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晰产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明晰产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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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体制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论,明晰产权的重要性无庸置疑。因此,明晰产权对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分析。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

明确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这在我国虽然是近期的事,然而与之有关的理论渊源却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把经济增长(扩大再生产)分为两种基本类型,这就是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外延扩大再生产,在马克思看来,是生产场所的单纯扩大,即生产的增长不是靠效率的提高而仅仅依靠投入量的增加;反之,内含扩大再生产则是依靠效率提高来实现的。马克思甚至简明地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1〕对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无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者,还是我国的经济学者都曾多次展开过研讨。在我国,自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对于经济增长应当走什么道路这一问题,就是在马克思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的,讨论中形成了共识,这就是我国经济增长应由过去以外延为主的道路转向以内含为主的道路。

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和粗放型经济增长,以及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和集约型经济增长,虽然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各自的内涵却是相同的。所以笔者认为,根本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重大决策,是根据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认真总结我国数十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成果和不同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经验教训,并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而作出的,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而非提高所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因而争上新项目、大铺新摊子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常态。片面倚重增加投入,靠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不重视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必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低效率运行,高投入低产出成为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特征。

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成果业已表明,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但大体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投入量,另一类是所投入要素的效率。片面倚重所投入要素的数量增加,致使经济规模增大,实现经济增长的即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反之,注重提高所投入要素的效率,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规模经济和资本经营等获得效率增进,即通过投入产出率的不断提高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则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同样的经济增长可以用更少的投入获得,而同样的要素投入则可以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由此可知,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增长转为集约型增长,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效益。换言之,实行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根本改变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增长状况,实现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比率的高效经济增长。

既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旨在增进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使宏、微观经济效益均得以提高,那么,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将反映为投入产出率在目前低水平基础上的极大提高。如果撇开体制因素不论,欲提高投入产出率,自然离不开科技进步、规模经济和资本节约等诸多因素。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采用更先进的科技成果,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科技进步无疑是现代经济社会中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重视规模经济也是提高投入产出率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根据各行业现阶段技术水准所决定的企业规模要求,确定合适的企业生产规模,就可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规模效益。讲求资本节约,主要是通过严格控制不必要的资本支出,努力提高资本周转速度,以达到花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的目的,从而提高资本产出率。总之,着眼于如何提高投入产出率,无论是从技术经济还是规模经济的视角,也无论是考虑节约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客观上存在着诸多的思路和做法可供我们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一切都要靠人去做,但人们是否去做,怎样去做,却并不取决于人们是否具有上述知识,而是取决于人们有无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的内在动力,经济社会中是否形成了激励和约束的内在机制。不言而喻,这就涉及到了难以回避的体制问题。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以经济体制实现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为前提。

产权与经济增长:已有研究成果的启示

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关键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有无此一要求和内在动力,而这又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有助于形成激励和约束的内在机制的经济体制。无庸讳言,一个能够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经济体制,一定是以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作为其基石的。

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以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和有力保护,经济社会生活中通行产权规则为特征的。有无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将决定着人们是否愿意全力投入经济活动去追求最大经济利益,并由此制约着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对此,当代经济学文献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证。

美国著名新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等人的研究, 揭示了产权及其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客观上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根据他们对人类经济史的考察和分析,经济增长虽然同技术进步速率、市场规模大小等许多因素直接相关,但根本的原因却在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则又得归因于有效产权制度的建立。这样,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为中介,诺思等学者就在产权及其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他们成功地证明了,只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产权才能得到明确界定和有力保护,而在明晰的产权关系和有力的产权保护下,才可能形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何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根据笔者的理解,这是指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组织,或者说是具有内在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的经济组织。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其经济活动中必将表现出十分强烈的趋利避害倾向,它将是在种种内部和外部条件约束下进行决策,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并付诸实施的现实的“经济人”,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严格经济计算是其本能。因而,由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通过它们的自主经济活动,经济效率和效益的增进具有必然性,从而经济的有效增长也就是必然的。诺思和托马斯在其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将他们的上述基本观点概括为两句话:“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2〕。

