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退却——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马克思论文,列宁论文,发展道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比较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旨在探讨揭示像俄国、中国这样的“小农结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规律和具体道路。
一、马克思的“困惑”与他理论研究的深化
1842年，马克思初次接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他一方面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对于先进的欧洲国家首先对于英、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承认现有的知识和以往的研究不容许他对法兰西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妄加评判，我们不能用一句话解决在由两个民族解决的问题。马克思首次面对他不能解答的社会主义之谜。〔1 〕为此，马克思从政治、哲学、法律的批判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生产力了；资产阶级曾用来对付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已对准自己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丧失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全世界。〔2 〕这一理论很快就得到了1848—1849年欧洲大革命的检验。这次革命虽然应验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但事情的结果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差很远甚至截然相反。1948年的欧洲革命并没有导致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灭亡，反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种结局使马克思不得不重新认识当时欧洲革命形势，他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正以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3〕恩格斯也认为：“在1848 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4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态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所以马克思这时提出的改造社会的一些具体原则显然是远离现实的。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从战场退回到书房，在整个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发奋研究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以便在新的革命的“洪水”来临之前，为无产阶级锻炼造出埋葬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从而缩短和减轻社会分娩的痛苦。1871年3月， 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对于这次革命，马克思一开始就认为过早起义将是绝望的蠢举。事实上，巴黎无产阶级革命也以失败而告终。虽然“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革命的曙光”，〔5 〕“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6 〕但是十九世纪末欧洲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发展的新形势使在欧洲范围内再次出现类似的革命却面临极大的困难。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曾回顾说：“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指巴黎公社——引者）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7〕公社失败后， 马克思从巴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又一次退回书房，暂停（不如说深化）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入人类学，开始了自己理论的升华和合乎逻辑的发展。
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日趋沉寂相反，十九世纪下半叶东方亚洲社会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却蓬勃发展、风起云涌，就连五十年代还是一个腐朽落后的农奴制国家的俄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发展和成熟，它的落后的农奴制度和反动的封建专制统治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被迫于1861年进行改革。然而改革的不彻底性使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俄国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矛盾的集合点，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几乎俄国的每一个阶层特别是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基等为代表的革命者（俄“民粹派”代表人物）积极探讨俄国社会发展的前途：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俄国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必需的一切条件都已成熟了。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俄国已经是欧洲革命的先进队伍了。从此，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东方。
可以看到，马克思第一次“困惑”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论证，使他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第二次“困惑”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日趋沉寂，使他转而研究人类学。马克思正是在研究人类史前社会发展过程中，考察了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一是因为当时俄国还保存着大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度，是研究人类史前社会的活化石；二是因为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俄国部分革命家提出了为“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社会发展的道路，即俄国直接从以土地公有为特点的村社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于是，马克思研究了俄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就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二、俄国可以不通过（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早先是恩格斯在批判俄国“民粹派”人物特卡乔夫错误理论时论及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他指出：“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谁要是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8 〕恩格斯清楚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诞生的客观基础；人类社会必须经由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其次，恩格斯还就从赫尔岑年代起，许多俄国人就说它具有神秘作用的农村公社及劳动组合在俄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说：“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9〕可见， 恩格斯与“民粹派”有本质区别。“民粹派”只是简单地、抽象地认为俄国比西欧更有条件进入社会主义，因为西欧革命正追求的东西——公有制——俄国尚大量存在，而恩格斯则把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中加以考察，既承认它“超越”的可能性，更强调这一独特道路的条件性，因而更为现实、科学。
比恩格斯稍晚，马克思初次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发表意见是1877年10月。他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资本主义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0〕如果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的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然后达到社会主义，“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1〕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马克思没有否认俄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走一条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1881年3月， 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写信要求马克思发表“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和“世界各国是否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等问题的看法。对此，马克思坦率而认真作了回答，阐述了这样几个思想：（1）《资本论》中所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起源。 它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也不包括反对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我深信，只要肃清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俄国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2 ）至今在俄国全国范围内还存在着土地公有为特点的农村公社，正是由于它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即“超越”）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3 ）应当承认俄国目前存在的农业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是构成集体生产、占有的自然基础，但是，要使集体生产代替私人占有，必须在物质上、生产力水平上有这种改造的条件。这种条件就是同它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所以，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条件下，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它的一切肯定成果。总之，俄国“农业公社”天生的两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或者是私有制原则战胜公有制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具体阐述了他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有条件超越论”。〔12〕。
