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大论文,年代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艾萨克斯便注意到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这一问题。在他看来，这种“形象”一方面是人们头脑中一掠而过的东西，是印象而不是理性判断或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尽管它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但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所以可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分为6个时期。①这就是说，一国在另一国的形象是比较容易左右的东西，而一旦形成又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人们对另外一国的印象靠什么产生？袁明曾指出，学者、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所制造的“精英舆论”对此起了很大作用②。其实，新闻记者由于可以借助媒体，在塑造和传播一国形象方面发挥的作用尤其不可低估。特别是印刷媒体的发行量大、覆盖范围广，对国际事务的报道和研究深度是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可谓“塑造国家形象的主要载体”③。所在本项研究将主要针对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
研究中国形象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不少国家钦佩，也令有些国家紧张。此间美国大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是美国以及世界公众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事关中国的国际形象，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我们调查和了解90年代美国大报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这有利于我们认清和应对现实。另一方面，在研究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时，人们往往更注重国际环境、美国内政治需要以及两国经济发展等因素，对美国媒体的作用似乎重视不够。然而，不少政治学家认为媒体也参与了美国外交决策过程。Hilsman划分了三个外交决策层：总统、顾问和国务卿为核心层；其他白宫行政机构为第二层；国会、利益集团、舆论和媒体为第三层。④Kegley & Wittkopf指出有5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外交政策，它们是国际局势、国内政体运作、社会力量、决策者角色以及决策者个性特点，其中“社会力量”包括利益集团、社会舆论和媒体。⑤还有观点认为，由媒体塑造的一国形象不仅会影响某一项外交政策的产生，而且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具有影响⑥。因为它会非常顽固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角度，只有经历较长历史时期或重大政治变化之后才可能发生改变⑦。而一旦所塑造的形象是错误的，还可能给外交决策带来灾难性后果⑧。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些关于媒体与中国形象方面的研究，但大多针对某一问题或突发事件，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⑨、中美永久贸易关系⑩、法轮功（11）、中美撞机事件（12）、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及学生示威事件（13）等；也有个别研究针对某份刊物一年之内对中国的报道（14）。这些研究的特点是对象集中、针对性强，可通过细致分析报道的文字内容，生动反映在具体问题上或短时间内中国的形象，但不足以提供中国在一个时期内的全面形象，且难以把握中国形象的变化和走势。针对这些不足，本项研究把视点放在刚过去的、也是冷战结束后的10年间，对美国四家大报上所有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的标题作了分类与量化分析，以期如实反映这段时期美大报所塑造的中国形象。
二、研究设计
1.材料 本项研究采用的材料来自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其为“大报”是因为它们是严肃而有影响的报纸。选择这四家报纸的原因还包括：1）它们发行量大、覆盖范围广，特别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全美和全球都拥有大量读者；2）它们注重国际新闻并设有专门的国际版，即使发行量小一些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由于“基督教科学派”的信条之一是尽量避免犯罪、死亡等消息，于是将更多版面用于华盛顿以及国际方面报道（15）（P565）；3）这些报纸都拥有自己的采访队伍，能获得第一手消息并向许多地方新闻机构，包括广播或电视台提供国际和外交新闻，具有权威性；4）这几家报之间有一定区别：有两份在世界范围有影响的大报，有号称西部第一大报的《洛杉矶时报》，也有略带宗教色彩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样能更好保证它们具有广泛代表性。材料包括这四家大报国际版上所有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更确切地说，是报道的标题。这样做不仅出于可行性方面的考虑，也因为标题本身十分重要。标题可以概括和提示新闻内容，“读者只要瞟一眼各个标题就能大致了解当天新闻”，何况美国人由于对外交事务缺乏兴趣，多数人只是浏览一下标题，“仅有7％的读者认真阅读国际新闻”。（16）（P13）
