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用动量”的修辞手法_反复修辞论文

论“利用动量”的修辞手法_反复修辞论文

“趁势”辞格释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格释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总说

汉语的修辞格,不要说研究,就是发现或许还没有走到尽头。比如下面要说的一种写说手法,古来有关修辞的著作和文札里大概都还未曾提到过。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太史公曰:……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很明显,“附骥之尾”是比喻,喻樊哙(还有灌婴)追随刘邦。要是仅此而已,也就是比喻罢了,问题是上文有“鼓刀屠狗”在,则上下文的关系就不平常简单。在生物学上,狗马异科(分属哺乳动物的犬科和马科),但就供人使役和娱乐而言,狗马同类,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功能特征。因为这个关系,狗马在先秦至汉代文籍中的并说连语成为习惯,屡见不鲜。《战国策·齐策四》:“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所好音乐狗马田宅”;《平津侯主父列传》:“恐先狗马填沟壑”。司马迁在说了樊哙早先的屠狗职业之后,以“附骥之尾”来比喻他(和其他几人)跟从刘邦,这就别是一种口吻,别有一种意味。“屠狗”只是客观事实的平实叙述,“附骥之尾”则不同,它是比喻,而比喻是选择的结果,选择何物作比,取决于作者的态度,这就有主观色彩。与“屠狗”不同的是,“附骥之尾”既是事实的客观陈述,同时又轻而易举、含而不露地表示了司马迁对刘邦及其部分臣下的蔑视态度(司马迁对汉朝君臣的态度不在本文范围,不赘)。所以说马尾之喻轻而易举、含而不露,是因为尽管是说人事,却并不突兀不伦,倒像是顺水推舟。然而如果“马尾”是一个孤立的比喻性修辞,它在文章里的作用能否成功圆满是可以怀疑的;即使成功,也属偶然。幸运的是,马尾之喻并非孤立和突如其来,而是有上文联系和铺垫的。由此看来,“附骥之尾”之成立和成功,并非由于它比喻的贴切和形象,而在于它与上文的“屠狗”合作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语境——而这已经超出比喻辞格而成为另一种修辞手法了。从纯粹语言形式的角度看,马尾之喻的微妙和独特就在于此。分析地说,狗马这两个亲属词一前一后,因有“屠狗”在前,下文马尾之喻便像顺手牵羊,显得顺理成章;又如水流,就势而下。这就产生一种特殊的修辞效果、造成一种特殊的言语氛围——上下文在口气、态度上,在纯粹的语言形式上上下呼应、前后连贯、互相贴合。利用语词在意义、功能上的相同、类似或使用上的习惯联系,造成上下文在语言形式上的呼应和连贯、贴合和一致的写说手法,就是本文提出和要说明的修辞格——“趁势”(注:这仅是对这一例作的一个小结性质的定义。联系本文第二部分所举诸例,可以看出这个定义是不周备的,也为此,文章第二部分的标题有“延伸”字样。)。

所说上下文,不限于不同的分句之间,同一分句内也是;另外,语词的亲属关系也是宽泛的,除了语词的意义、功能,也包括声韵等。白居易《序洛诗》:“序洛诗,乐天自叙在洛之乐也。”(《白居易集》卷70)文中洛乐(快乐)同音,《广韵》皆卢各切。同音字的反复出现增加了语句音节组合的节奏性和跳跃性,从而把作者的乐天情绪(这里不深究作者当时是否真乐)描述得更轻松,也许也更俏皮。反过来说,这里情绪描写的轻松和俏皮是通过同一字音的重复来实现的。避复是一种修辞(参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第五章),重复同样是修辞,都要从题旨情境出发,为题旨情境服务。但是我们不把此例叫做重复而叫做趁势,因为两者形式不同。重复是同样字句多次出现,趁势则还包括异义同音字词(如白居易文中的洛和乐)多次出现。其次是两者作用不同,重复是通过相同字句多次出现以加强语气,趁势是以意义功能相同或类似(也包括音节)的语词的先后出现来加强文句组织以至篇章结构在语言形式上的联系(包括语流节奏的连续和鲜明)。简单地说,重复是增强语气,趁势是添加文饰,而此地所谓添加文饰非指其他,是指寻求并实现上下文语词色彩和风格的一致和连贯。下一例更能说明这一点。

