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学术总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峡两岸论文,易学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2)05-0075-06
在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的大力关怀、支持下，在国家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青岛市崂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主办，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及中国周易学会协办的本次“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已顺利完成了大会预定的各项研讨议程，取得了圆满成功！
参加本次大会的正式代表203人，其中，台湾代表56人，另有来自香港地区及美国、韩国、日本的特邀代表12人。就职称而言，教授、副教授一级的代表，即占138人，因此是一次规模较大、水平颇高的成功学术会议。
几天来，代表们围绕“周易、易学与中国哲学的整合与重建”这一主题，就易学与中国哲学的多个分题，展开了“横四维而含阴阳，紘宇宙而章三光”的广泛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就易学问题的讨论而言，本次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1)简帛易研究
近年来，相关简帛资料的出土，一系列石破天惊之事接续发生了，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学术世界，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学术研究新机缘。因此，简帛资料的研究，成为近年来两岸学界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汉学界的一大显学。本次会议上，简帛易的研究，也毫无例外地成为一个重要热点。有的学者探讨了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归藏》与《穆天子传》之关系，指出，王家台《归藏》内容多出《穆天子传》，它必成书于《穆天子传》之后。有的学者析论了《郭店楚简·语丛》的重要学术价值，指出，《语丛》中“《诗》，所以会古今之诗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一段文字，不仅表明战国中期儒家已有六经之说，而且对每经的主旨都有说明，其中，言《易》乃讲会通天道、人道的所以然的道理的书，大概可以说是现存最早和最明确表达“天人合一”理念的论断。有的学者以严谨实证的学术研究方法，仔细考辨了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认为《衷》篇多言阴阳和谐、乾坤相济，此种易学思想，显然是一种中和思想，帛书以“衷”名篇，当与此有关。该篇文字，当是孔子后学按照阴阳和衷共济的主题所选定的孔子论《易》言论的汇编。
(2)易学源头问题研究
易学文化源远流长，由来已久，蔚为大观。易学源头问题的研究，再次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探讨了炎黄时代的易学，指出，从八千年前伏羲时代创造八卦易，经炎帝连山易，到黄帝时代的归藏易，历时达二三千年之久，这从大量的文物考古资料中，可以得到说明。由阴阳概念到八卦的形成，由八卦推衍到六十四卦，早在五千年前，即可寻找到这一易学发展演变之轨迹。有的学者借助大量文献的、考古的资料，探讨了周易文化来源的问题，认为，作为易经基础的阴阳八卦源于山东，伏羲画八卦，有东夷文化背景，易的发明权属山东人；《易传》源于山东，《易传》的著作权属孔子，有邹鲁文化背景；易学源于山东，易学的创立权，属于以田何为首的山东学者，有齐学与鲁学的文化背景。由此不难得出如下之结论，即周易文化源于山东。有的学者考索了《周易》的古义与今义，认为，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今义成为官学正统，古义则渐次衰微。《易》之古义由来已久，西汉以孟京为代表的卦气说，当属《周易》古义。今义突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古义突出的则是阴阳灾变思想。
(3)《周易》经传研究
作为易学这一专门之学原典基石的《周易》经传，历来是学者研究的基础和关注的焦点。本次会上，有的学者专门探讨了作为《周易》六十四卦两个首卦的乾坤两卦之意蕴，认为，乾为天，为自然创生之始，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时间概念；坤为地，万物赖之以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这种《易经》中的时空概念，重视具体、创生、更新、有机圆融，正合乎西方最新科学与哲学发展之趋势，因而具有重大价值与意义。有的学者从《周易》的《中孚》一卦切入，揭示了中国古人覆卦观象之方法。有的学者以大量原典资料为基础，详细解析了《易传》中的神秘数字，指出，这些数字，可以分成三个体系：一是以太极数字及大衍之数为主的数字宇宙论，二是以天地之数构成的图式宇宙论，三是以乾坤策数所形成的策数宇宙论。它们使原本的算术数字，提升至模式数字，兼具神秘数字的内涵，这就使得《易传》的宇宙论，表现出抽象化、无限化、类推化、逻辑化及指数化等性质。有的学者着力探析了20世纪初《周易》经传分离说形成的过程，指出，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周易》研究者一直不甚区分经传，俨然将经传视为一个整体，直至20世纪初，疑古风潮骤兴，主流思潮一变，研究者始一意将经传关系切断，认定经传有别，不能用传解经，经是占卜迷信的工具，传才是易学义理之学的源头。
