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经世致用”武学思想研究
——兼论《明夷待访录·兵制》中黄宗羲武学思想
姚晓芳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 明末清初社会思潮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黄宗羲作为明末清初特殊历史时期著名思想家留下了《明夷待访录》这样的经世著作，这不仅是对明王朝亡国之痛的深刻反思，更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谏言。研究认为，《明夷待访录·兵制》篇是着重针对国家谈武论兵方面的建议谏言，其中“重武以兴国”、“壮健轻死善击刺”、“文武合为一途”、“亲上爱民”等武学思想，不仅是深刻总结故国覆亡惨痛教训的赤诚谏言，更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想影响下黄宗羲武学思想的时代抉择。对黄宗羲武学思想的挖掘不仅是对黄宗羲思想的进一步丰富，更重要的是使先贤之“经世之学”“致用”于现世武学，乃至社会发展。
关键词： 黄宗羲；武学思想；经世致用；《明夷待访录·兵制》
1 前言
在明末清初朝代更迭、内忧外患的历史境遇下，努力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的有识之士大力倡导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经世致用”成为社会的主要思潮。他们将“经世致用”扩展到天文、地理、河漕、山岳、风俗、兵革、田赋、制度等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各领域。黄宗羲作为此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亦将“经世致用”之学映射在其众多诗文著作中，其中包括被侯外庐先生称为中国十七世纪的‘人权宣言’”[1]的《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兵制》篇是深刻总结故国覆亡惨痛教训下对国家谈武论兵方面的建议谏言，亦是黄宗羲“经世致用”武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对黄宗羲武学思想的挖掘不仅是对黄宗羲思想的进一步丰富，更重要的是使先贤之“经世之学”更好地“致用”于现世武学，乃至当代社会发展。
2 “重武以兴国”：黄宗羲武学思想认识的时代抉择
明朝末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政肆虐，党争纠纷激烈；满军的趁机南下及沿海倭寇侵扰使晚明王朝一度陷入内忧外患的艰难境地。突如其来的甲申之变，使很多文人士大夫将平日口诵的圣言抛之脑后，他们或俯首称臣于李闯，或易服辫发于大清，实为“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2]。但在党祸漩涡、鼎革抗难的艰难困境中仍有慷慨激烈之风骨气节尚存，“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王室，忠义之盛，度越现代，犹是东林之流风遗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3]在艰难抗争中的有志之士虽然逐渐认识到他们的弘毅守志终将无法掌控王朝的一时之兴复，亦无力挽回历史的无奈，但经历了“天崩地解”般时代苦难的他们深知，无论何时，大至国家，小至臣民都应保持“勇者”的生命状态。在这样的通识下，黄宗羲将“武”提至国家战略高度，遂提出“重武以兴国”的武学思想，这是“经世致用”的赋予，更是时代的抉择。
纵观中国古代发展历史，社会对“武”的选择经历了不断变化的发展历程。中国古代以原始社会为开端，开始了走向文明的发展历程。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在与天生具有尖牙利齿、锋利趾爪的野兽的殊死搏斗中展现了最初的“勇武”精神。随着原始氏族、部落的形成，族群、部落之间又开始了相互的搏斗，他们为了争得一席生存之地将勇者的生存视为最重要的生存法则，遂很自然地将“武”推至首位。中国社会自夏、商、周时期开始进入了奴隶制的发展历程，“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此时最初的战争取代了单纯的搏斗成为统治与被统治相互较量的主要手段。战争的需要，使得诸侯各国十分重视军队武艺的训练和提高。“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此时的勇武之人被尊称为“贤”，这无疑助长了社会的尚武风气。汉唐之际，尚武风气达至最高峰。宋朝统治者采取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直接致使整个社会上至国家军队下至百姓民众尚武热情锐减。加之，在程朱理学“主静”的影响下，世人“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以致“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4]此时延续千年的民族尚武精神逐渐褪去往日的颜色。在民族精神由“尚武”转为“质文”已成为大致趋势之时，明末清初的内忧外患让此时的文人志士将“勇武”视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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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兵制》中写道：“毅宗轻武而不重武者也。武之所重者将；汤之伐桀，伊尹为将；武之入商，太公为将；晋作六军，其为将者皆六卿之选也。有明虽失其制，总兵皆用武人，然必听节制于督抚或经略。则是督抚、经略，将也，总兵，偏裨也。总兵有将之名而无将之实，然且不可，况竟与之以实乎！”[4]在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晚明王朝之所以陷入内外忧患的境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最高统治者对待“武事”与“武人”持轻视态度，整个社会风气呈现崇文抑武状态。因此黄宗羲认为，国家的安定繁荣必须以“重武”为前提，而国家之重武，首先应表现为对将领、将士的重视。
