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记忆工具”——记忆、语言符号、记忆工具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工具论文,符号论文,及其他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记忆
谈“记忆工具”，首先要谈“记忆”。
“记忆”是什么？记忆是物质的产物，是人脑的产物，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在人脑中留存下的“复写、摄影、反映”。生理学者和心理学者从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诸方面，对人的记忆作过许多科学的描述。本文由于作者囿于知识，就不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诸方面来加以描述，而只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来谈一点肤浅的看法，归根到底还是和档案相关联着的。
动物也有“记忆”，有些动物还有特定的记忆功能和记忆方式。我们的古人都知道“老马识途”。动物的记忆只不过是一种本能。而人有意识，“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意识到了的本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36页）因此， 人的记忆不仅是本能的记忆，而更主要的是有意识的记忆。不论是本能的记忆还是有意识的记忆，都要受到制约——人脑物质方面的制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制约。
二、记忆和语言
人的记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受物质的制约。人的记忆，必然要受人的感官（口、眼、耳、鼻、喉、舌、皮肤等）和大脑的制约，人的感官和大脑如果不健全，便不可能有健全的记忆，记下了也很快会消失。每个人大脑的记忆力是有限的。人的记忆也离不开语言和意识。“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35页）语言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 而人的记忆是依存于语言和意识的，记忆是在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其他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归根到底人类是在物质生产和交往中产生了记忆，是在社会生活中留下了记忆。
三、记忆的延伸——记事方式的历史选择
人的记忆，不仅是外界直观形象的记忆。当然客观世界形象的记忆是重要的，或者可以说是人的记忆的基本记忆形态。（空间和时间是客观世界的存在形式，所以人的记忆当然也包括空间和时间）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和交往的发展，日常生产和交往中，社会生活中，便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必然会发生记事。简单的事比较好记，人脑是可以记住的，复杂的事比较烦琐，人脑也可以记下，但要记住就比较困难了。人类于是寻求在人脑以外采取某种方式方法来辅助人脑的记忆。人脑记忆的延伸，于是便有了人脑以外的记事方式的出现。有些人会说，那种记事方式必定是档案。且慢，并不是的，这样说过于简单化了。有些档案学者乐于希望人类很早以前就有了档案，甚至断定早到原始人类刚开始创造工具从事物质劳动，便开始有了档案。人类尚处于用石器木棒来从事渔猎、茹毛饮血的时代，便有了档案，这是很难想象的，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最好先不谈论这样的问题，还是继续我们的历史探讨。
人类寻求在人脑以外采取某种方式来辅助人脑的记忆，完全是出于需要——物质生产和交往的需要，社会生活的需要。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历史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和人类物质生产和交往的发展，是和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相关联着的。确切地说是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的发展的。
人类记忆的延伸，不只是单个人的记事方式。各个人的记事方式，直到现代社会里还会有各个人采用各种不同的记事方式，以辅助各自的记忆。这是由于各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和文化差异而各自采用的。著名作家赵树理的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她在当年解放区农村搞变工队、互助组以发展农业生产，由于识字不够，不能记账，就采用着色的豆子和布条等等来区别各个劳力的出工，以辅助她自己的记忆。这种记事方法当然只能一时使用的，也只有她自己能弄得清楚，或者她的变工队的成员能识得。而我们所说的记事方式的历史选择，主要是谈社会记事方式。各个人的记事方式当然也是社会行为。人类生产和交往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治理众人之事”的首领，不论是推举的还是世袭的，要“治下”，便要“记事”。这种记事就不仅是个人的记忆，而成为社会的记忆。记忆的延伸，不只是个人的记事方式，而是社会记事方式了。这当然是历史发展逐步形成的。这样就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记忆工具”——社会记忆工具了。
四、语言符号及载体
所谓历史选择，意为选择什么样的记事方式比较适合人们的需要，易于识别、通用、达意，又能传之后世。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去世后，记忆也就消失了。作为人类的社会记忆，应该是“历史”的。所以中国上古就有专门做记事的人，称之为“史”。“史，记事者也”。我国上古当然没有“记忆工具”之类的说法，但记忆的延伸——记事，则上古就有了。这就是古书上所称的“结绳记事”。而《周易系辞》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许慎的《说文》序上也只说：“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都没有直接说结绳是“记事”。“为治”也好，“统其事”也好，靠人脑的语言意识来记事都不够用了。结绳不只是“为治”，当然是记事，记事才能“为治”。后人为《周易》作的《集解》所引注：“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结，事小小其结，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相考”、“相治”，治和考都需要。
