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东亚地区的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
张东明1，张 鹏2
[摘要] 中等强国的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发端于16世纪的意大利城邦体系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后冷战时期，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中等强国的群体性崛起，再次引发学术界的热议。韩国作为其中的一名佼佼者，从对外援助到气候环境再到经济贸易等领域都以中等强国的身份在东亚地区践行中等强国外交。
[关键词] 中等强国；中等强国外交；东亚；韩国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雅尔塔体系宣告崩溃，后冷战时代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政治经济格局。
冷战结束后，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今天，在全球性问题增多与全球治理能力下降的现实背景下，一批具有“国际好公民”形象的新兴中等强国群体性崛起。他们是既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改革者，也是全球问题治理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创新者。
中等强国以区域内的合作为着力点，倡导多边主义模式下的合作，在合作进程中扮演“桥梁”的角色，集中活跃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韩国作为中等强国的后起之秀，尽管起步较晚，但是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在实现既得外交利益的同时也塑造了“国际好公民”的形象。
一、中等强国理论
中等强国（Middle Power）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意大利，而现代意义上的中等强国概念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对其内涵的理解与概念的外延也逐渐清晰和深入。
（一）中等强国概念的缘起与演进
16世纪的意大利城邦时期，学者乔万尼·波特罗（Giovanni Botero）根据权力等级结构的标准将国家分成了三类，即“帝国”“中等国家”与“小国”这三种类型。根据他的观点，中等强国与生俱来地具有特殊的优势，它既不同于小国的资源有限需要依靠大国的保护，又迥于大国具有明显的权力资源优势。中等强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安全。[1](212～213)这是最早在学理层面上讨论中等国家的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中等强国概念滥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时任加拿大总理的麦肯兹·金（Mackenzie King）在演讲中首次阐述了中等强国的概念。他认为，“加拿大不是一个大国，但它是仅次于大国的中等强国，不仅有能力，而且应该有资格参与二战后的事务。”[2](48)麦肯兹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依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判断，认为加拿大是中等强国，它既可以避免与大国争权而发生利益冲突，又可以中等大国的身份参与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来实现外交利益。之后，以中等强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理念也成为了加拿大外交的指导思想。冷战后期，墨西哥学者依照与霸权国利益关系的处理原则，将中等强国又分为了三种类型，即“中等强国与霸权国在利益和观点上相一致、背道而驰、以及两者兼而有之”。[3](43)冈萨雷斯开创性的以处理与霸权国利益为切入点将中等强国理论又进行了深化与发展。其内容的建构与当时美苏在全球范围内的争霸是分不开的。两级格局下，美苏各自为营，东西方呈现对抗的态势，传统的中等强国很难依靠自身的资源施展外交才能，不得不选择站队。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两级格局的雅尔塔体系寿终正寝。后冷战时代，一方面传统安全问题持续发酵造成地区局势冲突，诸如巴尔干半岛的波黑内战，中东地区的也门、叙利亚内战；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像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3年美国“棱镜计划”以及2014年肆虐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等。另一方面主要大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能力下降，全球治理能力赤字、代表性合法性不足，国际合作呼声日益高涨，中等强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中等强国的概念随着时代背景的切换，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乔纳森·平（Jonathan Ping）选取了包括人口数、土地面积、军费开支以及出口总值等九大指标，利用数理统计的定量模型对亚太地区的国家进行了排名，同时也列举出了哪些国家是中等强国。① Jonathan Ping,“Middle Power Statecraft:Indonesia，Malaysia，and Asia Pacific”, 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2 安德鲁·库珀（Andrew Cooper）等学者以问题为导向，将国际议题划分为三个层次：“传统的政治安全领域为第一层次，经济发展与对外援助属于第二层次，人权问题、气候环境治理和公共卫生隶属于第三层次。”[4](19～21)他认为，“中等强国可以在第二与第三议程上有所作为，这样既不会挑战大国所主导的传统安全议题，又可以依靠多边主义合作的平台施展外交才能。”[4](19～21)韩国学者李东宇认为，韩国已经是中等强国，他强调：“韩国在外交方面应该突破韩美同盟的限制，在面对中美两个大国时，应该建立起对话机制来施展外交的柔韧性。”[5](15)
