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的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华夏论文,文化与论文,背景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世界上的语言有三、四千种，仅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就有上千种不同的语言，非洲各民（种）族语言也有近千种。这几千种语言是否都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原始祖语？人类考古学表明，地球上各地都有早期人类的遗迹（那时人类还没有语言），欧亚非和美洲新大陆均发现过早期智人的化石。现代智人的化石分布更广，遍及除南极以外的各大陆。人类起源的多元性，现代智人分布的广泛性，必然决定了语言起源的多元性。语言起源的多元性表现为语言类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幸许印欧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祖母——原始印欧语。但是自远古以来，她的子孙也就各自独立发展，分布到了欧亚的广大地区：北至仰见极光的俄罗斯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斯拉夫语和日尔曼语），南至热带丛林的印度次大陆（梵语），东起中亚沙漠地带（吐火罗语），西达靠近冰岛的爱尔兰（凯尔特语），其中心则在地中海一带。印欧语言的故乡大约在中欧偏北的地方，即维斯杜拉河和易北河之间。有史以来说这些话的人以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随着牧场的变迁，他们的语言便扩展到广大地区。桥本万太郎称之为“牧畜民型”语言。美国学者罗杰瑞认为形成操印欧语的人的经济核心是古地中海的通商，建议把“牧畜民型”改为“通商民型”。然而，最早在地中海一带的通商居民不是欧罗巴人，而是较早的苏美尔人以及后来居上生活在西亚与北非地区的操闪—含语言的人们，因此闪—含语言才是“通商民型”语言。
与“牧畜民型”的印欧语言与“通商民型”的西亚语言不同，东亚大陆则是“农耕民型”语言。桥本万太郎认为：东亚大陆的语言发展，总是以某个文明发源地为中心（暂且认为以黄河中游为中心）非常缓慢地同化周围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致清楚的是，公元前11世纪，从西北方来到中原的周族，以某种方式起着形成汉民族的决定作用。而后经过数百年，同化了东“齐”、东南“吴”、南“越”，西南“楚”这些“蛮”族，融成所谓“汉”族。至于汉语，又在与北方阿尔泰语，尤其是统称“北狄”的语言的接触过程中，发生了相当激烈的变动。桥本万太郎把这种既有别于单纯一语分化与多语混合，又包含一定分化与一定混合的，缓慢地同化周围语言而得以发展的方式，称之为语言的推移发展。
二
东亚文明的发源地，传统的说法在黄河流域。根据后来的研究，长江流域也是文明的发源地。以往言必称“北京猿人”为东亚大陆人之始祖，而1993年在南京汤山葫芦洞发现了猿人化石（完整的头盖骨），“南京猿人”的发现在东亚人类史与文明史上意义犹为重大。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东南文明，可能比黄河流域的西北文明更为发达，而东南亚也可能是某个文明的发源地。东亚地区文明起源的多元论取代了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因此，史前语言的接触同化是非常复杂的。桥本万太郎所说的推移发展方式应当是已经具有某个强有力的文明中心以后出现的态势，而在这个强有力的文明中心尚未出现以前，逐鹿中原的多种文明交替更迭，相互混合，层迭性混成才是这一区域内语言发展的总态势。
原始华夏语主要通行于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这一区域北与阿尔泰，西与氐羌，东南与夷越毗邻，河洛地区成了三种语言的交汇之处。
依据汉语与藏语同质的部分，可以认为汉语与藏语同源。主张此说的西方学者有西门华德，中国学者有王静如，俞敏等。一般的语言谱系分类中，也将汉语、藏语及周围一些语言合称汉藏语系。俞敏认为：卜辞语系未定，不作讨论，而汉藏两族人同宗且语言同源。从种族来看，周人与藏人同宗共祖，其始祖炎帝神农氏，以姜水成，故姜姓。周人虽然姬姓，但是其祖母为姜嫄，姜姬两姓是通婚氏族。有着姜氏血统的周人东进灭殷商，统一中国北方历千年。经春秋战国、先秦两汉，形成汉族。而留在西北的羌人，即游牧的一支姜人，仍然过着食肉饮奶的放牧生活。秦汉以后，只有零星的部落偶尔强大。到了唐代，羌人组成吐蕃王国，明朝叫“乌斯藏”、“卫藏”，这个民族就是汉人五千年来的亲骨肉——藏族。就语言而论，汉语与藏语同源共根。最奇怪的是跟姜姓独有的方言更象，即藏语跟周姜王公诸侯所用的言语较相似。比如藏语近指代词是adi，远指代词是de，《尚书》中近指是“时”，远指是“是”（两个词的声纽中古在禅母，根据古音十九纽，上古读定纽；《释文》：是，音徒兮反，定纽；时
