了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认为非农产业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是产业集聚的源泉，并提高了该区域劳动生产率，进而对地区差距产生持久的影响。盛丹和王永进[13]认为，产业集聚对正式和非正式金融发展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消除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障碍。虽然在相关研究中出现了这些思想，但是有关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研究仍然是一个亟待探究的研究领域，本文试图对这一命题进行探讨。本文建立基于Hsieh and Klenow[1]的资源错配理论框架，将产业集聚因素纳入该理论框架中，并将资源错配进一步划分为资源配置不足和资源配置过度，据此分析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机制和改善效果。具体内容如下：①对Hsieh and Klenow[1]的理论框架进行扩展，建立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机制模型。②扩展Levinsohn and Petrin[14](下文简称LP)的全要素生产率估算方法，计算排除集聚因素的分行业资源错配指数。③对资源配置不足和资源配置过度行业分别进行分析，验证并解析产业集聚因素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 二、理论模型 1.基本假设 本文借鉴Hotelling[15]关于竞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人群的假设，并参考阮建青等[16]对资本的划分，将有关社会资本的假设做如下设定： (1)企业投资资本K分为间接资本和直接资本，超过投资门槛，则社会个人可直接参与企业投资，即为直接投资。若投资人所持资金达不到门槛要求，则需通过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即为间接投资。(2)资本社会中每个人拥有的资本数额
存在差异，且
∈[0，1]按人群排列，为使资本简化计算，本文假设人群排序P服从均匀分布，如图1所示。(3)不同行业均存在投资门槛F，0＜F(h)＜1，F是产业集聚程度h的减函数，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边际最低资本额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小，F′(h)＜0，F＂(h)＞0。①(4)如果进入门槛与资本投资密切相关的话，那些投资越高的企业，其资本回报率也越高[18]。持有资本越多的企业家越倾向于将资本投入到资本回报率高的地方，如高门槛的高新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成为直接资本。而持有资本量未达到资本门槛的人群，则将资本投入资本市场，成为间接资本。根据金融错配研究理论可知，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金融资源错配现象，金融体制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优化资金配置，使得资本错配主要来源于金融市场扭曲②，而根据理性人假设，直接投资人总会选择利润最大的企业进行投资，因此可假设间接资本存在错配而直接资本不存在错配。
图1 社会人群拥有的资本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根据Hsieh and Klenow[1]的资源错配框架，进一步假设同一行业的生产函数相同，不同行业的生产函数为不同。所有行业的生产要素均为资本K和劳动力L，行业中的企业为价格接受者，此时企业面临的价格是扭曲的，且扭曲以从价税的方式体现：
、
表示行业i中两种生产要素的扭曲“税”。在经济社会中，根据市场均衡原理，若
＞0，则市场上该资源短缺而造成价格高估，
＜0时则为价格低估，资源过剩。根据上文假设，将总资本K分为间接资本
和直接资本
，资本错配发生在间接资本投资时，错配指数为
，图1中的由资本分布线和人群排序P构成的三角形面积即为社会总资本，则根据图1推导出：
其次，根据Feenstra and Hanson[21]以及Anderton and Brenton[22]对于劳动力与分工关系的研究结论③，将劳动力L分为技术工
和非技术工
，
，θ反映行业对技术的需求。 根据Marshall[23]的经典经济学理论指出，集聚所形成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促进了一般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技能的集中，形成“劳动力蓄水池”。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企业为享受集聚带来的经济而不断向集聚程度高的地区聚拢；从劳动力择业的角度看，集聚区内优秀企业也对技术工有强大的吸引力。企业和劳动力的双向选择通过循环因果效应作用，使得企业不断集聚，技术工数量不断增加。而根据Glaeser and Shleifer[24]对Marshall[23]、Arrow[25]和Romer[26]的理论总结，提出的“MAR外部性”理论[24，26]，以及彭向和蒋传海[27]对“MAR外部性”的验证可知，专业化生产有助于地区产生知识溢出，而基于知识人才流动机制的知识溢出效应，使得技术工比例也不断增大。因此可认为产业集聚度越高，θ越大，即θ′(h)＞0，θ＂(h)＜0④，错配指数为
。
图2 资源错配指数与劳动力结构、资本门槛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推论1：劳动力结构θ在劳动力配置不足时能起到改善作用，但在劳动力配置过度时会加剧错配。但劳动力结构θ对资本错配的作用效果却正好相反，即在资本配置过度时起到改善作用，而在资本配置不足时加剧错配。 推论2：资本门槛F对资本错配的改善机制与劳动力结构θ相反，对劳动力错配的改善情况受资本错配取值范围的影响，在资本配置不足而劳动力配置过度、资本配置过度而劳动力配置不足两种情况下起到改善作用，但在资本和劳动力均配置过度或均配置不足时，将加剧错配。 劳动力结构θ与资本门槛F均受到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因此，进一步考察产业集聚与资源错配指数的关系。 令F′(h)=a＜0，θ′(h)=b＞0，根据隐函数求导法则得到一阶导数：