韩国政府重视环境气候合作有多重的考量。其一，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西方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就让英国政府吃到了苦头。其二，环境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主要课题，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优先议题。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各国政要、机构组织以及市民社会的共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不再只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已经成为一种行动要义深入人心。其三，中等强国身份使然。韩国一方面担负国际责任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以弥补国际治理责任赤字；另一方面作为尼基外交的实践领域，韩国在塑造国际良好形象的同时也将提升对外交往的软实力。当然，东亚地区国家间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历史问题的积怨、政治互信上的欠缺、跨国合作中的政治化等因素都成为了阻碍合作的消极因素，这方面也需要韩国政府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的方案与路径。
4.因果关系。我国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指一定的违法行为引起了某种损害后果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行为侵害配偶权的因果关系比较容易认定。第三人与过错方配偶的通奸、同居、重婚等行为在客观上实施了侵害配偶权的行为，这无疑会导致无过错方的配偶身份利益受损、从而引起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所以只要与有配偶者发生不正当的婚外性行为即可认定为因果关系成立。
（二）中等强国外交的特点
为了保证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工程项目各个专业的质量标准和规范，同时每个项目的设计文件也都规定了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应遵守的规范。但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些规范和标准经常被突破。较为严重的还会出现使用中的质量问题，比如设备的安装没有足够的维护保障，空间管线的布置杂乱无章，因为考虑到局部问题而被迫牺牲外观效果等这些问题都影响到项目完工后的质量效果。
外交政策是一国对外交往、互动实践的指导理念。中国古语的“在其位谋其政”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了身份的“合法性外衣”之后，各国可按照其理念在外交舞台践行其外交政策。首先，身份决定行为体的行为。根据建构主义范式的表述，“体系结构（观念结构）不仅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也塑造行为体的身份。因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6](8)所以，身份上的认同能更好地界定其利益，指导实践并塑造其行为模式。尽管身份标识不能作为中等强国外交的特权，但确实为其外交的开展增添了合法性。其次，“国际观”影响中等强国的外交行为。金灿荣教授对于“国际观”的表述是：“在某个阶段一个国家的主流人群对外部世界的共同认识，包括特定的集体心态、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水平、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热情，等等。”[7](121)这里的“国际观”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思考。国际层面，国家政治精英对待国际战略的连续性思考以及国际战略的规划都体现了一国的“国际观”；国内方面，普通民众对于世界局势的认识、对全球性问题治理的参与程度也体现该国的“国际观”。身份和“国际观”成为中等强国外交理念的源泉。那么，中等强国在什么样的领域会更有作为呢？
滑铁卢大学的库珀教授在中等强国领域的研究颇有造诣。他认为中等强国适合在第二三议程上施展外交抱负，同时也为其践行外交路径提供了指南。他强调：“中等强国外交既不能权倾朝野也不能无所作为，将优势资源整合在自己有能力、有技术、擅长且容易得到回报的领域开展尼基外交① 尼基外交是指一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根据库珀的观点，中等强国应该在第二和第三议题上发挥尼基外交的作用，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与大国在安全领域上有利益冲突，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外交优势来实现更多的国家利益。 （Niche Diplomacy）。”[8](18)有了理念作为行动指导的思想之泉，有了领域作为实践之基，中等强国的外交表现为如下特点。
第一，以多边主义为舞台倡议国际合作。中等强国发挥外交优势集中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开展行动。一方面由于自身资源的不足所带来的局限性所致，另一方面在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合作也迎合了当今各国处理外交事务方式的趋势。第二，以域内为着力点，“以点带面”辐射外交影响力。中等强国都是区域性中等大国或者影响力较大的国家，在各自域内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的中等强国在域内的大国与小国之间搭建对话平台，抑或充当解决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协调人”，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利用地区合作的经验来推广自身，以便在全球提升其外交辐射力。第三，中等强国趋向“抱团取暖”的行为模式，对外以“共同声音”来表述话语权利。东亚地区的韩国就牵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以及澳大利亚成立了“中等强国组织”（MIKTA）② MIKTA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以及澳大利亚五国国名的英语首字母串写。 ，该组织就致力于在维护既有政治经济体系下，通过渐变式的改革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新秩序，同时在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和平进程方面为南北对话搭建桥梁。第四，中等强国外交行为基本上遵照了功能主义路径（Functional Approach）的行为模式。克莱克斯顿·布鲁克（Claxton Brooke）将国际事务中诸如粮食卫生、毒品犯罪、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保护以及劳动卫生条件等问题界定为“功能性事务”（Functional Matters）。[9](26)库珀也认为中等强国应在经济贸易、环境气候、对外援助维和等领域发挥尼基外交优势，实现国际利益，塑造“国际好公民”形象。相比于大国，中等强国在综合实力方面稍逊一筹，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首先要设定优先关注的目标，然后整合其优势资源，依靠外交而非军事能力来倡导议题的设置，推进议题的进程，谋求议题的话语权。以韩国为例，它在推进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开展对东南亚的气候外交以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都是比较踊跃的一员。
二、韩国中等强国身份的确认
第一，韩国政府努力推进改善环境的进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在里约召开，“韩国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争取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由此韩国环境外交由被动转为主动作为。”[17](47～48)韩国在1998年和2005年先后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委员会”和“韩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创立专门的机构与部门、安排专职人员参与政策的制定，表明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全球韩国”战略的李明博政府在2008年提出了“绿色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力争成为全球绿色发展的“示范国家”。第二，民间团体与企业的积极配合。政府理念的宣传与主导，为市民社会的积极参与构建了广阔的平台。韩国地方团体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官民互动阶段，在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中就有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团体的参与。此外，作为韩国最具实力的电子产业巨擘的三星集团从2004年开始“对供应商的选择试行绿色合作伙伴的认证制度”。[17](47～48)第三，韩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合作。自1999年起，以东北亚可持续增长与环境保护问题作为出发点，中日韩开启了三国环境部部长级会议。会议的组织形式机制化，规定会议每年举办一次，三国分别轮值作为东道国。会议成果丰硕，每次会后都会达成共识并且发表联合公报、联合声明以及行动计划等。会议的议题从改善空气质量到改善生物多样性以及海洋保护等涉及多个领域。在东南亚，以东盟“10+3”为合作框架，韩国开启对东盟的环境外交，先后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开展清洁能源、海洋生物保护以及海域污染治理方向的合作。
近日公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布局建设30个左右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现代化运作水平较高、互联衔接紧密的国家物流枢纽。到2025年，布局建设150个左右国家物流枢纽，基本形成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的现代化物流运行体系，推动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下降至12%左右。机构认为，多举并施下，铁路货运中期增长趋势清晰，铁路货运企业及配套港口均将受益。
（一）韩国成为中等强国的前提条件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朝鲜半岛摆脱了日本铁骑的奴役，却未换来和平的外部环境。二战后，美苏在远东地区的争霸，人为地以北纬38度线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其后又爆发了朝鲜战争，南北双方各自建立政权，至形成了现今的一个半岛两个国家的局面。战争给朝鲜半岛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因此发展经济成为了韩国的优先目标。
首先，经济腾飞的助力。20世纪70年代，军人政权的朴正熙总统带领韩国人民，创造了“汉江奇迹”，把落后贫穷的韩国发展为新兴工业国家。其后通过出口驱动战略，经济再度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利用与世界接轨的契机，更加开放国内市场来吸引外资，使之成为了世界前十五的经济体，在汽车制造业、人工智能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品行业都走在世界前列。70年代国际局势整体上趋于合作与缓和的态势，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当然，韩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指引以及韩国民众的勤劳品质也是造就韩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1) 斜拱桩基产生较大的水平推力会使上层土体产生横向运动，使土体产生一定的附加应力场，影响较大的范围基本都是在中上部土层，对下部范围的土体影响较小。