把小说戏剧的价值抬得这样高,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还是破题儿第一遭。

(郑朝宗《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

前面说“小说戏剧”,后面不说“开始”、“开端”、“破天荒”,不说“第一次”、“空前第一次”(语见《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32页),而说“破题儿”和“第一遭”,用“破题儿第一遭”这个古代小说戏剧惯用而且几乎专用的语词,使得上下文显得一致和连贯。用小说戏剧的语言来评价重视小说戏剧价值的文学批评,采本地风光为夫子自道,在口吻上更贴切,评价语言与评价对象之间呈现契合和呼应的态势。但是这个态势的呈现既不是由于前后语词(引文重号所示)的形音义相同,也谈不上“破题儿第一遭”在“小说戏剧”之后加重了语气,而是得力于二者在色彩类别和风格上的联系——后者(“破题儿第一遭”)是前者(“小说戏剧”)的使用工具(语言材料),前者是后者的活动范围——二者之间曾长期存在和经常出现的习惯联系(注:“象这样不打草稿随手翻译,在我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1年第1版264页)同样是这个熟语,就不比在郑文中的作用。又如“商度隐语”。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1390页:“说玉溪(李商隐)诗者,多本香草美人之教,作深文周内之笺,……商隐篇什徒供商度隐语。”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7《大雅堂记》:“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而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钱文有“商隐篇什”在前,故成语正好趁势;黄文说子美之诗,则“商度隐语”无势可趁。)。上文所举“屠狗”与“附骥之尾”之所以产生如前所说的修辞效果,也是因为其间(狗马之间)有同类关系和习惯联系。

语词中意义、功能、色彩、类别和风格等方面的亲属关系和习惯联系是客观存在的,趁势是把语词间已有的亲属关系或习惯联系显现在一定的言语文句中。对有亲属关系或习惯联系的语词搭配使用而产生导致语句音节节奏顺畅鲜明,或造成上下文言语风格一致、连贯的特殊作用,产生一种新颖别致的言语效果,这就是前面所举白居易文不叫重复而叫趁势的原因,也是趁势区别于其他所有已经拈出和得名的辞格而自成一格的理由。任何积极修辞都是通过各自的方式为题旨情境服务,趁势是由选择和搭配使用有亲属关系或习惯联系的语词以造成上下文在态度和口吻上的呼应和连贯,从纯粹语言形式着眼,使语境更臻和谐,从而迎合题旨情境表现需要的积极修辞。

二、分类释例和延伸

如同比喻有明喻、暗喻和借喻的分别,趁势也可分若干类。按趁势的方式(途径)分,可有词语趁势、语句形态趁势和引文趁势等;照趁势词句的位置先后分,可有前趁和后趁。

(一)趁势方式的分类

1.词语趁势 以词、短语和熟语形式出现的趁势,我们叫做词语趁势。此类趁势最多:

“开门办学”归来,转眼过了暑假,忽然平地刮起一股评《水浒》,批宋江的旋风。(张松如《老子校读·后记》)

《水浒传》里有绰号“黑旋风”和“小旋风”的人物,文中作“旋风”就与上文“水浒”有了关契,而说其他什么“风”则没有这种关契。

田力与欧娣乐在学校田径场上的第一次相遇,竟成了他们爱情生活的起跑线。 (田南帆《他与法国姑娘欧娣乐》)

“起跑线”与“田径场”呼应契合。

真是冤家路狭。五月中旬,陶凤英在本组砖桥处遇到李正英,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陶当即拽住李往河里推,幸被群众发觉劝阻,才避免了一场轩然大波。(刘军铭 王加才《古稀老妪被押上了警车……》)“轩然大波”是比喻,但“波”的字面意义与上文“河”字关合。