，是*de），两者有对应关系。多年来从事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主要致力于挖掘同源词以及寻找可能的语言对应关系，较少涉足语法领域。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两者在语法结构上的分歧点已超过共同点。藏语有一套格标志系统，位于名词性成分之后。藏语动词运用元音交替和辅音前后缀表示动态动词的时态变化，还有及物与不及物、使动与非使动、自主与非自主等特殊语法范畴。此外藏语的语序与现代汉语不同之处是SOV型、后置词型及AN和NA并用。根据桥本万太郎的看法，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系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方面更象阿尔泰语。周代语言是否有名词的格与动词的形态从文献中已看不出来，但先秦文献中有SOV句式与NA。
依据汉语与南岛语同质的部分，可以认为汉语与南岛语同源。本世纪初期，一些学者如康拉德(A·Conrady)、吴克德(K·Wulff)就已经编写泰语和南岛语、藏缅语和南岛语的对比词汇表。他们认为：词汇比较证明在澳斯特利语Austric（孟高棉语和南岛语）和汉藏语（汉泰语和藏缅语）之间有发生学关系。吴克德的观点还牵涉到一个令人深思的，关于用一个超级语言的谱系关系（汉藏泰澳语系或华澳语系）重新解释东亚及南太平洋诸岛语言的发生学关系问题。他于1942年详细指出：从比较汉泰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来看，南岛语和汉泰语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些。与之同时，还有许多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了说明南岛文化和中国北部和中部的早期文化的一致性而做了许多论证。R·海因·格尔顿在1937年，描写了商代艺术与南太平洋马贵斯群岛艺术以及马来群岛之一的新几内亚艺术之间的相同点。他设想这是由于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从中国到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移民的原因。他还指出波利尼西亚的一些岛屿（尼余、伊斯特岛、夏威夷、马贵斯群岛）和中国在时间计算制方面的共同点。凌纯声在1951年根据中国和印尼悬棺葬的分布情况，认为印尼人来源于中国中部的洞庭、鄱阳两湖之间，1969年他又推定中国东部的“东夷”就是今天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1970年又指出龟祭在中国商代宗教和太平洋诸岛宗教中的重要性。1959年，张光直认为在黄河流域前石器文化中有一个“尚未显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undiffere-ntiated Sino-Tibetan-Austronesian Complex)。他认为从新石器时代起，开始向中国南部移民的活动，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从南中国海通过一系列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分化。1980年，他又指出商王朝的继承方式和一些南岛语社团现代继承制之间的共同点。张光直立足于一元分化论，但考古文化与传说文化都为多元聚合论提供了证据。因此，更合理地解释是：东南文明中，夷越楚进入了中华原始文明的聚合漩涡，没有进入的则可能不断南迁，直至南太平洋诸岛。