(1)劳动力错配方面：通过(11)式可以看出，无论劳动力配置不足还是过度，
，一阶导数始终小于0；且通过计算得知劳动力错配对产业集聚的二阶偏导数
，则劳动力错配指数始终随产业集聚度的提高而减少，且边际改善效率递减，则可推出： 推论3：产业集聚在劳动力配置不足时起到良好的改善作用，但当劳动力配置过度时，将加剧错配。
推论4：产业集聚初期对资本配置过度呈现加剧作用，但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加深，则能起到改善作用，直至资本配置由过度变为不足；此时产业集聚则无法改善资本配置不足。产业集聚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产业集聚程度与资源错配指数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3.影响机理分析 (1)基于集聚生命周期理论的产业集聚效应分析。由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影响机制表现出复杂性。其影响可根据产业集聚所处的不同阶段，通过Myrdal[29]和Hirschman[30]提出的增长极模型中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进行阐释。可从图3看出产业集聚的三个生命周期阶段：①产业集聚起步期：新经济地理学文献中的“第一”(First Nature)优势说明集聚区形成的初始条件是具备区域比较优势的，因而在产业集聚初期资本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资本相对过剩而劳动力相对不足的。产业集聚由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政策扶持等原始动力驱动，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集聚开始逐渐出现极化效应：城市周边地区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会向其转移，这个阶段劳动力不断向集聚区集聚，集聚区周边剩余劳动力得以充分利用，集聚区内劳动力配置不足的情况得到改善。但由于城市周边资本的涌入造成原本就存在过剩的资本形成冗余，资本过度配置却不断加剧。②产业集聚成熟期：随着集聚的进一步加深，集聚区开始呈现对周边地区的扩散，发挥“扩散效应”，集聚区通过产品、资金、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对周围区域的发展产生促进和带动作用：劳动力由配置不足逐渐达到饱和，资本的过度配置也由于人才、技术投入的增加而提高配置效率，资本过度配置逐渐得到改善，整个集聚体呈现资源错配程度低、生产率高的状态。③产业集聚衰退期：随着集聚程度继续提高，成熟期的产业集聚区不断扩大，极化作用又开始占主导效果，过度集聚造成的地价昂贵、人口拥挤、环境污染和交通不便等离心力抵消了集聚的经济效果，劳动力配置持续过剩。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推动了集聚中心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增加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出现资本配置缺口，资源错配愈演愈烈。 (2)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产业集聚效应分析。由Krugman[31]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及其后续研究成果可知，产业集聚区在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通过前后向关联产生的循环累积效应，形成相关行业的区域集聚，由产业集聚带来的集聚效应影响了集聚区内资本和劳动力配置，集聚效应又可细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中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成本效应，以及间接效应中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劳动力和资本配置影响最大，从而影响资源错配：①直接效应：产业集聚形成的空间溢出效应加速了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降低了集聚区域外部市场的准入门槛，使得集聚区外部的经济发展为集聚区内部创造了更大的市场需求，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资源错配；但集聚产生的成本效应在产业集聚之初能够降低生产要素价格，成本效应所产生的规模收益会吸引更多的厂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经济过度集聚造成核心地区投入品价格上涨却形成离心力，抵消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效应，对资源错配有加剧作用。②间接效应：产业集聚能够产生规模效应使得资本和高端人才集聚，资本和劳动力配置效率提高，并使中心与外围腹地经济范围持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从而改善资源配置。但集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有可能过分强调效率而产生资源配置不当，进而加剧资源错配时，规模扩大也会就此停止；产业集聚产生的结构效应改变了资本和劳动力配置，由于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的盈利增加和风险降低，改善资本配置。对劳动力而言，产业集聚能够吸引高素质人才提升劳动力结构，但劳动力中的非技术工又会由于集聚引致的生活成本升高而选择远离集聚区，不利于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也会由于循环因果链作用，使发达地区必然吸收落后地区的稀缺资源，加剧资源错配现状。 三、资源错配指数计算 1.资源相对扭曲系数计算 为研究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必须先计算资本错配指数
