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再就业政策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就业论文,中国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四川省政协办公厅和西南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再就业政策”国际研讨会，于1999年7月3—4 日在成都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2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罗伯特·福格尔教授、原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芝加哥大学盖尔·约翰逊教授，以及中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高尚全，戴园晨、刘诗白、赵人伟、林凌等出席了会议并作了主题发言。会议收到论文70余篇，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中国当前的就业形势
与会代表认为，当前中国就业形势严峻，并对其表现、成因和影响进行了分析。
1.表现。国家计委杨宜勇认为，1999年全国下岗未就业人口估计为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口为620万人，国有企业新下岗300万人， 城镇新增劳动人数274万人，机构改革中预计分流300万人，农转非估计有 300万人，绝对数总计达到2394万人，比1998年多出460万人。 也就是说，1999年全国城镇的就业压力比1998年增加了23.7%。他还从新增劳动力、农转非、国有企业下岗、机关事业单位分流等因素分析了今后三年我国劳动力的供需状况，未来三年劳动力总供给为4202万人，如假设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提高，原有经济规模的就业密度提升，劳动力的总需求则大约为2598万人。可见，未来三年我国的就业形势同样很严峻。
2.成因。西南财经大学刘诗白认为，我国企业就业人口的规模庞大与近年来就业问题的日益凸出，从根本上看是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采取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的。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由于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大改组和结构大调整，必然要引起大量人员下岗转产。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也要增大再就业人口。所以当前我国就业和再就业压力的增大这一新情况，是经济体制转换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尚全认为就业形势严峻的成因有：（1）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创新而来的“体制性失业”，即国有企业改革将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显性化，由体制转轨带来的下岗分流人员将长期存在；（2 ）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结构性失业”，特别是由产业收缩而引起的一些企业的关闭，将造成一批企业职工的下岗；（3）经济周期性调整导致的“周期性失业”。 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化和扩散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恶化，国内需求不足和买方市场的形成及供求不对应而引发的经济调整，使得失业、下岗人员增多；（4）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功能不健全使得就业和再就业效率不高；（5）由于我国已进入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的高峰期，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下降，以及城镇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导致我国劳动力供给在长时期内居高不下；（6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配套改革滞后，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再就业。
中国人民大学姚裕群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严重供过于求，这是产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基本原因。中国50年代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60年代大量城市青年“上山下乡”，70年代末知青返城待业，80年代出现企业多余人员，90年代的大批企业职工下岗、大规模的民工潮，这些都是由于人力资源供过于求的压力造成的。天津财经学院李素梅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因而也是世界上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如果说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头号任务，那么为世界1／4的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则是第二号任务。对于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第二号任务显得更加艰巨和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董克用、刘昕认为，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这表明失业问题已经不再是某个国家在某个特殊阶段所存在的暂时性问题，也不是一个仅仅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有关的问题，而是在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世界金融市场的成熟与发展以及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问题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必须将就业问题放在一个战略的高度来对待。只有在综合分析造成失业的一般性原因和各国特殊原因的情况下，制订出明确的就业战略，然后有目的地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系统地展开反失业斗争，才有希望在下一个世纪走上一条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3.影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戴园晨和诸建芳认为，就业压力的增大和失业的增加，产生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负面影响。从经济方面来看，失业将造成失业者的就业收入损失、人力资本损失、国家经济资源的浪费或产出的减少、失业津贴与社会救济支出的增加和消费需求的减少。从社会方面来看，失业会导致贫困加剧，使失业者自信心、自尊心丧失和疾病、死亡增加，还会导致家庭破裂、犯罪、自杀等恶性事件的增加。
（二）国有企业与再就业工程
1.国有企业职工大批下岗的原因。新加坡大学黄朝翰和杨沐认为，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 国有企业中的冗员为职工总数的20 —30 %， 1993—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下岗职工总数已达1000万人，为现有国有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20 %， 但目前国有企业的在职职工中仍面临着20%以上的冗员。可以说，1993年到1997年的下岗并没有能有效地减少冗员，同时国有企业的新冗员还在不断增加，其原因：（1 ）市场已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产生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也产生了大量的新冗员；（2）工业结构从传统结构转向现代结构， 也造成了新冗员数量的增加；（3）技术进步在淘汰或改造传统产品，提高劳动生产率， 使一批原有工人甚至专业技术人员也都成为下岗分流的对象。
