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革新视域中的西方逻辑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中国近代论文,逻辑论文,方法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6-0032-06 收稿日期：2006-07-21
中国迈入近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面对内忧外患，尤其是西方列强的侵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改变生存状态、选择发展道路、振兴民族大业？时代的这些核心课题，引发了中国有识之士的深切思考和积极探究。他们通过中西对比发现，西方国力与其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人们在反思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不足的同时，越发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上的不足，认识到只有打破封闭，实行兼收并蓄、择善而同才是出路，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复兴、文化创新。始于19世纪末的中国近代文化革新，就是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根本任务在世界范围的文化会通中发生与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刚刚开始认识到，民族文化与民族存亡之间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这既是中西文化正面接触、摩擦碰撞的结果，也是启蒙思想家向西方寻求真理、重建中国文化以拯救民族危亡命运的必然选择。在对中国文化“革故鼎新”的过程中，思想家们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明确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其政治、经济等有着因果关系，发现在文化的诸多构成要素中，观念意识、思维方式等具有导引、牵动作用。寻求新的思维方法、变革思维方式，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就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首要任务。正因如此，西方逻辑方法的引入、传播乃至中国化，就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革新交响曲中的一部优美乐章。从严复开始受到重视的西方逻辑方法带来了科学传统的思维方法，让国人开阔了眼界、转换了视角、更新了观念，形成了与世界文化相融通的自觉意识，其意义已远远超出逻辑方法本身所涵盖的内容。
一
西方逻辑方法生成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文化背景之中，作为科学思维的工具，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演绎与归纳两种基本方法，后随文化变迁的需要而不断更新、完善。
西方逻辑体系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总结了前人的思想积淀、吸收自然哲学家和思辨哲学家的思想精华，以认识真理、反对诡辩、正确表达思想为目的，构筑了一套有效推理、论证的方法体系。由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脱胎于哲学，并以自然语言为主要表达方式，因此，到了中世纪，它被宗教统治者歪曲利用，成为论证经院哲学的工具。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创立与发展，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1](P163)的弗兰西斯·培根，在抨击经院逻辑的同时也批评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并提出将归纳逻辑方法作为新工具，去认识自然、复兴科学文化。但是他排斥演绎法，且其归纳法又缺乏严谨的定义，导致他的理想无法完全实现。
与培根不同，德国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另辟蹊径，将数学方法引入亚里士多德逻辑中，他一方面高度评价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另一方面又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指出了数学形式的发展方向，即以人工语言代替自然语言，把一般推理的规则改变为演算规则，以消除自然语言的歧义性、不规范性，使逻辑演算按确定的规则进行。虽然莱布尼茨数学化构想没能建立起符号逻辑的体系，但他对旧逻辑的形式化改造，给逻辑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转机，奠定了现代逻辑的研究基础，促成新的逻辑方法的诞生。倡导建立人工符号语言系统，对于克服自然语言的局限性，开辟普遍符号语言及逻辑数学化研究的新路有着重要意义。
之后，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弗雷格构造了较为严格、完全的逻辑演算系统，成为现代逻辑体系创设的先行者，他提出的有关语言的逻辑分析理论，使现代逻辑方法向着更加完备的形态发展。他想让那些害怕符号与符号系统的哲学家与那些害怕哲理性讨论的数学家们联起手来，打通人文与科学之间研究的壁垒，借助逻辑方法，为各门学科的融合发展开辟广阔的视野。弗雷格努力将逻辑变成由公理和定理、规则构成的演绎体系，并探讨含义和指称等理论问题，促进了逻辑方法与哲学、语言学、数学等领域的密切结合，为相关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同领域中人们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
