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路——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史研究论文,谈章培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章培恒先生最初想要写的一部探究中国文学演变过程的书，拟名为《中国文学的路》，而不是一种常规意义上的文学史。从书名大致可以推想它应该有更多的理论分析，而不一定提供系统和完整的文学史知识；如果写出来，跟大学教材的模式当有较大的距离。
《中国文学的路》没有写成，转到文学史上来，有些偶然的因素发生了作用，这个话题下面再详说。不过，文学史的写作，内核仍然是来自章先生关于《中国文学的路》的设想。
为了写这本书，他约了我和谈蓓芳同他合作。最初提起这个话题，还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事情。所谓“合作”云云，更多是培养年轻人的意思吧。那时我已经在上古代文学史的课，因为比较敢说话，虽然懂得的东西不多，新奇的念头却不少，所以颇受学生的欢迎。还有一次，大约是1984年，教育部一些人在复旦召开一个关于文学史教材的座谈会，与会人员来自上海主要的几所高校，是由章先生召集起来的，有年长的先生，年轻一些的有我和上海师范学院(后来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的王从仁。我们两人都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对“文革”前编纂而当时还在普遍使用的文学史教材大大地表示了不满。譬如关于宫体诗，我们嘲笑现有的写法根本是革命大批判，完全不是文学史应有的内容。我后来知道对我们这种态度有人是反感的，认为“骄傲”，但章先生的感觉恐怕正好相反。他让我同他合作，这也许是考虑的因素之一。
我们曾经住到苏州一家僻静的宾馆，讨论怎样写《中国文学的路》。章先生在同某报社记者的谈话中说起那是1985年的事情，我的感觉似乎要稍晚一些，但也差不远吧。讨论中没怎么涉及著作模式、篇章结构一类具体的问题，主要是为了确定怎样认识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主线和某些关节点，借用我后来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讨论文学史的“核心价值”问题。正是在这次讨论中，我有机会把自己在文学史教学工作中遇到的许多疑惑提出来向先生请教，同时对章先生的一些重要的思考有了比较清楚的理解。
章先生想要做的事情同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有着深刻的关联。
回想起来，上世纪80年代真是令人怀念。“文革”的狂潮过去以后，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到普通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在努力地反省过去，设想未来。人们试图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中国出现“四人帮现象”和几乎是全民性的迷狂？又有什么途径，可以使中国避免再度沦入这样的劫运？
在理论意义上，有两个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其一，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它和苏式、中式斯大林主义的根本区别何在？其二，什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除了“科学”、“民主”两个旗号，“五四”时代所崇尚的自由和个性主义的价值为什么长期不能得到充分的肯定？人们在这样的思考中寻求新的历史出发点。
章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的原著。我不知道在“文革”中这种阅读对他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起了什么作用，但从普遍现象来说，由于马克思天性与专制主义对立，“文革”发动者所倡导的读马列运动实际上促进了否定“文革”的民间思想力量。就我接触的范围而言，这在一些下乡知青身上都表现得很清楚，更不用说如章先生那样的人生经历复杂的知识者。而80年代前期，围绕“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的激烈冲突，更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前进步履的艰窘，发人深省。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文学的路”的历史与社会环境。虽然讨论的过程很随意，但我清楚也赞同章先生试图确立的一个基点：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历史价值观贯穿到关于文学史的描述中，重视个人自由与尊严、情感与欲望的表达对于文学发展的意义。相反，对那些与维护既存统治秩序相联系的、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主张与文学表现(如“崇经”、“载道”)，则更多地采取批判态度。
就在这一时期，章先生发表了《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一文(《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文中提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人的自我意识的加强是最引人瞩目的。这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价值的新的认识和对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个人欲望的肯定。因而呈现出新的鲜明特色：文学与哲理的结合；致力于美的创造；在创作中强化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也许现在的人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以惊怪之处，但在当时，却是完全不同于50年代以来流行观念的议论；在评价尺度上，牵涉更广大的历史范围。顺带说，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我参与《辞海》修订，彻底重写了“宫体诗”的条目。
不熟悉章先生的人，可能以为他只是一位古代文史的研究者，实际上，他最初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因为受胡风冤案的牵连，才转到离现实稍远一些的古代文学领域。由于受贾植芳先生的影响，章先生对从鲁迅到胡风的文学思想做过深入的了解。在他的理解中，鲁迅身上格外值得珍视的是一种追求人性解放的精神，把“立人”——使民众摆脱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奴性，培育健全的独立人格——视为民族自救之根本的思想。鲁迅喜爱宏丽壮大、具有开放精神的汉唐文化，不喜欢宋以后渐趋收敛和保守、“国粹”味渐浓的文化，这对章先生也有一定的影响。他有一篇遭到很多人反对的关于宋诗的论文，题目就是《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
