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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科学认识论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于哲学认识论的研究领域，它在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上都有不同于哲学认识论的特点。本文仅就皮亚杰有关科学认识论的基本思想作一简略的评价，目的在于为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一种背景资料。
一、科学认识论的目标和特征
皮亚杰对科学认识论的规定，是以传统的哲学认识论为参照系的。而他对科学认识论与传统哲学认识论关系的论述，又基于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独特理解。在皮亚杰看来，科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这就是：科学从事具体特定问题的研究，而哲学则倾向于把知识作为整体来研究。因此，要真正搞清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就必须首先搞清包含在这一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客观的、对全部知识都普遍有效的方法？皮亚杰认为，这种方法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什么方法能把所有的思想家统一起来。整体的知识这一概念至今仍然是（或许永远是）一种暂时的综合，即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综合，因为任何知识在事实上总是被一些并非普遍适用，而是仅仅适用于某些思想流派、甚至某些个人的价值判断所统摄。所以哲学－－哲学家总是同时讨论所有的问题，热衷于研究知识整体，而不属于事实和推理的精确化和严格证明－－不能象科学那样拥有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特定方法，它只能要么不断地重弹自己的老调，要么从科学的进步中吸取新的思考方法而获得发展。与哲学相反，作为从事具体特定问题研究的科学，则由于双重的牺牲－－强制的划界和强制的证实－－而不断获得进步。正因为如此，所以皮亚杰十分赞赏笛卡尔的观点：用于哲学沉思的时间不应超过每月一天，余下的时间应更有效地用于实验和计算！
皮亚杰强调，历史已经证实了他的上述结论。因为从古希腊时代的数学一直到当代的实验心理学，所有的科学都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进程。皮亚杰认为，这一越来越多的特定问题与形而上学的分化过程，对于科学和哲学都是有益的。一方面，正是哲学的这种牺牲导致了科学的发展；另一面，哲学自身也由于被迫作出牺牲后又从科学进步中吸取新的养料而得到复兴，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都是如此。因此，历史表明唯一真正富有成果的研究是对特定问题的研究，为了科学和哲学本身的进步，应该尽可能使越来越多的特定问题与哲学分开。
基于对科学和哲学关系的上述理解，皮亚杰强调，应该把认识论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不靠哲学前提，只靠科学思考来建立一种科学的认识理论。他认为，由于现代科学（包括实验科学和演绎科学）的发展，认识论或科学认识论当前已呈现出一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态势。其突出表现是，“当代认识论已不再仅仅是哲学家的工作，而是越来越趋向于以探讨每一门科学的‘基础问题’，反思每一门科学的历史的形式出现在所有科学中。”①皮亚杰特别强调心理学研究对于认识论分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传统哲学认识论研究的一个共同缺陷，就是忽视心理学的证明而流于空泛的思辨。相反，科学认识论的直接目的或者说第一个原则，就是严肃认真地探讨心理学，用可以实际验证的分析取代思辨的心理学。这样，我们就可以由心理学直接扩展而为科学认识论。也就是说，心理学研究对于科学认识论的独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皮亚杰认为，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认识论，已经完全不同于哲学认识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目标不同，或者说提问题的方式不同。哲学认识论讨论的是“什么是真理”、“科学知识是什么”这一类普遍的问题。这样，即使我们明确规定我们讨论的是科学真理和科学知识，我们还是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外在世界的实在性和心灵的本质等等基本的形而上学争端之中。与哲学认识论相反，科学认识论探讨“各种知识形式是如何成长的”，或者说，探讨“一个较低的知识状态怎样过渡到较高的知识状态”。因此，与哲学认识论相比较，科学认识论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1)每一特定的科学领域都能回答它的知识形式是否已经增长这一问题；(2)在一个明确限定的知识领域中，对于各种认识论要素如推理、经验、直觉和公理化等对知识成长的作用，所有人的判定和理解都能达到一致。因此，科学认识论的目标能使一切科学家摆脱形而上学的纠缠，撇开各自的哲学信仰来进行普遍有效的认识论分析，而不至于象哲学认识论那样陷于毫无成效的、无休止的形而上学争论之中。