与劳动力错配指数
。借鉴Hsieh and Klenow[1]的做法，将整个经济体总产值记为Y，总资本为K，总劳动力为L：
由(17)、(18)式可知，要计算资本错配指数
与劳动力错配指数
，必须先对各行业以及全行业的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得到
。 2.资本与劳动产出弹性计算 (1)估计方法。为应用以上分析框架，必须先估计生产函数得到
，进而计算出各行业资源错配指数。以往的生产函数估计一般使用行业层面的数据，但由于中国的统计资料中没有关于资本存量的信息，但采用不同的方法时，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差异巨大。为了克服行业层面数据资本存量估算不准确的问题，本文在Saito and Gopinath[32]研究的基础上，应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企业个体的产出投入决策，将理论模型中的集聚经济纳入到企业层面的生产函数中。 假设包含产业集聚特征的企业生产函数为具有规模报酬的C-D生产函数：
其中，
为常数项，
为不含集聚经济因素的企业自身全要素生产率，
为随机误差项。定义
。如果利用OLS回归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将会产生偏差，这是源于两方面的因素：①企业个体存在投入产出决策。企业将会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生产率水平调整当期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并由此影响下一期生产；②由于企业生产的投入产出存在规模效应，该误差将随着传统投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即与
的估计量自相关。本文利用LP的半参数估计方法，同时利用非线性工具变量法(NIV)估计集聚经济
，资本投入弹性
和中间品投入弹性
，利用公式(20)定义：
因此，
为产业集聚对企业产出的影响与企业自身全要素生产率
的加和。为了计算参数的标准差，利用LP的自举法，对样本企业进行反复抽样，利用样本估计参数的方差平方根计算标准差。通过上述计算，最终得到企业扣除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计量模型：
(2)数据来源。本文的基础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的数据处理包括：①剔除了关键指标(包括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中间品投入、职工人数)缺失的观测值；剔除了不符合逻辑关系的异常记录：包括企业总产值为负、企业各项投入为负、中间产品投入大于工业总产值。②剔除企业规模较小的观测值，将当期投入产出数据调整为以1999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数据，并去掉异常值较多的饮料制造业(行业代码16)。③本文选取赫芬达尔指数(HHI)作为产业集聚程度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代表企业i的生产总值，y代表行业的生产总值。HHI[，i]越大则表明该行业的集聚程度越高，并取对数。 (3)估计结果。运用上文介绍的LP方法，将产业集聚变量带入估计模型中，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29个二位码行业的生产函数进了估计，表1列举了部分行业的估计结果。 3.资源错配指数计算 表1中资本与劳动的系数估计结果表明：①产业集聚对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一，但都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在资源错配指数计算时，将集聚经济因素排除是很有必要的。②全行业估计和分行业估计资本、劳动力和中间投入系数存在较大差别，本文将根据这一结果，通过式(17)、(18)计算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扭曲配置系数，进而根据式(16)计算资源错配指数。以2007年为例，表2列举出部分二位码行业的资源相对扭曲系数和资本错配指数。
根据计算，有72％的行业存在资本配置不足，69％的行业劳动力配置过剩，各行业之间要素扭曲程度存在巨大差距，大多数行业存在资本配置不足，而劳动力配置过剩。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劳动力红利、大量资本集中在少数行业、缺乏生产效率且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现状是相符的。 本文分别选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代表行业⑤进行比较。三个代表行业分别是：典型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纺织业(产业代码17)，典型资本密集型行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业代码31)，以及典型技术密集型行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40)，三个行业的资源错配指数随时间变化情况如图4所示。 图4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出，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本配置过度，而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则表现为资本配置不足，技术密集型行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资本错配程度则较低。而劳动力错配方面，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均表现出劳动力配置过度，而劳动力技能要求较高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则表现为劳动力配置不足，这也与中国劳动力数量大但质量不高的现状相吻合。三类企业的错配程度均未表现出明显的随时间改善趋势，虽然无论是从地区角度还是从行业角度看，总体资源错配程度正在降低[6]，但与陈永伟和胡伟民[4]的研究结果类似，资源错配在各行业的改善情况并不理想。