2.理论 对材料的分析主要依据媒体的“议题设定”（agenda setting）理论。关于媒体何以能够塑造一国形象并对政府决策发挥影响，Cohen最早提出了“议题设定”的观点，即媒体虽然无法控制人们头脑中产生的观点、不能影响公众对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可以对新闻进行过滤，通过选择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而设定议题，把公众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政策上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公众意识和对政治事务的认识。换言之，对于公众、包括政治精英来说，“真正起作用的政治地图是由记者和编辑绘制的”。（17）（P4）
“议题设定”理论后来得到证明和发展。McCombs & Shaw的实证性研究显示，媒体报道的重心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18）（P63-72）这说明媒体不仅能设定议题，而且能影响人们对这些议题认识和关注的程度，进而引起决策者的注意。O' Heffernan则发现在国际和外交事务上，媒体的这种“议题设定”功能不仅能使那些美国人过去并不关心的地区、国家或问题被提上外交日程，而且能使那些已被注意的地区、国家或问题得到更多关注。（19）同时，媒体设定了哪些议题并对其给予多少关注将引导公众去更注意一些问题、同时忽视另一些问题。正如Lippmann所认为，当媒体过分强调某事件或政策时，公众可能形成某种“虚构意识环境”，让媒体所强调的片面代替完整的真实画面。（20）（P25）而一旦某种认识模式形成了，人们会对相反的一面视而不见，于是很容易对一个国家形成“明显的态度倾向”。（21）（P81）
3.对象与假设 基于“议题设定”理论，我们假设美国大报可以通过设定议题来塑造中国的形象，并对研究对象，即“90年代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可操作性处理——它在本项研究中将由以下三个方面来体现：
1）报道总量，即四家大报上有关中国报道的篇数，将体现对中国关注的程度，可影响中国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
2）报道内容，即有关报道所设定的各个议题，将勾画出关于中国的“政治地图”，使公众注意到有关中国的一些具体领域；
3）报道走势，即所设定议题10年来的变化和趋势，将反映各项议题受关注的程度及其走势，能引导公众区分这些议题的轻重缓急。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1.报道总量 首先，为了解90年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美国媒体以及公众的注意，我们统计了从1990到1999每年四家大报上有关中国报道的总量（篇数），见图1。有个别报道由于实际上并非有关中国，如有关印尼的华人生活等，因而不在统计范围之内。
图1.90-99年美4大报有关中国报道的总量（篇数）
从图1看，90年代4家报纸有关中国报道的总量大体呈持续上升势态。其中1990年为690篇，1991年略有下降，在1995年之前基本保持在600篇上下、没超过700篇，相当于平均每三天就有5篇报道。1995年起报道量开始增加并突破700篇；在1997和1998两年里都超过1000篇，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3篇报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到了1999年，报道量更是急剧上升，一年之内几乎翻了一番，相当于平均每天几乎有6篇关于中国的报道。
从上述报道总量及其走势看来，还可以将90年代分为两个时期。前5年为第一时期，其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量持续而稳定，使公众能经常了解到中国的情况。后5年为第二时期，其间媒体对中国越来越关注，到90年代末更是极为关注，这样能使公众越来越充分认识到中国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民意测验显示，1994年有68％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关系重大，到1998年这一比例便上升到74％。（22）
2.报道内容 那么这些有关中国的报道都设定了哪些议题、使公众了解和认识了有关中国的哪些领域？为此我们对所有标题中的实词与词组按照所涉及的内容作了分类，发现共有以下10项议题（见表1）。其中第1-5项主要有关于中国内部；第6项除了中国经济外还大量涉及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中美贸易；第7、8项有关于中国与周边以及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关系；第9、10项则特别有关于美中政治关系。
在分类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几个特点。首先，从10项议题分别涉及的领域（见表1）看，四家大报给予中国内部以及中国与他国关系二者的关注几乎相等，说明媒体既注意中国自身的情况，也注意中国的外交。但就后者而言，媒体对中美关系比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显然给予了更多关注，体现了美国人更关注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新闻。（21）（P79）
表1 90年代美4大报上有关中国的10项议题