其次，政治转型提供制度保障。战后的韩国在美国的扶植下建立起所谓的“西方式民主制度”。由于缺乏民主的土壤与根基，美国模式的照搬造成了李承晚独裁的政治体制。朴正熙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动军事政变后成为韩国的最高领导人，此后韩国开始了长达18年之久的军人独裁统治。“卢泰愚执政时期，韩国政治开始过渡转型，即从军人独裁向民主体制转变。1992年，金泳三凭借着‘三党合并’的巨大优势在总统竞选中胜出，他也成为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文人出身的总统。文人政治家在总统竞选中的胜出也标志着韩国政治从以往的独裁统治顺利转变为民主政治。”[10](12)政治体制的顺利转型，文人政府政权的平稳交接，为韩国践行中等强国外交提供了政治制度的保障。
最后，地缘政治的锤炼。地缘政治学是一门融入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性学科，它从地理位置、资源要素以及人文历史三大方面以地缘位置的战略性作为研究主轴来分析国际政治与对外战略。布热津斯基认为，在欧亚大陆上有两类国家值得关注：其一是“战略地缘棋手”，因为“它们有能力、有民族意识……有些国家确实在谋求地区主导地位或者全球地位”。[11](34)另一类是“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他们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他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它们有时在决定某个重要棋手是否能进入重要区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11](34)韩国作为布氏所说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自然成为国际体系中大国所争取的合作对象。同时，因为地缘政治的“近邻性”，韩国临近中国与日本两个大国，又与东盟小国同处东亚区域，自然成为域内大国与小国对话间的“桥梁”。特殊的地缘政治锤炼韩国外交的柔性，成为其践行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的又一有利因素。
（二）韩国中等强国身份的确认
从战后的贫穷落后，到朴正熙时代创造的“汉江奇迹”，再到“亚洲四小龙”，韩国人用了短短40余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我们既要看到韩国完成壮举所付出的努力，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正视奇迹背后是以环境的牺牲和破坏作为代价的。为此，韩国方面也在积极与其他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和环境治理。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通常习惯于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为出发点，去看待其他文化。由于英汉两种文化中的颜色词存在着隐含意义的差异，这可能会造成不同程度上的误解。而译者，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需要充分了解这类颜色词在两种文化中的文化蕴含意义，认识到这类英汉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差异，力图实现“语用等效”。在翻译这类英汉颜色词时，译者可以恰当地使用以下三种翻译方法。
三、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在东亚地区的实践
经济腾飞奠定物质基础，民主政治的顺利转型成为有力的制度保障，特殊的地缘位置提供施展外交才能的契机，韩国政府也抓住了机遇。从卢泰愚时期开始，中等强国行为主义就作为了韩国外交政策的指导理念。李明博政府宣传“全球韩国”，将韩国介绍给世界，从此也开启了韩国中等强国的外交时代。
（一）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是中等强国塑造“国际好公民”形象的路径之一，韩国政府自然也将其作为外交手段。首先，从受援国到援助国角色的转换。二战后，韩国在美国的扶植下建立起所谓的西方式民主政权，自然也得到了美国的大量援助。从1948年的《大韩民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援助协定》开始，到1995年韩国被世界银行从受援国名单上“移名”，韩国接受援助长达半个世纪。韩国受到的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一方面因为韩国政权是在美国扶植下建立的，又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之一，美国自然会倾囊相助；另一方面，在冷战期间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美国也会不遗余力地支援韩国。韩国在1995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不仅是自身经济的一次跨越式前进与进步，也为日后成为援助贡献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1996年，“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并于20 09年成功加入经合组织的下属机构发展合作委员会（DAC），完成了名义上从受援国到对外援助贡献国的转换。”[15](31～34)身份的转变一方面意味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以中等强国行为主义作为外交指导原则的韩国，对外援助既可以回馈国际社会昔日的援助，又可以履行国际责任、塑造国家形象以及提升国际影响力。
其次，韩国对外援助有如下特点。第一，机构组织化。韩国以国际发展合作委员会（CIDC）作为官方对外援助的最高权力机构，有审议和批准对外援助政策的权力。监督机构上由战略与财政部和外交部组成，二者分别监督韩国进出口银行、韩国国际合作署。第二，法律规范化。韩国在1987年通过了《对外经济合作基金法》，主要针对经济合作基金的建立、管理与运行，为其提供法律制度保障。该法的通过，标志着韩国官方对外援助法律化、制度化、合法化。1991年和2007年，韩国先后通过了《韩国国际合作署法案》和《海外紧急救援法》，前者为日后韩国国际合作署的成立奠定了法律的根基，后者制定的原因也是顺应时代的变化，增添了对外援助的内容，包括人道主义救援、自然灾害赈灾等。第三，受援对象亚洲化。2015年，韩国在134个伙伴国家中挑选了24个国家作为援助对象。从受援对象的地理分布来看，包括“7个非洲国家、4个中南美洲国家、中东与独联体国家各1个，亚洲国家11个”。[15](31～34)在11个亚洲国家中，东南亚国家又占到了6个。其中以援助越南为例，韩国对越南的援助源自于上个世纪90年代，此后双边以此作为友好交往的基础。仅在2011年，“韩国政府就向越南提供了2.36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与无偿援助，占当年对外援助总金额的16%。”[16](30)由此可见，韩国将援助对象立足于东亚域内且以东南亚为中心，体现了中等强国外交的地区主义特征。
