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羊论文,学说论文,春秋论文,特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2)06-0015-07
一、《公羊传》所奠定的基础
“公羊义法”的源头在于《公羊传》对《春秋经》的解释。《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代表了从义理方面解释《春秋经》的一派，与着重从史实方面解释《春秋经》的《春秋左氏传》迥异其趣。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据鲁史作《春秋》。
《春秋》记载242年史事，只用了大约1万5千字，用词极其简略，寓意却极其深刻，蕴含着孔子辨正是非、纲纪天下的道理。故儒家巨擘孟子对《春秋》重“义”的特点作了精辟绝伦的评价，认为孔子修《春秋》是“行天子之事”。孟子历述自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这些圣人伟大的历史功绩之后，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滕文公下）他深刻地说明，《春秋》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因目睹王室衰微，原有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紊乱，恐惧日后情形将越发不可收拾，他要挽狂澜之既倒，于是采取修《春秋》的方式，以褒贬之手段，明是非，别善恶，要使社会恢复到他所认为的“天下有道”的局面。孔子这样做是针砭世事以纲纪天下、垂法后人，虽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孟子并认为《春秋》的褒贬手法有极大的政治威力，“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赋子惧”，同大禹治水、周公治天下一样功德盖世。孟子还总结《春秋》具史事、史文、史义，而最重要的是“义”，不仅是《春秋》的灵魂，而且是孔子垂法后世、成为万世师表的关键。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离娄下）先秦诸子中，不独孟子如此重视《春秋》重“义”的作用和威力，《庄子·天下篇》也评论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同样强调《春秋》具有重整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作用。
《公羊传》即以口说相传，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传统的说法，如《汉书·艺文志》云：“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明言《公羊传》是经过长期口头传授之后才成书的。（注：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载：“公羊高受之子夏。”）唐徐彦在其为《春秋公羊解诂》所作疏中记载说：“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徐彦称孔子能预知秦始皇焚书自是附会之辞，而特言孔子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口授子夏，则显然有据。司马迁撰《史记·孔子世家》，根据他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种先秦文献，记载孔子编订儒家六经的伟大功绩，而尤其强调《春秋》在孔子著述事业中的特殊地位：“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由于《春秋》寓含着孔子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所以孔子视之为全部名誉乃至生命的寄托；孔子所要表达的大义，大量地在语言文字之外，无法笔之于书，所以另外以口说传给弟子；弟子之中又以子夏与《春秋》关系最为密切：有关《春秋》著作和传授最为关键的三项，都可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得到证明。
从既重视褒贬书法，又因记载简略无法彰显的《春秋》，到大力推演“微言大义”的《公羊传》，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学说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推崇孔子为政治家、视《春秋》为一部政治书、兼具政治品格和学术品格的公羊学派，与西汉末年才流传出来，推崇孔子为史学家、视《春秋》为一部历史书，着重从历史事实方面加以发挥的《左传》学派，形成明显不同的风格。西汉初年，经过秦末大乱以后，需要重建并巩固封建统一国家，需要创建适应封建制度成长和版图规模远超前代的制度。而《公羊传》倡导“大一统”、尊奉王室、拨乱反正、为汉代制法为孔子学说的根本大义，这就恰恰符合时代的需要，成为西汉皇朝政治指导的学说，因而显赫于世。《公羊传》又再三强调“三世异辞”，其中包括着宝贵的变易哲学观点，这又给西汉和东汉思想家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据此而创造出新的学说，形成一套具有积极意义，且与社会生活密切相联系的历史哲学。从长期传授的《公羊传》（注：笔者按，据唐徐彦在其为《春秋公羊解诂》所作的疏中引戴宏序云，《公羊传》的传授，自公羊高至公羊寿共历四世。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奠定了公羊学说的基础，到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初步构建了公羊学说的理论体系，到东汉末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形成比较完备的公羊义法，公羊学说的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应从演绎的观点来把握公羊义法的发展及其政治历史哲学的奥蕴。
