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黑非洲冲突与安全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非洲论文,战后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冲突的性质
二战以来，黑非洲一直是一块不平静的土地，历经了40多年的冲突与战乱，始终烽烟不断。近半个世纪中，发生在这里的冲突经历了三次大的质变。二战结束到60年代，冲突的性质主要是由民族独立、自决引发的反殖反帝斗争。在争得独立后，由于美苏争夺战略空间地带，这里的冲突带上了典型“代理人战争”性质。而冷战结束后，冲突基本丧失了“极对抗”色彩，成为一种“外力激活国内制度缺陷而外溢到国际领域”所导致的危机和冲突，即冲突的国内根源作用占主导地位。
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首先是受当今国际格局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的战略组合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重大变化，众多国家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情况消失，出现了多个世界力量中心和地区力量中心，它们日益各自为政，独立行事，并已在相互之间初步形成了一种有效制衡关系，即所谓的“蜘蛛网状模型”（强调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取代原有的“台球模型”（各个分立的国家对他国作出反应，大国主宰小国的所作所为）。〔1〕 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美、日、欧、中、俄形成两类组合：政治上美欧俄和美中日两个三角分别在欧洲和亚太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经济上则呈现北美、欧盟、东亚三足鼎立之势。这两类中心之间形成这种多层次、相互交错的复杂组合，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各国的经济利益，其才是性质和内容均已发生变化的安全考虑。
研究这一大背景，不难发现黑非洲已丧失了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在经济因素已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的时代，由于黑非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日益“边缘化”而导致了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地位的沦落。大国力量纷纷从这一地区撤退，冷漠成了对待黑非洲最常见的态度。从摆脱大国干涉，独立处理内部事务这一点而言，似乎目前黑非洲冲突性质的变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从世界日益相互依赖这一点而言，黑非洲冲突性质的变化并不可喜：这并不是实力的增加导致能摆脱大国的干涉，而是由于其战略重要性的降低，与世界其他部分断了联系，而这些联系中包括大国插手。
二、冲突的原因及其模式
在判定冲突的性质时，冷战后黑非洲的冲突性质已界定为“外力激活国内制度缺陷而外溢到国际领域所引发的危机和冲突”。外力激活导致冲突并非黑非洲所特有，但黑非洲国家特有的国内制度缺陷却导致了其特有的冲突模式，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
所谓“外力激活”，在黑非洲，主要是指冷战后，西方国家在此推行的援助与民主化状况挂钩的政策并以多党制、人权和市场经济作为政策的三大支柱（这引发了持续的社会动荡，部族矛盾乃至暴力冲突和内战），但是这种“外力”所起的破坏作用并不同于冷战时期大国直接涉入并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而是一种“激活、引爆”作用，可以说冲突的产生与持续并非西方的利益所在，而且也不再在其控制之中，而且一国的冲突又可以成为“激活”另一国冲突的“外力”。
国家的“国内制度缺陷”，简言之就是由国家制度原因产生的种种问题，这在黑非洲国家集中体现为国家一体化程度低，中央权威丧失；具体则是部族主义的解构消极作用与政权腐败相交织。
冲突的模式则为：外力激活国内的部族主义并形成分裂势力，引发内战。由于部族的跨界性，引起或加剧邻国的冲突，并与邻国形成相互冲突，由此向周边蔓延，形成一片不稳定或冲突地带。这样一种互相渗透的连锁循环反应在启动后将超越某一国的控制，而且具有一种类似自动的扩展机制。
（一）冲突的根源
1、部族主义与国家一体化程度低
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意味着有效中央权力的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地域与种族差异的消除，以及民族国家的同质。但黑非洲国家几十年的历程始终未能完成这一过程，相反在不少国家出现了“黎巴嫩化”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与欧洲、亚洲相比，黑非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在极其特殊的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在欧洲和亚洲是先有民族，后建立与民族范围大致一致的国家；而非洲大陆则是国家形成在前，现代民族形成在后，大部分国家不是社会历史循序发展的产物而更多是人为的结果。