（二）气候环境合作
本文从两个向度确认韩国中等强国的身份。第一，物质实力方面。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全称为大韩民国，10万平方公里的地理面积上却居住着约5100万的人口；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数据显示，地理面积狭小且人口密度大的韩国在2017年创造了1.53万亿美元的GDP[12]。韩国自2002年成为第十一大经济体后，至今一直保持在前15的排名。2017年韩国的人均收入为2.98万美元。韩国自2012年人均收入就突破2万美元大关，早已迈入20～50俱乐部。韩国政府也正在努力突破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门槛，因为3万美元被认为是象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重要经济指标之一。韩国政府敲定的2018年的军费支出高达43.117万亿韩元。[13]在现实主义范式所描绘的“霍布斯法则”下的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每个政治单元都会努力地追求自身安全。韩国政治精英增加国防预算一来是维护自身安全，以应对朝鲜半岛的不确定因素；二来是承担韩美同盟中的军事费用，以避免同盟中弱小的一方遭到强势一方的“抛弃”。韩国在电子科技产业有三星和LG等知名的跨国企业。汽车制造业的韩国现代也是该领域的翘楚者，在无人驾驶方面已经取得新进展。韩国的“硬实力”核心要素都已走在世界的前列，完全满足成为中等强国的指标。第二，软性要素层面。在国际舞台上，自从韩国成功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到2002年牵手日本举办“日韩世界杯”，再到2010年成功接棒举行世界瞩目的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韩国政府在公共外交领域处理国际事务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民主政治的顺利转型，文人政权的顺利交接成为韩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在全球竞争力指数方面，韩国在2016到2017年度排名为全球第26位。国内方面，韩国智库的调查显示，“在韩国有76.8%的民众认为自己的祖国是中等强国”，[14](18)从数字的背后可以看出韩国民众对于国家能力、国际影响力的认同。这既离不开政府的不懈努力，也与韩国民众对国家未来参与国际事务的自信有关。
韩国从“硬实力”到“软要素”都已具备中等强国的身份。身份和理念能够更好地指导国家参与同他国的互动实践。同样，良性的互动实践也为其中等强国身份的合法性添砖加瓦。
韩国是否具备成为中等强国的核心要素呢？哪些前提条件促成韩国成为中等强国？韩国在哪些领域具备优势来施展外交才能呢？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将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
综上所述，学者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如下两个特点。其一，讨论中等强国的概念以及划分标准时，都以当时的国际环境为依托，使这一概念及标准成为了一国处理国际热点问题、开展对外互动交往进程时首先思考的因素。以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林·里普斯曼（Norrin Ripsman）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古典现实主义学派在分析国家外交政策制定时，将国际体系作为研究起点，分析国际战略环境的相对包容性或者约束性，并将其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附加解释变量，足以彰显国家对于国际环境的重视。其二，因为国际体系处于沃尔兹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没有等级之分的体系中，单元之间却因为地理因素以及资源要素禀赋分配不同而有所差异。学者们都不同程度地从国家权力资源分配的视角抑或以处理与大国的利益关系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无疑体现了现实主义范式下的权力政治和理性主义视阈下国家利益至上的基调。
（三）经贸交往
经济体量作为综合国力最为核心的部分，不仅是物质实力的依托，也是国家公民获取社会福利的重要保障，韩国政府也将经济发展作为众多议题的优先项。
对比两组护理人员的考试通过率、常规操作评分、健康宣教评分以及无菌操纵评分，上述评分根据本院自制评分表进行判断，每一项总分为100分，得分越高越好，评定人员为各科室护士长以及护理部主任等相关人员进行评定。
第一，东南亚地区。韩国与东盟之间经贸往来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到了90年代，双边开启了对话伙伴关系。以东盟“10+3”和东盟“10+1”作为合作的基础，韩国在2005年与东盟签订合作协定及行动，即《东盟—韩国经济合作框架协定》以及《关于落实东盟与韩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它们实际上等同于一个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双边自贸区协定的签署意味着一个覆盖6亿人口，GDP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自贸区成立。这不仅成为双方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是双边其他领域合作的基础。第二，东北亚地区。韩美两国在历时一年多的谈判之后于2007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任总统卢武铉曾表示，“韩国作为先进国家必须迎接挑战，没有挑战就不能成为先进国家，而FTA就是这样的挑战。”[18](69)从卢武铉的话语中既能看出他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的期待，同时也表现出了担忧。