2.实施再就业工程的现实意义与难点。武汉大学邓大松认为， （1）实施再就业工程保障了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维护了职工的基本权益；（2）再就业工程采取的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拓宽就业渠道和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等措施，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3）通过再就业工程逐步减轻国有企业的冗员包袱， 这是深化国企改革的前提和条件；（4 ）再就业工程通过“三条保障线”相互衔接和相互补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最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
四川省政协张莲花认为，当前的再就业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难点与问题：（1）“两保”资金筹集难度大，确保“两保”困难增多；（2）“两金”（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基金）征收范围不一致，严重影响了非国有企业的缴费积极性；（3）在岗职工与下岗职工待遇不同， 产生“在岗不如待岗，等岗不如下岗，下岗不如退休，干的不如闲的”等现象；（4）“再就业中心”运作规范性差， 不适应当前下岗职工客观需要；（5）有关优惠政策仍难落实，宣传教育工作不够深入细致；（6）下岗职工顾虑较多，还须转变观念。
3.完善再就业工程的措施与建议。西南财经大学王德中认为，再就业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由各级政府牵头，发动企业、劳动者和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配合，统筹协调，密切合作。政府还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加以引导，制定相应的法规来加以规范，促进再就业工程的实施。
复旦大学陆铭和陈钊认为，政府应该放松对国企下岗职工规模和企业内工资差距的控制，增强职工的激励机制，提高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效率，促使就业体制逐步向市场化方向转变。
石油大学王桂荣和袁福学提出，要建立专门的再就业基金会，支持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这部分资金来源有：下岗职工的部分工资额，失业保险金的一部分，职工培训费中用于转岗培训的费用，使用外雇工收缴的管理费以及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等。
山西财经大学刘惠生提出，下岗职工要转变择业观念。许多国有企业职工长期生活在传统体制下，形成了一些传统的观念，苦、脏、累、险的工作不愿干，这就使有限的工作岗位变得更加稀缺，形成了“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的现象。下岗职工应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利用各种就业机会实现再就业。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田国强认为，中国的失业救济制度还处于初始阶段，如果让国营企业工人大量下岗，他们的生活就没有保障，这将会对社会的安定造成威胁，引起社会的动荡。改革需要一个安定平稳的环境，为了减少社会振荡，在经济机制转型的现阶段中，在劳动力市场和失业保险制度还没有建立之前，不宜急于对国营企业进行大规模的破产。在这个时期国有企业本身就起着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作用，保障那些没有能力或出路，愿意继续呆在国营企业的工人。
美国雷诺内华达大学宋顺锋与朱诗蘩提出，应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完善中国的就业体系。过高的失业率不仅减缓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发达国家经过多年摸索和实践，在解决失业与就业矛盾方面，开创了许多成功的做法，如专设机构，行使政府就业政策与就业计划的权力，推动企业富余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制定和实施再就业长远规划（如德国的劳动促进方案、新西兰的就业计划工程、澳大利亚的“特别服务”计划、英国的青年学生训练计划、法国的“五年就业”方案、瑞典的“重创企业”计划、美国的“福利与就业”计划），从根本上促进就业问题的解决；把社会保险的生活保障与再就业计划的工作保障结合起来，既重视“输血”功能，更着重“造血”功能，既注意给特困者以生活保障，更注意给特困者以工作出路；形式多样的职业培训方式和完善的劳动力预备制度；用法律法规的形式保证劳工就业工程的实施、协调和稳定劳资关系，保证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等。上述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经验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应根据国情，有目的、有选择地加以学习借鉴，为建立健全劳动力就业体系服务。
（三）合理推进农业劳动力流动
1.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国家计委郭继严认为，乡村劳动力比重大，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大，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是我国就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据统计，1997年全国从业人员6.9亿人，其中乡村从业人员为4.9亿人，占70%，农业劳动力3.5亿人，占49.9%，农业剩余劳动力约1.2亿人至1.3亿人。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改变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过大的格局，是实现我国工业化的基本要求。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与流动，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是我国就业结构的大调整，是农业劳动力双重意义上的大流动，一是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的空间流动；二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产业间流动。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工业化过程中，原来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要脱离农业转入非农产业，其结果不仅会使就业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而且还会引起社会结构（阶层结构、职业结构等）的根本变化。
很多学者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持乐观态度，如芝加哥大学的盖尔·约翰逊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据国际经验，在未来30 年内， 中国农业劳动力面临着降低到10%甚至更低水平的艰巨任务，这就需要更多的非农岗位，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但历史经验表明，这一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已经在相近的时期内经历了同样的调整过程。中国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高增长率所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将超过未来的需求。事实上，自1978年至1995年，中国所创造的新的非农岗位已经是未来需求的两倍。因此，如果我们目标明确，农业劳动力的调整并不十分困难。
