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青年公民参与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情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中国论文,公民论文,理论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千禧年后，西方学术界有关“青年公民参与”的研究大多呈现一种新的气象，多数学者不再停留在以往批判青年“政治冷漠”的研究套路，他们更愿意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公民文化和技术发展等种种因素，被称作Y世代青年[1]，也就是年龄在18~35岁的青年群体[2]，为他们对于社会公共问题商议和解决过程中积极参与的能动性正名，对他们以各种方式建构社会身份的主动性给予鼓励和支持。大批学者在不断实践和摸索的过程中，逐渐归纳出一套关于青年的公民参与理论，厘清了以往“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间混沌的局面，且结合社会和媒介环境的转型重新思考“政治”、“参与”、“公民身份”等概念。如果说上个十年对青年参与的评价是寒冬腊月，那么该领域在数字信息时期的研究已走进暖春。有学者指出，关于中国互联网政治影响的研究在国际传播学界已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但本土基础理论的匮乏，要么是研究理论背景全无，要么造就西方理论垄断之势。选用西方理论作为国内相关研究的背景铺陈时，须结合研究对象自身以及所处的情境等综合因素[3]，须清晰地勾画研究选域和范围。本文先对西方青年公民参与理论进行概述和相应分析，再从理论滋生环境、青年参与文化以及媒介生态三个方面分析论述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相关研究的情境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西方青年公民参与理论的视角转换 青年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冷漠”最具代表性的一群[4]，他们不是逃避与切身利益无关的政治新闻，就是沉溺于日渐娱乐化且暗含消费主义性质的信息洪流中不可自拔，青年社会政治参与的低迷一度被西方学者视为民主化社会的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持续深入、数字信息社会的崛起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众多学者开始审时度势，结合实际社会现状，重新评价当代青年的社会参与实践，重新诠释“政治”、“参与”等概念在后现代社会和网络社会的定义。彼特·道格兰(Peter Dahlgren)认为，“参与”概念的关键特征是与政治因素和媒介环境相关联的。以往对“公民参与”的定义局限于与政治绝缘的志愿及社区活动，随着“新兴媒体”、“自媒体”或融合媒介时代的持续发展，“公民”(civic)有了更多“公共”(public)的内涵，“政治”一词须更多地置于社会领域去理解，也就是说，新的历史和媒介环境下的政治不应局限于传统党派政治的桎梏，与人们私人领域相关的环境、能源、食品、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等系列公共议题都潜移默化地具备了政治属性，一个扩大的政治概念需要得到关注。与此同时，基于这些议题，从人们多种生活形态中滋生的现代参与实践常被许多学者冠以性质相同但形式各异的称谓：“生活化政治”、“亚政治”、“新政治”、“DIY政治”等。对于社会和媒介环境的深入思考以及相关概念的重新审视，使各界将积极和鼓励的目光凝聚在被视为国家脊梁的当代青年族群身上，赋予他们在全新社会形态中主动构建自身身份的正当性和能动性，激发Y世代群体参与社会和政治议题讨论的热情，以及肯定他们为构建“善治”社会和推进民主化进程所做出的持续努力。 二、理论应用的中国情境分析 西方公民参与理论主要强调三方面：首先，该理论的滋生和成长是镶嵌在西方后工业和后现代的社会环境之中的，而在现代化情境中的关于青年不参与或政治冷漠的悲观言论在当代社会已日渐式微。其次，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被称为Y世代的青年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大多可能在传统政治语境以及代议制政治体制中处于边缘地位，但作为出生就被各种各样数字媒介技术包围的一代青年，他们中有理想、有抱负的部分群体也正善用多种技术和实体资源为政策的合理制定、社会公共议题的有效解决以及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稳定运转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故现代民主参与型社会的构建自不应忽视该群体的积极有益作为，应进一步对其进行帮助和引导。最后，丰富的媒介资源与当今青年的社会参与能动性和主动性有天然的联系，私域和公域的共融互通、生活化政治参与的逐渐增长，这些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是与日渐融合的媒介环境和现实生活的相互嵌入息息相关的。下文从这三方面一一比照中国的社会现实，试图归纳出西方青年公民参与理论在中国相应研究中的具体情境，并进行深入分析。 (一)理论滋生环境分析 理论的应用需要与理论所产生的社会情境相结合，若盲目地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话语环境中的问题，确实会衍生出水土不服的各种问题，但也不可将与国内问题相关的西方理论全部束之高阁，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应用的环境相适性以及研究对象的大致范围。中国传播学学者在引用借鉴西方发展成熟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时，应首先将其“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需要理解理论所使用的不同历史和社会背景。 