在《公羊传》中，公羊学说的基本命题和政治历史观点只是初步具备雏形。原来在《春秋经》中，每年纪事首冠以“王”，称“王正月”，这显然表示孔子尊奉周王室的政治态度，但限于《春秋经》的体例，只有“书法”，而无理论上的阐发。《公羊传》则解释《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发挥了可贵的创造性，明显地将“大一统”提到开宗明义首项宗旨的地位。鲁隐公元年传解释“王正月”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所发挥的“大一统”说，便成为孔子这位儒家圣人提出来的最高政治指导原则，要求全中国臣民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绝对服从于“天子”之下。《公羊传》把这项最高政治宗旨体现在各个具体史实的解释之中。僖公二十八年传解释践土之会：“公朝于王所。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一再表示对晋文公以臣召君行为的贬责，而为周天子讳言真相。对于僭越天子的行为，《公羊传》则表示恐惧至于极点，不敢明言。隐公五年传云：“初献六羽，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始僭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谴责僭越行为，即是表示尊奉天子。
《公羊传》三次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注：《公羊传》先后三次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为：隐公元年：“公子益都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桓公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内大恶讳，此其月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哀公十四年：“《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十四年？曰：备矣。”）这是公羊学“张三世”命题最早的雏形。其中包含着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发挥，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异辞”指用辞不同。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传闻的时代，为何用辞不同？这是因为时代远近不同，史料掌握详略不同，文字处理因而不同。不仅如此，《公羊传》更有特别的解释：“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2]（定公元年）讲的是时代越近，孔子因惧祸而有忌讳，故多采用隐晦的说法。《春秋》又何以终于哀公十四年？《公羊传》解释说：“备也。”以上所说，除证明《春秋》是一部重褒贬的政治书外，还有两层意思：一是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这三个时代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二是孔子修这部《春秋》，起自隐公之时，最后到哀公十四年，才达到完备齐全。
《公羊传》还提出“拨乱反正，以俟后圣”的观点。在其终卷以画龙点睛的方式，强调《春秋》有拨乱反正的政治威力，为后世立法，与开宗明义讲“大一统”，正好首尾呼应。《公羊传》终卷哀公十四年传云：“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意思是，《春秋》终于此年，是孔子精心安排的。因为“西狩获麟”，是王者出现的瑞应，“受命之符”，表示新的天子要出现了，代周而起。所以孔子作《春秋》不是普通的史书，而是具有重新安排天下秩序的意义，“为一王之法”。 《公羊传》进一步强调“以俟后圣”的政治意义，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强调是孔子有意修成的政治书，通过明是非、别善恶，以绳当世，为后王制法，故是拨乱反正的最高准则。根据以上分析，可清楚《公羊传》已将公羊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命题提了出来，但论述尚未深入、丰满，尚需后来的继承者将之演绎，才能成为有理论体系的学说。
二、董仲舒构建的理论体系
董仲舒和何休即继承了解释《春秋》义理《公羊传》的基本方向，他们结合了对于时代的感受而大力加以推阐，标志着公羊学说的重大发展。在汉武帝时代，春秋公羊学因力倡“大一统”，主张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主张“改制”，而成为最适合时代需要的学说，同汉武帝“夙兴夜寐以思”，冀图“兴造功业”的愿望正相应和。汉武帝征贤良，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应对（注：董仲舒对策年代，《汉书·武帝纪》明确载于元光元年，但有不少论者主张应系于建元元年。现采用徐复观、周桂钿的意见，仍定于元光元年。徐复观所著《汉代思想史》论云：“《汉书·武帝纪》于元光元年，记武帝策问之文，其为明备；不以此断定董生对策之年的标准，而另作摸索，将皆流于穿凿”。确为斟酌多处记载而得的审慎之见。），又挥《春秋》之义，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受武帝赞赏。故史称：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3]（董仲舒传）如果说，儒家学说在武帝时代走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那么春秋公羊学则无疑地成为西汉中后期政治指导思想和社会指导思想的主角。董仲舒以毕生精力治春秋公羊学，既深得经典的阃奥，又自觉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大胆而成功地诠释《春秋》大义，构建了春秋公羊学理论体系。