首先，非洲进入近代时经济发展水平比欧亚一些国家低得多，最落后的部族处于原始采集狩猎阶段，其他部族处于极其粗放的游牧和锄耕农业阶段，社会基本是部落村庄制，〔2〕 而且黑非洲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特别是班图人在历史上的不断迁徙，造成了族群众多、语言文化差异十分悬殊的状况。据统计，仅在扎伊尔就有300多种语言，200多个部族〔3〕，6个最大的种族集团只占总人口的30%〔4〕。 从近代至今，黑非洲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远未达到打破各部族的隔离并使其融合成现代民族的程度，而民族国家的真正形成必须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础，但黑非洲国家绝大多数并不具备这个基础。
其次，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与统治也严重阻碍了黑非洲现代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长达几百年的奴隶贸易造成或加剧了部族间的分裂、仇恨与疏远；西方列强瓜分非洲又捣毁了18～19世纪强盛起来的一些黑非洲王国，打断了黑非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最为严重的是西方列强以几何线、经纬线划分非洲的国界，致使“44%的非洲边界是按经纬线划的，30%的边界是用直线或曲线划的，仅有26%是由河流、湖泊或山脉构成的自然边界线。”〔5〕这把许多部族支解得七零八落， 埋下了日后边界和民族冲突的祸根。
1884～1885年柏林会议确定了殖民大国对非洲的分割并划定了延续至今的边界，这些任意划定的边界线不只是分开了本应属于一体的东西，而且它们还把不适合在一起的东西拼凑在一起，使每一个殖民地都是上百个民族或部族的拼凑体。虽然在独立以后的1964年第一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就承认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达成了一致，从而使发生在黑非洲的边界冲突缓和下来，但是人们不能命令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所有民族和睦相处，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是威力很大的炸药，一旦遇到火花，它就会爆炸。
因此目前的黑非洲，许多国家尚处于民族的形成阶段，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许多族群和族群集团并未融合到一体化的民族中，民族的均质性并非很单一。部族作为氏族部落向民族过渡阶段的一个概念，更适合于黑非洲目前的状况。考虑到在民族均质性较差或缺乏的国家，民族与国家存在的对立，那么处于前民族阶段的部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就更弱了。黑非洲部族具有强烈的集团意识，强调对本部族的认同和忠诚，这种部族感情往往是部族团结的纽带，并且由于它们的归属感往往超越国界，同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同族人保持着密切的乃至亲缘的关系，从而导致与对所在国的认同和忠诚的不一致，由此从根本上会产生政治解构化的消极作用。正如科林·勒古姆所解释的：“分裂非洲社会的各种文化上亲缘关系的复杂模式形成阻碍民族一体化的重要因素。”〔6〕
部族主义本质上具有对现代化国家政治的破坏作用，而在黑非洲，由于殖民时期以及后殖民时期的种种原因，加剧了这种作用，使得部族主义在国内发展成为分裂主义，在跨国界间形成泛部族主义，从而引发了现今黑非洲普遍的国内和国际冲突。
部族主义给黑非洲的政治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范围涉及部族与政局、部族与政党、部族与边界等多方面的争端，经常导致冲突战乱。这在中非最为明显，在那里，殖民地时代人为划定的边界正在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坦桑尼亚瓦解，随着大批难民来回越过边界的流动，政治上的分界线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无关紧要。
2、黑非洲的政治腐败、制度乏力导致中央权威丧失
黑非洲建立“民族国家”的先天条件较差，政府的合法性往往是动摇不定的，而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又未能弥补过来。严重的政治腐败使得对国家的“离心力”超过了“向心力”，中央政权并不能有效施行民族一体化的政策以巩固脆弱的“民族国家”，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从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获得的政权难以转变成为具有广泛权力的有效政府结构。
