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潮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思潮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8)-02-0058-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内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和提出的，而且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对“学术中国化”的探索有着内在的学理联系。而理论界对此则缺乏精细的历史追溯，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思潮背景及其内涵演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学术中国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深层次问题，仍然需要从思想史演变的视角作进一步的梳理和考察。
一、从“世界化”到“中国化”的思潮转向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兴起的以认同民族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化”思潮，既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又导缘于帝国主义侵华程度的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民族危机。
首先，思想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盲目引进西方思潮的深刻反省引发20世纪30年代的思潮转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思想界数千年对儒学的迷信，从民国初期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西方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被大规模地引入、介绍、移植到中国学术界。然而由于五四时期对文化问题采取的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①，无论是对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缺乏细致的分析。比如当时陈独秀在新旧文化的看法上认为：“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②把输入西方文化与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不利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到30年代，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一时期思想界弥漫的照抄照搬西方文化的机械仿效的偏向，吕振羽批评五四后思想界这种对资产阶级学派的盲目模仿为“文化贩运主义”③。不仅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在其最初的引进和传播阶段也同样存在这个类似的问题。正如贺麟所批评的，盛行于“九一八”前后10年左右的辩证法、唯物论“忽略了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太没有认清中国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而只知抄袭外来的教条”④。这种教条习气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引进和传播中显得特别突出。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学术论战中，尽管郭沫若等一些进步学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然而，“这场论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⑤。当然，沿袭西方文化是引进外来文化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但在引进过程中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本民族传统的关系，以及如何使之适应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对这些深层次问题作出科学回答远比简单引进更为复杂，更为艰巨。
当五四时期对传统评判的激烈情绪逐渐冷静下来之后，当年批判传统的文化先锋开始以日趋平静的心态对待本民族的传统。从30年代开始，借鉴西方思想，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需要，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则逐渐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趋向。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看，在3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以翻译介绍欧美社会学理论为主，“偏于译述，其自著者较少”⑥。在1930年前后，孙本文等社会学家开始提出并致力于“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根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⑦。孙本文所著《社会学原理》一书在材料的征引上，“凡可得本国材料者，即用本国材料”⑧，力求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他还邀请吴景超、黄凌霜、杨开道等著名专家共同编写《社会学丛书》，从1929年到1930年由世界书局陆续出版。此外，陈翰笙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主持对无锡、广东等地农村的大规模实地调查，不仅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的认识，而且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不仅是社会学，其他各个学术领域也都纷纷开始探索对西方学术与思想进行改造，使之具有中国特有的形式，适应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宣言指出，对于欧美文化，“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⑨。“中国本位文化”论提出后，在中国思想界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的激烈讨论，这场争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从追求“世界化”到“中国化”的路向转变，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意义。通过争论，思想界全面检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偏差，片面追求“世界化”的文化主张遭到大多数人的摒弃，对吸收外来文化与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比五四前后的文化论战前进了一步。特别是这场文化讨论发生在中华民族面临即将爆发全面民族战争危机的前夜，它所提出的“中国本位”的民族意识，“不守旧、不盲从”的方法，以及依据“此时此地需要”来建设中国文化的主张，实际上把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直接引入了一个如何走“中国化”道路的深刻理论问题。
其次，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加深了思想界对本国文化的认同。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不仅在政治上控制中国的主权，军事上吞并中国的领土，而且为了达到长久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野心，还辅之以在思想上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新民”思想和“日中亲善”、“共存共荣”，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意志。在直接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伪“满洲国”，民族文化更遭受着灭顶的灾难，“受着亡国奴教育的‘满洲国’学生，他们的读书求学，思想言论得不到任何的自由，强迫学日语，读经，尊孔，以及‘满洲国’的王道教育”⑩。中国面临着自近代以来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
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引发了知识界对本民族文化生存危机的担忧，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各阶级、各阶层的共识，他们在举起民族复兴的旗帜的同时也发出了文化复兴的呐喊。众多学者纷纷把学术视野转向传统文化，试图从中挖掘出能激发民族精神的文化财富。抗战时期，学术研究成为全民抗战建国的组成途径，包括哲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不再是远离现实的书斋中的高雅学问，而成为鼓动民族志气、激发民族斗争的精神力量。为了救亡图强、振奋民族精神，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学术视野转向清理中国古代优秀哲学遗产。从1936年开始，冯友兰相继撰写了《新理学》等“贞元六书”，“把中国的封建哲学恢复起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11)。贺麟对民族文化的危机有着深切的感受，公开亮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旗帜。他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12)。