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大一统”的政治观，“张三世”的变易观，“通三统”的改制观最为重要，以《公羊传》的简略解释相比较，明显地将公羊家法推向新的阶段。董仲舒认为，《春秋》之所以在儒家经典中地位最为重要，是因为它指明了天子是承天命而治，具有无上的威权，并规定了国家的大纲大法。他在《春秋繁露·玉英》篇中，强调《春秋经》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乃是集中地表达天子统治的神圣性和确保封建国家得以大治的根本纲纪这些最重要的义理：“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注：按，此字据《玉海》所引应作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之大行。”这段话体现了解释《春秋经》至关重要的“微言大义”，包括帝王承天而治，位居至尊；帝王的号令必须符合天的意志，故人君首先要正心；诸侯必须忠于王室，才有其合法的地位；故诸侯必须秉承王的旨意，正境内之治，实行善政。总之，经过董仲舒的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却是从根本上确定了封建政治的伦理和秩序，王者承天意以行政事，封建国家的政治行动都是由上天安排的，以此论证王权的神圣性和正确性。因此说“五者俱正，而化之大行”。而《春秋》全书更是孔子上探天意，下明得失，包含辨正天下复杂事物之是非的精微道理，所以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由此可见《春秋》这部经典对于封建政治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向汉武帝郑重陈述的是完全同样的意思：“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3]（董仲舒传）并且直接阐发孟子及《公羊传》中论述《春秋》“行天子之事”，“制《春秋》义法，以俟后圣”的意义，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董仲舒更剀切地申论：“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意为《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之间的史事，乃是处处体现出孔子欲使明王达到国家至治的良苦用心，所以孔子的门人子贡等人深刻地领会孔子的这番义旨，懂得《春秋》义理深切，足为后王治国的宝鉴。如不按《春秋》之大义实行，则将导致国家礼义制度崩坏，以至亡国灭身。如能按《春秋》所制定的纲纪治国，则不但可以免祸，而且能达到尧舜那样的境地。
董仲舒还将《公羊传》中“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朴素归纳推进为“张三世”说的基本命题。《春秋繁露·楚庄王》说：“《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所见世，当事人或其近亲都在世，容易招祸，记事使用什么书法忌讳多，因而用词隐晦；所闻世，对于事件造成的祸害感受真切，因此记载明确详细；所传闻世，恩惠和感情都减弱，因此记载简略。《春秋繁露·奉本》篇对“张三世”变易观也有集中的解释：“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至尊且高，至显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润泽而所被，条条无疆。……大国齐、宋，离（不）言会。（注：笔者按，不字衍。此言“离言会”，是对所传闻世“外离会不书”而言，因此时已为所见世，社会已进步，故书外离会。《春秋》定公十四年载“齐侯、宋公会于洮”是也。原本《春秋繁露》此作“离不言会”，显误，衍—“不”字。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对此考证甚确，今从之，去所衍“不”字。）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言我。邾娄庶其、鼻我，邾娄大夫，其于我以亲，以近之故，乃得显明。隐、桓，亲《春秋》之先人也，益师卒而不日。于稷之会，言其成宋乱，以远外也。黄池之会，以两伯之辞，言不以为外，以近内也。”论述所见世（昭、定、哀）因时代不同，故书法与所传闻世、所闻世也有明显的不同。在所传闻世，因社会尚未进步，故只书鲁国君赴会，对鲁以外的国君相见，一律不言会。而《春秋经》定公十四年则载云：“齐侯、宋公会于洮。”因为此时已是所见世，凡诸夏之国都早就不视为外国，所以鲁国以外国君相见，也明确记载其会见。书法不同，证明公羊学“三世说”实有显示历史发展之不同阶段的含义。
董仲舒所总结的“通三统”说与上述“张三世”有密切关系。“张三世”是对《春秋经》所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提供以历史变易观为指导的划分方法，“通三统”则把眼光放得更远，纵观自五帝、三代以来的历史，从中总结出更加深刻的历史变易观和改制的哲学政治主张。董氏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中论述甚详。“统”指纲纪，不同的朝代治国方法各异，形成各具特征的纲纪制度。董氏概括为，汤受命而王，时正白统；文王受命而王，时正赤统；《春秋》应天作新王，时正黑统：证明因历史变化而变革。这一理论的核心是显而易明的；当新王朝代替旧王朝兴起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是“受命而后王”，是天命所归，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作乐”，开启观念和行为迥不相同的新的时代，以有效地实行“一统于天下”。三统论又与三代实行不同的历法直接相关。由于“三正”不同（注：指夏、商、周实行的历法，各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首，十一月为岁首之不同。），故万物有处于即将生长，处于萌芽状态，处于根株积累力量状态的不同，故有尚黑、尚白、尚赤的不同。《三代改制质文》篇并加以排比援引，作为三统说的进一步根据。“通三统”理论外衣有神秘色彩，其实际内涵却有重要价值。董仲舒此一理论主张的实质，就是要解释历史的变化和治国办法的不同，其现实价值是讲汉代要“改制”，要创立新的制度、办法。三代颁行的历法（即“正明”）不同，夏历建寅，殷历建丑，周历建子，旧的历法不适用了要实行新历法，所以夏、殷、周有“三正”的不同。三代的服色又有尚黑、尚白、尚赤的不同。三代又有迁都、作邑的不同。董仲舒这种历史变化的观念，本来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具体的变化归纳而得的，这本来是很有意义的理论创造的成果。可是他在表述时，却不说明是由具体史实变化而实行归纳而得，却采用了相反的逻辑方法，说成演绎而得，于是这一理论颠倒过来，成为由夏、商、周三统不同，故有正朔、服色、迁都、作乐的不同；不幸之由于当时科学认识的限制和有意识宣扬“天命论”，更使“三统论”蒙上神秘的色彩。