我们认为，皮亚杰对科学认识论和哲学认识论所作的区分，其基本思想是合理的，而且已为现代认识论的发展所证实。现代认识论的演进，突破了近代认识论研究中的机械论和思辨方法，摆脱了近代认识论研究的单一化格局，展开了对主－客体关系的多层面、多方法研究。从现代认识论的研究目标和方法看，的确存在科学认识论和哲学认识论这两种基本的认识论形态。科学认识论主要与自然科学相联系，根据心理学、数理逻辑、科学史、脑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学、生理学、系统科学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侧重从微观角度研究主－客体关系，探讨科学认识活动的基本结构和程序，如自然化认识论、进化认识论等。哲学认识论则主要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联系，侧重于从宏观角度对主客体关系作文化－历史的总体性观照，以说明主体如何创造性地改造和把握客体，如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等。
现代认识论研究之分化为科学认识论与哲学认识论两种基本形态，是有其客观根据的。因为作为认识论研究对象的主－客体关系，本身就是多层次、多侧面的。首先，无论主体还是客体，都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存在，是物质自然界的一部分，具有自然属性。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同时，“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②这种表现和确证主体本质的感性对象即客体也呈现为一种自然存在物。其次，主体和客体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一种社会存在物。这是因为主体和客体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并始终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同时，表现和确证人的生命的感性对象也具有一种社会的属性，是“人化的自然”。由主体－客体的这种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决定，我们既可以在生理心理（自然）层面上研究主客体关系，也可以在社会－文化（社会）层面上研究主－客体关系。这就意味着，无论是科学认识论还是哲学认识论，都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层面上探讨主－客体关系，在本质上是互补的。
问题在于，皮亚杰对科学与哲学、科学认识论与哲学认识论关系的理解，完全抹煞了哲学的作用。我们认为，皮亚杰在这一问题上起码存在两个缺陷：(1)皮亚杰把整个哲学发展史理解为只是某些基本论点之间的矛盾积累过程，这种观点无疑是十分肤浅的。黑格尔早就指出：“全部哲学史是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相反，“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③皮亚杰显然没有看到哲学的这种有机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仅仅对哲学史作了一种外在的表面的理解（其理论根源在于皮亚杰片面地用一种科学主义的眼光来审察和规范哲学，否认了哲学对于科学的超越性）。（2）皮亚杰对科学与哲学的多维度关系作了一种单向度的理解，只看到科学对于哲学的促进和启发作用，却忽视了哲学对于科学的批判和指导功能；只看到科学可以独立于哲学而自我发展，却忽视了哲学的演进也有其内在的动力和机制。因此，皮亚杰根据科学脱离哲学这一历史进程而得出的用科学认识论取代哲学认识论这一所谓“合乎逻辑的结论”，其实最多也只合乎历史的外在逻辑而不是内在逻辑。
二、科学认识论的方法
皮亚杰认为，与认识论从研究知识是什么转向研究知识是如何成长的这一过程相对应，科学认识论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别于传统的哲学认识论。在他看来，研究知识的成长有两种相辅相成的方法，这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和历史分析或发展分析的方法。
首先，由于一切科学知识的增长都意味着一种思想上的进展，也就是说，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推理过程，因此，我们能够根据那些使得知识增长成为可能的判断和推理过程来研究这种增长，这使我们可以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在发生认识论中，皮亚杰正是以逻辑－数学结构为参照系，运用逻辑方法来说明儿童思维结构的成长过程的。它是皮亚杰对认识活动的研究得以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④
但是皮亚杰又指出，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仅仅凭借逻辑方法是不够的，因为逻辑方法不可能充分说明主体在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且逻辑的形式化本身也是不完备的。首先，逻辑不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种，因此它不能为知识奠定一个单一的价值基础。其次，哥德尔定理证明了形式化本身是有限度的，逻辑本身不能说明不可证明的公理和不可定义的概念。其三，知识不仅有形式化的一面，还有其他的方面，而且逻辑系统本身也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产物。因此皮亚杰强调，逻辑分析必须求助于概念的发展分析。概念的发展分析是科学认识论的另一个基本方法，而它本身又是一个双重的方法，即历史批判的分析和心理发展的分析。