对于有效产权制度促成有效率经济组织的产生,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必然推动经济的有效增长这一命题,诺思还用丰富的史料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验证。从正面验证这一命题,他以近代史上的尼德兰和英国为例,指出尼德兰之所以在近代初期成为欧洲的经济领袖,并不仅仅因为它地处中心,而主要是因其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的私有产权制度,私有产权的明晰,以及政府对私人所有权转让的激励和对私产的有力保护,使对私有产权的各种限制性做法被阻止,从而促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尼德兰因而成了第一个达到持久经济增长的国家”〔3〕。随后崛起的英国,“这个较大的国家有意无意地模仿了荷兰(即尼德兰——笔者)的成功”〔4〕,亦即规定了同样的所有权, 确立了相应的制度环境,于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得以迅速涌现,经济得以快速增长,到1700年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诺思还以历史上的法国和西班牙为例,对上述命题进行了反证。指出在法国和西班牙“遇到了一组限制性的所有权”,即未能建立起有效产权制度,因而难以产生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经济也就难以增长。正是因为近代历史上的法国和西班牙同尼德兰和英国相反,对产权进行无端限制,极大地抑制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以获取最大利益的内在冲动,未能形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因而“十七世纪时,英国得以摆脱马尔萨斯抑制〔5〕, 而法国和西班牙则未能幸免”〔6〕。

从诺思等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点启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有赖于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通过对产权的明确界定和有力保护,激励人们基于自身的财产权利,去追求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会产生,经济才可望实现持续增长。当然,诺思等学者所考察的对象是私有制社会,因而认为取消对私产的限制性做法,允许自由转让,对私产给予有力保护是确立有效产权制度的内容,这对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自然是不能简单搬用的;但是,无论是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都应当得到明确界定和有力保护,使产权关系真正明晰,并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产生真正的市场主体,促成经济的持续增长。

明晰产权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必要条件

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经济可望实现持续增长,这是由于明确界定的产权规定了人们受益受损的边界,人们可以基于享有的财产权利去合法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从而激发起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在冲动,“经济人”由此获得充分的激励,并因趋利避害的本能而进行自我约束。正是千千万万“经济人”讲求效率和效益的经济活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可见,由此实现的经济的持续增长,一定是数量、规模和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增长,而绝不会是只重投入数量、不讲投入效益的经济增长。这就说明,以产权明晰为条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当经济发展阶段客观上提出了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任务时,即使没有政府的动员和指挥,“经济人”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也会从追求自身最大经济利益出发,主动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由此而实现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明晰产权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必要条件。

对于这一命题的理解,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思考:

其一,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是“经济人”,“经济人”旨在通过经济活动获取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其自身经济利益的实现主要表现为收入增加和财产增长。收入和财产之间客观上具有可以相互转化和促进的内在联系:收入可以转化为财产,在满足个人生活需要前提下节余收入越多,则财产增长越快;财产不仅可以转化为收入,而且积累的财产越多,一般而论,其所带来的收入也越多。只要产权是明晰的,政府不对人们的财产权利作无端限制,允许和鼓励人们通过正当行使产权以增加收入和积累财产,不人为地割断收入与财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对于人们正当行使产权给予强有力的保护,使经济社会中通行产权规则,那么,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就将具有持久的内在动力,并且获得稳定的预期,而不致出现收入使用和经济活动中的短期行为。因此,在明晰产权基础上构建起经济活动的动力系统和激励、约束的内在机制,产生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它们自然会出自追求自身最大经济利益的目的,比较成本与收益、投入与产出,进行真正的经济计算,作出可行的选择,以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如是,在集约经营胜于粗放经营的情况下,它们将主动选择集约经营方式,这是其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动力使然,或者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具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动因。反之,如果产权不明晰,则“经济人”的行为必然扭曲,很少有人会真正关心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经济核算也将流于形式,成本和收益、投入和产出的核算将只是事后的认可,而没有任何经济计算的意义。在此种情形下,人们并不关心投入的产出效率,而热衷于争投资争项目,通过上项目、扩规模来推动经济增长必然成为常轨,实行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难免成为纸上谈兵。

其二,明晰产权不仅会因激励、约束机制的形成而充分激发“经济人”的内在冲动和有效促使其自我约束,从而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提供内在动力;而且还将通过有效竞争格局的形成,以竞争产生的外在压力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有效竞争格局的形成离不开产权明晰这一基本条件,因为只有产权明晰、权利边界清楚,“经济人”才会基于对自己最大利益的追求,积极投身于各种经济活动,奋力拼搏于各种各类市场以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众多的“经济人”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在各种各类市场上自主活动,遂使市场竞争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而在市场竞争行为得到必要规范的情况下,有效市场竞争格局才可望形成。由此可知,产权明晰和必要的规范是形成有效竞争格局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一旦形成了有效竞争的格局,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致败北,除了必须随时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外,不断采用新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实现规模经济,提高资本周转速度,等等,即实行集约化经营,不断提高投入产出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产权明晰基础之上形成的有效的市场竞争,客观上对各个市场主体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将迫使他们尽快采用集约经营方式,从而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192页。

〔2〕道格拉斯·C·诺思等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3〕〔4〕〔6〕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2、152、155页。

〔5〕马尔萨斯抑制, 指经济增长速度慢于人口增长速度而产生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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