这种担忧缘自双边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会左右经贸关系的走向。中韩两国自贸区协定谈判启动于2012年，先后经历了14轮、30个月的谈判，最终在2015年得以生效。中韩自贸区的签订对于双边经济关系来讲是双向利好的。中韩双方既有合作的意愿，又有合作的基础，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地缘上又临近，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既是民心所向又是时代所趋。中日韩三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谓一波三折。时任总理朱镕基在2002年曾提议建立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并且也得到了其他两国领导人的热烈回应，但是由于日本方面的不积极态度曾一度被搁置下来。2018年12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在北京开启第14轮。但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由日本主导的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签署成功，所以中日韩三边自贸协定谈判的前景较为暗淡。
师：每组2名学生，他组组长随机挑出有颜色的卡片，学生说出颜色、有效数字、倍乘、允许误差。这个环节计30分，一个5分，请每组组长根据本组的回答情况填写分数。
韩国政府能够成功地在东亚地区内推动经济合作，主要原因如下：首先，韩国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韩国不像东亚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因为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中国和东盟国家一样都被日本侵略过。同样的历史遭遇使得其他国家在与韩国交往合作中不会存在过多的政治疑虑。其次，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日益从体系的边缘走进舞台的中央，而这样的崛起会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的担忧。韩国既不是域内的政治实力大国，也不是域内最大的经济体，所以韩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互动中，容易得到他国的信任与谅解。再次，韩国通过上个世纪实施的出口驱动型战略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发展模式可以为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随着东盟十国的成长、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对外互动交往的增多，韩国经验也会为东盟的经济发展起到指引作用。最后，作为东亚的中等强国，韩国可以在东盟与中日两个大国交往中起到“穿针引线”和搭建对话平台的作用。利用自身的协调能力、设定议程的能力、主导会议进程的能力，韩国在大国与小国之间架起桥梁来锤炼外交可塑性与延展性。根据新功能主义所倡导的功能“外溢”，其低级领域合作的成功可以“外溢”到高级政治中。韩国政府可以以经贸领域的合作作为外交的重点，顺势而上，以经济合作撬动政治交往，最终达成战略互信，共同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前进。
（四）其他领域
第一，中等强国组织。2013年9月25日，韩国牵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以及澳大利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成立MIKTA，即中等强国组织。该组织自创设以来，一是作为论坛形式，组织志趣相投的国家商讨共同关切的相关议题，包括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危机以及朝鲜半岛核危机；二是作为双边磋商机制，为其中各国发展双边关系，磋商经贸、外交议题提供沟通的平台。中等强国实力上稍逊大国，“抱团取暖”的聚能合作成为其对外发声、投射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展现美好愿景、塑造良好形象、提升国家实力、解决热点问题成为了新兴中等强国的共同诉求。第二，国际维和行动。1993年的索马里维和行动是韩国对外维和行动的开始。此后，“韩国先后参加了联合国所主导的15次维和行动中的8次，共计派出602名军事人员以及22名非军事人员，行动的范围也遍及亚洲、非洲以及美洲”。[15](31～34)韩国的维和行动不仅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与赞誉，同时也为全球以及地区的安全贡献了力量。中等强国以人道主义精神作为维和的出发点，以维护世界和平为落脚点，以果敢的行动和敬业的态度参与到全球集体安全的行动中来。第三，二十国集团的首尔峰会。韩国在2010年成功举办了G20首尔峰会。作为东道国，韩国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提出“首尔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内容聚焦在经济增长、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等领域。以此为契机，韩国政府在议题设定、议程发展以及协调各国意见上充分展示了其外交的协调能力。
综上所述，韩国在东亚地区践行中等强国外交政策，一方面依据自身资源实力局限性而采取尼基外交，在功能性事务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作为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一员，维护体系稳定，推动体系改革，在既有体系框架内协商合作参与全球治理，这已经成为新兴中等强国——韩国的“全球价值观”。
四、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韩国在一片废墟上创造“汉江奇迹”，从落后贫穷的体系“边缘者”成为新兴工业化的中等强国。民主政治的顺利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历届政府政权的平稳交接奠定了国内稳定秩序的根基；经济腾飞助力外交的顺利开展；特殊的地缘位置，锤炼了外交的灵活性。外部条件成熟后，韩国政府便开始积极踊跃地参与地区事务并且不遗余力地献计献策、贡献力量。从卢泰愚政府到卢武铉执政，中等强国外交字眼就频繁地出现在官方辞令与领导人的讲话中。到了李明博与朴槿惠时期，“全球韩国”与“欧亚倡议”又将韩国介绍给世界，连接欧亚大陆对接各国战略，让世界了解韩国，也让韩国更好地融入国际体系，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的运用日臻成熟。
