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界论文,基本原则论文,发现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8）08－0064－05
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p.11) 根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p.11) 然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概括；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也都是根据本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所面对的不同的历史课题和主要任务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做了不同侧面或不同层次的概括。较长一个时期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被人们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所引发的姓“社”姓“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因此，重新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天，要完整、准确地概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基础上作全面系统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的过程中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应当确立的状况”去构想“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并以这一体系去衡量或裁剪现实，而是从现实的矛盾出发揭示现实发展的趋势及其条件，即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最根本区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
一、“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对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根本性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之所以很谨慎地避免使用“社会主义”概念而选择“共产主义”概念，之所以没有把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称为“社会主义宣言”而是称为“共产党宣言”，是因为他们认为，那时，“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2](p.256) 虽然也有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但“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2](p.257) 如法国卡贝和德国魏特林的共产主义。
这就是说，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马克思、恩格斯清醒地意识到，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包括16、17世纪以莫尔和康帕内拉为代表的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18世纪以摩莱里和马布利为代表的“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以及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同时代的“空想共产主义”，他们自己的理论则是必须也必然与之划清界限的。卡贝和魏特林等人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自由和谐的社会，他们的重心也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在于构建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的详尽计划和方案，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把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归在一起，称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事实上，公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原则，是空想社会主义早就确立的，马克思把它们继承下来了。但仅仅凭借这些原则，并不足以构成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问题在于，为什么要实现这些原则？如何实现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是“理性”的产物、是“应当”，还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显示在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上。
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是空想，是因为它对资本主义，只是从道德原则出发作理性的而非现实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只是从人道原则出发表示同情而非依靠；对现存统治秩序，只是从改良原则出发主张渐变而非革命。因而，他们终究只能是以理性原则构想尽善尽美的自由王国，而这样的自由王国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以及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是无能为力的。
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强烈主张：“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p.416) 他们多次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p.87)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4](p.739)
总之，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应当确立的状况”去构想“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并以这一体系去衡量或裁剪现实，而是从现实的矛盾出发，揭示现实发展的趋势及其条件，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最根本区别，是科学社会主义一项最基本的原则。
二、批判旧世界：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
既然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最根本区别，在于是否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那么这些批判就决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内容上对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超越，从而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这些批判，是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创立的世界观的具体运用。正如恩格斯晚年所反复强调的，“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2](p.252) 因此，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其贯穿始终的核心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具体包含如下三点思想：
第一，“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统一。
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封建的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被资产阶级推翻的封建贵族的利益，因此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2](p.295) 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被资产阶级所抛弃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2](p.297) “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2](p.298) 总之，它们根本无视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因而成为“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时，既不像资本主义卫道士那样，以所谓“自然法则”的残酷性来为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行辩护，也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来空泛地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道德现象，他们不像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那样，站在历史的失落者的立场上来无端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而是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来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他们指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束缚，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冲突，使社会生产表现出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无力驾驭社会化的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还归其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同时，这一矛盾冲突，还突出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根源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根据和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p.284) 这就是“两个必然”思想的经典表述。
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还推导出一个重要结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p.33) “两个决不会”思想，同样概括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而确定的社会形态更替的物质条件的制约性。它与“两个必然”一起强调同一个思想：生产关系（进而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而不是凭人们主观意志、愿望实现的；当一种生产关系还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它是不会灭亡的；当某种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时候，它就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这种取代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新变化，指出股份制的产生和发展包含着“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5](p.519) “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这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6](p.408) 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国家所有”现象的发展，都“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4](p.628) 但是，资产阶级并没有自觉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因为“联合生产”和“生产力的国家所有”，并不等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第二，对旧世界的实践批判需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现存统治秩序只是从改良原则出发，主张渐变而非革命，因而找不到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而在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中，还有一种“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2](pp.301－302) 他们“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2](p.302) 总之，他们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但根本目的是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继续存在。
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覆盖了整个社会，其根本利益的冲突最终表现在政治斗争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其中暴力革命是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主要形式。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p.293) 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p.293) 这就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资产阶级可能的反抗，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这一专政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阶级以使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
马克思晚年还提出了“跨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意在说明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恩格斯还设想，暴力手段与和平手段是夺取政权时可以采用的两种方式，不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也不同，如果有可能和平获得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有利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当然，即使在这个时候，也要做好暴力革命的充分准备。恩格斯晚年还根据19世纪9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新的实践经验，提出以“民主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新设想，即在国体上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在政体上，可以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主张只依靠少数天才人物拯救无产阶级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组织独立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组织方面体现在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目标方面体现在为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时代表运动的未来，策略方面体现在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理论方面体现在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对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这些定位，找到了凝聚和领导无产阶级这一社会力量的核心。
以上三个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根据、社会力量以及现实道路这三个空想社会主义没能解决的难题，使变革资本主义有了科学的指南，从而实现了在内容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应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
三、发现新世界：唯物史观的必然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新世界的发现同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谁对未来社会的特征规定得更详细、更具体，相反，他们认为，对未来社会的蓝图制定得越详尽周密，就越要陷入纯粹的幻想。他们反复强调，他们没有“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预定看法”和关于“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描绘，也没有提供实现理想社会的“秘密学说和万应药方”，如果把他们提出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历史哲学”推演到西欧之外的民族和国家，断言一切民族不管他们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如马克思所说：“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p.342) 尽管他们对新世界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成分，然而，他们的预测是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为根据的，其预测的重点方面同样超越了对社会主义的“空想”，这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这些预测主要有：
第一，未来社会的价值目标：“自由人的联合体”。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这一价值理想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恩格斯说过，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如下一句话，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表达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了，这句话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pp.730－731) 在这样的联合体里，每个人都摆脱了自然关系的奴役、社会关系的奴役和精神关系的奴役，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第二，未来社会的物质前提：社会生产的高度发达。
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等思潮对资本主义文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建立共产主义“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p.86) 这就是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已经达到的工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为物质前提，而且创造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发达的生产力作为自己的物质基础。
第三，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过渡时期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再到高级阶段。
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把未来理想社会看作是人类理性和永恒正义的表现而企图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符合这类观念的绝对完善的社会制度不同，马克思预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4](p.314) 无产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里，再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从而使社会能够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以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时，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也应该以其成熟程度的不同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这些发展阶段的思想，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根本变革以及创造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的思想，强调了人类不可能由资本主义一步跨越到理想社会。
第四，未来社会是不断变革的社会。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超越了未来理想社会是永恒不变的绝对完善的社会制度的观念，得出了未来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革的社会的结论。马克思讲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并不意味着他规定了历史的“终极目标”，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6](pp.216－217) 恩格斯明确地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7](pp.628－629)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6](p.693)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仅仅是人类史前史的终结，同时又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端。
第五，关于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
作为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未来社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从区别于造成资本主义危机的体制特征和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价值目标两个方面，预测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具有的总体特征。在社会经济方面消灭私有制，其基本途径是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剥夺者”即实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以后，逐步将其回归社会所有，即实现社会所有制，使之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在此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并逐步实现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转变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这一过程中，阶级将被消灭，旧式分工和一切社会差别将被逐步消除，国家将逐渐“自行消亡”，每个人将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中，由于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在批判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工作中，难免会把某些未经清理的空想因素吸收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6](pp.337－338) 他还强调：“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6](p.676) 因此，我们不应该离开具体的时空条件而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述，更不应该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践的某些特征，如全社会的国有国营企业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和计划经济，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一再申明：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pp.742－743)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未来社会的价值目标、物质基础、发展阶段、不断变革以及实现社会所有制等论述中所包含的方法论思想，都超越了对社会主义的“空想”，应该视其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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