可以说，青年公民参与理论滋长于西方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环境的土壤之中，其思想核心是公民更倾向参与能体现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生活化政治，较少地介入有关传统等级制的政治组织活动。接下来，我们需要审视该理论环境在中国是否有解释空间，分析视角可以导向两方面：首先，参与问题常常被安置在广博的民主图景中进行探讨，同时学界也有共识——民主需要人们的参与，故先就民主在中国的生存空间进行简要分析，也可以说是分析社会主义民主对于青年公民参与的容纳程度。 自古代始，中国政治哲学就提出，人类憧憬以各种各样的公民参与方式来实现共同的民主理想[5]。就儒家学说而言，孔子主张，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义务和权利，这种思想已经被视为中国历史上公民价值观的核心。其实，无论是西方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对于民主议题，特别是对于公民社会和网民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是否能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一类的问题，始终存在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正如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袁教授(Elaine Yuan)总结归纳的两种分析语境和研究导向——“自由语境”(liberation discourse)和“控制语境”(control discourse)[6]，前者突出网络技术革新带来的自由，后者重在诠释国家对于社会的把控力以及双方的博弈程度。就当今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政策开创性地带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观念，这场具有历史使命的革新可以看作中国实践性地运用资本主义思想且同时保证国家政党领导地位的里程碑，而且这场改革春风的持续强劲促进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浪潮，跻身世界范围的竞争舞台。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刘凤书(Fengshu Liu)曾分析指出，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双重现代性特点——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和政治权威主义(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7]。郑永年称，确切地回答中国的民主问题，必须审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革，搞清楚国家怎样应时势之需合理地容纳促进社会发展的民主元素，在确保国家主体地位的同时抵制西方民主的负面因素。何力朝(Lichao He)分析指出，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进化是由自由主义发展浪潮和国家权威主义根基共同塑造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国家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8]。所以，中国的发展不会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但为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合法性的有效巩固，国家会适应当前国情选择性地将一些有益的民主元素纳入社会发展体系，比如逐渐扩大的公共和政治参与空间，以及公共监督被认为是实现这一途径的有效道路，而青年对于公共议题的理性参与是可以被纳入这些有益的民主元素之中的。 此外，以“新政治观”为导向的西方青年公民参与理论与西方后工业后现代化社会情境相宜，Y世代青年将他们更多的注意力投向社会公共领域，这种“生活化政治”参与形式的增长可以说是全球化和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是市场放松管制、社会细分以及社会经济和个人生活重组所带来的社会参与形式变革。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能与其在西方的成长过程相一致，但是它有一定的社会应用范围。中国的后现代化可以视为社会经济转型的组成部分，它是嵌入新媒体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资本劳工的全球流动、持续增长以及后福特式的弹性生产不断扩张的时代背景之中的[9]。鲁晓鹏(Sheldon Lu)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当前中国萌发的文化逻辑”[10]。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它经常被视为保守且激进的力量，而这种双重特征与当前中国的发展是比较贴近的[11]。另外，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的作用力，而新政治模式主导下的公民参与赋予了个体更多的主观能动性，更反映了参与对个人自身价值体现的深度和力度。现在年轻人将更多的热情投放在消费主义、个人生活方式以及身份政治参与之上，不像90年代之前的青年族群对传统政治的膜拜。对于Y世代青年而言，个人化参与给了他们建构自己社会身份的可能；而在不断细分的中国社会，日益膨胀的城市消费主义生活和网络社会对身份政治的促进使个人化的社会参与逐渐在青年成长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青年参与文化分析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12]青春时期是人一生关键的转折点，是青年认识自身价值、勇于承担个人与社会责任的黄金成长期。在此阶段，加强公民意识的培养且主动融入社会公共议题的讨论和参与，无论是对自身成长还是对社会进步都是有所助益的。