四、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描述 (1)资本门槛(Capital Threshold)。由于资本门槛的直接测度较为困难，根据Baumol[18]的研究，最低投资规模形成的准入门槛可利用股票市场直接融资或者通过银行间接融资来克服，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不完善，使许多资本拥有量低于该进入门槛的潜在投资者无法成为企业家[34]。根据这一理论可以认为，融资额越大的行业其最初资本门槛也越高。因此根据公司财务理论，将债务与固定资产的比值⑥作为资本门槛F的代理变量，记为ct。根据理论模型，预期ct与产业集聚度lnhhi呈负相关。 (2)劳动力结构(Labor Structure)。劳动力结构变量则参考王岳平[33]衡量劳动力密集程度的方法：劳动力报酬/产出比率，将主营业务工资、主营业务福利、保险费用三者加总得到劳动报酬；将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和资本产出贡献从产出中排除，得到劳动力的产出贡献，两者比值取对数，得到劳动力结构的代理变量，记为lnls。该值越大，则说明单位劳动力产出贡献所需工资越高，则熟练工比例越高。根据理论模型，预期lnls与产业集聚度lnhhi呈正相关。 (3)控制变量。知识溢出，知识溢出是产业集聚的重要特征也是本文理论模型中讨论的一个重点。本文选择基于知识人才的知识溢出机制，控制劳动力结构差异。而大学由于其明确的知识生产和扩散功能而被视为本地知识溢出的重要来源⑦，通过大学毕业生来实现的大学向企业的知识溢出是一种间接的知识转移机制，这种基于人力资本流动的知识溢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本文利用《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的“各省份在校大学生人数”作为各省份的知识溢出控制变量。⑧区域分工指数，考虑到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分工深化，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但分工程度受地区发展程度影响较大，因此本文参考樊福卓[37]的地区分工指数计算方法。以二位码行业和省份为标准，计算公式为
，
表示r地区的i行业产值占全国i行业产值的份额，
表示r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份额，n为行业数量，m为省份数量。该方法实现了区域分工研究地区路径分析和行业路径分析系统的统一，排除了地区分工差异对回归结果的影响。除此以外，还加入《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省份人均GDP”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市人口总数”，分别控制地区发展程度差异和劳动力数量差异，上述指标均作对数处理。变量统计性描述见表3。
2.模型设定 与其他资源错配的文献不同，本文将资源错配划分为资源配置过度即
＜0和资源配置不足即
＞0，分别进行研究。为使回归的方向一致，对因变量做绝对值处理，数值越大，错配越严重。当因变量与自变量反方向变动时，则认定为改善资源错配。本文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面板数据，从时间和截面构成的二维空间反映变量的变化特征和规律，并能够控制个体的异质性，运用Driscoll and Kraay[38]的方法对面板回归模型的异方差检验和自相关进行处理。根据理论模型可知，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是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和降低资本门槛来实现的，因此，计量模型中加入资本门槛的代理变量和劳动力结构的代理变量，并将它们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分别加入回归，解析其改善效果。在进行了Hausman检验后，选取面板数据进行个体与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其中，
代表了t时期行业i的产业集聚及其相关变量，
代表地区r特征的其他控制变量，
代表时间哑变量，
为随机误差项。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3.回归结果分析 (1)资本错配改善效果研究。表4中对资本错配的回归可以看到，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劳动力结构对资本配置过度具有改善效果，但却会加剧资本配置不足；与此相反，资本门槛则能改善资本配置不足，加剧资本配置过度。回归结果均与理论模型推导结果一致，并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在于：产业集聚集中了同行业中最有效率的企业，增强了固定资产的折变能力，降低了融资约束程度。当集聚体内部的资本充足时，能通过规避集聚外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改善资本错配；但在资本配置不足时又可能因为内部代理问题和缺少有效外部监督而加剧错配。在模型(2)、(3)中分别加入劳动力结构、资本门槛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后发现，交互项对资本错配的作用非常明显，说明产业集聚、劳动力结构与资本门槛均并非独立对资本错配产生影响，与理论模型设定一致。且劳动力结构表现出与产业集聚产生协同促进作用：对资本过度配置的改善效果均由于交互项的加入而增强，产业集聚度的弹性系数由-0.0737变为-0.0852，劳动力结构的弹性系数由-0.0288变为-0.0367；对资本配置不足的影响由原来的加剧作用转变为改善作用，劳动力结构的弹性系数由0.1240变为-0.5870。