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在第23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发表《汉语南岛语同源论》，用构拟的原始南岛语与中古汉语词语（见于《集韵》，拟音据高本汉《修订汉文典》中的中古与上古音）比较，词项近3500个。沙氏认为上古汉语语素是典型的单音节性。音节是由一个无选的单辅音或复辅音声母，一个可选的单介音或复介音，一个无限定的主要元音和复元音，和一个可选的韵尾辅音构成，即上古汉语音节=C/CC(M/MM)V/VV(E)。他和奥德里古尔及梅祖麟观念相同，认为上古汉语没有声调，中古声调是从上古汉语喉音塞尾演变而来。与之相同，原始南岛语也没有声调。但是原始南岛语语素多为双音节，甚至可以多到三个音节，辅音交替和元音交替是其音位配列学的普遍趋势。因为南岛语的许多单音节词根是处在末一音节上，因此与汉语“字”相对应的经常是语词的末一音节。如南岛语*lalu（在前走、经过），汉语“逾”上古音*lju、中古音*ju。又如南岛语*nganga（张嘴、喧哗），汉语“吴”上古音*nga、中古音*nguo，这种其实是音节重叠。
沙氏认为原始汉澳语是复音节的，他的不少后代子语音节缩短了，他认为秦方言（西北中原汉语）把起首辅音和词间辅音减缩为复辅音，而使末一音节完成单音节化(monosyllabicization)。如“白”原始南岛语*burak〈上古汉语*brak（辅音间的u失落）〈中古汉语bak（复辅音变成单辅音）。又如“刮”南岛语*kurud〈上古汉语*kwrat〈中古汉语*kwait。因此，由于南岛语词的末一音节经常有“词根”身份，从而保存末一音节于汉语，就等于保存了词根。但是我们在甲骨文里已很难找到多音节语的明显证据。
邢公畹同意沙加尔的观点，在《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一文中，他说：从我同意的例子看，就足以说明汉语和南岛语是从一个共同的祖语—原始汉澳语Protosino-Austronesian衍生下来的。从而进一步假设：“在人类语言史上有两支规模最大的语系：一支从南向北延伸，叫做印度欧罗巴语系；一支从北向南延伸，叫做汉藏泰澳语系。这句话前半句是个常识，后半句在7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人说了。”邢文的意义已超过语言学本身，而具有文化史观方面的重要价值。前半句常识是建立在语言发展一元论基础上，本文不去讨论。而后半句话也是建立在语言（文化）发展一元论基础上，七十多年前的立论则与近几十年考古文化的多元论相悖。因而必须依据东亚考古文化多元论来解释南岛语与汉语以至这一广褒地区的语言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套用印欧谱系树模式。
有人依据汉语与阿尔泰语同质关联的部分，认为汉语与阿尔泰语有发生学关系。竟成认为，在研究汉语史时，我们发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在汉藏语范围内无法找到解释这些现象来源的线索，但是与阿尔泰诸语言一比较，问题就豁然开朗。（一）元音和谐。在《书》、《诗》、《山海经》中双音节词中的两个主要元音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搭配关系（根据王力的拟音，古代汉语元音和谐的本质是部位前后的和谐）。马学良和乐赛月分别在羌语支和苗语中发现了元音和谐现象，张琨也曾在藏语拉萨话口语里发现过这种现象。阿尔泰语的元音和谐表现得十分严整，广泛分布于词根内部及词根和附加成分之间。相比之下，汉藏语稍稍逊色。但是从本质上说，这两类语言的元音和谐并没有什么不同。（二）汉藏语与阿尔泰诸语言，都有形容词重叠形式，构成方式很相似，都表示“意义”的加强。（三）入声韵尾。汉语入声字以-p、-t、-k收尾，在阿尔泰对应的词中以-r或-l结尾，显示出较整齐的对应关系。（四）前缀a。汉藏语中广泛分布的前缀a（可能来自前缀“有”），阿尔泰语的基本亲属词也都带有这个前缀（与“有”存在渊源关系）。（五）、现代汉语方言中人称代词复数构成复杂，其中有一类为-t/-l，这一类复数后缀在阿尔泰语中也是最古老的后缀之一。（六）、对应词。根据共同汉藏语形式，在阿尔泰诸语言中已找到一批与汉语有规则对应的基本词语，有些见诸于斯瓦迪士词表。上述这些现象与苗瑶、壮侗语无关，出现的时间较早。这些相似现象基本上可以判定并非由语言接触而成，有些成分类似于底层形式的存在。在另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藏语在历史上经历过粘着→屈折→孤立的变化，这样的描写也可能适用于有几千年历史的汉语。由此，竟成认为，汉语与阿尔泰语之间的关系可能反映了语系分化之前这一地域中的语言状况，因此有必要提出非谱系性的或前语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概念。
不管是汉藏同源说、汉南同源说，还是汉阿同源说，都是从不同角度，依据各自选择的材料（不仅是语言材料，还有人种学及文化史方面的材料），论证了汉语与其它语言的同源或发生关系。原始华夏民族的形成是史前民族或种族融合的结果，与之同步发展形成的华夏语不可能不具有与之被吸收融合语言相一致的地方。与其说汉语仅仅与某一语言有同源发生关系，不如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后来被称为“华夏汉语”的这种语言与毗邻三大语言都先后出现过渗透、换用、混成关系。换而言之，原始华夏语就是一种多向性的层累性的混成语。当然，语言的融合并非前无所因，它总是要以某种更早的或相对占强势的语言为主导。语言的渗透、换用、混合竟是如此的错综复杂，以至于已经难以辨别这种语言中所蕴含的历史层次。
