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章》修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章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具象征的标志和标本。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党章》规定了党的性质、目标、指导思想以及组织原则等重要内容，是党的政治纲领和法理依据。《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凝结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就和实践经验。至党的十八大，《党章》历经了十七次修订，有的是适应重大任务、总体布局、自我革新等的明智之举，有的是应对国际国内复杂情况的正确抉择，也有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等方面的权宜之计。归根到底，《党章》修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成熟和成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 一、《党章》修订记载了党的成长：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党对中国社会轨迹革命性的转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进入中国，同时也代表一种原生于西方的话语体系进入中国，包含着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与任何进入异质文化语境的思想体系一样，都会经历从“化他”到“他化”的必然过程。《党章》作为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又一次与异域文化碰撞而产生的重大思想文化结晶，它使一套现代政治革命理论及话语体系嵌入了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进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演进轨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普通大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角色也从一种理论学说逐渐转变为人民革命的思想武器乃至政治信仰。显然，作为这个思想体系的话语代表，《党章》见证了近代以来的国际风云和民族危亡，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命运多舛到发展壮大，特别是见证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从封闭条件下执政向开放条件下执政“两个转变”的全过程，表现为三个阶段特征。 (一)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六大，在两种文化交融中的重构与固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表现为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在中国的成立，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党纲中的确立。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以下简称《纲领》)。《纲领》共十五条，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纲领和最终目标，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1]这个《纲领》实质上已经具备《党章》的效力和功能，宣告了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派的正式成立，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在中国的正式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此拉开了序幕。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建立的，《纲领》明显体现了共产国际的特征，参考了如《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和俄共纲领等核心文件；另一方面，其内容、结构甚至逻辑都不够完善，所以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党章》。但是，已经明确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尤其是将自己政治属性与以往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社会党派原则区别开来，就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基础和性质。 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正式颁布了第一个《党章》，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即以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此后，从1923年召开的党的三大到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党章》共经历了四次修订，形式上基本完善了总体结构，内容上基本解决了当时的两个主要问题，即当时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总体路线是争取群众。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处可见与共产国际有关的内容，比如六大《党章》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部分，名为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各个组织对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无条件服从和执行，中共代表大会的召集也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等等。这种政治身份和组织属性的定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从属关系，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于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2] 从一大至六大《党章》及其修订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上尚处幼年，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初级阶段，因此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从“传入”到“重构”到“固化”的时期。随着《党章》内容不断丰富，无论是党的组织原则还是发展党员程序都越发严格，虽未提出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身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一阶段《党章》的内容在实质上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即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主体地位的固化，以及《党章》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纲领地位的固化。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化”和“同化”，为今后的“国情化”、“民族化”、“大众化”奠定了基础。 (二)从党的七大到党的十一大，在两种地位转换中的曲折与强化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社会历史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的七大、八大分别于1945年在延安和1956年在北京召开，也分别颁布了新的《党章》。这两次代表大会跨越了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为两个版本的《党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最为重要的就是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抗战期间，民族存亡悬于一线，在对党内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倾向进行有意识地扭转的同时，就于1938年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所以，这两个《党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实践走向独立自主，具有决定性意义，实现了历史的转折。 七大《党章》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它借鉴了此前党章的优点，进一步凝练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路径，扩充了中国共产党总纲领，充实了党的宗旨、性质和指导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属性及其动力、任务、特点也进行了详细阐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化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标志，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3]。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成功指导了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它的真理性也得到了历史的检验。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践成就，全党公认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经验结合起来、并且进行了理论创新和修正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也就有助于党在组织结构上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了新的《党章》，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4]。显然，这是针对从革命党身份转向建设新中国的执政党之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相结合这样一个重要课题。比如规定了党的当前任务是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和国民经济技术的改造，尽快使中国在工农业、交通运输以及国防方面实现现代化。所以，这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意识的强化时期，也就是弱化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适应的道路。