而资本门槛则表现出与产业集聚改善作用的相互削弱，二者对资本错配的影响总是呈现出相反效果：当资本配置过度时，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1740，削弱了产业集聚的改善作用且增加了资本门槛的加剧错配效果；而资本配置不足时，交互项系数为-0.8640，增大了资本门槛的改善效果却也使得产业集聚更加剧了资本不足配置。模型(4)中将两种交互项同时加入，三个核心变量的共同作用使得产业集聚对资本配置过度的改善效果得到放大，而对资本配置不足的影响被削弱。模型(5)中将资本配置情况作为哑变量对全行业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基于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特征，产业集聚对资本配置总体上起到改善作用，其弹性系数为-0.0113。而在当前的劳动力结构情况下，高技术人员的增加虽然能够改善资本配置，但改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其原因在于，目前产业结构升级还不够充分，高技术人员的增加能改善少部分资本配置过度行业的资本配置情况，但大多数企业存在资本配置不足，因而改善效果不理想，所以夯实劳动力基础才是当下解决资本错配问题的必要手段。资本门槛的提高则无法改善资本错配，而通过产业集聚的资本效应，降低各行业的准入门槛则可以起到良好的改善作用。
(2)劳动力错配改善效果研究。表5中对劳动力错配的分析与资本错配相似，产业集聚能够使企业通过空间集聚构成合理的分工网络，并由此衍生较强的外部经济。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优化劳动力配置，但人力资本的过度集聚又会导致交通拥挤、引起环境污染等反向抑制作用。从模型(1)的结果也可以看出，劳动力结构、资本门槛的改善效果与产业集聚相同，均在劳动配置不足时有明显改善效果，而在劳动力配置过度的情况下加剧错配。这是由于集聚会导致集聚效应由规模效应向拥挤效应转变：虽然产业集聚所形成的向心力会吸引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因果循环聚集，通过规模效应合理配置劳动力，从而改善劳动力错配；但伴随着区域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拥挤效应引起的负效应使得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逐渐呈现分散趋势，这种分散趋势则会导致低收益行业出现劳动力配置不足，从而加剧劳动力错配。模型(2)中加入产业集聚与劳动力结构的交互项后，两种两个核心变量的作用效果呈现出替代性：产业集聚与劳动力结构的回归系数在劳动力过度配置时回归系数分别为0.0255和0.0457，而交互项系数则为-0.0158；当劳动力配置不足时，产业集聚与劳动力结构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56和-0.1260，交互项系数则为0.1660，与模型(1)相比，两者对劳动力错配的改善效果由于交互项的加入而相互促进。模型(3)中的产业集聚与资本门槛的交互项，却使两者对劳动力错配表现出同方向变化作用效果：当劳动力配置过度时，交互项系数为-0.2990，资本门槛的弹性系数由0.2400变为-0.4550，由原来的加剧错配变为改善错配，产业集聚的加剧错配效果也被削弱，两者的相互作用对劳动力过度配置的改善有积极效果；当劳动力配置不足时，交互项系数为0.3670，产业集聚与资本门槛的改善效果被相互削弱。模型(4)中纳入所有核心变量后发现，交互项的作用仍然十分显著，产业集聚确实通过与劳动力结构和资本门槛共同作用于劳动力错配，虽然劳动力结构削弱了资本门槛对劳动力配置不足的改善作用，但对劳动力配置过度的改善产生促进作用。模型(5)中将劳动力配置情况作为哑变量对全行业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中国目前劳动力普遍配置过度的情况并不能产生改善效果，且加剧作用明显，弹性系数达到0.0541。劳动力错配的改善有赖于高技术劳动力比例的提高以及高资本门槛行业的增加，即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共同升级才能有效解决当前的劳动力错配问题。 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6％，对TFP的贡献接近20％[39]，劳动力结构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正是这种高贡献率的来源之一。综合表5、表6的结论可知，劳动力结构在资本配置过度与劳动力配置不足时，两种情况下最有利于改善资源错配。针对中国资本长期“结构负利”，在资本配置不足与劳动力配置过度时提高资本门槛，则能改善资源错配。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种会加剧资源错配的情况下：资本配置不足时优化劳动力结构，劳动力配置过度时提高资本门槛，在与产业集聚协同作用后仍能取得一定的改善效果。可见产业集聚通过适当的方式辅佐，总能起到改善资源错配的作用，产业集聚的结构效应对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产生明显影响。考虑到中国地区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差异较大，本文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进行对比，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3)分地区改善效果差异。研究分地区回归的结果与全行业回归结果不尽相同，这是由于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且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集聚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均位于东部，东部地区无论是资本量还是劳动力数量及其资源的密集程度都远大于中西部，所以产业集聚、劳动力结构和资本门槛对资源错配的作用，均表现出与全行业回归更类似的趋势。