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后，美国整体实力不比从前，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意愿也随之下降。随着传统安全议题的有增无减，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增多，全球治理面临着责任错位、治理赤字、理念缺失的严重挑战。与此同时，综合实力稍逊于大国的中等强国顺势崛起，他们有能力、有意愿、有信心与传统大国共同解决问题。韩国作为其中的后起之秀，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以中等强国的身份参与到全球合作、全球治理中来，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实践过程和结果来看，韩国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己任履行国际责任，以可持续增长为理念参与气候环境治理，以经济实力为依托构建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其成绩值得肯定。但是，由于外部地缘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自身资源的一些限制，韩国的外交空间也形成了一些阻力与困境。挑战之一是关于话语权的问题。传统的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解决国际问题上一直以来把持话语权。尽管如今的能力有所下降，但是从整体性来看，话语权以及治理的主流价值观依旧是以西方的规范为主。中等强国如何设计议题，掌控议程，成为其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步骤。其二是政治安全领域上的引领作用非常有限。国际体系的稳定依靠的是大国的合作，大国之间的融洽相处会带来体系上的稳定。这就意味着，在传统政治安全领域上依旧要依靠大国的合作，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中等强国。未来韩国将更多在库珀所建议的第二议程和第三议程开展尼基外交，施展更多的抱负。“中等强国迎来了第四波兴起，未来国际社会将会是大国与中等强国并存的‘G-M’时代。”[15](31～34)这就意味着，未来全球治理主要是大国与中等强国的合作，任何一方都不能靠自己的现有资源完成治理，势必需要积极务实的合作。因此，各方应以尊重彼此地位为前提，以平等协商、沟通对话为手段，以正确的“义利观”为理念，在治理的进程中携手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蓝图与愿望。
新时期，中国在外交布局与战略思考方向上也应该给予这些中等强国一定的重视和全新的定位。如何处理好与中等强国的合作关系也成为当前中国的外交新课题。中国可以借鉴同韩国合作的经验来构建合作思路，搭建对话框架。未来，中韩两国之间要顾全大局，放眼未来，在管控分歧的前提下，着眼依靠双边经贸、气候环境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发展来带动政治交往与安全合作；从“低级政治”的成功经验“外溢”到“高级政治”领域，使两国关系在正常化、健康化的轨道上发展。
2007年我们成功招收了5名硕士研究生。由于导师都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馆员或者副研究馆员，又都是图书馆实务工作者，而学生在图书馆学习、实践和研究，耳濡目染，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职业认同感都比较强，专业思想也比较稳定，对图书馆事业充满了热爱。在我退休时，我们学位点已培养了20多名硕士研究生，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在高校或公共图书馆工作，并有多名已经晋升为高级职称，担任硕士生导师及图书馆中层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学科团队成员之一，确实倍感欣慰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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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3.312.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4-0035-08
[收稿日期] 2019-04-19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双层博弈视角下朝鲜半岛“非常态因子”与东亚秩序演进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BGJ054；2012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朝鲜半岛局势新变化与我国东北地区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L12AGJ003；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Core University Program for Korean Studies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Korean Studies Promotion Service of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AKS-2018-OLU-2250002)。
[作者简介] 1.张东明，男，博士、教授，辽宁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东北亚经济合作与政治关系、亚太经济合作与政治关系、朝鲜半岛问题；2.张鹏，男，辽宁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沈阳 110036）
[责任编辑 张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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