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有意识地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自主性和创造性地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 毋庸讳言，在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甚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传播、消化、运用和再创造，也经历了众多不同阶段的曲折和递进，主要体现在九大至十一大的《党章》之中，尤其是体现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上。1969年九大修订的《党章》出现了“左”倾错误，反映了1957年后逐步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不良状况，既不坚持“实事求是”、也不能够“一分为二”，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5]。1973年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延续了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1977年8月，十一大对《党章》进行了较大修正，恢复了党的八大将中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强国的正确提法，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且在总纲上补充了民主集中制的相关内容，提出党应当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组织政策。然而，从整体来看，没能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党和国家发展的轨迹，但仍然存在着缺陷和偏差。不过，期间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挫折和徘徊，也为后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并且，这些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变得更为厚重和丰富，也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显得更为光荣和艰巨。 (三)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在两种发展方式中的完善与深化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了划时代的新《党章》，重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提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6]的总任务，改变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不仅如此，还在政治建设、统战、国际外交、党建等方面都重新进行了明确。马克思主义研究界普遍认为，十二大《党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作。此后，十三大《党章》修订改动较小，主要是涉及完善党内选举和党内民主制度等问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补充了新的重要内容，首次在《党章》中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命题，并且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以及初级阶段的道路问题，扩充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历程的陈述，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强调改革解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提出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7] 1997年，十五大《党章》明确写道，“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8]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新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努力，坚定了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也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明确提出，更是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已经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化”。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002年的十六大写入了《党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9]同时，还增加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2007年党的十七大修订的《党章》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0]还首次加入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将富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和谐”写入党的基本章程，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形成了新融合，出现了以中国文化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新气象。 2012年的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也提出了许多新命题和新观念，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关注。比如在整体布局上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诉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增加了“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增加了“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对党员和干部的规定中增加了“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以及干部需要“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等等。此外，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时，还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精辟的概括。这样修订的《党章》，符合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规律，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背景下，既遵循内在规律，又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性变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入“三严三实”“四个全面”“五个发展理念”的新境界。 二、《党章》修订体现了党的成熟：思想本质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党对世界政党政治创造性的进化 源于英国的政党政治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政党政治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建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制度，开辟了政党政治的崭新纪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化、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发展理念的时代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首次党员身份的正式化、党的组织的正规化、党的性质的正面化。作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实的基础，理论上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所以，《党章》展现了中国现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历史逻辑，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精神脉络，即《党章》的不断成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和治理方式的不断成熟。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制定和完善党章。党的一大制定了党纲，党的二大制定了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章。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总是认真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把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体现到党章中，从而使党章在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11]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基本经验。 (一)坚持科学与真理，致力于政党理论的主体化 一是勇立潮头，树立主心骨。党的发展历史，始终是共产党人追求科学与真理的过程，表现为不断调整《党章》以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强化自身的革命或者执政地位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自己在思想理论上的主体地位。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党的理论的主体化，即将“指导思想”的规律性与“思想武器”的目的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全面武装了自己，从而克服了“边缘化”[12]。 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之中，实践的主体和主导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国人民。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巩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力量的主导地位。习近平这样说道，“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成果，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其《党章》及其在各个阶段的修订，就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演进。也正是通过这些阶段的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政党”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转变，成就了从“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之政党到“马克思主义实践中国化”之政党的角色转变。