但从回归结果来看，产业集聚度的提高对中西部地区改善效果更大，除劳动力配置过度的情况之外，均能起到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城市经济过度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产业集聚的成本效应对资源配置起着阻碍作用；而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集聚效应，产业集聚的成本效应是这种改善效果的重要来源。但从交互项系数可以看出，当劳动力结构、资本门槛与产业集聚共同作用时，东部地区则呈现出更好的改善能力，这是由于产业集聚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其产业条件更容易吸纳高层次人才改善劳动力结构，并引入高新技术产业提高资本门槛，产业集聚正是通过这两种途径，对资源错配表现出更强的改善能力。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自身发展限制，在引进人才和吸收资金方面存在劣势，因此虽然产业集聚能有效作用于资源错配，但却缺乏着力点，难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应当立足于加强引导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为此，需要不断加强交通、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在降低本地制造业生产成本的同时，通过整体网络效应使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更为显著，不断集聚人才和资本，改善资源错配。而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问题应当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途径入手，充分发挥高端人才和资本投资的集聚优势，致力于发展较少依赖交通运输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并不断转移对土地、交通、资源等依赖性较强的传统制造业部门，不断发挥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能力。并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大力发展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提高产业附加值，减少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造成的资源错配。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产业集聚既有正的经济效应又有负的经济效应，其正效应能够对资源错配起到改善效果，且受集聚影响的劳动力结构和资本门槛也能显著改善资源错配，这种改善效果是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所引起的：①产业集聚能够降低企业的准入门槛，引导直接资本流向优质企业，从而减少了由于金融系统不完善而造成的融资成本提高所导致的资本错配。②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动并提升集聚区内技术工数量，从而使得劳动力分配更加合理，劳动力错配得到改善。产业集聚的“资源配置效应”显著促进了集聚区内部的资源合理配置，改善资源错配，并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产业集聚所引发的拥挤效应却会加剧资源错配，造成环境污染、资本过剩、成本升高等问题，迫使企业转移出集聚区，从而通过集聚度的降低改善资源错配。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恰好说明了产业集聚与资源错配之间影响关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中央政府的政策重点由东部沿海地区为重心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逐步调整为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协调均衡发展政策，这是由于非均衡发展策略会使“极化效应”凸显，区域差距逐渐扩大，并伴随着诸多社会问题。随后提出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政策，则发挥了产业集聚的“扩散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将沿海地区制造业逐步向内陆转移，集聚势头逐渐减缓的同时地区间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沿海地区的资源错配情况得到逐步改善，但资源错配仍然是经济发展中的强大阻力。资源错配问题本质上是由资本和劳动力的供给不合理带来的，针对现在中国出现的资本分配不合理、部分地区产能过剩、资源利用效率低，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低、分布过于集中和流动障碍多等问题，都需要从资源供给侧进行改革，减少资源错配。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基于行业差异化的产业集聚政策 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不同行业的资源错配程度因其产业结构、所处发展阶段、资源投入的不同而不同，产业集聚需配合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力结构情况，兼顾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合理引导。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要鼓励企业从集聚拥挤行业转移，降低集聚程度减少资源错配；对资本密集型企业，需鼓励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成长，通过集聚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应加快数量型人口红利向结构型人口红利的转变，补足劳动力配置缺口。