其次，这10项议题在90年代关于中国的“政治地图”上的地位不一。从其报道量在有关中国报道总量中分别所占比例来看（见图2），人权和经贸分别占19.75％和18.86％，成为最为突出的两大议题，把中美两国既有分歧又需合作的现实摆在公众面前。其他比例在10％以上的中等议题依次是美对华政策、社会和对外关系，表明媒体比较关注美中关系，同时关注中国社会内部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这些都体现了对中国的重视。但对于中美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台湾问题，其报道量仅占总量的5.61％；居第6位，这不利于公众了解和认识这一领域。另外4项议题，即美国国内政治、核扩散、香港和中国国内政治所占比例都在5％以内，成为相对次要的小议题。
图2.90年代美4大报有关中国报道中10项议题各占比例（％）
再者，从表1中词语例子已不难看出，这些报道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中负面的较多。例如对中国社会的报道很少涉及人民安居乐业或优良风尚的一面，而是过多强调天灾人祸以及犯罪等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关人权、国内政治、核扩散以及美国内政治方面的报道也大多追逐耸人听闻的效果，甚至不惜偏离事实。一方面，这表现出美国媒体受商业利益驱动的特点，即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另一方面，这与美国对华政策以及文化等其他因素之间是否相关以及呈何种相关，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报道走势 为详细了解上述议题在10年中有何变化和趋势，我们对数据作了进一步量化分析。结果显示这些议题在走势上可分为3类，分别见以下3组图，即图3-4、5-6和7-8。其中图3、5、7显示4家大报每年关于不同议题报道量的走势，可以反映各项议题本身受关注的情况；图4、6、8显示不同议题的报道量在当年有关中国报道总量中所占比例的走势，可以反映各项议题相对于其他议题所受关注的情况。同时考虑二者，我们便能较全面地了解4家大报在这10年里对不同议题分别给予多少以及怎样的关注，给公众带来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
图3.议题报道量的走势
图4.议题报道量在当年所占比例的走势
图5.议题报道量的走势
图6.议题报道量在当年所占比例的走势
图7.议题报道量的走势
图8.议题报道量在当年所占比例的走势
第一类属于小议题但有时会变大。如图3-4所示，它们的年报道量和所占比例在第一阶段中都很小，始终没超过25篇，占5％，排在倒数前3位，但在第二阶段中出现过大幅度上升。美国内政治方面年报道量由第一阶段中的0篇升至超过200篇，所占比例由倒数第一升至顺数第五（也见图6、8）。有关香港的报道量在1996和1997年一度高攀，最高达150篇以上，不过在这之后又回落。有关台湾的报道量也曾于1995年开始增加，1996年增至超过110篇、所占比例一跃到第一位，之后很快回落，到1999年又有一定反弹。
由此看来，这三个议题还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受关注较小、甚至没有，之所以一度引起注意是因为有特别事件发生，例如1997年香港回归、1996年李登辉访美之后中美关系面临危机、90年代后期美国内的所谓政治献金案和李文和案等。事件一过媒体便可能把主要注意力再次转回到其他议题上。这大概主要因为3个议题在常态下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没多少直接关系，所以媒体表现得极为冷淡”；（23）（P29）只有发生了大的事件，如美方已派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并考虑是否出兵台湾时，媒体才会迅速把消息传递给公众。当然，事件过后媒体对有关议题也可能会比以往关注得多些，如在90年代末加强了对台湾的关注。不过这到底是出于惯性，还是与势态发展或美对华政策有关，都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二类属于大、中议题且地位只升不降。如图5-6所示，它们的年报道量在第一阶段中已经比较大（多达150篇，少也超过50篇），进入第二阶段后进一步加大，但由于其他议题报道量也在增大，其所占比例除美对华政策在上升外，其他基本保持在原有幅度之内。
其中经贸议题大量涉及中美间贸易，直接关系到美国人切身利益，其年报道量除了1990年因对人权的极大关注（也见图7、8）而低于100篇之外，一直保持在100至150篇之间，1999年甚至猛增至400篇以上，成为一直受到高度关注的议题。不过从所占比例看，经贸议题在第一阶段似乎是独领风骚，1993-1994年抵达最高峰；在第二阶段则经常与不少其他议题平分秋色，只有在1999年所占比例遥遥领先，抵达第二次高峰。这两次高峰看上去与两国相互政策有一定关系，如克林顿政府先在1993年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1994年又宣布将其脱钩；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中国就入世问题加紧与美国进行谈判。当然，二者之间是否相关、谁是因谁是果都是有待证实的。
美对华政策主要涉及美政府对华态度、政策以及两国高层往来，在第一阶段属于中等议题。在第二阶段，其年报道量随着两国首脑间互访增多，从以前的50至100篇之间先突破100篇，接着一直增至300篇以上；所占比例也上了一个台阶，从10％-15％提高到15％-20％，尽管在1996和1997年因对台湾和香港的报道增多而有所下伏，但随后便又上升。事实上，其所占比例（见图6和4、8）在10年中虽有一定起伏，但始终呈波浪式上升势态，是10项议题中唯一自身和相对受关注程度都一直稳步提高的议题，到90年代末已超过人权而居第二位。这种报道势态有利于公众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必要性。
社会议题的报道量在第二阶段也有所增长，到1999年增至近250篇，说明媒体在加大美中贸易和政治关系方面报道的同时，没有减少对中国内部社会的报道，可见对中国的重视是多方位的。其实社会议题始终处于中上地位，所占比例在10年中虽有一定起伏，但一般保持在10％-15％之间，1997年曾低于10％是因为当年受到大量关注的议题增多，之后便回升，直至十分接近人权而居第四。这样持续、较大量的报道会使公众不断得知中国社会的情况、不会对这个国家感到陌生。但社会方面报道如上文提到的常以负面内容为主，有可能误导公众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第三类议题有大有小，但都相对稳定并渐小。如图7-8所显，它们的报道量在10年中虽有起伏，但基本不超出一定幅度，而进入第二阶段后由于不少其他议题报道量增大，所占比例有所降低，表明相对受关注程度有所降低。