(4)易学人物的研究
易学人物的研究，意味着易学史的研究。本次会议上，一些学者以个案分析或相互对比的方式，分别探讨了汉代焦赣、虞翻，唐代孔颖达，宋代苏轼、程颐、张行成、朱熹、吕祖谦，明清之际王夫之，清代焦循，现代熊十力、马一浮，当代杨向奎等人的易学思想或易学观点，充分展示了易学生生不息的旺盛学术生命力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有的学者研究了西汉焦赣的易学，认为，《焦氏易林》一书不伪，就易学言之，该书以阴阳为纲，透显了《周易》的二进制思想，突出了相反相成、阴阳和合、相济为用的哲学思想，表达了保合太和的价值理想；就易术言之，该书实现了对《周易》筮法的改革，是西汉象数派孟焦京一系不可或缺的环节。有的学者探讨了汉末虞翻的易学，指出，虞氏创造性地建构了一整套象数易学解释学原则，其中，最为耐人寻味的即是其“震巽特变”、“权变”二原则。有的学者通过对《周易正义》一书的研究，重新审视了孔颖达在易学由占筮之工具性东西转变为具备相应义理的一门学问之后，在关乎此门学问的几个基本问题上的理论观点，认为，在“易之意义”、“重卦之人”、“三《易》时代”、“《周易》上下经分篇之根据”四个易学基本问题上，孔氏综合前人之见，给予了系统的“解决”，他的此方面的识见一直为后人所转述，只要涉及易学史，就不能越过他。有的学者分析了《东坡易传》一书，指出，此书反映了苏轼易学如下之鲜明特色：蜀学传统，家学渊源；兼容并包，自成体系；善谈名理，切近人事。由此，苏轼令易学成为讲哲理，言人事，砺道德，明心性的实用之书。有的学者将北宋程颐之易学与南宋朱熹之易学作了一番对比，认为，伊川与朱子解《易》的不同，一方面表现在对解《易》系统的认识上，一方面表现在对康节易学的态度上。伊川的《周易程氏传》直承孔子的解《易》传统，乃以理学解《易》的代表作；立志本诸《易经》的原始卜筮功能，重新生发义理，与对康节易学的偏好，二者互为因果，造就了朱子解《易》的风格。有的学者则认为，程朱易学之差异，是与二人所处时代之不同密切相关的。程子易学重义理，朱子易学象数、义理兼顾。程子易学属于理性主义的新儒家哲学易学，朱子易学属于在前者基础上加上了宗教性的理性宗教式的新儒教哲学易学。有的学者探讨了南宋易学象数派大家张行成的先天数学思想，认为哲学本体论上的数学派出现于宋代，以邵雍、张行成、蔡氏父子为代表，而张行成，乃是上承邵雍，下启二蔡的数本论的重要人物，由象而推及数，由数而推及理，由理数而说明天道规律和宇宙本体，是其象数哲学的最大特色。有的学者专论了南宋浙东思想家吕祖谦的易学思想，指出，吕氏易学富于辩证精神，其最大的学术关怀，乃是追求成就“与天同德”、“通天下之声为一声”、“通天下之气为一气”的圣人人格。有的学者探讨了王夫之的易学，认为，这一易学彰显了一种独特的《周易》与中国天人之学的模式，即不是导向一个世界之外、之旁或之上的天道，而是导向对世界的承付，是作为生存维度的世界视域的开启。有的学者探析了焦循《孟子正义》中的易学思想，指出，焦循援《易》释《孟》的基本理念是，证之以实，运之于虚；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通变神化，道本一贯。而他于释《孟》中所体现的易学与孟学之融摄与会通则表现在，以“旁通”说“性灵”，以“变通”说“性善”，以“时行”说“性命”。有的学者探寻了焦循《易图略》的哲学方法论意义，认为，焦循通过“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编织了一套表现为象数形式的逻辑类比推理的思想构架，并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尽数纳入构架之中，从而确立了研究易学的方法论，确立了以“旁通”为主体的哲学方法论。有的学者在探讨了现代新儒家大师熊十力的易学与哲学后指出，创造性的诠释儒家经典，特别是《周易》，是熊十力建构其“新唯识论”的重要理路。这种与古代经学方法有别的经典诠释，部分归因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部分归因于他本人将现代观念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结合，并由此实现了哲学的创造。有的学者从诠释三《易》之义、揭显死生之正、开示观象之要、阐发学《易》之道四个方面，析论了现代大儒马一浮的易学，断言马氏乃百年易学第一家，千古易学一大家。有的学者分析了当代学者杨向奎的易学观，指出，杨氏将易学研究建立在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展示了易学演变的脉络和规律。
(5)易学哲学及其与中华人文精神的研究
易学是一高度哲学性的专门之学，它与源远流长、意蕴深湛的中华人文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又存在着密切关联。有的学者指出，易道是先民智慧之结晶，《易》蕴藏了人对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无边智慧，具有丰富深厚的生命哲学与生存发展论方面的内蕴，这与西方知识形上学强分心物，把人同人的世界割裂开来，试图以人的“理性”，去探索与人相对峙的“自然”或“存有”的普遍规律，所存在的严重偏差，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有的学者分析了《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认为，《周易》经传建立了德性意志的思考模式，将整体存在界的所有事务，收摄在德性意志的运作原理中，整套经传中，真正有知识意义的，唯有六十四卦人事情境的处世智慧，这套智慧，即便在现代社会的阶层组织中，依然具有其经验实用性。有的学者指出，《周易》具有高度的原创性，这与其有别于“概念思维”的“象思维”，密切相关。有的学者认为，《周易》所内涵的圜道观，属于一种中和而行圜，循环而出新的圜道观。有的学者探讨了《易传》中的语言哲学，主张这种哲学更能体现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其对语言的局限性有所认识，但并不因此而否定语言的价值。有的学者指出，《易传》所包蕴的对于中华民族具有深远影响的人文精神，主要有如下数端：体仁利物，崇德广业，刚健自强，人际太和，劳谦不伐，变通尽利。有的学者则认为，《易传》的人文精神，可以概括为两点：以追求人的善良完美为理想，坚信人道正义之价值的精神；强烈的变易求通、去故取新的进取发展精神。有的学者揭示，《周易》具有真善美的价值学统合意义上的深刻创造的美学思想，颇值我们开掘。有的学者认为，《周易》具有丰富深湛的和合学思想，这一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现代价值与未来意义。