但是，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或者八卦符号记事的方法，显然都不能达到人们的要求。用结绳或八卦来作为记忆工具，难于识别、记认，也难于达意。人脑记忆的延伸，要达到辅助记忆的目的，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人们也就有意识地创造这种物质基础。这就是，记事必须的语言符号、物质载体和刻记在载体上的工具。而要具备这些，人类的物质文明不发展到一定阶段是创造不出来的。而创造这些都是同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相联系着的。世界各古老的文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语言符号——文字有所不同，载体也有泥板、纸草、羊皮、兽骨等等的不同，书刻在载体上的工具也有不同，而必须有这三者都是相同的。发展到后来，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都采用纸。在现代社会里，最先进的记忆载体和记忆工具，也必须具备这三者，才能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并且也是这三者发展起来的。即使是声像档案、机读档案也要有语言符号和载体为依托；否则便不能辨认、达意和长久保存。现代科学家制造了电脑，科学家们创造了电脑的语言符号和相应的载体，电脑才能“记忆”，才有“智能”，也才能“人机对话”。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谈论“无纸办公室”。无纸办公室是可能做到的吗？可能。但直到现在，离真正不用纸的时代还很遥远。而在我国，从结绳记事到甲骨档案，经过使用金石、简牍、绢帛等等直到使用纸作为主要书写载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都是我国古代中华民族祖先有意识创造的，也可以说人们的社会记忆的需要，发展和创造了档案。世界各国皆然。
那么，在还没有形成有文字的档案以前，人们的社会记忆是怎样延续流传下来的呢？只能靠口头语言的流传，而形成古代的“传说”。这种口头“传说”，现代档案学者称之为“口述档案”，而历史学家则称之为“口述历史”。这种“口述档案”或“口述历史”直到现代社会依然存在，作为人们有文字可考的社会记忆的一种补充，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的一种补充。
五、记忆工具和档案
档案，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记忆工具。档案学者为档案下了种种定义，或者论述了档案形成的诸多要素，从诸方面来探索和阐明档案的形成规律、社会特性和社会功能，以及管理的科学技术方法和法律制度。档案是人类社会的记忆工具，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它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记忆工具也是记忆载体。“工具”是就其作用而言的，“载体”是就其物质储存物而言的。工具也好，载体也好，是使用各种物质材料的统称。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著录于物质载体上，成为社会长久储存的记忆、记事。人类社会从产生档案到现在，人们对档案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档案作为社会记忆工具、记事载体，是人们继续活动的现实轨迹，人们要继续活动离不开现实轨迹；档案作为人们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人们世代延续的历史轨迹，人们要了解和延续自己的历史离不开自己的历史轨迹。档案的这种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现实的和历史的客观需要，从人类社会形成档案之时起，便世世代代延续到当今时代。然而，无论古今中外，并不是所有社会记忆工具，并不是人们社会活动的所有历史记录都是档案。从古至今，人们对记忆工具和历史记录有意识地作为档案保存起来，在认识上都有一个界定、一个规定性——约定俗成的和法的界定和规定性。即使是最先进的电脑“记忆”，也不是所有记忆都是档案。直到今天，构成档案的要素，一直是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者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我们现在谈论记忆、记忆工具、记忆载体（它是人脑记忆的延伸）为理解和研究这个基本问题提供了又一把最为明快的钥匙。不是要用记忆、记忆工具、记忆载体来替代“档案”，而是用记忆、记忆工具、记忆载体来历史地理解和研究档案的形成规律、社会本质和社会功能。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档案的载体也在发展。记忆工具、记忆载体的新变化，已经引起了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者的极大关注。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档案学者在谈论“电子文件与档案理论”，谈论“重新创造档案”，谈论“虚拟文件”，谈论“后保管模式”等等。记忆工具、记忆载体的现实形态会发生变化吗？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些可能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要经过一个社会的历史选择过程。档案工作者必须关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更加自觉地顺应和考察研究这个历史选择过程，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打一个比方：一次性塑料用品，顺应社会需要，曾风糜一时，然而曾几何时，都发生了严重的“白色污染”，不得不废止不用，仍改用布质或纸质的，效果如何？还要看社会的选择。但恐怕也不会变回到旧事物，而要用更新的材料来替代它，并且相信，社会一旦需要，人们会创造出新材料来的。记忆工具和记忆载体所引起的新变化，很可能也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社会选择和历史选择。
在我国北京召开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加拿大人T ·库克所作的大会主报告之一：《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在这篇报告的《前言：记忆、档案和档案史》，一开始就回顾了400年前即16世纪末（1596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提出的一项建造“记忆宫殿”的计划。16世纪末，正是我国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不会得到重视，他传播的西方天文、数学，经由中国学者徐光启学习译著成书，在中国明清之际的历史上颇有影响，而“记忆宫殿”之说则并无影响。库克在报告中由“记忆宫殿”的启示，而引述了原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长让·皮埃尔·瓦洛所说的“为我们当代的历史建立一个活记忆”，“档案馆是记忆的保管场所”等等。并且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回顾自身的发展史，我们的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采用什么样的设想、理论、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他们多年来有何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结构服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影响我们‘智力配方’的是什么社会力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政治功能以便更好地确定未来的方向。”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我国档案工作者来说或许也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政治功能以便更好地确定未来的方向”，或许更是重要的。思考一下这类问题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