2.农业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就业。四川省政协章玉钧和四川省社科院郭正模认为，农业劳动力的流动与城市因素密切相关。中国农村改革启动了农业劳动力多层次、多途径转移的进程，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众多的就业需求和岗位。从而城市在一段时间内容纳了数千万的进城民工。近年来由于城市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压力的加重，许多地方传统的二元结构条件下形成的“城市保护主义”思想、观念和政策有所回潮，这对于合理促进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及健全劳动力市场是极为不利的。
美国萨凡那州立大学洪朝辉认为，城乡一体化应包括五个方面：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突破户籍限制；城乡产业结构一体化，以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市化为契机，加速城乡产业的融合；城乡保障体系的一体化；城乡区域一体化；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对城乡土地的使用与开发进行统一协调。
（四）中国的就业政策选择
1.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芝加哥大学罗伯特·W ·福格尔教授认为，失业问题是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的失业问题与美国和西欧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的状况存在极大的相似之处。欧美国家的这种高失业的状况从1880年出现以后，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解决失业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经济的增长。
复旦大学的袁志刚等人认为，尽管中国的就业增长与GDP 的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极大地促进了就业人口的大量增长。
中山大学的汤光华等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形态可以是多重的，从而必须使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协调互促，其主要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增长要能促进就业的增长，就业的状况要能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二是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要能有效地带动就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要能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三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能被广大的就业者所分享，就业、收入、增长三者能实现有机的耦合。
2.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华南师范大学谌新民认为，结构性矛盾是当前中国失业问题的主因，因而应从调整结构尤其是调整产业结构入手寻求对策。在均衡的工业化进程中，就业的主要增长部门是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又是围绕制造业的发展建立起来的，其主要部分是为直接制造部门服务的，制造业技术越高，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从而对服务业需求越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取决于制造业对它的带动和关联作用的强弱。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中应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因为它对相关产业发展及就业的带动作用远大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西南财经大学孟庆红认为，中国当前就业状况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所致，而中国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我国消费市场的疲软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结构性因素，必须从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的调整上寻求新的思路。一是通过调整工业结构，对现有工业生产能力及工艺进行改造，创新产品，创新营销方式，推进消费结构的转变与升级，从现有产业存量中挖掘新的消费热点，达到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目的；二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拓展产业链，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就业；三是加速农村城镇化的步伐，通过城镇化带动产业的拓展，扩大就业。
3.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减轻就业压力。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等认为，未来缓解中国就业压力的重任将主要落在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上。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发展潜力很大，它的进一步发展将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相当的可能。目前个体私营经济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仅为13.2%，国有集体经济所占比重仍高达69%，可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将减轻就业压力。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则必须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端正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创造良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加强宏观引导，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4.发展中小企业和小城镇，使其成为就业和再就业的主要场所。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只占国有资产的7%，却拥有74%的就业人口， 我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中小企业就业潜力巨大。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多种制约因素。湖南财经学院曾令华认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创业及发展，从而制约就业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小企业信贷及担保困难，因而必须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中山大学祁珣等人认为，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结合小城镇建设，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有利于增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小城镇接近于农村，乡镇企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可就近转入小城镇，这样既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可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5.推动和加速城市化步伐，调整就业结构，改善就业状况。美国俄亥俄州立托列多大学张欣等认为，中国就业结构畸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比重太低，而促进就业结构调整最有效的政策就是推进城市化。加速城市化将有助于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商品经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加速城市化也有助于刺激有效益的基建投资，并以乘数效应创造就业。因此，应将城市化作为改善就业的一个基本战略。