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我们可以看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思想界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民族危机的催生下民族文化得到空前的高扬。这些主客观因素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潮沿着从“世界化”到“中国化”的路向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
二、从学术的通俗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演变
20世纪30年代的思潮转向使学术界在引进外来学说、思想和理论的同时，开始关注如何从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使之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国情。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以进步思想界关于学术的通俗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为思想起点而展开讨论，并扩大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不要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中国化”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已经被广泛使用(13)。1937年11月，延安的《解放》周刊上发表了署名“从贤”的文章《现阶段的文化运动》，批评了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外国气味实在太重了”的现象，提出“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的问题。而如何使外来文化为中国所接受，显然生吞活剥是行不通的，作者指出了大众化的文化运动这一途径。“从贤”所批评的“外国气味实在太重”的弊病，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已经有所觉察；“从贤”所提出的“大众文化”的任务，也已经有人在开始着手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这种学术的“中国化”最初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进步知识界引进、介绍和宣传，但是对于哲学的通俗化，长期以来“还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是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14)。
针对这种状况，一些思想敏锐的哲学工作者开始考虑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从1934年起，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结集出版《大众哲学》。这部著作在“学术中国化”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在于其通俗性，它把高深的哲学理论用通俗的语言、人民大众所熟悉的事例加以解释介绍，打破了历来对于哲学的神秘观点，使哲学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接近。继艾思奇之后，一批哲学工作者也纷纷开始从事哲学通俗化的研究，从而使哲学界在3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个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1936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沈志远撰写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一书，这部著作最大的特点在于把深奥的理论与大众生活和社会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提高普通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研究的兴趣和理解，从而做到通俗化、大众化。此外，陈唯实在1935年至1937年间陆续出版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新哲学世界观》，胡绳在1937年出版的《新哲学的人生观》以及在1937年《新学识》杂志上以书信形式写的《漫谈哲学》等，都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杰出成果。在30年代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中，最为突出的是李达。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了李达所著《社会学大纲》。该书形成了符合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的教科书体系，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15)。
通俗化无疑是中国化的初步，但是，学术的中国化绝不仅仅在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几个有趣的故事来阐明深奥的哲理，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正如和培元在纪念延安新哲学会3周年时所作的演讲中指出：“我们的新哲学家对哲学本身还十分缺乏更渊博更深刻的研究”，“多数还仅能做到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解释或传达”，“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中国化的新哲学教程”(16)。1938年4月，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所走过的道路，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提升到“中国化”的认识高度。他说：“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些成绩在打破哲学的神秘观点、在使哲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等方面是有极大意义的，然而这仅仅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为所谓的通俗化，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因此，他向哲学界呼吁：“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17)那么，在通俗化的基础之上，怎样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呢？艾思奇在《关于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中指出，除了要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外，“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18)。同年7月，胡绳在《辩证唯物论入门》小册子的前言中对“中国化”进行了阐述。胡绳认为，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二是“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19)。艾思奇、胡绳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路基本相似，都提出要注重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些原则既是哲学中国化的必经途径，实际上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30年代进步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引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详细阅读了李达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作了12000多字的批注，“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20)。1937年9月，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并作了17页摘录，“得益很多”(21)。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普及，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艾思奇、何思敬等在1938年9月发起成立延安新哲学会。9月30日《解放》第53期发表《新哲学会缘起》，介绍其宗旨在于：一是纠正过去理论工作中注重通俗化、大众化的缺陷，“把目前做得不很够的理论工作推进一步”，在理论研究上“不但仅仅要综合眼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二是新哲学会“并不仅仅就哲学而研究哲学”，而是突破哲学学科的界线，把当时在延安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等等组织起来，推动大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一切抗战建国的经验教训，研究一切的其他的科学”。新哲学会的发起在从学术的通俗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从研究队伍上看，它突破了哲学工作者的群体；从研究内容上看，它突破了哲学学科的界线，使对学术中国化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