这些转变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从“被动”角色到“主动”角色的过渡，是“化主体”与“主体化”的互动。 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逐渐深入，马克思主义也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遇到越发复杂的挑战，比如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结构的深度变革以及社会利益分配的复杂局面，都已经引发各种反思甚至争论，其中许多问题既有中国特殊背景和历史缘由，又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意义。[13]这种双重特性表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包含着近年来中国内部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涵盖了近百年来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巨大张力。《党章》的不断丰富完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持续推进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制度建设不断科学、不断规范的成果。所以说，《党章》的完善程度，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把握程度；《党章》既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的根本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所在。 习近平在众多场合强调了《党章》对于党建和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在各级党组织的全部活动中，都要坚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强化全党党章意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4]这就充分表明，党中央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下，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和自身机制完善的高度重视，力求做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二是强基固本，避免“边缘化”。不言而喻，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作重点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国家的日渐强大与现代化进程也对党的治国理政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执政能力的提升来看，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范围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和理论体系搭建涵盖了此前没有涉及的丰富层次，比如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等等。这些新的领域为党更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提供了现实空间，也促进了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顺应了党员干部对于党长期执政和长远建设的深切期盼，也符合中华民族对于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提升的殷切期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角色正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载的时代变迁中，真正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传统“革命党”，变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当代“执政党”。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障碍便是马克思主义落入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窠臼，而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最终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所以，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重大指示，再次强调了《党章》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方面的核心意义。这进一步表明，发挥《党章》的基础作用，才能稳固“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党员才能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两学一做”的意义在于，通过加强党员对《党章》的学习，提升全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让全党对现阶段以及未来应该实现的路线方针和战略部署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更为自觉的行动。 所以，就整体趋势而言，在未来《党章》的修订中，避免“边缘化”必将越来越受关注。一方面，党建和党纪方面的规范将更为强化，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将更为强大，党的执政内容和角色方式将更为强调，以继续保持并增强执政党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主体地位。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结合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历史潮流之结合的必然。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避免被自己“边缘化”、被世界“边缘化”，进而更好指导中国实践、贡献人类社会。 (二)围绕实践与运用，致力于政党理性的具体化 一是有的放矢，增强操作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最终需要落实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等具体工作中。这就是实践不同于理论的重要区别，即实践具有具体性和特殊性。因而，在党的发展史上，《党章》修订的历史表象始终是“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过程，即理论的分化和规制的细化，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政党理性的不断外化和不断物化。 从实践来看，《党章》的不断丰富，就不断融合了现代中国各个时期的实践经验，成为一部汇集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具体实践的“宝典”。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既是中国经验的贯通，更是世界潮流的融汇，是面对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实践问题和历史任务，从实践出发、又回到实践，顺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外部需要。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主要阶段，其实就是党对现实、环境、诉求的不断客观理性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体系和代表性学说引入中国并传播、转化，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思潮，通过翻译和推介，为国人认知和理解；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指导中国的实践与革命，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和具体矛盾；三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经验，将独特的认识和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以“中国特色”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予以阐释。如果说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是一种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那么《党章》的修订历程则可以视为这种内在逻辑的理论表征和外在体现。再者，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轨迹是一条需要不断揭示的本质性规律，那我们可以从《党章》修订的文本和脉络中清晰地发掘这条规律本身的价值和线索。换言之，从《党章》的修订中，我们实质上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双层结构，即中国的革命和发展经验如何被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能够经受中国实践的检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化。正如毛泽东曾讲，“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5]“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6]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落实到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具体实践中去。 二是突出个性，避免“空泛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既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又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任何一种普遍性原理的科学理论，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形式性，保留了某些共性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框架。相反的是，中国国情则处于不断流变的历史长河之中，汇集了极为复杂多变的经验内容和历史机缘。“感性无理性则盲，理性无感性则空。”若不借助于形式化的理论架构和逻辑体系，不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中国经验只能永远停留在个性层面，尽管丰富多彩，但纷繁复杂，无法整合提升至更高的理论层次，没有共性意义。反之亦然。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具体工作中，必须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必须既克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等错误倾向，还要注意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蜕变为形式主义的“空泛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正是这种“普遍”与“特殊”辩证关系的充分体现，演绎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呈现出双向互补、扬弃上升的辩证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律性、原则性需要由中国国情的具体经验予以充实和检验，而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予以概括和提炼。