章先生和鲁迅同乡，也许与地域文化的传统有关吧，他的性格与鲁迅有深刻的相似之处，他对鲁迅的喜好与维护也异常热烈。近年顾颉刚先生的女公子顾潮在为父亲所作的传记中重提当年鲁迅与顾颉刚的冲突，对鲁迅颇有污损之辞，研究鲁迅的学人未见有何反应，倒是章先生写了一篇长文《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予以痛斥(《收获》2000年第5期)，其辞气之凌厉，简直就像鲁迅自己在说话。
所以，《中国文学的路》虽然没有写出来，章先生在同我讨论时也并未系统解释他的设想，但是我很明白他的意图，即他试图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尤其是它的赞美个人尊严与个性解放的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贯通起来，构成审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视角。而文学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体现了民族的心灵；历史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和我们的现在与未来有关。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中国文学的路”关乎中国人的精神之路。
章先生个性鲜明，见解深刻，当然不需要通过同我的讨论来帮助构建自己的思想框架，但他还是愿意听取年轻人的意见。那时我还处在有狂气的阶段，章先生对我也特别宽容，所以我们间的讨论常常发生争执。他作为老师，学问好，势位高，争执起来大抵以我的退让结束。但也有相持不下的时候。有一次他很不满地皱着眉说：“小骆，看来我跟你没法合作！”幸好第二天他又表示，在这一次争论的问题上接受我的观点。这让我很感动，也略有自得之意。
(二)
就在讨论《中国文学的路》的同时，有另外一件事在进行：80年代前期，章先生从国家教委那里接受了主编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任务，用处是作为全国中文专业自学考试的教材。他找了一些年轻人来撰稿。参与的人数不少，承担篇幅较大的有葛兆光、陈建华、李庆、邵毅平、马美信和我。
到了80年代中期，章先生担任的职务越来越多，有些事情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已经没有精力过问这部文学史的编纂。而撰稿人分散在各地各校，各有各的忙碌，很难聚到一起进行必要的讨论，事情就这么延宕下来。大概是到了1989年初，章先生指示我将已经收到的稿子统理一下，争取把书编出来。然而紧接着是社会大势震荡，趋向暧昧，有些重要报刊的大块文章已经在不甚掩饰地“批邓”了。我没有说话的兴致，事情又继续延宕。到1992年形势再度转变，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占据主导地位，这才着手去做。
由于最初的计划只是编一种供自学者用的教材，它的要求甚至比普通高校通用教材还要浅显，因而撰稿人并非都有追求创新的意识；而收来的稿子均是拟提交讨论但又未能安排讨论的初稿，有些稿子在交接过程中不知下落，只好请作者找来原始草稿，而且各部分还有缺漏；原稿各部分在深浅详略以及结构、文风诸方面都有差异，这导致统稿的工作量很大。我觉得这部书稿已经拖得很久了，如今再花许多的精力去做一部无甚特色的教材，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不如把章先生(也包括我们这些人)关于文学史的一些新的想法贯穿到这部书中去，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面貌，作为对“重写文学史”呼声的回应。至于是否适合做自学考试的教材，暂且搁置不论。章先生说：那也好。
最后形成了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它是中途改变计划的结果。
在编纂这部文学史时，章先生对我是完全放手的。我很注意把章先生已发表文章中的观点，以及他和我讨论文学史相关问题时表达的想法，落实到这部书稿中去。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大抵我以为有把握时就一路做下去，觉得没有把握时再跟他沟通。曾经有一次不知为什么问题感到烦乱，竟在凌晨四点打电话给章先生，事后想起来很不应该。
这部文学史出版后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全国有几十家报刊作了报道或介绍、评述，有学者誉之为“石破天惊”之作。而全书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章先生写的长达三万多字的《导论》。
在《导论》中，章先生表现了他的优秀的文学理论修养。全文逻辑缜密，层层透入：首先对长期以来流行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定义提出质疑，进而提出应以读者的审美体验，即文学作品在何种程度上打动人心这个标准作为补充，认为“越是能在漫长的世代、广袤的地域，给予众多读者以巨大的感动的，其成就也就越高”。再分析文学给予读者感动的基础是人性，论证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即人性的历史变化同步。然后又以较大的篇幅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说明“人类本性”、“人的本质”的观念在马、恩学说中的意义，以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最后将文学形式的问题纳入这一理论系统中来。
在很长的年代中，以“阶级斗争”解说历史，以政治标准、道德价值评判文学，成为主导性甚至统治性的理论。“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对此越来越感到不满。《导论》应是第一次以一种系统的理论反驳了过去的主流观念，对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史的进程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与描述。或许章先生的理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但人们能够感受到它的深刻的启迪意义。
《导论》是全书定稿以后才写成的。章先生把稿子拿给我看，我很钦佩地说：“真是一篇大文章！”同时我也很高兴之前对书稿的处理，总体上与《导论》是合拍的，许多部分显示出深度的契合。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我和章先生做过关于《中国文学的路》的讨论，我在统稿时也尽可能体现他的想法。
