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约”态度：北京政府、南方政府及中共之间的互动——以南方政府(1917-1927)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府论文,互动论文,北京论文,中共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07)06-0619-05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保卫革命成果，相继发动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并在广州先后于1917年成立护法政府，1923年建立大元帅府。随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后迁武汉，称武汉革命政府。从护法政府到武汉政府，尽管名称不同，但一脉相承，统称为“南方政府”，与北京政府相对抗，形成南北两个政府。以两大政府为主导的各派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着激烈的对抗与合作，并在极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政治格局。然而，如何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藉以侵略中国的工具——不平等条约，却是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在对峙格局下，两大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显然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紧密互动、相互影响着的，其间还掺杂着其他在野党派的作用。深入细致地考察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准确地理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还历史以真实面目。综观当前学界对废约史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北京政府的废约运动，而对国民党废约运动的研究则侧重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年）。事实上，无论从废约态度的果断性，还是从废约成果的显著性来看，南方政府（1917-1927年）的废约作为都不可忽视。因此，本文拟以国民党领导的南方政府为主线，对这一时期它废约态度的形成、发展及与北京政府、共产党在此问题上的互动作出基本的考察和评价。
一、中共、北京政府对南方
政府废约态度的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期，在诸多领域革旧布新，但在外交上，却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和特权，反而在外交政策中加以承认。过去在评论这一时期的外交时，大多认为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勇气采取革命手段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而是幻想以对外妥协让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承认，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过于简单，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事实上，正是帝国主义列强蚕食鲸吞中国的局面，刺激着孙中山在19世纪末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有着远超常人的深刻认识。事实上，总结他早期革命活动的轨迹，可以发现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的侵略及其危害。在发动反清革命的过程中，奔走于海内外的孙中山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一系列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抨击列强在华特权的言论。即使在被认为“妥协退让”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也在各种场合有过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言行，其中很多甚至是极为激烈的。因此，可以说孙中山早期的反帝斗争，交织着内心的反抗与实践的妥协这一矛盾，直到1924年国共合作后才开始逐步解决，此时的南方政府终于走上了废约道路。在分裂政治的大格局下，面对如何处理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藉以侵略中国的工具——不平等条约的关系的问题上，国民党的态度必然受到来自其他政治力量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尤以最坚决反帝的共产党和代表中国的北京政府为甚。
（一）共产党方面
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开始以俄为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革命增添了一股最为新鲜的血液。孙中山遂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推动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把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作为自己的重大历史使命，并且很快意识到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最基本的内涵，这在当时党的相关文献中体现得甚为明显。早在1922年6月15日中共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尽管还认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1]35，但该文中明确要求“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1]45，却是中共首次以政党名义公开作出的反帝表示和提出的废约主张。“此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之嚆失”[2]。一年以后，中共三大制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即将中共二大提出的党的奋斗目标的表述由一为“打倒军阀”，二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修订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并提出目前第一项的任务即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3]，实为党的最低奋斗目标。自此以后，中共一直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落实反帝要求的具体目标，并在斗争实践中加以引导。中共坚决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领导的南方政府废约态度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早期的国民党内鱼龙混杂，没有明确一致的反帝意识。“在一大以前，国民党人甚至是最杰出的国民党人在思想上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片混乱。他们一会儿说，先要消灭军阀，然后再考虑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们很少谈论后者。他们一会儿又说，应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彻底改变它的教育，等等。他们没有明确的概念，即在中国不消灭帝国主义，就不能消灭军阀统治，不先消灭帝国主义，国家就不能统一，任何政府，包括真正的国民革命政府就不能建立。”[4]有忌于此，孙中山虽早早地产生了废约思想，却始终不敢公开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是在国民党“一大”宣言（1924年1月）中才公开、明确地提出来的[5]，而在一年前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虽然态度已有所转变，但采用的仍是“力图改正条约”这样的类似于修约的模糊字眼[6]。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出台，从制定到最后通过，都渗透着共产党人的思想和努力。包惠僧回忆说：“中国国民党的宣言和纲领，都经过了孙中山、鲍罗廷及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会商作最后的决定。虽然，孙中山和他的亲信干部，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有他们的意见，而主要的内容如反帝、反封建军阀、联俄联共、工农政策，等等，都是共产党方面提出，孙中山同意决定的。”[7]在面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废除条款的压力之时，也正是由于鲍罗廷和中共方面的竭力说服，才使孙中山“决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政府纲领”[8]。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即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以后的实际斗争中，中共坚决贯彻废约方针，不断加大废约力度，积极提供废约策略，使南方政府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更加坚决，取得的成绩也更加突出。国民党“一大”以后，国共在反帝废约的主张上渐趋一致，中国政治舞台上两股最富生机的政治力量终于走上共同反帝的道路。同时，随着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政策的确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空前加强，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形成了一支以广大民众为坚强后盾的强大的反帝废约力量，成为这一时期废约外交成绩显著的根本保证。