以上董仲舒对“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的阐释，为公羊学建构理论的体系，这是他对经学史所作的重大贡献。在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成为一代显学，董氏也成为学者宗从的一代儒家大师。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向董仲舒学习公羊学说，公羊学的变易观成为司马迁进步历史观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何休对公羊义法的总结
何休生活于东汉桓、灵之间，与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郑玄同时。当时，古文学派兴盛的趋势已人所共见，但何休不随波逐流，仍然酷爱今文公羊学说的政治历史哲学，潜心发愤十七年，著成《春秋公羊解诂》，成为后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仅有的保存今文学说的一种注本。他在《公羊传》和董仲舒、胡毋生的基础上，把公羊学再向前推进，《解诂》一书遂被学者称为“比较完备的公羊学派义法的总结”[4]（第163页）。
何休的贡献突出地体现在推进“大一统说”和“三世说”，确立了公羊学说的两大主干。《春秋公羊解诂》对大一统说的论述更加理论化了。隐公元年何休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为：“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惟王者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又曰：“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何休的解释，显然有高出于中古时代“皇权神授”这一普遍认识之处，他还从事物发展变化的哲理深度加以论述，提出“元”即是“气”，是世界物质性的基础，“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由此构成天地万物。那么“王”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就赋“养成万物”、统理一切的职责。就哲学意义言，他提出“气”是万物之原的看法是深刻的。紧接着在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时，他又进一步发挥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又说：“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按何休的解释，要真正体现天子之“大一统”，就须将自王侯至于庶人，以至山川万物，统统置于天子的治理之下。同时他又以一种类似“世界图式”的理论，论证“大一统”的合理性和神圣性。在这一由“元气”、“天”、“天子政事”、“诸侯治国”五位一体的世界图式中，“王”处于中心位置：由“元”这一生成宇宙万物的来源决定的意志，由天的意志决定王的政教设施，由王的政教设施决定诸侯的即位，由诸侯的即位决定境内的治理。如此“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难道不是确凿无疑地说明天子的一统权力是宇宙的法则、万物的根本吗？这样，对于天子大一统权力如何体现和大一统权力从何而来这两个问题，何休都从多层面、多角度作了论述，因而比起董仲舒的论述更具理论深度和更加有力。
再者，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体系。
何休曾提出“三科九旨”，“三世说”是其中的核心部分。《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隐公卷第一》徐彦疏云：“问曰：《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其义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作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何休对“三世说”的系统阐发，则见于《解诂》隐公元年对传文“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解释：“所见者，谓昭、定、哀，已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小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用形象化的、简洁的语言，描述历史变易进化的哲学道理，这是何休对公羊三世说历史进化观的重大贡献。历史变易和阶段进化是其“三世说”的灵魂。“三科九旨”也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变”的，互相有着紧密的联系，故徐彦《疏》云：“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一科三旨，“新周、故宋、以《春秋》作新王”，是把“通三统”与“三世说”直接联系起来，共同体现公羊家历史观“变”的实质。“新周、故宋、以《春秋》作新王”主要是从总结以往的历史讲“变”；“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本身是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变”；从中引申、发挥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则是讲包括未来在内的历史全局的“变”。