政治腐败虽然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黑非洲的政治腐败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以及影响之大却是独有的。原因在于：黑非洲国家在发展中属于诱发赶超型。国家政权在其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由于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有过多的干涉权，贪污腐化由此有一个因果联系的循环圈，即：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收取租金，行贿者为了寻求承租权而贿赂官员，双方互相利用，政治腐化更为严重。此外，独立后黑非洲国家大多数为独裁政权，权力没有任何制约，加剧了权力对财富的掠夺。而西方殖民统治制度留下来的普选、自由竞选、议会等政治制度与黑非洲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程度不相适应。
腐败在整个黑非洲导致了这样的观念：政府就是拥有整个财富的地方，丢掉了这个权力或与别人分享这个权力就是丢掉难得的资源的权力，不论这是矿藏还是外援。处于广泛贫穷中的各对立的部族渴望得到权力，并且渴望得到授予掌权者的财富和特权，在推翻了一度存在的无论什么党派之后，他们通过按照部族界限任意授予官职或特权的权力来分配由他们支配的财富和势力范围。在每个黑非洲国家内部日益增长的这种对经济资源和政治势力的争夺，进一步加剧了种族的自我意识，促使暴力冲突迅猛增加。在某些国家，例如布隆迪、卢旺达，本国上层统治人物，为了先发制人地防止向他们的统治发起的挑战，竟然采用大规模的官方暴力，实施种族屠杀。而在另一些国家，自认为是被压迫和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氏族和部族，总是要竭力保卫自身利益，通过发动分裂战争建立一个种族国家，或挑起内部冲突以便获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以此反对统治集团的侵犯。
腐败是黑非洲的恶性肿瘤，它蚕食了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降低政府和执政党合法权威，使非洲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国家软弱无力，不能控制自己的行政机器，管理效率极低。中央权威丧失与部族主义的政治解构作用相结合，致使非洲国家社会结构呈多元化、整合能力低，政治体制脆弱，国家政权同时面临着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以及分配危机。在黑非洲国家内部存在着这种种危机的情况下，极易受激引发冲突。冷战时期，美苏对抗掩盖了黑非洲内部的种种危机，这一方面是由于冲突的“极对抗”色彩，另一方面也有美苏势力对峙达到平衡从而压制可能的冲突。而冷战一结束，非洲一方面成了战略真空地带，大国的军事存在纷纷撤退，而另一方面又成了“西方民主思潮”的泛滥地，非洲内部各种势力趁机崛起，以部族主义为核心，结合政党、政见之争，经济利益之争，造成了黑非洲动荡的局势，引发了冲突。
（二）冲突的模式
从非洲大湖地区出现的危机来看，冲突的模式呈明显互相渗透的连锁循环式反应，不同国家的一系列小规模的部族冲突发展为可能蔓延到整个地区的国际冲突。这从一个方面也证明了冲突的国内根源性质。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国内冲突激烈，其后引发布隆迪的军事政变。而到1996年下半年，这两个小国的冲突通过难民蔓延到扎伊尔，而扎伊尔本身的部族主义和政权问题也使得危机外溢，从而与卢、布危机一起形成了冲突地带，并有继续蔓延趋势。
不久前影响最大的扎伊尔东部的这场冲突，从起始来看，是1994年卢旺达部族冲突的某种延续，是部族问题与非洲跨界民族问题的一种交织。据《西亚非洲》1997年第1期葛公尚文章称，胡图族、 图西族都是基本上已形成民族的尼亚卢旺达民族和隆迪民族的组成部分，而后者两族则是大湖地区的跨界民族，同跨卢、布、坦、乌、扎5个国家。 换言之，在扎伊尔基伍地区生活着近600万尼亚卢旺达人和隆迪人。 由于历史原因，扎境内的这两个民族中，胡图人成分更多，这就是为什么卢旺达的胡图难民基本上涌入基伍地区的主要原因（同族同胞不存在什么障碍，仅有国籍不同问题）。问题的症结在基伍地区胡图人的环境中，200年前自卢旺达境内移来图西人一支，住在北基伍穆伦加地区， 故当地人称之为“班尼亚穆伦格”人，目前约有30多万，是扎境内最大的图西人支系，该支系在卢、布图西人重新掌权的情况下，与当地胡图人和涌入的100多万胡图人难民发生了利益冲突，并在卢、布图西人支持下， 把一场部族冲突发展到摧毁蒙博托统治，夺取扎伊尔政权的内战。
这样一场冲突一经发生，就影响到周围国家，在中部非洲发生的冲突不再只是卢旺达的问题和扎伊尔的问题，就像一路上卷掉一切的龙卷风，争夺扎伊尔的战斗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进来，从而揭开了非洲战争进一步国际化的篇章。跨界冲突采取了以牙还牙的形式，关系紧张的国家互相攻击对方窝藏了本国的叛乱分子。现在的乌干达、苏丹也相继有所牵涉。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地区，随着更多国家的卷入，这些冲突将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展现的局面将是超出任何政府控制的地区危机。而且，如果这些冲突使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在大湖地区受到置疑，那么这可能导致许多黑非洲国家发生变化，因为任何按部族或种族划线而提出的领土要求都是对统治着现代国家而经常是脆弱的政权的威胁。破坏大湖地区的稳定将影响到整个非洲的平衡。