（二）北京政府方面
北京政府是当时代表中国被国际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武装力量尚不强大的情况下，作为非法的南方政府欲推翻军阀政府，需要动员民众的力量；欲获得政府的合法性和国际的认可，需要民意的支撑。而在当时如火如荼的国民外交背景下，民意和民力的巨大作用也是南方政府借外交手段与北京军阀政府在政治上进行对抗的一大利器。显然，南方政府不愿看到北京政府以修约为号召，获得国民的拥护。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向各国发出照会，提出了修约、召开关税和法权会议等要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四天后旋即发表了《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批评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宣言认为，北京政府一年前不惜以尊重不平等条约换取外交团的承认，如今，在国民革命运动大势所趋之下作出此举“大谬不然”，因为中国已屡次提请各国同意修改条约，并屡遭延误，现在仍请求修改，结果如何，不难预料。宣言明确指出北京政府之所以有此举，实是因见废除不平等条约已成为国民一致之主张，故而作出顺应民意的样子，以阻碍国民革命的进行。宣言还进一步地强调，惟废除与请求修改，截然二事，国民必不致为此似是而非之举动所感，则北京临时执政之出此，正与从前满清政府欲以伪立宪抵制革命同一心劳日拙而已。对于不平等条约，应宣布废除，不应以请求修改为搪塞之具。宣言最后提醒国民毋以北京临时执政有请求修改条约之通牒，而宽其督责，致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进行又受顿挫。南方政府揭露了北京政府修约动机的欺骗性、修约结果的必败性、修约本质的反动性。从今天理性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显然，对北京政府的这种评价有失公允，但在当时，却是不得不为之。北京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以与南方政府争夺民意，昭示南方政府应该更加坚定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点，在国共合作逐步展开和深入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开始日益清醒地意识到。所以，在宣言中，国民党南方政府标榜自己“倡导国民革命，以与帝国主义者奋斗；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即为奋斗之第一目标”[9]，这无疑是为了以更为革命的、符合民众意愿的策略赢得广大民众对该党的认同和支持。这种鲜明的指向性、明确的目的性表明，南方政府不单是为了废约而废约，同时也是为谋求与北京政府在政治上对抗，当然这也促进了南方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
揭开国民党的外交史发现，之前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后，将列强以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加以承认。而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人们便会发现，当南方政府取得全国政权之后，一直以“废约”相号召的国民党人，尽管在口头上仍然提及废约的字眼，但在实际上基本是采取了与列强协商修约的方式来更改条约，与北京政府所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不同的是，后来的南京政府所处的地位远远强于北京政府。这也是南京政府比北京政府取得更多一些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国民党南方政府在对峙时期采取的坚决的废约态度以及取得的重大斗争成果，都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如果说共产党方面是促成南方政府废约形成的外部因素，那么，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则是促成南方政府坚持和强化废约方针的外部因素，而对民意的争夺则是这场政治力量博弈的关键所在。
二、南方政府对北京政府废约态度的影响
北京政府的废约外交及中国共产党的废约主张对南方政府反帝废约运动中废约成果的取得有着直接的影响；反之，在南北对峙的大格局下，南方政府的废约外交对北京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对北京政府后期许多重大外交成果的取得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间接影响。
尽管无法代表整个国家与列强交涉废约事宜，但是，南方政府秉承民意，在国民外交运动的强大推动下，就辖区内不平等条约赋予列强的种种特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抗。南方政府对民众的反帝外交运动给予了有力的肯定、沟通、引导和支持，使得其所辖地区的民众参与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层次的广泛性上都远超北方政府。当时的苏联驻华顾问团的翻译在其回忆录中曾这样说：“我现在回忆在广州的时候，眼前浮现出无数集会和游行的场面……广州是能够进行这类活动而不必担心遭到镇压的唯一地方。”[10]183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与苏联废弃了中国与旧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订立了《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虽然与反帝废约没有直接的关系，却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孙中山应邀北上，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推动了反帝废约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在民众的呼应下，南方政府的反帝斗争硕果累累。关余斗争在南方政府的强硬态度下，迫使北京外交使团同意将粤海关关余拨付给南方政府；沙基惨案爆发后，在外交手段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勇敢地改为集中力量向侵略中国的矛头——英国进攻的策略，对英实行经济绝交的杯葛运动，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虽然南方政府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困难加征特别税，由政府自行委派官吏代表南方政府征收，此举不仅增加了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它部分地实现了关税自主。列强虽对此抗议，但终究承认了这一事实，这在中国近代屈辱的关税史上是一大难得的亮点。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和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南方政府强制接受英汉浔租界，之后与英国达成《汉口英租界协定》、《九江英租界协定》，正式收回了英国汉浔租界。正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外交活动中，南方政府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不断提高。苏联翻译在亲历的一次革命集会中，目睹各路游行队伍有条不紊各就各位，为广州群众的纪律性所“惊奇”[10]184。即使在夺取英租界的时候，愤怒的群众仍“秩序井然……未见有任何抢劫、杀人、放火之类的事。没有违反政府关于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规定。”[10]236这一方面是由于南方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足见民众对南方政府权威的认可。