戚继光曾说：“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他还特别强调：“是艺高止可添壮有胆之人，非懦弱胆小之人苟熟一技而即胆大也”[10]。因为在戚继光看来，过人的胆气与高超的技艺结合是取胜的关键，而技击技术是战斗最基本的要素，技击技术的高低决定与人作战的胆气，可谓“艺高人胆大”。可以说自古以来国家都重视武艺的训练。西周时期“六艺”教育(即礼、乐、射、御、书、数)中“射”和“御”作为训练车战甲士的两个主要科目，是武艺训练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各诸侯国全民皆兵，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赐赎锱金。”[11]从中可以看出，对技击技术高超者以重金奖赏，鼓励其上战场。《六韬》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武王问太公曰：‘选骑士奈何？’太公曰：‘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彀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12]从中可以看出在骑兵选材对技击技术的要求。基于对高超武技的深刻认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兵制》将“善击刺”视为尚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人类学相关研究显示，不同的社会对身体具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同一社会、不同时代对于身体的理解亦不相同[5]。这一点在东西方认识领域极为凸显。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身体为机械性或情欲化的肉躯，处于心灵、精神、灵魂的反面，情欲身与理智心的分裂极为突出[6]。而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身体并非止于形躯之身，身心一体、心物一如才是人身体本来的面目，“身”“体”二字连用则为集形、气、心为一体的生命整体。基于这样的文化认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兵制》中提出“壮健轻死善击刺”，成为其武学思想认识的身体具象。
“轻死”之胆气首先在于其中之“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气”既具有物质性，又蕴涵精神性因素，因此物质性层面的“气”之发用可以在经验层面具有现实力量；精神性层面的“气”则是本身自具，而非某种外在原则、律令对其的指使[8]。古代军事家正是看到了“气”的重要性，遂将治气运用到了讲兵论战之中。成书于万历年间(1584年)的《纪效新书》(十四卷本)是戚继光对一生治军经验的凝练与总结，其中《胆气篇》专门系统阐述了谈兵论战中练胆气的思想。在戚继光看来，一场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的多少、武器的强弱，更取决于作战双方是否“得威”、“得气”。由此见得，戚继光认为胆气是临敌应战中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军队战斗力强弱在精神意志方面的呈现，也是无畏战斗精神和誓死抗争决心的集中体现。黄宗羲不仅浸润于拥有勇武胆气的传统文化之中，更成长于拥有无畏生死之胆气的家族文化之中。
3 “壮健轻死善击刺”：黄宗羲武学思想认识的身体具象
黄宗羲列举了商周时期国家重武之风气，认为历史上重武之国定会将军事、将领放置较高地位，而被重视之将才谋士均会为国家的建立与兴盛建功立业。而晚明时期的国家之所以陷入内外忧患的艰难境地，最重要的原因是明末社会并未沿袭历史上的重视将士谋臣的传统。虽然军事将领均是武人，但他们并未完全拥有带兵作战的最高决策权，最高决策权掌握在督抚或是经略手里，实为“有将之名而无将之实”。明末最高统治者将“安国家，全社稷”国家社稷之大事“托之于小人”，实为轻武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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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壮健”：强筋壮体立其身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兵制》中写道：“壮健轻死善击刺之在人，犹精致犀利之在器甲也。弓必欲无灂，冶必欲援胡之称，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续之坚，人必欲壮健轻死善击刺，其道一也。器甲之精致犀利恶，用之者人也；人之壮健轻死善击刺者，用之者将也”[4]。
“壮健”之所以成为黄宗羲选兵择将的首要标准是因为，受中国“刚健有为”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黄宗羲认为，明末清初社会“天崩地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此时的社会“刚健有为”精神的褪色。因此，在重武之余，黄宗羲将择“武”的首要标准定为“壮健”。因为在黄宗羲看来，勇武之将士必须拥有“刚健有为”的精神以及健康强壮的体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自古以来“刚健有为”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成为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成为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凝练[7]。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而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儒家主张刚健有为，墨家主张“非命”、“尚力”，法家认为处“争于气力”之世，应耕战立国。可以说，刚建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早已深入人心。明末以来的社会动荡直至明清之际达至极点。为救国救民于危难，仁人志士将经世思潮推至高潮。他们认为，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致使国民将刚健有为之民族精神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内敛、文弱的社会百态，从而最终导致了内忧外患境遇下的国破家亡。因此，黄宗羲认为以“刚健勇为”为核心精神的“壮健”理应成为重武择将的首要标准。在他看来，在国家兴旺之时，刚健勇为之“壮健”有助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建立；而在民族危亡之际，刚健勇为，自强不息之“壮健”则可以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反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不仅是作为始终忠君护国的黄宗羲，在经受时代洗礼而触发的觉醒，更是为唤醒、挽救国人“刚健勇为”之尚武精神而认知的身体具象。