不仅在哲学领域，在文学领域也兴起文学大众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左联努力倡导文学大众化运动并取得了一些实绩，但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欧化’的文化形式受到了怀疑”(22)，众多作家为了使文艺创作更加贴近群众，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新的尝试，涌现出一大批内容通俗的文学作品。
由此看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进步思想界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而且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并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问题。这些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为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准备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浓厚的思想氛围。
三、“中国化”内涵的学理完善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同时，刘少奇、张闻天等党的其他领导人联系各自的工作，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作了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作为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创新，需要学术界对它进一步丰富和学理化。然而，从总体上看，当时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这一崭新理论命题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针对这种状况，艾思奇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号召，已经过了数年了，但我们在理论的学习研究上还很少注意。我们怎样来响应这一个号召，来掌握具体的，中国化的，带着中国民族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呢？”(23)艾思奇提出这个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方法原则、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或通过正面阐述，或批判错误思潮，作了进一步深入辨析和学理完善。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问题。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没有这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仅仅是特殊的东西，那就完全谈不到‘化’的问题了”。艾思奇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一般的正确性”，是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它科学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提供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所以，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实质上是国际主义的”，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都有着共同的理论、共同的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以及共同的奋斗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同时，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着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条件而采取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就中国具体而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依据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24)艾思奇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哲学方法论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无疑更加严密，更具有学理色彩。
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叶青在《论学术中国化》的文章中指出，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的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等都不是化，当然也不是中国化了。“它必需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东西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25)在叶青看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从本质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艾思奇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的文章中批驳了叶青的错误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26)。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既要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要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下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在是否存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叶青持否定观点。他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领袖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们解决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写作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大众化”(27)。艾思奇则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驳斥了叶青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他列举了一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28)。
再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特别提到“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问题。毛泽东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不仅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而且还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29)。文学界对毛泽东提出的“民族形式”问题尤其感兴趣，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曾在是否“利用旧形式”上存在分歧，毛泽东关于“中国化”和“民族形式”的有关理论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从“五四”到抗战初期长期没有解决的大众文艺的根本问题。巴人赞同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把这一问题具体引入文艺研究领域，他说：“在文艺领域里，我以为同样需要提出中国的气派与中国作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全国的文艺同志予以密切的注意。”(30)