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的“语言转向”，应该说是源于弗雷格的语义理论的形式化，又经罗素这位现代符号逻辑的集大成者，运用逻辑方法对命题和语词意义进行分析，进而将哲学家们引向了哲学发展的新路径。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关于为思想的表达划清一条界限的阐述，视哲学本身为逻辑分析，使哲学变成一种关于命题意义的逻辑分析活动。
至此不难看出，西方逻辑方法的每一次演进都与人们思维方式的转换密切相关，反映着人们思维活动的必然要求，并在文化创新中发挥着推理、论证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在近代中国引起了严复等启蒙思想家的重视。
不过，在追溯西方逻辑方法传入中国并对中国近代文化革新产生影响的历程时，有些问题引人深思：中国明朝后期就有李之藻等译介的西方逻辑著作《名理探》，但在当时的中国为何没被重视？到了近代，西方逻辑方法不仅有培根、穆勒、耶方斯的归纳法，还有迅猛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方法，反映在莱布尼茨的《论组合术》、布尔的《逻辑的数学分析：论演绎推理的演算法》、德·摩根的《形式逻辑》、文恩的《符号逻辑》、弗雷格的《概念文字》、皮亚诺的《如何使我们的概念明晰》等数理逻辑著作中，这些著作为何没被译介？即便是在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中，为何也总是突出归纳法的作用？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二
在中国近代文化革新中，西方逻辑方法的传播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早在16世纪的明朝末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就已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带入中国，后由李之藻等将其译为《名理探》，这种反映古希腊科学文化背景的演绎逻辑方法，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因此也未能得以传播。探析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伦规范、社会关系，思想家们长于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进行反思，常常将圣贤的格言融入到伦理纲常、道德规范及社会生活中，用于控制人们的内在思维和外显言行，即便缺乏逻辑的系统抽象、清晰分析及理性实证的认知心态也无妨，这与中国两千多年的旧学影响和传统积习密不可分；加之，传统文化重视语言的隐喻、追求富有想象力的人生理想境界，形成了中国人自在自发的、经验主义的传统文化模式，缺乏古希腊几何学那种从公理、公设出发的演绎方法，由此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限制了人们对严密、清晰的西方逻辑方法的接受；另外，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方法是用于推论、明晰思想的，成为西方哲学家手中的工具，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逻辑方法被用于繁琐论证，直至近代康德、黑格尔的借名泛用，其价值淹没于哲学的思辨之中，难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对接。这些导致了《名理探》这部篇幅20多万字的西方逻辑的第一个中译本，尽管只是介绍了逻辑的基本知识，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中国也难以有人问津，更谈不到推广和普及了。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古代长期积淀的文化传统的惯性作用，以及知识体系中自然科学的贫乏，人们的思维方式欠缺精密的逻辑方法、缺少科学精神，甚至那些重要的思想概念也常常是含混、歧义的，不能形成观念的系统表达方式，导致思想体系的不清晰、不确定、不具有普遍特性，这些文化弊端日成顽疾，无法接纳反映科学传统的西方逻辑方法。
不容否认，西方逻辑方法的传播，更多的与中国文化变革的迫切需要密切相关。从汉唐以至明末，外来文化的传入，都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过影响，但只是作为他山之石被国人接纳，从未动摇过古老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然而，到了近代，中国的封建社会陷入衰世，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中国文化开始正面与西方文化接触，中国文化该调整它自己了。……中国非从基本上调整它的文化变以求存不可”[2](P103-104)。是的，随着国门被列强的大炮打开，西方文化长驱直入，民族传统中腐朽的东西不堪一击，国人遭到前所未有的屈辱。为了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一个变革的时代到来了，文化革新迫在眉睫，不能闭关自守，必须直面世界，应对挑战。为此，他们将寻求真理的目光投向西方。从洋务派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早期维新派主张改革旧礼俗，直至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历了由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乃至文化层面逐步深入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不断的觉醒和选择，先进的中国人试图辟出一条用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蹊径。