如果采用目前学界普遍使用的概念来予以表述，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过程，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发展状态——“化中国”的“完成时”也正是“中国化”的“进行时”。前者主要是理论运用于实践，后者则是实践重新上升至理论，两者缺一不可，始终共存互进。所以，克服“空泛化”的关键，在于如何更有效地将正确的实践经验提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化与克服“空泛化”，在本质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机整体。 (三)坚守道义与信仰，致力于政党理想的全体化 一是植根土壤，增强内生性。李大钊曾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反映了党的性质、宗旨的价值取向，表现为实践上的社会革命和理论上的宣传工作。这样的诉求，传统表述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所以，“道义”与“文章”隐含的，既是党的政治信仰，更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景，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文化和语境的土壤和机理。事实上，《党章》修订及其所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确孕育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既延续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更承接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党章》正是在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植根于传统中国，正如习近平所说，是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的三种资源的积极作用，成就了自身。所以，历次《党章》的表述既保持了指导思想一脉相承，又在不同时期凸显了中国历史的具体背景和时代特征，哪怕是在犯错误的时候，特别是犯官僚主义、家长制错误的时候，都能够体现“情理之中”这一特点。《党章》的修订作为一个承接了历史逻辑和传统使命的系统工程，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低到高、从旧到新，尽管每一次都具有独特性、唯一性，但不能断裂化、碎片化，更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的是，《党章》的纵向联系和历史沉淀决定了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而将两种本不属于同一精神源头的思想通过实践结合在了一起，就不只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其中的难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立党原则与政治宗旨上的认识高度，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延续中华文明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担当程度。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7]这样一种历史向度的关怀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精神层面的新动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表征。 二是充实内涵，祛除“标签化”。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18]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和错误认识，最终都表征为“标签化”倾向。“标签化”的主要症结就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存土壤和文化根基，抓不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于是有意无意当作一种空心化、符号化、口号化的东西，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吸引力和生命力，典型表现就是虚无主义、机会主义，实质上是没有“主义”甚至打的“歪主意”。“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要想“一言九鼎”，必须“一语中的”；要想受人敬仰，必须提高修养。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苦练内功、奋发图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实践的新的结合，让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等在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国现代文明的相互交融、相互激励中，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总之，如果说以往的《党章》修订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横向的广泛性、覆盖性和拓展性，如今则已经开始更加重视纵向的融贯性、延续性和创造性。纵横两个维度的贯通和互动，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层次和崭新阶段，那就是不断的时代化、更加的大众化，不断、更加把党的追求变成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这是由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更是因为，抓好关键少数，才能够更好地团结带领绝大多数，更好地凝聚起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三、《党章》修订彰显了党的成功：文明视野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党对人类进步路径开拓性的造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传播和创新不仅对于中国作用非凡，而且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可能并实现与一种遥远的异质的甚至冲突的文明形态和平共处、融合发展、创造奇迹。这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习近平说到，“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尽管国情如此特殊，但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就既有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又具人类文明的共同特征，个性化中包含普遍价值。中国尚能如此，何况他国？“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所以，“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作为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所拥有的普遍意义，无论在学理上还是事实上都是能够成立的，蕴含着全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诉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和执政方式认识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必将成为人类解放自由的越来越重要的精神财富。由此，可得到如下重要启示。 (一)一党执政能够长期领导多元社会，关键在于不断推进指导思想的科学化 《党章》修订中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创新，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首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中国性与世界性辩证关系的透彻认识和科学拿捏，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一”与“多”辩证关系正确处理的经典实例。当然，这也正是当下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继续面对的重大问题。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引领中国多元社会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思想武器的系统性，既在制度完善上提升了思想理论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又在思想观念上强化了制度进步的根本性和合理性，做到了“大势所趋”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高度统一，实现了“一”对“多”的呼应和引领、“多”对“一”的充实和丰富。 一是增强政治定力。基本理论派生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决定政治路线。指导思想的科学化，在逻辑上就要弄清“一”与“多”的三个层面，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复杂环境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与全社会多元思想文化并存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与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元发展的关系。在执政实践中，“一”与“多”的复杂关系就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政党如何领导多元社会，包括领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等，并且还是长期的领导。为此，就要从《党章》这个根本做起，主动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主动调整文本内容以适应时代发展，比如对党的性质从“两个先锋队”到“三个代表”的拓展。要确立自身领导核心地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正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能六神无主、举棋不定。唯有保持自信、坚守立场，才能在辅之以本土和外来思想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弘扬马克思主义主旋律，以“一”引领“多”的方向，以“多”增强“一”的力量。 二是提高洞察能力。从《党章》修订的进程来看，党从革命到执政的历史角色的切实转变，过去是、现在和将来始终都是长期执政的最大考验。要想在整个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中都成为核心力量，必须在坚持一元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站在科学与人文的制高点。