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趋缓的成因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经济增速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
2012年中国全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7.8％，2011年全年实际GDP增速为9.6％，相比2010年全年实际GDP10.2％的增速，经济增速已连续两年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十分明显。图1列出了从1992年至今的实际GDP增速走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实际上从2007年开始，中国实际GDP增速就已经开始下降。2007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进而演变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对着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2008—2009年实施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使得2010年实际GDP增速提高到了10.2％的水平，恢复到了两位数的增长，但也付出了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和高通货膨胀的代价，同时经济增速在2011年又开始继续下降。那么这次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如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增长下降(即受政策调整或者外部经济冲击的短期波动)，那么，政府只要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就可以使得经济恢复增长，但如果是“结构性”的经济增长趋缓(即由于经济结构性原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则政府的短期宏观调控不仅不能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还有可能导致经济长期的不稳定。因此，这次经济增速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引起了政府、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
图1 中国实际经济增速走势
纵观当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一直递增的，而是呈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驼峰形(也有称倒U形、钟形)经济增长路径。经济学家麦迪森(Maddison)的研究发现，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7000国际元(“吉尔瑞-卡密斯”元，GK＄)时，随后十年的GDP增长通常会大幅减速。过去100年间约40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了7000国际元，其中31个在达到上述收入水平之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在拐点出现之后的十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低于此前十年2.8个百分点。麦迪森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受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的影响，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部门，其持续高速增长的空间也由此被削弱了，从而减缓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根据麦迪森的估计，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6725国际元，已经接近7000国际元的临界点。也就在这个时间段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这是否也同样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呢？实际上这次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除了麦迪森所指出的原因外，还有其自身独特的原因，这是其他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速下降时所没有遇到的。
二、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低劳动力成本时代一去不复返
依靠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中国在国际化的浪潮中获得了20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也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然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抚养比逐渐提高，“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图2画出了中国1994年以后的人口抚养比，可以发现在总人口抚养比降低的同时，老年人口抚养比在增加，尤其是近几年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这也表明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有研究表明到2013年，总人口抚养比将跌至谷底，随后迅速上升，而老年人口抚养比也将进一步上升，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变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而这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近些年来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图3画出了1998年之后中国非国有企业的货币工资增速。从图中可以发现伴随着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升高，劳动力成本增长迅速，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速度越来越快，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虽然在2009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劳动力成本的增速有所下降，但随后劳动力成本的增速又继续加快，由此也可以推断，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劳动力成本也将进一步上涨。低劳动力成本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图2 中国人口抚养比走势
图3 非国有企业货币工资增长走势
(二)资本回报率下降，依靠投资驱动经济高速增长难以持续
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由于存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仅仅依靠加大投资和资本的积累，而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经济是难以保持高速增长的，据此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原因就在于东亚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得到提升，仅仅依靠要素投入必将因为要素报酬递减而难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克鲁格曼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东亚经济体中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即我们所称的亚洲“四小龙”全部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克鲁格曼的预言没有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考虑到“人口红利”的作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前提是经济体中的劳动力存在短缺，但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存在着巨大的“人口红利”，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这也使得对资本的投资不会导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可以依靠投资进行资本深化，进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大幅下降，据估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已从1978—1994年间的46.9％，大幅度下降到了2005—2009年间的31.8％，并且预计2010—2015年间其贡献率还将下降到28％。而在以上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分别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还将提高到65.9％。
只有在存在“人口红利”的情况下，依靠加大资本投资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才是可行的，之前我们就已经分析过，大概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就将从“人口红利”阶段转变到“人口负债”阶段，近些年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加速提高，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就是其表现，这样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阶段也将到来，而依靠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变得不可持续。
由于中国长期存在金融抑制，民间投资明显不足，为保持经济增长，不得不依靠政府投资，包括垄断央企的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这些投资反过来又对民间投资产生相当程度的“挤压效应”，民间投资更加难以启动，最终还需依靠政府投资规模和投资强度持续不断地增加来拉动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民间投资不足—依靠政府投资—挤压民间投资—更需政府投资”的恶性循环。在地方融资平台、土地财政以及银行信贷体制的支持下，地方政府可以源源不断地追加后续投资，然而当经济整体下行、财政收入不断减少时，地方政府投资的能力也开始下降，这样仅仅依靠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进行拉动也将日渐衰减。
(三)出口下降、外需不振，“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保持
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和“出口导向型”政策，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得到了高速发展，也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截至201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其中货物出口额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口额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工业产品，如钢、煤、水泥、发电量、化肥、棉布等产量都居世界第一位。
但由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绵延跌宕的欧债危机，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逐渐恶化。2010年，中国出口额的增速为31.3％，2011年下降到20.3％，2012年更是下降到了7.9％。与此同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不断。据统计，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遭遇贸易摩擦的国家。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又掀起再工业化浪潮，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显现，在这双重压力的挤压下，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化，将对中国的出口产生更大的不利影响。这也使得依靠出口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难以保持。