2.语句形态趁势 语句的句法形态与语意契合,叫语句形态趁势。

其实生理与心理是一件事,又是两件事,是两件事又是一件事。

(聂绀弩《小红论》)

“是一件事,又是两件事”,这是一分为二,所以作两个分句;“是两件事又是一件事”,这是合二而一,所以是一个分句。句子形态与语意达成契合。

3.引文趁势 引文与作者的文字契合叫引文趁势。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讲儒道异路殊途、互相贬绌而引他们自己的话(见《论语·卫灵公》)来说明原因,从增添语趣来说,是再好不过的。

4.人物趁势 因文中所述人物之身份、职业和经历等而趁势,叫人物趁势,如作者本人是文中所述,亦作如是观。

这时,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我便回手迎战,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却跌倒在地上,脸上被碰破了。值班管理员闻讯赶来,才制止了这场“内战”。(《黄维自述》)

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述功德林战犯管理处事。文中所述组长、副组长都是战犯。此二人违反共产党政策规定,动手打人,黄维被迫还击,后都被管理员制止。黄维和组长、副组长等人有打内战的经历,所以借“内战”这个词比喻这次打架事件,便增添文趣,也可说“境界全出”了。要是没有内战经历的人如此措辞,怕没有如此效果。

这就是我早就敬慕着的著名楚辞学者文怀沙么?……十年内乱期间,文老成了楚囚。

(郭在精《倘吟诗句尚清新——访著名楚辞学者文怀沙》)

文怀沙是楚辞学家,所以进“牛棚”被说成作“楚囚”对他来说可谓“近水楼台”,“得天独厚”。

5.言语风格趁势 话语文句的格调与所述人物的性格特征等和事件的社会、时代或地域特征等相吻合,叫言语风格趁势。

按下苏秀珍不表,且说吴春。(戴厚英《人啊,人!》)

小说下文有吴春吟唱仿散曲的“自度曲”(文长不具引,见小说第189页),古腔古调又是通俗曲调,所以前面来一句“按下什么不表,且说什么什么”这类古代通俗文学常用的套语,好让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对应,在人物出场之前就暗示了他无可奈何而又诙谐打趣的性格态度。

(二)趁势词句位置的分类

先说后趁 上文所举文例,除《人啊,人!》一条,都是后趁,可以不赘。

前趁 言语文章的用词组句出于作者的通盘构思,一句一段也应有前后照应的考虑。如此说来,既然有为照应上文词句而作的趁势(后趁),也就可以有为照应下文词句而设的趁势(前趁)。也就是说,前趁是可以成立的。

对转注的认识,可以说从来就没有讲对过,清代以小学腾声的人,从江声的解释就是“同部互训”。(皇甫权 蒋仲青《六书辨疑》)因为要提到江声,而江声是人名,无法改,所以用“腾声”与“江声”连贯对应。如果用其他词语(如“驰名”、“著名”等),就没有这种呼应效果。

碰到壁要转弯,这是猪都懂得的道理,难道诸葛就不懂么?

(黄裳《榆下说书·消夏录·诸葛亮与魏延》)

下文是诸葛,故上文说“猪”,不说“驴”或其他,为“zhū”音的连贯呼应。

三、结语

作为一种文笔技巧,趁势与其他积极修辞有相同相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不同之处也是明显的。第一,选择的特殊性。从遣词造句的斟酌这一点看,任何修辞手法都是选择;趁势与其他修辞的区别不在选择方式,而在选择引起的效果。其他修辞的直接效果或是语气的加强(减弱),或是语意的变化。趁势的直接效果是上下文在格调、态度和口吻上的联系和呼应。趁势是止于语文层面、对深层意义内容无任何影响的修辞法。第二,跨越交叉的特点。趁势可以与其他修辞法交叉,如本文第一例“附骥之尾”便是趁势与比喻的交叉。这又涉及辞格的“跨格”、兼类,这也许是修辞学的新问题。第三,其他修辞是显示目的性,甲为乙服务,乙是中心,甲是辅衬。趁势显示的是过程性,是甲乙之间的联系和连贯,甲乙平等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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