三、冲突的解决
鉴于非洲地区冲突的多发性与残酷性，建立冷战后新的安全框架和冲突预防机制已成迫切需要。借鉴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机制，几种可能的途径是：1、区域外大国（原宗主国或美、俄）插手；2、区域内力量中心的牵制、平衡作用；3、联合国、非统等国际组织的介入。 但是在黑非洲，这些途径的有效性值得考虑：1、 苏联的存在促使西方行动起来的动力已经不复存在，西方在黑非洲的利益有限，而且在1993年，美国军事卷入索马里内战受挫，1994年法国对卢旺达的“绿松石”行动无功而返之后，西方意识到卷入非洲冲突的风险远远大于所得，加快了撤出非洲的步伐。因此，黑非洲不同于欧亚地区，目前在这里已基本丧失了有大国参与的以双边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为主的安全战略基础。2、 黑非洲缺乏稳定的地区中心力量，前扎伊尔作为非洲第三大国，自顾不暇，甚至面临分裂的威胁，而近邻南非致力于国内，不愿更多地发挥地区作用。在该地区缺乏坚强有力的地区领导力量。3、国际多边体制作 为冷战后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在黑非洲地区的作用并不明显。迄今已有多边安全合作组织在维护和平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联合国对于冷战后的非洲地区冲突显得束手无策：冷战结束后初期，联合国卷入非洲冲突的最明显的做法是采取了维持和平的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联合国已逐步结束在莫桑比克、卢旺达和索马里的维和使命，并正在撤出安哥拉，而在不久前的大湖地区危机中，联合国的作用基本局限于难民援助。非统作为非洲最大的政府间组织，它既没有兵员也没有资金来进行军事干预以阻止战争的继续，而且它的“不干涉”原则也限制了它制止这类具有国内根源性质的冲突的能力。
黑非洲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十分复杂的国内问题，由于国家之间的疆界横穿各个部落和民族群体，这些分割的群体被强行纳入同一国家。在殖民主义统治时，通常是属于少数派的，且其安全取决于殖民当局的亲善的集团被选作执政者。殖民统治结束后，这些特定的集团被委以继续执政的权力，有时被宪法赋予统治地位。但是，一旦独立导致居统治地位的外部势力退出，在那些还没有融合为同一社会共同体的各集团之间就可能发生权力冲突。因此如何根据宪法以各种方式（这些方式应能减少各文化群体之间的权力冲突，维护各方所珍视的价值，并能减少外来干涉的威胁）来和平处理多民族社会或文化上存在对立的社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最近几年里变得更加普遍而尖锐。冷战结束之后，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影响，各部族（民族）权力意识日益增强，对于当权民族按照家长制的方式或根据宪法的规定赋予少数人的“权力”所存在的抵触情绪日益增强，并且要求权力的实际能力也越来越强，而且这种要求往往获得与之有利害关系的外来势力的支持，在不同国家定居的同一民族之间日益紧密，他们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从而极易诱发冲突并使之呈连锁反应。
如果不把这些国家内部的结构和体制的缺陷考虑进去，那么，各种干涉政策和解决冲突的努力都会失败。因此从根本上说，解决黑非洲冲突问题还在于各国内部的改革。通过以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为后盾、能够推进共有价值的社会化进程来实施社会的一体化，在不同种族、部族之间培育一种实现共同目标的意识，并制订出新的经济发展策略，使得不同的种族和其他社会经济集团都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从而以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形成的良性互动来取代现在的“穷则乱，乱则愈穷”的恶性循环，而随着非洲人自决的成分越多非洲变革的进程会越快，真正独立了的黑非洲大有希望。
注释：
〔1〕《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澳]约翰·W·伯顿著，马学印、谭朝洁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2页。
〔2〕[英]巴兹尔·戴维逊著：《现代非洲史》，舒展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3〕[法]皮埃尔·古鲁著：《非洲》（上、下册）蔡宗夏、 刘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36页。
〔4〕同上，第393页。
〔5〕[埃及]布特罗斯·加利著：《非洲边界争端》，仓友衡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页。
〔6〕[英]科林·勒古姆等著：《八十年代的非洲——一个危机四伏的大陆》吴期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