中国当前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因此需要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不同行业的不同特征，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低端的无效资源配置，加大中高端的高效资源配置，增加产业集聚区服务配套，引导产业集聚形成经济增长引擎。 2.基于区域协调化的产业集聚政策 通过分地区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以东部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处于产业集聚生命周期的成熟期，表现为资本配置过度和劳动力逐渐短缺，需要逐步分散资本到生产率更高的行业，对产业集聚加剧资源错配的行业进行转型升级和区域转移，以体制机制创新和降低成本来减少资源错配。对产业集聚改善资源错配的区域实施政策引导，大力发展技术密集程度高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等行业，建设共享平台，打造动力强劲的引擎，增强国际竞争力。以中西部地区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仍然处于产业集聚的成长期，产业集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需不断提高集聚程度，扩大集聚范围。针对成长期存在的资本配置不足、缺乏高素质人才、产业集聚程度较低的现状，可将部分准入门槛高、国有资本占比高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企业，逐步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迁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结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升当地制造业水平、解决劳动力就业等问题，为产业集聚提供土壤。 3.产业集聚政策与资源配置政策有机结合 产业集聚与劳动力结构、资本门槛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说明，产业集聚的改善效果需与适当劳动力政策、金融政策配合。在完善产业集聚政策的同时，在资本政策方面，加快改革完善和发展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提升金融体系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提高产业集聚与金融资本的协同利用效率。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改革，在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同时，提高直接资本在企业投资中所占比重，加强资本门槛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在劳动力政策方面，逐步取消户籍限制、完善跨区域社保制度、搭建劳动力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伴随合理人才政策、补贴支撑，以产业集聚为土壤，发挥劳动力结构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 注释： ①产业集聚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通常本身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它们可能本身就较容易获得外部融资[17]。 ②王林辉和袁礼[19]认为金融系统的垄断抑制了资本自由流动进而引致产业间资本出现较大程度的错配；鲁晓东[20]也认为，金融体制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优化资金配置从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功能，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牵制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金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支持国有企业的政府控制性金融。 ③Feenstra and Hanson[21]认为技术变化解释了美国35％的非生产性工人工资上升。Anderton and Brenton[22]发现中间产品进口使英国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水平显著降低，而其可以解释高技术工人工资上涨的40％和就业增加的1/3。 ④张杰[28]认为中国多数产业集群或开发区处于一种“扎堆式”的低层次集聚状态，所以造成在高创新、高研发行业，多数企业采用外部分工程度较小的一体化战略；在低创新、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多数企业采用外购、外包等分工程度较大的非一体化战略；在一些技术成熟型、规模投资较大、存在主导企业的行业，多数企业采用最多分工外包的非一体化战略。这种与产业集群理论相悖的现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造成的，本文此处的假设为产业集聚的正常情况。 ⑤根据王岳平[33]的行业划分标准，选取三种行业分类中企业数量最多的作为代表行业。 ⑥债务资本的比例能很大程度上反映企业的资本结构，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存在明显差异，郭鹏飞和孙培源[35]研究表明无论是行业门类还是行业大类，同一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都具有高度稳定性，而行业间差异也具有稳定性。 ⑦根据Hyeog[36]的研究可知，人力资本从大学流向企业对日本制造业的生产力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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