6.推进教育产业化，培育新的就业渠道。一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本中的技术存量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因此教育和经济增长及就业之间便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双林、西南财经大学刘家强等人认为，教育水平的高低与就业率呈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越高，则就业率就越高。在我国人口数量优势不能转化为人力资源质量的优势，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我国10—19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参与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一方面意味着较多的年轻人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就过早地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同时又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大了就业压力。而降低青年劳动力参与率最有效和最有利的途径又在于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教育时间。目前世界各国对教育的投资大约高出中国同类指标的1倍左右。因而，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并重点发展技术工程学校教育。
7.加速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厦门大学陈甬军、西南财经大学李萍、刘灿等人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1 ）表现为一种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上并存的城市内部二元体制结构：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发展成长和企业用工制度的市场化与原有计划体制下的用工制度并存；（2 ）国有经济部门在劳动力安置中扮演了一种“先吸后吐”的角色。国有经济部门长期保持了70%的城镇就业份额，吸纳了大多数的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就业绝对数仍呈增长状态，直至1995年才接近零增长，1996年后呈现负增长。大体上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有经济部门成为劳动力的吐出部门。因此，应进一步全面放开劳动力市场，打破体制性障碍，规范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
上海财经大学沈志义认为，从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来看，应培养市场机制，强化市场功能，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理顺劳动参与率，均衡劳动力市场供求，大力提倡自主就业，建立劳动预备制度，安置好下岗职工，建立起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协调机构，推动劳动力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流动。同时亦应完善保障机制，强化社会功能，并在失业群体中实施人才开发战略，提高劳动力市场中供给方的质量，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8.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华东师范大学俞志宏等认为，在中国经济渐进式经济体制转轨的初期，由于新型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完善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部门在社会保障的力度和宽度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不统一。这种失衡是导致体制转轨型失业者的“再就业公有制偏好”的主要原因，阻碍了劳动力向非公有经济部门流动，并诱发“隐性失业”问题，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制约了城市再就业率的提高。为此，必须通过法制化建设，合理设计，加紧立法，以法律的强制力确保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及保障力度，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公有经济部门的劳保、公费医疗、下岗工资、退休工资、福利分房等保障待遇，以“撤”促“建”，尽快实现公有与非公有经济部门在社会保障上的统一平衡，规范市场化的商业保险体系，使其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
9.坚持“就业优先”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淮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性，在中长期战略发展过程中，应体现“就业优先”的原则。它体现在五个方面：（1 ）劳动力市场发育要优先于其他要素的市场发育；（2 ）劳动者利益要适度优先于资本利益；（3 ）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反通货膨胀政策；（4 ）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于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5）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就业岗位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莫荣认为，将“就业优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将有利于增加经济增长中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高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水平，增加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和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从而更多地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实现资源的替代和劳动积累来增加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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