3.2 “轻死”：胆气为先神尚武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这是黄宗羲在《子刘子行状卷上》中的论断。在他看来，朝廷文臣应不为利益所趋、仗义直言；武官则应不惧生死、勇往直前。因此，在他的武学思想中，黄宗羲不仅将“轻死”之视死如归的勇气与无所畏惧的胆气视为择将选兵的标准，更视为民族尚武精神的回归。不得不说，黄宗羲这一武学认知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勇武胆气的承继，也是家族文化的传承，更是明末清初时代的选择。
同时黄宗羲认为，在时局动荡、讨伐征战之时重武，而在社稷兴旺、国家安宁之时轻武实为不可取之道。他在《明夷待访录·兵制二》中写道：“国家当承平之时，武人至大帅者，干谒文臣，即其品级悬绝。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袴靴，趋入庭拜，其门状自称走狗，退而与其仆隶齿。”[4]因此，他认为无论何时，重武之要旨不可以动摇。“兵兴以后，有言于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于是毅宗皇帝专任大帅，不使文臣节制。不二三年，武臣拥众，与贼相望，同事虏略。李贼入京师，三辅至于青、齐诸镇，栉比而营，天子封公侯结其欢心，终莫肯以一矢入援。呜呼，毅宗重武之效如此！”黄宗羲在此，更明确地表明，“国家社稷之事，孰有大于将？”[4]在他看来，“武人”、“武事”实为关系国家社稷的大事，所以应该格外重视。
在余姚黄氏家族的时代延续中不乏有为国家建言献策的忠臣，以及为国家出生入死的勇士。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在朝为官期间曾与祸乱朝廷、荼毒百姓的阉党做出坚决的斗争，终因此而遭到阉党一行残酷迫害。在权贵、疾恶势力当道面前他表现出不惧生死、誓死勇于斗争的胆气。崇祯后期，阉党势力又欲重新抬头，余孽阮大铖等在南京蠢蠢欲动，黄宗羲与其他复社名士一起，不畏邪恶，勇于揭露这一阴谋，亦表现出他不惧生死、视死如归的胆气。明亡之后，忠于故国的黄宗羲积极组织抗清武装，为实现反清复明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轻死”之胆气。因此，明末清初时期家破国亡的惨痛让处于经世思潮中的黄宗羲更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国人、武者将士必须要有不惧生死、大无畏的胆气，才可以安社稷、保家国。
黄宗羲在《兵制三》中有：“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为判。夫天下有不可判之人，未尝有不可判之法。”在他看来，明王朝之所以被清朝统治者取而代之，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文武分途。“文以定国，武以安邦”，黄宗羲认为在社会动荡的危机时期，亟需文臣与武人团结合作、和衷共济、共度难关。具体到个人，黄宗羲写道：“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仪，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4]。他认为，如果为武将士不重视礼义廉耻等方面的传统文化学习，就会成为一味依仗武力巧取豪夺之人，甚至会“拥兵自重”成为忤逆叛国之贼。“一人以力闻，十人而胜之”，空尚力无谋略着实不当一兵一卒使用。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之徒，只读书，不懂谋略的一介书生，只有有勇有谋、文武兼备者才可真正为国所用。
3.3 “善击刺”：“执戈磨砺精武技”[9]
明末清初时期，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境遇下，文人士大夫开始追求一种“认真”或“实心”的处事精神。与此同时，最初的儒家经典开始复兴，一股以“务实”为精髓的“实学”之风开始盛行，整个社会呈现由“虚与”到“认真”、由“空虚”到“务实”，求真务实的时代风貌。一时间“实政”、“实心”、“实见”、“实效”、“任事”、“躬行”、“实事”、“实念”等成为时代的主题。文人志士怀揣救国救民的志向，特别注重务实精神，崇尚实学，强调实证，讲求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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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礼毕，已子时过半，晞月先起身环视众人，道了声：“今日暂去歇息，明日行礼，请各位按时到来。”如此，众人依序退去，青樱扶着酸痛的双膝起身，扶了惢心的手，一言不发就往外走。
因此，《明夷待访录·兵制》中“壮健轻死善击刺”，成为黄宗羲武学思想认识的身体具象。
4 “文武合为一途”：黄宗羲武学思想认识的国家想象
武术源于最初与兽斗、与人斗的技击自卫术，因此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武术在技术上的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特点。此处黄宗羲提出的“善击刺”就是要有高超的武技。技击技术的提高不仅会增强防御与攻击能力，而且定会有助于勇武胆气的增长。特别是在以冷兵器为主要兵器的古代，上至关系国家安危的军国大事，下至黎民百姓个人或小团体间的格斗，技击技术的高低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