(6)易学符号学研究
易学有两大系统，一是其文字系统，一是其符合系统。易学的符合系统别具特色，成为易学之为易学的根基和基本表征之一。有的学者以历史发展的纵向视野，系统考察了卦爻符号系统的演变及其意义，有的学者则析论了《周易》研究的符合学转向，皆富有新意，给人以有益之启迪。
(7)易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易学研究，应具备适切的方法论。多年来，受西方诠释学的影响，两岸学人对中国传统经学的诠释学问题，进行了多方有益的探讨，取得了许多可贵的成果。近来，汤一介先生大力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诠释学体系，以中国特色的诠释学视野研究易学。本次会上，有的学者着力以《易经》研究为例，论述了经典诠释与文献整理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并从“研究资料之汇集”、“语文工具之运用”、“经典文本之厘正”、“经典义例之掌握”几个方面，展开了详切之析论。有的学者探讨了《周易》诠释中的若干问题，强调了对于语境辨析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就《易》注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注释，其实质是用母本的结构语义，来表达注释者的思想。有的学者则阐发了易学与本体诠释学问题，认为，易学的原始经验性、系统性与应用性极为重要，不可忽视易学表达及指谓此一经验与体验世界的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同一与二分的本体理解，此一理解，导向了《周易》的卦象系统，也导向了一个特殊的诠释系统、理解系统与应用系统。
(8)易学与儒释道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活水，由它所引发的易学，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皆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次会上，学者们探讨了易学与儒释道三家之关系，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进一步确证了易学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显赫地位。有的学者探讨了《周易》与儒道两家的“静”论，指出，“生生”是《周易》的精神，“守静”是《老子》的宗旨，二者概念上有别，但又存在内在联系，联系者即人的生命。有的学者析论了《周易》古经中，包含明显的儒家思想渊源。有的学者指出，《易纬》的宇宙观，深刻反映了汉代儒道合流之趋向，认为《易纬》援道入儒，是儒道融合的重要一环。有的学者探讨了道教符咒法术与易学的关系，指出，易学中“观物取象”的符号化思路，深深影响过道教，以图书为基本解读方式的易学象数符号学说，尤为道门中人所重。有的学者探析了清代粘本盛《道养全书》中的易道融通特色，指出，这种融通，深刻反映了易学的象数、义理之学，在道教内炼养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的学者剖析了易图与宋明理学之关系，认为，易图在理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入开掘其学术意蕴，将有力推进理学的研究。有的学者探讨了禅宗与易学的关系，认为，禅家借易说禅，以易的阴阳变化与图像思维，巧妙地创造了禅宗新的言说方式，是禅易会通的杰作，也极大地丰富了易学之宝库。有的学者论述了近现代著名佛教革新者太虚法师对于易理与佛法的会通，指出，历来认为，儒学重入世，佛教重出世，如何将二者打通，是安身立命的重大问题，也是太虚法师建立人间佛教和人生佛教的关键问题，太虚法师借助易理与佛法的会通，实现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
(9)易学与自然科学研究
易学与古今自然科学的关系，是科学易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次会上也有新见出现。有的学者探讨了《周髀算经》与《系辞传》的关系，认为，《周髀》中“周公与商高对话篇”，约成于春秋末、战国初，《系辞传》有取于该篇的天圆地方说与七七四十九之数；“荣方与陈子对话篇”约成于战国中期，《系辞传》有取于该篇的春分秋分昼夜之象，与径一周三等说。有的学者指出，易学的象数之学对中国古代科技影响深远，有此影响，是因易学将数与万物联系起来，数形结合。有的学者以现代数学的视野，证明了先天卦序即自然数序列。有的学者则对产业与企业的经营变数，作了别具特色的卦象诠释。
(10)易学与术数