“二科六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在整个“三科九旨”中处于核心地位。“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是上述核心部分在民族关系上的体现。总之，何休的“三世说”吸收了古代思想家的成果，创造性地融为一炉，以其哲理内涵的深刻性和理论的多层次性，为清代公羊学者引发新义、创立新说奠定了根基。与上述“大一统”和“三世说”相联系，《春秋公羊解诂》中对于“《春秋》王鲁”，“待圣汉之王以为法”，以及倡言“国重君轻”、声讨暴君虐民的罪恶等，都有精彩的论述。因此何休的这部著作堪称是公羊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四、公羊学理论的基本特征
公羊学说的形成和丰富，自战国起至东汉末，经历了五、六百年。由《公羊传》奠基，胡毋生《条例》和董仲舒《春秋繁露》发展，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系统地总结，如此世代努力，构建起公羊学说的理论体系，并成为今文学派的中坚。中国儒学具有繁富的内容，在不同时期，以及在不同学派身上，形成不同的特色。就汉代形成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而言，就各具特色，在此后历史长河中，适应不同时期政治、文化条件的需要。古文学派有其长处，如重视史实，讲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不讲或少讲灾异迷信，讲究文字、制度、名物训诂等。与之相比，以公羊学说为代表的今文学派也有自己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如下三项。
一是政治性。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怀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精神。孔子志在安邦治国，希望实现“天下有道”的局面，孟子反对暴君污吏，反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主张实现统一，主张施行“仁政”。公羊学派继承了先秦儒学这种积极的精神，主张“大一统”，倡导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而“改制”，谴责暴君贼臣，关心民族关系。公羊学这种“以经议政”的传统，到封建制度衰败的时期，更加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发挥出战斗的力量。
二是变易性。公羊学形成了一具有深刻意义的变易历史观。由《公羊传》提出“三世异辞”，是处于萌芽状态，至董仲舒便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到何休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进化历史哲学。公羊学者吸收了先秦思想家的思想资料，如孔子认为后代对前代制度加以“损益”，韩非认为今胜于古，也吸收了《周易》“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何休的“三世”历史哲学，还糅合了《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而加以改造。《礼运》篇讲“天下为公”的“大同”世是在遥远的古代，而现今是“大道已隐，天下为家”的小康世，历史是退化的，何休加以改造，概括出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进步历史观，相信人类社会将进步到“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理想境界。“三世说”与“通三统”相贯通，强调自古代以来，社会和制度都在变，那么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又强调时代越来越进步。这两个核心观点都反映了历史演进的本质，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到了清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处在旧制度行将崩溃，近代化进程即将开始，西方的侵略和西方文化传播同时出现的特殊阶段。面临这种空前历史变局，公羊变易历史哲学便被进步思想家们所利用、改造，形成一套敏锐反映时代前进脉搏的新的变革学说，从而迸发出异彩。
三是解释性。公羊学说专讲“微言大义”，对《春秋》或《公羊传》中简略的文字，大胆地阐释、发挥，故公羊学说可视为中国古代一门解释学。从《春秋》的“春王正月”可以得出“大一统”的解释，又从《公羊传》的“大一统”而得出董仲舒“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解释，而进一步又得出何休“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无不归于王者政教统摄之下，以及其以王为核心、“五者相须成体”的“世界图式”。公羊学说这种解释性特点，既有突出的优点，又有明显的弊病。由前面的某一点为发端，解释者可以引发出去，畅意讲出自己的理解，发挥理论的创造性，借解释以立新说，这是其突出的优点。但这种大胆解释，又容易造成穿凿武断，随意比附，流于主观性，这又是其明显的弊病。就公羊学说创造性的优点而论，清代中叶以后进步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将之发扬光大，他们需要倡导变革维新、救亡图强，倡导了解世界，学习西方民主政体和进步学说。公羊学说恰恰在解释经书“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为容纳新思想提供了方便的途径和合理的形式。
收稿日期：200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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