三
近年来我国考古研究的成果表明，中华大地上的考古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处于东南的湖泽水耕文化，其考古称青莲岗文化系统，动物纹饰以鸟形为主。处于西北的河谷旱耕文化系统，其考古称仰韶文化系统，动物纹饰以鱼形为主。处于北方的草原游牧文化系统，其考古称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动物纹饰以龙形为主（目前所知最早的龙形器即1971年在内蒙三星他拉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研究者以为原形是猪；八十年代又在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龙形玉饰，距今约五千年）。东南凤文化的创造者原始夷越人（包括夷越、苗蛮、百濮及迁往南岛以前的南方民族），其体质特征接近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身材稍矮，所操太古夷越语即原始南岛语。西北鱼文化的创始者原始氐羌人，其体质特征新石器时代存在两种：一种接近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一种接近南亚类型，但到了青铜时代接近东亚类型，所操太古氐羌语即原始藏缅语。北方龙文化的创始者原始胡狄人，其体质特征早期可明显分辨出两种：一种与现代北亚类型蒙古人种接近，另一种与现代东亚类型蒙古人种接近，到了晚期两种体质类型具有混合现象，从而趋于统一，出现了混合体质特征，所操太古胡狄语即原始阿尔泰语。北方细石器文化中北亚类型人种与东亚类型人种的混合暗示了北亚和东亚文明及语言的混合。中原地区体质特征类型由新石器时代两种向青铜时代一种的演化，反映了凤、鱼、龙文化的交汇融合。与人种体质特征类型的混合相平行，语言的混成聚合也不可避免。
与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相互证发的是传说中的三大氏族系统（约公元前3200到2600年）。兴于江淮流域发展至黄河下游的伏羲氏太皓，为夷越人之始祖。兴于渭水流域发展至黄河中游的神农氏炎帝，为氐羌人始祖。兴于北方草原而后南下黄河、直至江汉的是有熊氏黄帝，盖为胡狄人始祖（此说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黄帝族是从北方发展起来的，史载初都涿鹿，后迁有熊，又周武王封黄帝之后裔于蓟，与今宁夏、山西与冀北为北方细石器文化区域相合，黄帝族“迁徙无常处”，为北方游牧民族。西洋人称“鄂尔多斯文化”为“马背上的文化”，马车是北方游牧民族发明的，传说黄帝造车。蚩尤与黄帝涿鹿之战，蚩尤请风伯雨师，黄帝请旱神女魃，反映前者适应东南海洋性气候，而后者适应北方干旱性环境。又传说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之后白犬生犬戎，北狄、犬戎皆为北方牧人。黄帝后裔有夏后氏，匈奴称其先祖乃夏后氏之苗裔也。
无论是史前还是史后，战争既是摧残文明的魔鬼，也是传播文明的天使。三次大规模的原始战争促成了华夏族的形成。第一次是夷羌之战，炎帝系共工与太皓系蚩尤战，共工败。炎帝“乃说于黄帝”，北上求援，结成炎黄联盟对付蚩尤。第二次是夷狄之战，黄帝擒杀蚩尤于冀州之野，并令少皓统领夷人各部，游牧民族打败了农耕民族。第三次是羌狄之战。炎帝欲争夺盟主地位，黄帝与之战于阪泉，“三战，然后得其志”。胜利后的黄帝乘势向南发展，越过黄河，进居江汉，“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黄帝的胜利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因此，被后人奉为“人文之初、华夏之祖”。游牧民族强悍，征战常胜，然农耕文明先进，因此，胜利了的统治者不得不被战败者的先进文明所同化。经颛顼（夷越系）、帝喾（夷越系）、尧（胡狄系）、舜（夷越系）、禹（胡狄系）的交替统治，华夏族在中原地区逐步形成。同时，原始氐羌语、原始夷越语、原始胡狄语也逐步融合成原始华夏语。而没有卷进融合漩涡的初民，则成为周边民族。西北的远至青藏高原，朔北的远至大漠以北，南方的滞居长江之南，甚至远徙至南太平洋诸岛。
四