国家教育部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国家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正好占高校总数的50%。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邢广陆认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更注重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未来的核心问题还是课程改革。英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HR伴侣董事长初殿松表示，普通高等学校转型职业教育，这是回归教育的本质，将终结人才培养与市场不对接的扭曲格局，让高等教育尽到本来的职责，毕竟研究性人才只是一少部分需求，更多的是技术技能型的应用型人才。[3]
明清易代的社会动荡与变革，社会思想文化的分化与融合，经世致用社会思潮导向，使始终富有家国情怀的文人儒士与忠国武臣自觉承担起“天下兴亡”的使命。志向与目标的统一使他们在审时度势对王朝兴衰进行着深刻反思的同时，为救国济世进行着积极的探索，这为文武相融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的同时，无疑坚定地树立了“文武合为一途”的国家想象。
5 “亲上爱民”：黄宗羲思想认识的武者诉求
“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粗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在《明夷待访录·兵制》中，黄宗羲将“亲上爱民”视为用武之本。“亲上”即亲天子、亲君。但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早期的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家，黄宗羲此处所谓的“亲上”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皇帝、君主之类的某个人，而是指整个国家。因为在《子刘子行状》中，黄宗羲有“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在他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一姓之私产。因此，“亲上”之“上”与“爱民”之“民”共同指向天下万民，这也正与黄宗羲鲜明的民本思想高度吻合。故，“亲上”即“爱民”。黄宗羲这一思想认识确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通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地内万物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君为天之子、民之父，“亲上”的本质其实是忠于民、忠于国、忠于天地，其目的是安邦治国、服务百姓。
明太祖朱元璋分封儿孙，藩王势力膨胀。建文帝即位后与亲信开始削藩，并以防边为名将燕王朱棣的精兵调出塞外，准备削除燕王。朱棣于1399年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帝缺乏谋略，朱棣适时出击，策略灵活，于1402年攻下帝都应天（今江苏南京）。同年，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
从整个中国发展历史以及中国文化史来看,民生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民是国之基，安定民生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养育民众是君主的主要职责。《尚书·五子之歌》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百姓是国之根本，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会安定、繁荣。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将百姓与国家比作“水”与“舟”，提出“水载舟，亦覆舟”等。孔子认为治国首先要重民，他说：“所重：民、食、丧、祭。”《左传·襄公》中记载“崔子弒齐君”之事。对于此，晏子说“君民者，岂以陵人，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晏子认为君为民而立，臣为民而死。《袁子正书·用贤》云：“为官长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认为，官忠于君主、辅佐君主是为了天下安危、百姓福祉，“亲上”是形式，而“爱民”是本质。恰逢明末清初社会转型时期的黄宗羲，当他面对时代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时，他读史穷经试图以史为鉴，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途径和方法。最终，他将“亲上爱民”作为选兵择将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不仅是对原始儒学高层次的复归，是“家国同构”传统下的“忠孝相通”，更是经世思潮下“忠君为民”的忠诚谏言。
“亲上爱民”最终依靠什么来实现呢？忠、义二字以践行。关于“忠义”，吴伟业说：“所谓忠，就是不忘先朝；所谓义，则是‘保素节而出流俗’”[14]。“尽其心”者谓之“忠”。人臣对君主一旦尽心尽力，就会忧国如家，爱民如子，然后职业克修，事功可建[15]。在故国即将覆亡，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年少的黄宗羲将父亲忧国忧民、誓死与阉党斗争的忠义之举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父亲惨遭杀害后，不久清军南下，心怀国恨家仇的黄宗羲谨遵父亲遗训，一方面发奋读经通史，一方面用武力反抗清军。后看到清王朝统治已成定局，誓死不仕新朝，遂转而专心读史、穷经、讲学。在他看来，读史有助于探求国家治乱之源，穷经是为了经世致用，以探求民生之计。他勇于正视现实，总结故国灭亡的教训，为国更为民勇于寻求救世之真理，他用自己一生亦文亦武的坎坷经历践行着“亲上爱民”之爱国主义责任与使命。明清易代的动荡时期，民族气节和反抗精神成为爱国主义最重要的表现形式。黄宗羲认为，为武将士应该在自己民族或国家遭到异族或他国侵略时，奋起反抗，坚决维护民族尊严与国家独立，勇敢无畏，英勇斗争，视死如归，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与不屈的反抗精神。而当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邪恶势力当道时，为武将士应该不畏强暴、伸张正义，勇敢坚决地与腐朽反动势力作斗争。因此，在故国易主、社会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期，在经世实学思潮汹涌下，黄宗羲把“亲上爱民”作为习武、用武、择将之本，认为无论是选兵择将、习练武艺，还是操练军队，其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放在人民百姓身上，都应该为百姓谋福祉，为生民谋安乐。