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这次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面对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问题，而不能像日本那样不承认20世纪70年日本经济增速下降是“结构性”的下降，采取应对“周期性”经济增速下降的宏观调控政策，即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其结果是导致泡沫经济，最终泡沫破灭，引起经济的长期衰退。
事实上，经济增速趋缓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过程，经济增长的下滑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转型需要付出的代价。在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积累了许多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实施单调的经济政策，而没有进行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当前的经济下滑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自发调整，正是调结构的最好机遇。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2013年GDP预期增长目标调低至7.5％左右，正是为了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使经济增速稳步回落至合理区间，挤出低质量的增长，将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
三、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对策
(一)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尤其是过度干预生产要素的配置。因此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特别是干预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行改革，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推动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要素的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将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来，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源重新配置导致效率的提高，这涉及的是部门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另一种是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涉及的是部门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人口红利”从本质上来说也是资源重新配置所导致的效率提高。目前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部门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依然可以使得生产率得到很大的提升。例如：虽然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但并不是说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劳动力短缺的时期，由于中国存在着户籍制度，这使得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无法长期在所工作的城市生活下去，从而在他们的年龄到达一定阶段后，就会回到户籍所在地务农，而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完全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释放出来。有研究发现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农业劳动力比重是14.8％，比中国低将近10％，以中国现在1.92亿农业劳动力计算，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年，每年可以从农业中释放出800万劳动力。
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要进行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大幅度削减政府行政审批的权力，显著提升行政效率；其次要解决各个地方政府主导的盲目发展、重复投资等问题，也正是地方政府的主导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各个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成立更多的产业基金，通过公司化规范运作，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到真正有前景、技术先进的产业中；再次是对国有企业领域进行调整，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放松管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提高这些领域的生产效率。最后是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应该让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市场上形成，由市场来进行配置，也只有这样生产要素才能得到更合理的配置，使得经济更加健康、稳定地发展。改革的目标就是使得资源能够充分地流动，在市场的指引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二)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加创新活力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传统的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已日益体现出它的弊端，面对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的约束，自主创新将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里提到的“自主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用创新为资本创造更好的投资领域，用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培育人力资本，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然而由于中国尚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各项制度安排并不完善，甚至还存在很多漏洞，具有低端人力资本结构、低端产业结构的特征。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创新严重不足：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而言，由于处于市场垄断地位而缺乏竞争压力，创新动力不足。虽然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已进行了多年，但是由于体制机制改革并不到位，企业产权不明，政企不分，尚未形成国有企业创新机制；而对于中小民营企业而言，由于市场尚不健全，缺乏资本支持，同时，人才、信息的缺乏也使中小民营企业自我研发能力弱，只能依靠传统的价格战来争夺市场。体制上的不完善不断固化民营企业的行为方式，使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热情不高，大多数企业既缺乏技术创新的传统，也缺失技术创新的能力。可见，中国目前尚未形成有效推进自主创新的体制和制度环境，要想过渡到依靠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合理路径上还需要制度环境的建立。
之前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部门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所导致的生产率提升，一是微观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创新主要涉及的就是微观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而微观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微观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了本企业的生产率，另一个是通过部门内部的竞争，淘汰落后的技术，实现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要依靠自主创新拉动经济增长，首先要加速要素市场的改革，即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提高部门内部的竞争；其次要提高要素效率，即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可见，要解决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亟须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经济粗放的发展方式，改变中国长期依靠要素数量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所造成的依靠要素数量投入——自主创新不足——仍需依靠要素数量投入的恶性循环，才能使得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而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增强内需的潜力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改革开放虽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却一直在下降。有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者报酬率偏低且持续下降使得居民总体消费能力不足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则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将越缓慢。而这“两个偏低”(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使得在驱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中，消费所起的作用远不如投资和出口。因此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是建立消费增长长效机制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特别是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提升总体消费倾向，最终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消费需求稳步提高，发挥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可以逐步推进人民生活质量，使人民共享经济改革发展的成果。
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是为了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新回到“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的机制上来，消除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为此，政府必须转型，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为市场竞争扫清障碍；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将政府的职能转变到关注民生上来。通过释放制度红利，增加创新活力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将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上来，通过增加内需潜力将经济增长从过去依靠投资、出口转变到依靠投资、出口、消费上来，实现经济的平衡健康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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