在人类文明的起起落落、生生死死中，在中国社会历来存在着多元文化并存，儒、释、道却又长期的彼消此长中，甚至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正反的启示。更应该在思想理论上清楚明白的，是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兴衰成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政治与学术、舆论与理论的关系如何更加和谐。一方面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但另一方面，究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才是问题的根本。所以，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首先就要从通过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入手，实现“一”与“多”的协调互补、良性互动，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潮多元、社会格局多样、国际形势多变的情况下，只有当“一元”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力量得到科学的完善和巩固时，“多元”的社会文化才能激发其丰富多彩的活力和潜力。比如，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至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的“五大发展理念”和“中国梦”，凝聚的便是能力和智慧、引领的则是希望和未来。 (二)权力集中能够保障民主政治，关键在于不断推进执政方式的法治化 这是一个“权”与“法”的关系问题，是公权与私权或人权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下解决得最为成功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稳定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6亿多人的脱贫致富，等等，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和意愿之上，而绝不只是停留在宪法和《党章》里面。同时，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的任何活动都必须符合宪法与《党章》的双重规范，就既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抵牾之处，又表明了党的执政方式的中国特色。所以说，自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以来，法治化也正在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基石。 一是保持高度自觉。“权”与“法”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范畴。“权”是维护法律威信和功效的基础，而权力也受制于“法”的规范和约束。在新时期，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在核心范畴的内涵上正是在于厘清二者的关系。以法律促进权力实施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以权力保障法律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践行“依法治国”的关键。所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包含了“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层次，还包含“全面从严治党”。也就是说，依法治国要求执政党首先要从严要求自身，依《党章》规范自身，“纪律挺在法律之前”、“党纪严于国法”。进而言之，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是从严治党，而从严治党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党章》在规范党员行为的严格性、实效性，即“三严三实”。只有当从严治党真正落实，才可能谈得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二是坚持严格自律。无规矩不成方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和从严治党上的种种举措，可谓成绩斐然。习近平对《党章》严肃性和规范性的强调，更是提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三位一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必然要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巩固和完善来予以保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党章》历次的修订也都是落实到不断改善自身建设、继续总结实践经验、规范自身规章制度、将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把民族责任和国家大业内化为指导方针，以及各种体现先进性纯洁性的具体行为。党需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修订好未来的《党章》，并且还要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加以配套，因为党更需要身先士卒、做出表率。正是由于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把二者结合起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长期执政的“不二法门”。 (三)政治先进能够引领经济后发，关键在于不断推进社会制度的现代化 在社会系统中，政治文明既是实体层面的制度体制，又是精神层面的思想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里，政治与经济都存在一种磨合与互动。换言之，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在某些阶段虽然并不总是齐头并进，但却始终都是相互作用的。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了思想、运动、制度三个层面，制度既是思想和运动的目标和结果，又是促进或阻碍思想和运动的手段和原因。目前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其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总是会出现一个阶段内的“先”、“后”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则是何为“先”、何为“后”的问题，因为有人就认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制度就走在了政治制度之先，我们的认识则又恰恰相反。时间的先后不是制度的优劣，政治制度先进与否的衡量标准，就是看它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要顺应历史必然。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理论，制度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也属于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党章》及其表达的党规、党纪具有同样的性质。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规律；另一方面，《党章》修订体现的是制度和规范的改善，对巩固社会意识激发精神动力具有反作用，这也是规律。因此，自十八大和近期开展“两学一做”活动以来，习近平将《党章》修订和贯彻的具体举措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国梦”的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整体上完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等的全面从严治党，克服了片面性，尊重了规律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历程始终渗透着现实性、实践性、科学性、价值性、理想性的多重品质，这些品质在协调时间“先”与“后”的关系，经济“先发”与“后发”的关系时，就表现为把能够促进和解放生产力的先进制度真正发挥其最大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或优越性，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情、办好事情，即通过政治制度的文明化，引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遵循了规律性、避免了片面性。 二要做好因势利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理念和理想，融入中华民族的信仰和价值取向，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习近平反复强调，《党章》在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性的“先导”作用，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同时，也指出了历次《党章》修订的重要性，“要深刻理解在党章中完整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深刻理解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和主要着力点，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9]这表明，《党章》的修订既是推动我党建设事业进步的“先进”动力，也是推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进”引力。将党的理论、组织及成员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统一起来，带动整个国家的其他要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在充分尊重客观规律性基础上，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习近平认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20]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也必须发挥先进的引领作用，精神变物质、实现“中国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无法脱离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时代趋势、民族特性、文化传承来谈论“中国化”，“中国化”最终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等要素的综合效应；同样，我们也不能摆脱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等的寄托和赋予。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心无旁骛、责无旁贷，“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实践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标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党章论文; 党的纲领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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