6 结语
在明末清初特殊历史时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篇中所蕴含的“重武以兴国”、“壮健轻死善击刺”、“文武合为一途”、“亲上爱民”等“经世致用”之武学思想，不仅是对明王朝亡国之痛的深刻反思，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谏言，更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想影响下时代的抉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项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国家的安定兴旺依赖于科技文化的繁荣发展，但这种“发展”绝非失去民族之“精气神”的发展，而是始终蕴含“勇武”、“刚健”、“自强”之中华脊梁的发展。国家“重武”则民族勇武，社会“重武”则民众刚健，人民“重武”则国家自强；《明夷待访录·兵制》中蕴含的“经世致用”之武学思想，在三个多世纪以后的当今时代仍可作为国家、社会乃至个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指引，其仍闪耀着“经世致用”之熠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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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Zongxi ’s Martial Arts Thought of “Practical Use ”:A Study of Huang Zongqi ’s Martial Arts Thought in Military System in Mingyi Interviewsa
YAO Xiaofang
(School of P.E,Soochow Univ.,Suzhou 215006,China)
Abstract :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were centered on the “utility of the world”,which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study of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expanding the scope of academic research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to natural,social,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s.As a famous thinker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Huang ZongXi left the classics such as Mingyi Interviews,which was not only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pains of the Ming Dynasty’s national subjugation,but also a admonition of the national prosperity.The Military System in Mingyi Interviews focused on suggestions to the country’s military building.It included such important thoughts as “taking military power to prosper the country”,“strengthening the military soldiers”,“combining culture and martial arts as a way,” and “loving the people”. The study of Huang Zongxi’s martial arts thoughts could not only enrich Huang Zongxi’s works,but helpful to the practical use of the though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rtial arts.
Key words : Huang Zongxi; martial arts thought; practical use; Military System of Mingyi Interviews
收稿日期： 2018-12-16；修回日期：2019-02-24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18_2459)。
第一作者简介： 姚晓芳(1985-)，女，山西长治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武术文化与哲学。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0X(2019)04-00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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