夏人（胡狄系）未传文献，因此语言类型不明，但中原居民称“夏”始于此。商人（夷越系）文献中，人名多祖甲、祖乙，地名多丘商、丘雷，顺行结构NA为南方语系之特点。周人（姬姓，承黄帝姓；其祖母姜嫄，周人盖氐羌与胡狄之混血）来自西北，其统治千年使原始华夏语“氐羌化”，形成了“氐羌”色彩较浓的以王畿一带方言为基础的“雅言”。周人自称“有夏”，故雅言即夏言。没有融合同化的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则被周人视为“异族”，于是有夷、夏之别。在氏族或民族融合中形成并得以发展的华夏语，不可能是纯粹的而不是混合的，只是古代华夏语言的异质性与聚合性被方块表意汉字掩盖了。在这漫长的融合中，语言的换用交替出现，甚至一种换用尚未充分稳定，又被另一种新的换用所代替。不同语言交替换用的结果则是双音节演变为带有复辅音的单音节、辅音音缀相继失落，最终形成了孤立型的上古汉语。因为周人为氐羌与胡狄之混血，所以周代文献语言《尚书》、《诗经》等既与藏语有同源之处，又具有阿尔泰语元音和谐的特征。因为周人因袭了殷商文化，而东夷、百越、南蛮又未能一下子同化，所以原始南岛语仍然可以在古代汉语中找到大量对应词。
秦汉以来，以三次大动乱（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为高峰，北方游牧民族象潮汐有时，呈周期性向中原农耕农文化区域泛滥，一次次逐鹿中原，大有步黄帝遗踵之雄风，屡屡建立王朝。从始皇结束姬周封建联邦制统一中国，到清帝皇冠落地的2132年间，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原和全国达840年之久，这还不包括具有鲜卑血统的隋唐王朝统治中国的326年。在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之时，中原士族大量南迁，于是出现了北留汉语的阿尔泰化与南迁汉语的南亚化，形成了桥本万太郎所描述的那种东亚大陆语言结构连续体的状态。
总之，关于东亚大陆语言的发展历史态势，可以设定远古有着多种不同的语言，这些不同的语言在民族接触中，不管是通过战争方式还是其他方式，形成了一种与强大文明相伴随的混成型语言。这种混成型语言，又象一个巨大的漩涡，逐步地同化着所接触到的周边语言。依据这一模式，可以认为，周秦以前中原地区的语言发展主流是因交替换用而出现的混成，与华夏民族的融合形成相一致。周秦以后汉语的发展主流是因北方民族进踞中原且中原士族南迁而出现的推移，表现为中原北留汉语的阿尔泰化或阿尔泰语的汉化和南迁汉语的南亚化或南亚语的汉化，与汉民族和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延伸相一致。
注释：
①［美］Thieme《印欧语》，载［美］王士元主编《语言与人类交际》（游汝杰、潘悟云等译），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
②［日］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③俞敏《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载《北京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
④胡坦《国外藏语语法研究述评》，载《国外语言学》1993年第2期。
⑤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载《民族语文》1991年第3、4、5期。
⑥竟成《古代汉语元音和谐现象》，载《探索与争鸣》1986增刊《上海青年语言学论文选》。
⑦竟成《汉语史研究的新思路》，载《现代语言学》第21期，1992年。
⑧格勒《中华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载《新华文摘》1988第3期。
⑨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载《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⑩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
(11)李葆嘉《试论原始华夏语的历史背景（提纲）》，载《语言学通讯》1990年1-2合期。
标签：藏语论文; 文化论文; 考古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华夏民族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汉藏语系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中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