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思想家们深深地感受到，自明代开始，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日趋缓慢，尤其是到了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不能不从思维方法上进行反思。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就曾做过比较：“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也精于分类。”冯契先生也曾指出：“中国人一旦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就不能不意识到逻辑思维方式上的民族差异。严复是第一个认真比较了中西文化特点的人。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学术有个重要弱点，就是概念不明确，逻辑不严密。”[3]（序，P1）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化革新，首先要从变革思维方式上入手，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思维方法显得十分重要，引进西方逻辑方法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严复作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4](P1358)，第一个明确论述了逻辑方法的重要性。在他翻译的《穆勒名学》一书的按语中强调指出：“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5](P2)他对西方逻辑方法的重视，充分体现出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忧患意识，也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革新的内在要求。
以往的学术研究，多有单向地关注严复的社会政治思想或严复的逻辑观念，鲜于挖掘严复逻辑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革新的影响以及中国近代文化革新对西方逻辑方法的借鉴与吸纳，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事实上，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严复的一个很重要贡献就在于将西方逻辑方法引入文化革新之中，用以批判传统思维方式、寻求文化重建的突破口。他翻译的八部西方近代思想家的名著中，有两部是逻辑著作，即1905年译出的《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和1909年所译的《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将“逻辑”译为“名学”，显然饱含着一份中国情结，他试图以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将西方逻辑方法的学术用语尽可能地中国化，在他的译著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可见他在进行新方法、新观念、新知识的启蒙教育上用心良苦。
上述两部西方逻辑著作的作者之一穆勒，晚于培根二百多年，他继承并发展了培根的归纳逻辑思想，创立了科学实验的归纳五法，试图建立更加完善的归纳逻辑体系，他认为，脱离“实验”的亚里士多德演绎法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一切科学的基本原理都是通过归纳法得到的，只有归纳法才是认识事物的有效方法，显然这里有着极浓的实证主义色彩。另一本书的著者、与穆勒同代人的耶方斯，也十分推崇归纳法，尽管在对待演绎与归纳的具体看法上有别于穆勒，但仍然认为归纳逻辑是求知的新方法。严复尊重穆勒和耶方斯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对他们著作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都作了译述，当然深受他们的影响更重视归纳法的作用。
严复是促使西方逻辑方法中国化的第一人。他翻译的《穆勒名学》，只是原著的一半，这其中包括严复用于解释原文的按语，还有他对原文的个人理解的阐述。而对《名学浅说》，则翻译了原著的基本观点、基本框架，具体内容也是加进了他自己的理解。显然，严复对西方逻辑著作采取的是译述，他在文本解读过程中，赋予了一种中国文化的语境，其中有很多内容表达的是他的逻辑思想。所以，虽然严复没有自己的逻辑专著，但在其译著中展现出清晰的逻辑观念和丰富的逻辑思想。应该肯定，严复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归纳逻辑方法，从此开启了西方逻辑方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给中国近现代文化革新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虽然，严复在译介西方逻辑方法时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功利倾向，即有选择的西为中用，但是将西方逻辑方法用于促进中国的文化变革和改造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它影响了几代学人的思维方式，对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整合、重构中国新文化体系、让中国认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等，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严复的倡导下，西方逻辑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随着文化革新的不断深入，西方逻辑方法中的演绎法、现代逻辑分析方法等也被引入，并在思想家手里成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哲学体系的新工具。