1882年初，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作序时再次阐述了他们关于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共同观点。他们指出，在欧州资产阶级所有制正在灭亡的条件下，俄国的农业公社（固然已大遭破坏）是能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瓦解过程呢？对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俄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联系起来，强调俄国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下，通过社会革命才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否则，俄国的农业公社只会顺应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走向资本主义。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岁月，一些俄国革命家再三请求恩格斯对俄国农业公社未来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恩格斯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通过比较研究俄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得出了一些结论。〔14〕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临近死亡，将使俄国有可能大大缩短它现在必然要经过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也就是说，由于存在于几百年的俄国农业公社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所以，俄国“缩短”资本主义行程的条件只能是外部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显然，恩格斯没有给俄国农业公社许诺伟大的未来，而是已经注意到，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已经进入它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新的现象。根据这一情况，恩格斯把他们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有条件超越论”改为“有条件缩短论”。这是马、恩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合乎实际的发展。
以上我们之所以不惜篇幅举列马、恩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论述，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全面了解、把握他们关于俄国“超越”、“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实质和精髓。我们发现，马、恩的“超越论”是有条件的。他们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的理论同他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道路的理论是根本一致、相辅相存的。虽然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西方自巴黎公社后没有出现过无产阶级革命，马、恩关于俄国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道路的预测也未能成为现实，俄国农业公社未能避免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社会曾经经历过的瓦解过程，但我们看到，俄国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大大缩短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的预示却是现实的了。同时也是由于欧洲革命迟迟不发生，俄国（后来是苏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三、我们不应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争取以改良主义、渐进主义、审慎迂回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
如果说马、恩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超越论”是他们根据世界历史理论在社会主义尚未成为现实的条件下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预示，那么，列宁后来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党改造旧社会的“退却论”则是他在领导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得出来的科学结论。
列宁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党过程中，始终以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为行动指南，探索拯救俄国之路。即使如此，列宁并没有简单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把它同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寻求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无产阶级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后便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然而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却是这样规定党的革命任务的。他说，俄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第二阶段。在革命的第二阶段，“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15〕并争辩道，有人（指加米涅夫）说我的公式（指“四月提纲”）是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我非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公开警告过别人，反对过这种意见。”〔16〕可见，列宁已经意识到俄国革命的发展要有自己独特的道路。
列宁所探索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独特道路，在十月革命前后一段时间里主要是他提出的“工人监督”措施。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密的、最负责的计算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17〕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1）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 或实行银行国有化；（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的最大垄断组织（糖业、 石油业、煤油、冶金业等辛迪加）收归国有；（3）取消商业秘密；（4）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一般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合并为各种联合组织）；（5）强迫人民联合在各种消费合作社中， 或奖励这种联合并且对它们实行监督；等等。列宁反复强调“工人监督”在俄国革命第二阶段中的重要作用，说“对银行实行监督，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18〕“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等于‘实行’社会主义……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19〕
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段时期的做法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他进行政治革命，使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和分期农民阶层手中。而对于经济上的革命，他持慎重态度，强调妥协、退却，某种程度上采取改良主认的办法。（1）关于“工人监督”。 它显然只是一种不根本改变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干预的做法。列宁明确说过，把一切银行合并为一，“这种合并的本身丝毫也不改变私有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私有者一个戈比。”〔20〕“我再重复一遍，成立一个辛迪加联合组织，这本身丝毫不会改变私有制关系，也不会剥夺任何私有者一个戈比。”〔21〕（2）关于没收。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的时期里，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主要措施只局限于工人监督；设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银行国有化；组织消费合作社；垄断对外贸易；土地国有化及土地平均使用，等等。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苏俄政权也决定没收、剥夺一定数量的大型的辛迪加企业。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没收绝对不是当时执行的政策的主要方面。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5 月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上的革命措施没有影响到社会生产过程，没有导致“没收”扩大化。因为列宁的指导思想很清楚，他说，俄国革命“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以及一切可能出现的他们的拥护者实行全国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22〕并严肃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为了保障今后进攻能取得胜利，应当马上‘停止一下’进攻”。〔23〕（3 ）关于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管理工业并给高额报酬。列宁为他的这种做法辩解，认为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我国目前专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很明显，我们不能按无产阶级的方式利用他们，而只能采取旧的方式同意付给他们很多的“酬劳”金。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点，可是并不是大家都仔细考虑到了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不仅如此，这种办法显然不只是在相当的部门内，在相当程度内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步（因为资本并不是一批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向后退了一步。”〔24〕
列宁为他的政策设计寻找了一个新的定义，叫国家资本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其楷模就是德国战时经济。他论证说，俄国幅员辽阔尚存在宗法式的自然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五种经济成分而且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其中占优势的又是前三种成分。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无比地高于俄国现时经济。我说它将是我们的救星，因为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算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俄国落后的经济结构落后的经济成分正好缺少这些。如果俄国实现了国家资本主义，它就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列宁提出了从当前阶段的特点产生出来的口号：随机应变、退却、等候、缓慢建设、无情整饬、严守纪律、消灭自由散慢。