然而，对待传统文化有一个根本的态度和方法问题，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是毫无批判地全盘继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化复古主义的本质区别。新文化对旧文化的继承不是在旧体系内继承，而是首先必须把旧文化作为一个体系加以抛弃，“这是因为那个旧的体系，根本上已经腐朽了，不能再用了”，“所以，在谈接受文化遗产的时候，首先就要把整个旧文化当做一个废墟，断不能再把它当做还是完整的只在某些地方有点破损的华厦看待”，把那些“片段的而且只能把这种片段从旧体系中剥取出来，使他服从于新体系，服从于今天人民的需要才行”(31)。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在这一方面，嵇文甫作了更加具体化、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阐述。他把传统文化分为四大类，区别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态度：传统文化中“带着一般性或共同性，根本就不是某一个特殊时代所独有，和现代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冲突”，则可以直接继承；有些旧文化“具体形态早已失掉”，但留下“它的某些精神或远景”，“在现代生活中又能发生某种有益的作用或暗示”，则也可以接受它们；对于旧文化中“包含一种真理，或近代思想的某些因素”，则需要“从神秘的外衣中，剥取其合理的核心”；对于“在当时却是有进步意义”的传统文化，则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上，阐扬其进步性”。(32)这些见解表明，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分析比以前具体深入，其认识水平远远超过中体西用论者、全盘西化论者和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即使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仍然富有启发价值。
四、“中国化的学术”与“学术运动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广大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把30年代以来的学术通俗化、本土化运动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而开启了“学术中国化”思潮和学术运动的新时代。
1939年4月1日，《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率先开辟了“学术中国化问题”专栏，发表了潘菽的《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柳湜的《论中国化》等讨论“学术中国化”问题的论文。同时，在该期杂志上还发表了《谈“中国化”》等读书笔谈。1939年4月15日， 《理论与现实》(季刊)杂志在重庆创刊。该刊以“学术中国化”和“理论现实化”为办刊宗旨，千家驹、艾思奇、李达、沈志远、侯外庐等担任编委，沈志远担任主编。为了响应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理论与现实》在创刊时即发起并组织了“学术中国化”的讨论，在创刊号上刊登了潘梓年的《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和侯外庐的《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两篇重要文章。1940年2月，该刊第1卷第4期又发表了嵇文甫的《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此外，《新建设》第1卷第2期发表了许崇清的《“学术中国化”与唯物辩证法》，《新文化半月刊》第2卷第5期发表了胡绳的《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等论文，对“学术中国化”问题发表看法。在《读书月报》、《理论与实践》等进步刊物的推动下，“学术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在文化界逐渐深入开展起来，成为思想界的主题，吸引了众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纷纷加入到讨论中来。潘梓年、黄特等进步文化人士还分别在重庆和上海组织了“学术中国化”的专题讨论会。他们主要讨论了如下问题：
第一，关于什么是“学术中国化”的问题。较早发起“学术中国化”运动的《理论与现实》杂志，在创刊献辞中明确指出：“‘学术中国化’之正确的了解是将世界学术理论底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要使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33)这就需要充分吸收外来学术文化的先进成果，将其与本民族优秀的学术文化传统相融合，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相结合，发展出既具有民族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先进性的崭新的学术文化。这与“国粹论”、“中体西用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关于在现阶段提出“学术中国化”的意义和任务问题。潘菽认为，学术为什么要中国化，其理由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使学术容易了解”，“根据中国所有而为一般人所熟悉的实例，来叙述或说明各种学术”；二是“使学术不变成超然的东西”，“把各种学术知识和中国自己的实际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关联起来”；三是“使学术适合于中国的需要”；四是“使学术成为中国整个文化的有机部分”；五是“使中国的学术成为世界学术的积极的一部分”。归根到底，开展“学术中国化”运动就是为抗战建国服务、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我们要建设新的前进的中国就必须有我们自己的学术以解决建设上的种种特殊的问题”。(34)“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具体任务，则是要把中国化“贯通全学术领域”(35)，建设中国化的学术。具体来说就是“把目前世界上最进步的科学方法，用来研究中华民族自己历史上，自己所具有的各种现实环境上所有的一切具体问题，使我们得到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切问题。”(36)
第三，关于怎样推进“学术中国化”运动问题。潘梓年认为开展“学术中国化”运动关键在于科学的方法问题：一是“要有科学化运动”，“精通现在已经有了的最进步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二是“要接受我们自己优良的民族传统”(37)，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有学术价值的历史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宇宙观、人生观、哲学、科学思想、史学等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及其现代意义，阐发中国旧道德中诸如讲信义、讲气节、讲廉洁、讲勤奋、讲坚韧不拔、讲从善如流、讲知过必改等优良传统。
进步思想界在各个学术领域开展对“学术中国化”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号召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这场讨论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强调吸收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世界最新学术成果的重要性，主张把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学术、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进一步使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认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从事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各种学术活动，进一步加强引导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学术研究。1938年9月，毛泽东提议的新哲学会在延安成立，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次年6月21日，在延安举行第一届年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周扬等50多人参加了会议。1940年1月，大型学术刊物《中国文化》在延安创刊。1941年9月，中共中央组建成立中央研究院，由张闻天兼任院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任副院长。全院共设九个研究室，室主任多由该学科的党内知名专家担任，比如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为范文澜，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为艾思奇，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为张如心，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为欧阳山，等等。各研究室制定了专题研究规划，比如历史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编写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通史》，文化思想研究室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重点是研究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思想、各种哲学派别和国民党主要人物的哲学思想，掌握革命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政策。