其中对外关系是个中等议题，年报道量10年来保持在50-100多篇左右，但所占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到了1999年已从1990年的超过15％降至5％以上、从第二位降至第七位（见图8、4、6），取而代之排第二位的是稳步上升的美对华政策议题。这说明美国媒体日益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置于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之上，体现了对中国的重视和对中美关系的特别重视。
核扩散和国内政治是小议题，报道量10年来一直比较低，在第一阶段中曾比第一类议题略高，所占比例有的曾达10％；但在第二阶段则与第一类议题相反，报道量维持原有幅度而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可见受关注程度降得更低，不过没像美国内政治议题那样间断过。这说明美国媒体没把拥有核武器的中国视为核扩散问题上的主要攻击对象，却也始终保持警惕。同样，对于中国的政局，媒体也始终保持注意，由于美国公众对别国国内政治的兴趣并不大，（21）（P79）因而一直关注较少，只有在1992年邓小平逝世时其所占比例超过8％，达到自身最高点。
人权是个大议题，报道量始终比较大，但起伏也相对比较大，幅度在80至240篇之间（相差160篇），不过基本不超出这一幅度。其年报道量在1990年为228篇，体现了哈丁所说的继天安门事件之后对中国人权“过多”和有时是“错误”的渲染，（24）（P240）之后便一路下滑，1993年跌破100篇；1994年回升，1996年再次跌破100篇，1999年又回升到1990年的水平。这说明媒体很关注人权问题，但随着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好，他们只能想方设法挖掘事件，甚至需要像Lippmann曾说的那样，“依靠那些由自己的愿望或担忧滋生出来的谣传”，（20）（P25）因而无法保证持续大量报道。进入第二阶段之后，随着许多其他议题报道量大大增加，人权所占比例呈现出起伏中有所下降的势态，到1999年已随着经贸和美对华政策两个议题地位的步步上升而退居第三位。不过这并不排除当出现可利用事件时报道量会再度回升的可能性。
四、结论
总而言之，以上我们对所收集的大量材料作了分析与研究，以此证明了我们的假设，即媒体可以通过“议题设定”功能来塑造中国的形象。根据研究结果，90年代中国在美国大报上的形象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1）根据1990-1999年美国4家大报对中国的报道总量，可将这10年分为两个5年阶段。报上的中国在第一阶段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国家，在第二阶段则日益成为一个重要国家。
2）10年来美4大报所绘制的中国“政治地图”上有10个亮点，即10个有关中国的议题。其中大议题是人权和经贸，中等议题有美对华政策、社会、对外关系，小议题则包括国内政治、核扩散、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国内政治。
3）在10项议题中，有关中国内部的领域数量最多、总体上受关注也最多，这包括人权、社会、台湾、香港、国内政治以及经贸；其次是涉及美中关系的领域，包括美对华政策、美国内政治以及经贸；最后是有关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间关系的领域，包括对外关系和核扩散。如此看来，首先中国本身是值得了解的，此外美中关系是重要的，而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则相对次要。
4）从10项议题在90年代的走势来看，同样可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各项议题单独和相对受关注程度都比较稳定，占比例曾超过15％的大议题有三项，依次是人权、经贸和对外关系；在第二阶段中，不少议题受关注程度都曾不同程度提高，各项议题相对受关注程度因而发生变化，占比例曾超过15％的增至5项，依次是经贸、美对华政策、人权、台湾和香港，致使中国看起来不仅更重要，而且更多彩。
5）从10年来的走势看，处于重要地位的经贸议题始终是大议题，人权则有下降趋势。看来中国日益变得重要与美国人切身利益分不开；所谓人权问题也很难超越巨大的经济利益。
6）从10年来的走势看，处于中等地位的美对华政策议题不断上升，直至成为大议题；对外关系议题却不断下滑；社会议题则难得保持无大变化。如此看来，美中关系越来越重要，较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受关注，且中国社会方面情况始终是值得注意和了解的。
7）从10年来的走势看，处于次要地位的核扩散和国内政治始终是不容忽视但也不必重视的议题；香港、台湾和美国内政治在常态下是次要议题，有特别事件发生时则变得紧迫。
8）总体看，报上的中国在一段时间里总会有几个突出的亮点。有时亮点是大议题，如1990-1991年的人权、1994年的经贸和人权、1999年的经贸；但有时中、小议题也会在一时间吸引媒体大量注意力，这时大议题受关注程度会相应减少，导致若干议题平分秋色的局面，如1996年台湾与经贸、美对华政策和社会，1997年香港与美对华政策、经贸和人权。
实际上，在进行本项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标题中有多少褒义、贬义以及中性的词和词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出正面或负面的中国形象、其动因何在；另外，有关中国的议题及其走势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是否相关、与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之间是否相关、呈何种相关，等等。这些也将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