习总书记在2013年五四讲话中曾提到：“要用中国梦激发广大青少年的历史责任感”，倡导青年“积极参加志愿服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进步”[13]。因此，对青年来说，参与政治需要，是积极构建社会身份的途径，也是促进个人成长的过程，从个体到公民的培养是中西方共同的社会需求。 被称为Y世代的大多中国城市青年群体，通常是家庭中的独生子女，不仅没经历过父辈祖辈经历的战争年代，也没体验过食物匮乏以温饱为首要目的的艰苦岁月，其家庭大多是中国新兴中产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4]，有的生活富庶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发达国家中的同辈。由于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其后出生的孩子多是家中的“小皇帝”或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对子女在物质及各种生活资源上倾尽所能给予满足，子女教育开支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另外，与以艰苦朴素为生活信条的前几代人不同，当前年轻人已经成为被泛滥的消费主义文化洗礼的主流人群。众多城市青年或青少年熟知各种时尚名牌，追求膜拜西方进口产品；同龄人的压力以及相互攀比的动力是刺激他们不断消费的潜在动力。自我国成功地迈进WTO门槛将文化产业并入世界金融市场之后，全球消费主义和大众媒体文化首当其冲地冲击着中国当代青年。有学者就周杰伦粉丝群进行观察分析，认为粉丝基于自身愿望和兴趣组建网络社团且长期从事无经济利益回报的维护分享行为已冲破了被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禁锢的中国青年文化，新时期的青年文化正回应着世界的经济文化潮流潜在地发生着改变[15]。其实，正如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论，粉丝文化也是激发青年公民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16]，还有学者认为，电子游戏也可成为年轻人追逐其公民身份的潜在力量。 与西方同龄人一样，中国Y世代人群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网络族群”(Net generation)。他们是伴随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通信传播成长的第一代，也可以称作“媒介精通者”(media savvy)，他们痴迷于前沿信息技术产品，醉心于不断更新的“酷”迅传播方式。生活在“地球村”中的青年所接受的国际化影响与日递增，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选择权和媒介生活自治权。日本动漫、韩剧旋风、美剧经典以及中式古装戏等五彩斑斓的信息内容共同充斥着年轻一代每时每刻的光阴。媒介内容亦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以青春剧为例，如果说1990年代至2000年初诸如《流星花园》《情深深雨濛濛》之类的青春偶像剧在书写俊男美女至死不渝的真爱，那么2005年以后的《奋斗》《杜拉拉升职记》则讲述青年如何迎接职场挑战、努力拼搏的励志故事。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变革逐渐深入，以新自由主义为精髓的市场生产和资源分配不断进行大规模且快速的整合和重组，每年有庞大的毕业生群体在竞争激烈的人流中经历着考研、应聘以及考公务员等重大且艰难的人生抉择，成千上万的青年承受着职业和生活的双重考验，社会分化的加剧可能会让一批怀揣“中产梦”而努力半生的人没办法将理想化为现实[17]，“屌丝”和“富二代”之间可能永远都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沟渠，此情此景下，一方面，《蜗居》和《裸婚时代》等电视作品适时地反映了此时的年轻人所处的困境和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好声音》《中国好舞蹈》等选秀节目以及《非你莫属》《职来职往》等求职类节目开启了平民通向梦想的命运轨道，宣传鼓励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可以看出，陪伴媒介技术发展而成长起来的Y世代族群，媒介内容的生产和他们波澜起伏的人生交叠映照，媒介不再只是单方面让人娱乐的场所，更是贴近生活、鼓励参与的社交互动平台；在这种背景下的青年文化不再只是历史的撰写，更是理想和现实的交融，青年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参与创造和积极争取，这是跟上时代变奏的节拍，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三)媒介生态环境分析 置身Web 2.0时代，数字化技术的持续升温加热使得信息触手可及，如果说大众媒体时代“一对多”的单向传播方式在传播者和受众间堆砌了阶层式的传播关系，那么“多对多”网状数字传播格局的来临不仅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了创造参与的可能[18]，也使处于不同形态的个体私人领域延伸触及了公共区域平台，从某种程度上锻造了社会民主化进步的契机。从社会变迁角度，这种崭新的媒介生态首先引起了中西方关于媒介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各方学者的观点不一，持怀疑态度的一方往往认为，一味地认为媒介的变革有助于社会关系民主化转型的说辞具有技术决定论的偏颇，需认清网络的现实图景以及社会和政治动态应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事实。也就是说，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下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力。