由于科学知识的一切成长都具有一种历史的特征，因此皮亚杰认为，要想理解科学知识，就必须尽可能精确地重建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即通过考察概念的历史形成来判断其真实的含义。其中皮亚杰特别强调科学史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皮亚杰所理解的科学史并不是科学发现的历史，而是一种智力史或思想史，即科学概念史。“历史批判方法的任务，是要说明诸如数、速度、空间、时间等基本概念间的结构与发展的关系”、“它提供了某个概念所属概念网的结构”。⑤但是，仅仅凭借历史批判方法远不能说明科学知识增长的一切问题。这是因为，历史批判分析说明不了科学知识增长的机制问题。因此，科学认识论研究还需要求助于心理学，以便对历史批判分析方法进行必要的补充与扩展。皮亚杰认为，科学认识论好比是一种认识结构的比较解剖学，它将不同科学领域中很不相同的知识建构过程加以比较，以说明科学思想发展的阶段和科学在征服现实中所运用的机制。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可为科学认识论提供比较研究的基础，因为“儿童心理学不仅在描述个体心理发展的阶段方面，而且在研究这种发展本身的实际机制方面，都肯定是一种心灵的胚胎学。”⑥
发展心理学作为一种精神胚胎学，通过研究个体由出生到成年的进化过程中的基本思想概念或范畴的结构发生情况，来重建认识结构的发展程序，阐明主体认识获得客观必然性的内在机制，从而为理解科学发展史提供了一把钥匙。例如，发展心理学研究证明了意识在本质上是向心的，就是说，意识是从运算的外部结果开始，而后才返回到它们的内在机制的。把这种心理发展规律应用于科学史，就不难理解：当希腊人已经了解代数并具有某些解析几何观念时，他们为什么不先进行运算组合而致力于从数学之外去寻找数学的实体，从而以一种投射于外在世界并与主体活动相分离的实体形式来实现这种运算的结果（如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等）；为什么只有到了十八世纪，“主体建构活动的思想才打破了这种原始的实在论，同时在数学中带来了运算的观念化，在认识论中带来了我思故我在的发现。”⑦毫无疑问，皮亚杰把基于个体心理实验研究的发展心理学模式引伸到人类思维发展过程中，根据个体思维发展模式来重构科学思维的发展过程，其基本精神是符合辩证法的。正是由于他始终注意把儿童认识发展进程中每一新特性的建构都与科学史上概念的重大变革联系起来考虑，才使他能以一种高于传统认识论的眼光来审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从而提出了一系列颇富新意的独到见解，并大大改造和充实了传统认识论研究的历史批判方法，使历史和逻辑一致性原则在现代科学认识论中获得了新的辩证重建。当然，皮亚杰过分强调认识的个体发生而忽视对认识的人类发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理论的视野，从而不能不影响其认识论学说的理论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皮亚杰十分强调心理发展分析在科学认识论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但他并不以此否认其他方法的重要性。在皮亚杰看来，心理发展分析与逻辑分析和历史批判分析在本质上是互补的，三者不可偏废。皮亚杰的这种观点，使发生认识论明显地高于现代科学认识论的两个基本派别：试图把科学认识论建立在逻辑数学分析基础上的逻辑经验主义，和试图把科学认识论建立在对科学发展的历史考察基础上的历史主义。
列宁曾经指出，认识论应该研究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为此，认识论必须研究“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等。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试图从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出发，通过对认识胚胎发育模型作结构功能的历时性分析（发展心理学研究）、对科学思想史作历史批判的审视（科学史研究），来揭示人类认识发生发展的一般性特征和内在统一性，并以逻辑的形式（逻辑数学结构）再现认识的这种历史真实，从而使认识论研究获得了一种历史的或历史批判的高度和广度。这不仅大大拓展了认识论的研究领域，而且使认识论研究摆脱了纯哲学思辨的束缚，成为一门与所有人类科学都直接相关的科学。
注释：
①⑥⑦皮亚杰：《心理学与认识论》，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23、9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68页。
③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0页。
④参见拙文：《发生认识论：一个运用系统思维研究微观认识论的范例》，载《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⑤R·F·基金纳：《发生认识论的本质和范围》，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2年第4期。
⑧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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