如果说严复主要介绍了西方逻辑中的归纳法，那么章太炎更重视演绎法，梁启超则参照西方逻辑体系中的演绎法和归纳法来探讨墨家的辩学，并注重有批判地吸收。胡适更是直言：“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6](P11)他高度重视科学与科学方法在西方国力中的作用，倡导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与科学方法，主张以西方逻辑解释墨经、以墨经解释西方逻辑，将西方的逻辑方法中国化，服务于中国的文化革新。到了金岳霖那里则系统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开辟了逻辑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发挥作用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一批中国学者的逻辑学著作问世，还涌现出一些逻辑学的教育工作者，为西方逻辑方法在更大范围的传播与应用打通了更加宽阔的路径。近代以后的思想家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西方逻辑方法，是由文化革新的任务决定的：其一，要革除旧学、建立新学，需要借助理性工具；其二，要更新思维方式，需要转换国人视角；其三，要重建中国文化，需要激活批判精神。西方逻辑方法被引入中国，实际上承载了提高全民素质、改造国民性、变革思维方式、形成科学方法、批判古代旧学、推动文化革新进程乃至社会转型的使命。正如冯友兰所讲：“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的结论。”他还以点石成金的故事形象地说明“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正由于这个原故，所以西方的哲学研究虽有那么多不同的门类，而第一个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的是逻辑”[7](P283)。
三
从严复将西方逻辑方法引入中国近代文化革新的视野开始，思想家们就着手有选择地运用西方逻辑方法，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弊端、重构中国文化体系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在严复那里，归纳与演绎更多地被理解为方法，而不是作为推理形式去研究，他认为二者在思维中的作用不同。他说，演绎“西名为Deductive，而吾译作外籀。盖籀之为言纳绎，从公例而得所决，由原得尾，若纳之向外，散及万事者然，故曰外籀。……内籀西名Inductive。其所以称此者，因将散见之实，统一为例，如以壶吸气，引之向里者然。唯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8](P64)。被他称为“内籀”的归纳法由“偶然而推出常然”、演绎法（“外籀”）则是由“常然而证其偶然”[5](P152)，在严复看来，演绎法有其重要作用，但归纳法更重要，演绎依赖归纳，是归纳的组成部分，脱离归纳的演绎缺乏印证，演绎法的“公例”性前提要通过归纳法得来，只有运用归纳法才能获得新知，才能为演绎法提供科学的一般性前提。应该指出的是，严复并未将演绎与归纳对立起来，他强调归纳法是为了清算中国旧学中重演绎、轻归纳的倾向，也是为了适应近代科学对实验方法的需要，更是为了倡导科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对瓦解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震撼作用。
其实，在严复所处的时代，西方数理逻辑已迅速发展起来，但启蒙思想家们却没有译介，恐怕离不开这样几点原因：一是中国人缺乏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的公理化思维传统，缺乏形式逻辑传统及相应的实验科学方法，难于接受形式化、符号化的逻辑方法；二是培根归纳逻辑方法中的务实致用和实证精神，能适应中国近代具体科学发展的需要，为自然科学提供逻辑工具；三是严复等人看到了中国旧学的一大弊病，即从传统的“古训”出发来演绎一切，主张将这种缺乏创造力、盲从传统权威的文化心理必须革除，由此忽视了以演绎法为主的西方现代逻辑。
可以说，严复对西方逻辑方法的重视，与他“开民智”、传新知、培养国人科学精神、全面提升国人素质的主张相呼应。为更新思维方式，他在批判传统文化弊端时，首先将西方逻辑方法用于对语词混乱的清理之中，他从科学的正名入手，强调“言名学者深浅精粗虽殊，要皆以正名为始事。……致思之术，而语言者思之大器；使其器不具、不精，抑用之而不得其术，其事将有纷淆、阔滞之忧，而所得有不可深信者矣”[5](p17)。同时，严复还指出，中国旧学习惯于用抽象的义理进行演绎推导，缺乏实验科学、归纳的方法，“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宋儒朱子，以读书穷理解格物致知。……穷理是求新知，新知必即物求之。……生今为学，内籀之术，乃更重也”[8](P64)。
但是，由于严复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忽视西方数理逻辑的工具作用，缺乏严密、精确的分析和论证方法，影响了中国近代逻辑科学的深入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向。到了20世纪初，才由金岳霖先生将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金先生最早系统引进西方现代逻辑，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重建之中，他把对传统逻辑的批判作为切入点，运用西方数理逻辑成果，探究演绎推理的形式化系统，构建以“道”为最高范畴的中国现代逻辑体系，论证逻辑系统的完全性、一致性和独立性，从逻辑哲学的视角，深层解析了文化转型的思维构架。应该说，金先生从现代逻辑方法的操作层面为中国哲学体系的重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方面，金先生将逻辑分析方法作为哲学反思的工具，以增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逻辑意识。