“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是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的重要一环”[11]，并在斗争中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这已为学界所肯定。一战后，作为战胜国的北京政府利用有利时机正式启动了中国政府与各国列强的修约交涉，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突破，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集体交涉的方式注定失败，这为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由于有了这样一些经验教训及一些重大事情的发生，使北京政府也逐步走上了废约的道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便是以国共合作为轴心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反帝废约成为革命的基本目标之一。起初，北京政府并未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反对不平等条约和积极进行修约交涉。段祺瑞执政后就公然表示：“孙文所唱之废除不平等条约，偏于理想，余殊不赞成。”[12]但是，在南方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北京政府宣布的“外崇国信”方针，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金法郎案中，段祺瑞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的《中法协定》，在人民斗争的伟力下，成了一纸空文，而迫切需要在国人面前改变形象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上趋于积极。“适值五卅惨案生，视为天幸”[13]。1925年5月30日，令世人震惊的五卅惨案成了一个导火索，它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人们对惨案的制造地——租界甚为痛恨，纷纷要求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并进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决议，指出帝国主义的暴行“所以得逞于中国，实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有种种不平等条约，以为凭借”。如今之事，“则惟有仍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反抗帝国主义一切行动的中心，此次暴行事件亦可于此而得根本解决，且使此等暴行永远绝迹于中国以内”。国民党号召人们“惟有一致督责北京临时执政，迅速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14]。1925年6月，在北京政府向各国发出修约照会4天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即发表了《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批评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宣言指责北京政府要求修约之举“大谬不然”，因为中国已屡次提请各国同意修改条约，并屡遭延宕，“不特于不平等条约之根本废除毫无结果，即枝节问题之关税增加会议，亦延宕至今”[9]。在整个修约运动过程中，南方政府的一再抨击，无疑对北京政府形成了相当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北京政府决定顺应民情，发起修约运动。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向各国提出了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照会指出，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存在，已不适应于现在的情势。陈旧的条约的束缚，对“彼此均有不便不利之处”。而且，它还“常为人民怨望之原因，甚至发生冲突，以扰及中外和好之友谊”。在五卅惨案激起的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反帝运动推动下，北京政府提出了召开关税会议和进行法权调查的要求，却仅仅获得了列强对中国关税自主名义上的承认。迫于南方政府及其领导的废约运动，北京政府转向抓住时机、采取个别交涉的策略，于1926年底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比条约》，这对已经日落西山的北京政府来说，是一场异乎寻常的胜利。这时南方政府冲击条约特权、强征附加税，在获得一笔可观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倍得民气，这一事件直接地深深刺激了北京政府，使其迅速地开始独自征收附加税。之后，又由于安格联拒绝通过把持的海关为北京政府征收附加税，北京政府突如其来地罢免了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17年之久的安格联，引起极大震动。《大公报》评论说：“北京政府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表总税务司安格联免职令，自总税务司用客卿以来未有之创举也。”[15]慑于“民气激昂”列强作出让步[16]90，于1926年8月31日与北京政府签订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北京政府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部分司法管辖权也得以恢复。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0月便攻克武汉三镇，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于1927年1月强制接收汉口、九江租界。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及其激烈的废约言行，使北京政府如坐针毡，为争取民心，缓解民情，以与革命势力抗衡，北京政府不得不举起修约的旗帜。1926年10月15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会晤法国公使交涉修约问题时，曾道出其中原委：“目下中国人民期望改除旧约中之不平等条款至为迫切，南方且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目标藉资号召，当为贵使所炯知，是以改订新约中极应纠正不平等条款。”[16]6601927年1月12日，北京政府派遣代表至有关各国驻华公使馆，提出收回天津各租界问题，这一行动即源于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租界。
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运动作坚强后盾，没有南方政府及其倡导下的反帝废约外交的强烈呼声和巨大压力，北京政府就不会有这一番破天荒的壮举，鉴于北京政府的孱弱地位，它表现出来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其后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连过去充当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工具的北京政府对不平等条约也谋求修废，这就使得列强不得不调整固守条约特权的立场，长期充当侵略龙头的英国也在1926年12月提出了《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
三、结论
纵览这一时期贫弱的中国在废约问题上取得的成果，都与国民党南方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及其南方政府，与北京政府相比具有更为革命的反帝愿望和要求，在力量上又比中共更为强大和成熟。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废约主张与北京政府废约外交的影响下，南方政府有意愿、有能力充当起民众反帝运动的领导者。对帝国主义列强及不平等条约态度的及时转变，既带来了国民党领导的南方政府在废约问题上的较大成功，又对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北京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当时中国历史上的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牵制、相互促进，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的反帝废约运动的发展，是这一时期中国废约成果突出的关键因素。
收稿日期：2007-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