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成立，集中了当时延安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在历史学、文学艺术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在历史学领域，范文澜领导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中册先后于1941年和1942年出版。作为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的中国通史，该书的优点在于“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各个社会阶段的真实状况，而不抽象的拿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硬套在中国历史上”(38)。该著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此后，吕振羽相继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上卷、《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简明中国通史》下卷等史学著作。翦伯赞于1943年和1946年先后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第二卷。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代表作有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赵纪彬的《论语研究》以及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著作。这些著作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比如，郭沫若提出应当根据“人民为本位”的思想作为判断先秦时期思想家精华与糟粕的标准；侯外庐、杜国庠等侧重于研究孔子、墨子、荀子思想中的唯物论和科学成分，尤其关注中国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异端思想与正统思想之间的对立，挖掘出王充、范缜、李贽等许多批判正统思想的所谓“异端”、“非法”的思想家，以及嵇康、葛洪、吕才、刘禹锡、柳宗元、王安石等被过去一般思想史、哲学史著作所长期忽视、贬低的唯物主义者。这些学术成果不仅使人们对传统思想有了比较正确全面的认识，而且总结了传统思想中的民主性、科学性精华和唯物论思想，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具体结合点。
在文学艺术领域，毛泽东所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给进步文艺界以很大的触动和启发，正如当时有的文艺家指出：“民族形式”讨论之发生，是得益于“毛泽东先生在《论新阶段》中有关‘中国化’的启示”(39)。从1939年初开始，延安和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界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等先后在《新中华报》、《中国文化》、《文艺战线》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并举行民族形式问题的座谈会，广泛地讨论文学、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民族形式问题。他们联系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结合抗战以来文学创作的理论与实际，强调“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的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更为坚实与丰富”(40)。此外，在国统区，1940年4月，由罗荪主持，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召开了由胡绳、潘梓年等20人参加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同年6月，由潘梓年主持，《新华日报》在重庆也组织召开民族形式座谈会。经过讨论，进步文艺界深化了对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必要性、实现途径等问题的认识，“中国文艺运动正走上一个新阶段”(41)。中国文艺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涌现出一批人民喜闻乐见的新作品。如诗歌方面，李季创作的《王贵与李香香》以优美的故事和陕北人民群众熟悉的“信天游”形式，在根据地引起了轰动效应。小说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代表作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欧阳山的《高大干》，杨朔的《月黑夜》以及柯蓝以章回体形式创作的《洋铁桶的故事》等。在戏剧方面的代表作有鲁艺集体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新歌剧《白毛女》。在历史戏剧方面，1942年10月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出版了《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毛泽东为特刊题词“推陈出新”，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林伯渠题词“通过平剧使民族形式与革命精神配合起来”。杨绍萱、齐燕铭等集体创作的平剧《逼上梁山》，任桂林、魏晨旭、李纶创作的《三打祝家庄》等，是戏曲改革的优秀代表作，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次遵循“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开辟了在新的基础上把旧剧改造发展成为适合人民需要的革命艺术的新道路。在音乐创作方面，冼星海致力于中国民族音乐，提出“音乐应当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主张。由冼星海作曲创作的《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代表了中国音乐的民族化发展方向。
此外，在经济学方面，王亚南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中国化”，倡议经济学要面对中国的实际，“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努力创造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为此，他与郭大力合力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所使用的方法，来考察旧中国的经济，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正确观点提供了科学的学理依据。该书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式的《资本论》”。(42)
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推动了“学术中国化”运动，而且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也表现出中国化的倾向。1939年2月，张申府在《战时文化》杂志上发表《论中国化》一文，完全赞同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誉之为“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意思就是中国社会并不是西洋社会。解说社会的理论，用在中国上便也应该中国化”。(43)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张申府致力于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罗素的解析法与中国传统的哲学三者相融合，构建“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44)。
20世纪4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勃兴，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旧的学术格局被打破，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和主导性力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科学化进程，乃至对新中国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一大批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周扬、艾思奇、胡绳等，成为新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主要领导者和优秀骨干。另一方面，40年代“学术中国化”运动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为新中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然，我们还应当指出，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中国化”运动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方面，由于受到联共(布)及共产国际的某些不良影响，过分强调学术的意识形态化，从而导致20世纪40年代“学术中国化”也存在着明显的学理缺陷。