他认为传统哲学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不够严谨，甚至以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非理性方法主观臆断、盲从权威，表现出中国哲学中逻辑意识及方法的薄弱、匮乏，他强调指出：“我们仅仅是想说明，哲学主要与论证有关……而且如果哲学主要与论证有关，那么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大量的见识令人神往，健全的实在感觉在今天大概比丰富的想象更有说服力。但是无论如何，严格的推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哲学家受到批评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发展这些思想的方式，许多哲学体系都是由于触到逻辑这块礁石而毁灭的”[9](P261)。在金先生看来，以逻辑分析方法改变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他构建形上学哲学体系的重要前提。
同时，金先生还将逻辑分析方法作为重建哲学体系的工具，以形成由“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观念。他认为完善的逻辑技术不仅能帮助破除哲学体系中的弊端，更重要的是能帮助哲学进行严密的推理、有力的论证，尤其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可对哲学概念、命题及其意义进行严格的分析，使哲学体系得以确立。他曾说过：“通过严格的逻辑分析，可以彻底澄清或清除含混、模糊或无意义的思想。随着逻辑的改进，可能不会把含含糊糊的意见当作哲学的深奥见解而忽略。首先将一个命题分为其词项，看他们是不是清晰明确，就是说，看它们是否有确切的意义。然后再把它们重新组成原来的命题，看他是否有意义。”[9](P290)在金先生那里，哲学不应该是成见，哲学的结论都应该能说出道理来，即对哲学问题进行逻辑分析，以求作为他的形上学哲学体系最高范畴的“道”具有超越性。在金先生的哲学体系中，“道”蕴藏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但又不是虚无，而是实体，是“式”与“能”的有机统一，他提出的“道是式—能”[10](P1)的这一命题，其中的“式”是静的，决定事物的本质；“能”是动的，是指潜能，它出于式、入于式。“道”的发展变化就是通过式与能的结合来实现的。
此外，金先生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论证中的作用。在金先生看来，逻辑分析须以逻辑规则为依据，这样才能排除那些矛盾的、无意义的哲学命题，正确的哲学命题离不开严格的逻辑论证。他说：“逻辑一旦被相信，就是哲学中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逻辑是证明一些正确的基本命题的工具，通过采用逻辑规则，这些命题可以成为不容置疑的。”[9](P289)这里，逻辑分析与传统哲学的经验罗列大相径庭，在金岳霖手中，逻辑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有力的论证手段和技术，能使哲学摆脱繁杂的、含混的语言束缚，使问题的讨论精细、确切，有助于哲学体系的严密性。
总之，金先生对逻辑方法的运用，回应并超越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逻辑观念，在金先生那里，哲学是一种深层意义上的文化，重建哲学体系所运用的方法是西方的，而其所使用的概念却是中国的，这里包含着浓浓的民族文化情结。他对逻辑分析方法的明确认识及熟练的运用，打开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之间的通道，为西方现代逻辑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他将西方逻辑分析方法引入中国文化革新的视野中，让国人耳目一新，又使中国文化的精华在世人面前尽显风采，其意义已远远超过对西方逻辑技术的引进与传播。在传播西方逻辑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演绎法与归纳法相结合的逻辑方法体系，这为中国近代文化重建带来新的思维方法，促成国人对逻辑学的高度重视。与其同时代的梁启超、王国维等思想家，也力主发挥逻辑方法的作用，改变文化现状。胡适、金岳霖、冯友兰等从现代逻辑的视角出发，将西方逻辑方法带入中国文化重构的具体操作层面，大为改观了中国文化革新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近代文化革新，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在中国思想史的贡献，一是对于数千年旧思想之破坏，一是新思想之树立；而新思想之树立，都由西洋思想之介绍，可说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受外来思想之影响。”[11](P254)是的，西方逻辑方法是从西方文化和科学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并构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内容和特色——倾向于分析、有效推论及理性思考等。逻辑学在西方近代科学、哲学发展中所起的基础作用，为缺乏逻辑分析方法的中国传统思维提供了借鉴。中国的近现代文化革新，会通中西文化，渴望改变中国文化的落后状态，让西方逻辑方法成为转变国人思维方式的利器，重建中国文化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逻辑方法对于变革传统思维方式、摆脱旧学樊篱、推动哲学变革、激发科学精神、促进近现代文化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型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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