《周易》本系卜筮之书，《易传》将其提升为具有高度哲学性的典籍后，卜筮功能仍被保留了下来，易学与古代包括卜筮在内的术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次会上，有的学者借助出土简帛资料，指出，孔子眼中的卜筮，可扼要概括为重德轻筮四个字。有的学者则认为，孔门也具有宽泛意义上的预测学。有的学者通过探讨南宋理学巨擘朱熹对各类术数的态度，指出，理学与术数存有极为密切之关联，开展此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理学之真面目。
二、就中国哲学问题的讨论而言，本次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1)中国哲学与诠释学问题
以诠释学的视野重新审视和探讨中国哲学，成为当今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有的学者探讨了经典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指出，近年来，随着西方诠释学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以及中国传统经学重新回到当代学术研究的视野中，许多学者开始把中西两种不同的诠释传统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和比较；有的学者尝试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经典诠释实践和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和反思；有的学者甚而进一步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的诠释学体系和方法的设想。无疑，经典诠释学研究，目前正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新方向，这必将带来哲学观念的反省，哲学主题的拓展，哲学方法的更新。
(2)经学研究
传统经学的研究，重新成为时下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有的学者分析了上博简《诗说》的编联与结构问题，指出，此一编联问题，至少应考虑如下四点：缺简；竹简的形制；《诗说》简与《鲁邦大旱》、《子恙》三篇同卷的关系；《诗说》简内部行文体例与结构的分析。有的学者探讨了春秋公羊学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认为，公羊学说的形成和丰富，自战国起至东汉末，经历了五六百年。由《公羊传》奠基，胡毋生《条例》和董仲舒《春秋繁露》发展，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系统总结，终于构建起公羊学说的理论体系。这一学说体系的特征是：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有的学者探寻了朱熹经学产生的思想渊源，指出，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唐宋的四书之学、义理之学、北宋以来的理学、汉唐训诂之学等，是朱熹经学的主要思想渊源，朱熹在吸纳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加以创造性的理论改造与创新，从而推出了自己系统的经学思想。
(3)儒家思想研究
儒家思想，是传统学术的主流。有的学者论述了孔子的“述、作”之义与文化的继承性问题，认为，孔子所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现了他的一种文化关怀，其视野在整个文化，体现着一种文化阐释的意义，它既表现了孔子强调文化之历史继承性的文化意识，也表达了他对文化阐释的一种原则性要求。有的学者著论，辨析了“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认为此论的思想倾向与孔子的政治追求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可能出自孔子之口。有的学者考辨了子思与孟子之关系，认为，孟子虽深受子思及其门人思想之影响，并与之构成思孟学派，但他并未受业于子思或其门人，《子思子》、《孔丛子》所记载的那位姓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非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有的学者从孟子“仁民爱物说”的角度切入，考察了儒家的生态观，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生态伦理观，它重视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同情之心对待动物和一切生命，以尽人类之职责，从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出发，关心他人与自然界的万物，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伦理关系，即所谓生态伦理。有的学者分析了荀子“群”的理念与国家理论，指出，从中可以发现荀子对封建世袭制度的全面反对，但他所论述的个人，不是站在水平境地来看的，而是以垂直性角度来定位的“臣民”。有的学者辨析了儒家中庸范畴所包蕴的不同层面的丰富内涵，认为，对于中庸观念，既可以作哲学的诠释，也可以作伦理学的诠释。在哲学的视域中，既可对其作本体论的诠释，也可对其作方法论的诠释。在伦理学的视域中，既可对其从道德层面上进行诠释，也可从伦理层面上进行诠释。由此即可发现中庸的丰富意蕴。有的学者从北宋张载关学的角度切入，考察了宋明理学的原型及其真精神，指出，张载关学所透出的是学政不二的帝王之道，欲复三代的超唐史观，以礼立教的现实关怀，这一切，表现了宋明理学之原型及其真精神，也正是中国哲学之所以能够在新世纪生生不息、焕发青春的根本所在。有的学者以戴震的思想为切入点，析论了18世纪义理之学的确立与建构，认为，戴震建构义理之学体系时，遵循了由训诂而推求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两条重要原则。有的学者从后现代的视域，重新审视了现代新儒学，指出，现代新儒学的有关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必须集中全人类各民族的智慧资源，以解决“地球村”所面对的共同问题的时代要求，它反对相对主义，力图为“无根无向”的现代人确立一个既可以安身立命，又可以利用厚生，从而足以安顿人的全幅生命的价值之源。有的学者论述了儒家传统在现代面临五个挑战：科学，民主，女性主义，环境主义，以及儒家自身如何生存下去。