比如，在历史学领域存在为了为现实斗争提供借鉴而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史研究的倾向。范文澜在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为了贯彻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和反封建的思想，在对秦始皇、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封建帝王及其封建王朝的评价上，存在着“无分析的一律抹煞”的“非历史主义的缺点”(45)。又比如，当时在古代史研究和历史剧创作等领域所采用的“借古说今”的办法，借历史人物来影射现实的统治阶级人物，这在当时阶级对立的历史条件下虽有利于对敌斗争，然而，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现实化，从学术的科学性角度来看则是欠严谨的。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意识到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发表了《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对此作了较为全面深刻的分析。翦伯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自己的《桃花扇底看南朝》、《论西晋的豪门政治》等借古喻今之作也作了深刻反思，认为“以古寓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46)。然而，范文澜、翦伯赞所指出的这些学术积弊在整个学术界短时期内并不容易完全克服和纠正，以至于后来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这些积弊进一步发展而导致一个时期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遭到破坏。
综上分析考察可见，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与进步思想界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之间呈现紧密的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吸纳了进步思想界探索学术本土化的有益成果，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发展。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2页。
②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
③吕振羽：《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3集第1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年印，第43页。
④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第79页。
⑤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24～225页。
⑥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例言》，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页。
⑦孙本文：《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转引自张静如《关于“中国化”》(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 期)。
⑧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例言》，第2页。
⑨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编，龙文书店，1935年，第5页。
⑩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58页。
(1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32页。
(12)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3页。
(13)据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考证，“中国化”概念已经在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1924年《中华教育界》第8期发表的舒新城《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1927年庄泽宣出版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等著述中公开出现。30年代以后，孙本文、陈序经、瞿秋白等都曾使用过“中国化”的提法。参见张静如《关于“中国化”》(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
(14)《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1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页。
(16)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载《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1941年8月20日。
(17)《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387页。
(18)《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420页。
(19)《胡绳全书》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20)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见闻的片断》，《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页。
(2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l12页。
(22)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675页。
(23)《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92页。
(24)《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482、485、486页。
(25)转引自《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53页。
(26)《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53页。
(27)叶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3集第1册，第218页。
(28)《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485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30)巴人：《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文艺阵地》第3卷第10期，1939年9月1日。
(31)新华：《如何接受文化遗产》，《群众》第9卷第1期，1944年1月11日。
(32)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60页。
(33)编者：《创刊献辞》，《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1939年4月15日。
(34)潘菽：《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1日。
(35)柳湜：《论中国化》，《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1日。
(36)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1939年4月15日。
(37)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1939年4月15日。
(38)金灿然：《〈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解放日报》1941年l2月13日。
(39)转引自苏光文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40)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41)茅盾：《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1937—1945)(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84页。
(42)转引自王嘉良、叶志良、毛策《中国东南抗战文化史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7-158页。
(43)《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
(44)《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4页。
(45)刘大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页。
(46)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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