在苏维埃政权经历了从1918年至1921年三年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之后，列宁上述探索所得出的初步成果深化了、丰富了。这集中表现在1921年春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过程中。一开始，新经济政策好象又回到了先前的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它有了更多更深刻更广泛的涵义，主要是：（1 ）改变过去急于向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的做法，提出要对个体农民让步，在土地有国化基础上发展农民个体经济。（2）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发展自由贸易和私人卖买；（3）取消产品的国家垄断制， 退回到国家调节商业，利用市场上来；（4）扩大对西方的开放， 发展商品贸易关系，实行租让制；（5 ）培植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将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来；等等。只要把新经济政策同十月革命初期列宁提倡的思想相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均表现为混合经济政策，均表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利用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因为它们都把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有限的国有经济与大量的私有经济结合起来。然而两者不同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经济政策中没有提出的“自由贸易”、“商业”、“市场”问题在1921年后得到了充分的强调。
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要发展“自由贸易”、“商业”、“市场”经济呢？列宁从当时俄国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俄国还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当大机器还没有把它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就应当让他们有经营的自由”，“当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恢复经济的时候，我们必须懂得，在大生产彻底胜利和恢复以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为商品流转而生产的小农、小业主、小生产者。……在这以前，我们还要同就是这样的小生产者打好多年的交道，因此，贸易自由的口号是必然会提出的。……它所以会得到传播，是因为它符合小生产者生存的经济条件。”〔25〕又说：“假定……假定在千百万小农旁边，没有电网密布的大机器工业，那么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针对新经济政策过程中，社会主义商品交换被私人卖买所取代的现实，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主人’，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是没有其它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因此，“在我们所谈的当前工作中，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26〕
从经济体制看，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是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策略和方式的急剧转变。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新”是相对于先前的“战时共产主义”而言的，事实上，它比起“战时共产主义”包含更多旧的东西，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和路线来看只能叫最严重的失败和退却的步骤，不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在许多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实行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27〕“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28〕所以，“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29〕就是“争取以‘改良方式’过渡的可能性”，〔30〕“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31〕列宁明确提出“小农结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的理论。
在列宁看来，“小农结构”国家无产阶级政治上取得胜利后，在经济上采取改良主义的、退却的策略，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他说，如果有些共产党员认为，革命胜利后不实行退却，就能完成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的伟大事业，必须说这样的人是一定要失败的。退却这种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不仅从理论上来看是如此，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我认为，除了从我国革命经验中吸取其它一切教训外，如果还能注意到退却这个教训，那么，这对我们不仅没有任何害处，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很可能对我们有好处。〔32〕列宁的“退却”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表现出卓越的探索勇气和实践开创精神，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从比较中得出的几点启示
通过比较研究马、恩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马、 恩的“超越论”和列宁的“退却论”、“改良论”揭示了社会进化的两种形式。“超越”是一种跳越式、跨越式的进化，指事物的发展未经过中间阶段，突然进化到较高的阶段；而“退却论”、“改良论”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进化，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逐步过渡到较高阶段。（2）任何民族、任何社会客观上、 主观上的力量，固然能够使循序的进化加速，但跳跃式、跨越式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界力量的影响。前面说到马克思在论及俄国社会“超越”时也总是把它同西方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强调只有当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给俄国各方面的帮助，俄国才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至于列宁强调的“退却”、“改良”的原因也就在于，俄国革命胜利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还是不发生，所以，俄国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有依靠自身的条件。然而这种条件十分落后，所以它就只能循序前进，不能超越必要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3）尚保存古代社会公有制遗迹，带有浓厚封建色彩、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造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方式和策略，取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已取得胜利并给它各方面的帮助、支持，那么，落后国家可以“跨越”采取“直接过渡”的方式。否则，早于西欧取得革命胜利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能采取“退却”、“改良”、“间接过渡”的方式。（4 ）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俄国、中国这样的极其落后的国家里取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获得革命成功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充分认识到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而带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巨大困难。在历史带来的巨大困难面前，它应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呢？这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无产阶级专政“节制”下的资本主义。一方面找到无产阶级同农民经济联系的形式，另一方面找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共居”的经济形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改良主义道路的理论对——“小农结构”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3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总是在曲折中前进，今天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为标志的国际共运低潮，从根本上说，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未能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一条有本国特色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本来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条有俄国特色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但由于斯大林未能正确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和重要意义，过早地结束了它并推行“斯大林模式”，从而走了弯路致使前苏联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又如在中国，本来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模式”，但后来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更多的受苏联榜样的影响，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他“急于过渡”，在中国事实上确立了“斯大林模式”，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失误。这也是今天邓小平倡导经济改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现在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模式”、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揭示了“小农结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规律和共同道路。
注释：
〔1〕《马恩全集》第1卷第130—134页；
〔2〕〔3〕〔13〕《马恩选集》第1卷第256—257，488页，231 页；
〔4〕〔7〕《马恩全集》第22卷第597—600，490—500页；
〔5〕《马恩全集》第18卷第61页；
〔6〕〔8〕〔9〕〔14〕《马恩选集》第2卷第616—617，625，548，548页；
〔10〕〔11〕〔12〕《马恩全集》第19卷第129，268—290页；
〔15〕～〔24〕《列宁选集》第3 卷第15—16，33，310，34， 51，137，150，313，538，500，502页；
〔25〕《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24页；
〔26〕《列宁选集》第4卷第572—579页；
〔27〕〔30〕《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90，242页；
〔28〕〔29〕〔31〕〔32〕《列宁选集》第4卷第661，574，575，660—661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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