(4)道家思想研究
道家在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的学者通过对老子的道与西方神哲学的比较，指出，由老子的道，可以推论出宇宙间应有一最高的精神实有存在，其特性是永远的、唯一的、无限的、不变的、最高的生命体；其与宇宙万物的关系，乃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保存者、辅助者与眷顾者。有的学者著论认为，老子“无为而治”的治道，主要来源于历史记忆中的上古“垂拱之治”。有的学者考察了全球化历史新境遇下的老子思想的价值，认为，老子强调顺万物之自然，对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平衡，仍有其积极作用。有的学者分析了庄子哲学中的本体论思想，指出，“蔽于天而不知人”实为侧重于“天”的庄子对于绝对真理的一种往而不返的追求。有的学者论述了道家哲学智慧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超越性，玄思性，否定性。有的学者着力探讨了道家的超越智慧，指出，这种智慧，具体展现为对礼乐文化异化的超越，对物役、物累的超越，对有为政治的超越。有的学者分析了道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如下几个问题：道家地位之问题；新道家、新道学之问题；道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之问题；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之问题；道学史研究之问题；郭店竹简与儒道关系之问题。有的学者立足于现代和未来，指出，新道学文化有如下八大支柱：人行道哲学，政治管理学，文艺审美学，医药养生学，宗教伦理学，自然生态学，丹道性命学，方技术数学。
(5)佛教研究
佛教东传之后，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了长期的历史冲撞与融合。有的学者剖析了禅宗，指出，禅宗受中国哲学的陶冶，受中国文化的孕育，他们证心是证中国心，尤其和庄子的心遥遥相印，他们也在这个婆娑世界中作逍遥之游，他们把庄子的真心变为自性，把庄子的真人变为无位真人，把庄子的“是非两忘而化其道”改为“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把庄子的“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改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有的学者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指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中。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有的学者专论了唯识的认识哲学，认为，唯识哲学体系博大精密，绝非唯心论、唯物论、经验论、现象学等可类比而推之。
(6)墨家思想研究
墨家思想曾经是春秋末、战国时期的显学，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发挥过应有的作用。有的学者分析了墨家的进步社会政治观及其哲学基础，指出，尚贤、尚同是墨子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部分，这是针对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的，其目的是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与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借鉴墨家学说的意义，绝不比借鉴儒家学说的意义逊色。
(7)其他
此外，有的学者还论述了中国文化名人中明代戏曲家汤显租、清初反清志士屈大均、清代著名诗人吴渔山与澳门的关系；有的学者探讨了辛亥革命后，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与尊孔的关系，皆富新意。
总之，本次会议是一次收获颇丰的会议，尤其是它开创了易学研究者与中国哲学研究者全面交流的先河，为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的加强，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寂然凝虑，思接千载；
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我们坚信，本次会议以其扎实的学术内容必将在易学与中国哲学的研究史上留下它应有的地位与评价。我们坚信，此次会议所开创的易学与中国哲学融会交流的方向，必定像一片光溢四射的朝霞，为后人照亮一条学术研究的新的坦途！
收稿日期：2002-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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