针对中国网络生态而言，虽然众多西方学者将分析目光放在政治对网络的规制问题之上，如有些学者用“网络权威主义”来形容这种受到某种程度管制的中国网络环境，如胡泳曾说过：“自媒体火爆之时也存在两大风险，一是被商业买通的风险，二是被权力取缔的风险。”[19]但纵观现实情景，媒介技术的持续升温加热让人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平台进行意见表达、观点讨论以及各种类型活动的参与，尽管有网络规制，但大多只是对某些危害社会稳定的信息或子虚乌有的谣言进行管制，而且网民也具有各种不受管控的手段，虽然公共领域会有受到政治和经济侵入的风险，但仍不应忽略人们主动参与公共实践的意义，不能轻易忽视网络公民参与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变革，需结合实际情境综合性地进行分析判断。 回看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自1994年互联网投入家庭化使用之后，随着用户的不断攀升，“网民”一词在当今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受到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据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6.18亿人，其中80%的用户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上网，50%以上的用户常常运用社交媒体，年龄在15~35岁以学生为主的青年可以说是主要的网络群体[20]。作为网络主流用户的年轻群体，他们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对意识形态、传统政治和社会话题较少参与且态度冷漠，但是在汶川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网络反腐监督、环境资源保护等问题上，这批常被称为“新新人类”的族群却显现出了极高的参与热情。这种现象提示我们需以一种更加广博的眼光来重新诠释“政治”、“参与”等关键词。就数字和移动互联技术的大面积渗透而言，上述报告显示，75.6%的用户每天都使用手机上网，其中阅读新闻资讯、赏析小说文学以及微博社交成为他们的核心诉求。媒介用户碎片化的媒介运用和非正规、个人化的参与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公域和私域已然开始相互交融，以媒体为参与空间的各种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言行也具有了提升公民意识的功用和“新政治”的属性。 虽然说数字媒体技术与“个人化”的社会政治参与有着天然的联系，并不是说技术本身提高了年轻人的公民意识和参与行为，线上世界脱离不开充盈的线下生活，线下社区活动、学校课外运动、家庭教育、社交圈等因素为青年的社会参与提供了资源和能量。例如，2008年奥运期间，“藏独”分子活动猖獗、国际火炬接力受阻、CNN记者的反华言论等突发事件给国家形象以及奥运的平稳筹办造成了不小的影响，面对种种阻挠，2.1亿年轻群体自发组建网络社群，抵御各种企图分裂祖国并损害我国国家形象的滋扰，学者刘凤书认为，这种存在于当代青年之中的网络民族主义(online nationalism)扩展了“政治”的内涵，是“新政治观”的有力体现。另外，2010年8月舟曲突发泥石流灾害，19岁男孩王凯在第一时间担当起公民记者的职责，他用手机微博记录了灾情到来的紧急一刻，及时准确的报道引起了各方对灾情的高度重视，也成为许多传统媒体报道的元素材。另外，2012年底的“微笑表哥事件”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网络反腐热潮，各行各业的网民通过对“表哥”的人肉搜索，以大量证据证实了其贪腐的事实，舆论在网络中发酵长达将近两个月之久。其中，钟表业及奢侈品行业专家自发对手表进行估价，他们的证言成为拉“表哥”下马的有力佐证。湖北学生刘艳峰向地方政府申请公开官员工资的举动，引领单一的反腐参与演变为全民对政府有关制度的深入思考。这两个环节说明线上参与力度离不开参与者的人生价值观和线下的生活体验、行业知识，有益于个体和社会的参与并不是盲目无知的起哄围观，也不是毫无目的和根据的评说转载，公民参与意味着社会责任的主动承担以及自我实现成就感的体验。 结语：综上所述，理论的应用需要与理论所产生的社会情境相结合，多数批判那些拿西方理论作为中国研究基础的著作对分析问题和研究对象没有相应的界定，且对研究情境也没有具体的分析，这样引进的理论也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故本文针对西方青年公民参与理论的重要观点，从理论滋生的社会环境、青年参与文化以及媒介生态环境三个方面结合中国实际情境一一加以分析。虽然中国政治体制、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媒介发展动态都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区别，但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地球村落”的加速扩展延伸以及传统政治体制改革的临近，让常常以“新新人类”、“网络族群”著称的18~35岁的中国城市青年群体率先感触到了时代的变动。虽然相关研究表明，这些受过良好教育且掌握着前沿数字媒体技术的Y世代对传统政治信息或正式党政活动的参与热情不断减弱，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结合自己所处的各种生活形态，主动参与一些社会公共政治议题的讨论和活动。也许这种参与大多发生在网络平台，但是线上行为和线下体验是息息相关的，并且利用碎片化时间的个体参与实践也可能渐渐汇集成集体智慧，在这种积极且不受正式条款限制的参与空间，参与者会有更多机会释放出自己的潜能和才智，谣言会被理智所压制，“善治”理想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也能被持续稳定地推进前行。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公民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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