同时我也提出，是否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强调：文学是人类创造自身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特殊方式？因为马克思“人类一般本性”的说法，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先验的预设。
这部文学史的最后一章《终章：向新文学的推进》是我写的，但它和章先生的想法有重要关系。大概是在90年代初吧，章先生颇有点突兀地对我说：“你去写一篇文章，把元明清文学和现代文学联系起来谈一下，短一点就行了。”我写了一篇只有千余字的短文谈这个问题，应该是署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记得是发表在《新民晚报》，可是怎么也查找不到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章先生已经在考虑“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个重大的问题，他大概想看看我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理解的。
文学史编撰到最后，我问章先生是不是应该把这层意思表达出来，他说好的，于是就有了这个《终章》。这是第一篇系统讨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问题的文章，作者是我，但源头在章先生。由于这一章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新颖的看法，所以也很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999年，作为国际汉学重镇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为纪念该所成立七十周年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此邀请我参加。我在会议上报告的题目是《古典与现代之间——胡适、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源流的回溯及其中的问题》，也是沿着原来的方向论说的。
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课题，是章先生晚年对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由于学科分割和理论的偏失，过去在古代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形成了断裂，造成“古无所趋”(谈论古代文学的“发展”，找不到它的归结)、“今无所源”(谈论现代文学的兴起，找不到它在本民族文化中的源头)的奇怪现象。古今文学演变的研究，就是要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描述包容古今的中国文学史整体面貌。但章先生要考虑的还不止于此。我曾经郑重其事地问他：我们研究古今演变，是不是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因而需要重视本民族文化内蕴的活力，并且将之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这得到章先生肯定的回答。章先生在一篇小文章中还明确地说过，他对现代文学如何才能健康发展的关心，其实超过对古代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因为它和我们息息相关”。这使我不禁想起鲁迅早年在《文化偏至论》谈文化取向问题时所表达的祈愿：“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同时向内、向外寻求力量，在继承传统中创建新的境界，这是历经患难的中国读书人内心中最深的心愿吧。
我很欣慰曾经跟随章先生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领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除了撰写《中国文学史》的《终章》，我还和他一起开设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生课程，各人讲一半。后来章先生向教育部提请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新的二级学科，也将我和陈思和列为导师，我还代表他向专家审核会作了汇报。但再后来我就参与得少了。
(三)
1996年复旦版三卷本《中国文学史》问世并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了章先生原来的计划。他在《〈中国文学史〉琐谈》(《新民晚报》，1996年3月20日)这篇短文中表示，他已经把撰写《中国文学的路》的设想，改为同我共编《中国文学史》，和谈蓓芳合写《中国现代文学史》。
但1996年版的《中国文学史》因为是中途改变计划的结果，还存在不少问题。我在统稿的同时，就在考虑哪些部分将来还需要做较大的修改，并把想法同章先生交流。而外界发表的文章，在表示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一些意见。先是清华大学的孙明君先生指出，这部文学史仍然以朝代为分期的依据，不利于凸显文学演变自身的规律。后来华东师大陈大康先生指出，《导论》所提出的理论观念并没有完全体现在全书中，有些部分显得与之游离。这些批评意见，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促使章先生决定改写这部文学史。
题名为《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下简称《新著》)的这部书，注入了章先生晚年大量心血。他不仅是第一主编，而且是主要执笔人。在修订过程中，章先生被查出患有癌症，工作一度耽搁，但只要稍有精力，他就坚持去做。2006年这本书由复旦大学和上海文艺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后，章先生仍然继续对全书做最后的打磨。今年7月，《新著》增订本印成，章先生已弃手人寰。
《新著》有170万字的篇幅，比原书扩充约三分之一。从整体来说，它对文学史发展脉络的描述，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解读，都比原书更为深入、细致。书中附有很多脚注，对相关史实、版本、文字方面的问题进行考订，表现出严谨的学术风格。一些被过去通行的文学史所忽视的作家与作品，在《新著》中重新获得关注。如将东汉书信体散文列为一个专节来介绍，突出了它的文学价值和意义，这在过去是少见的。又如明末诗人王彦泓，因以艳体诗为代表作品而为主流文学界轻视，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也未提及，《新著》中将其补充进去，强调他的诗“较之以前中国关于爱情的诗歌有了明显的发展”。书中还指出，王氏这类艳体诗不仅在明末清初流行甚广，在20世纪前期仍十分流行，日本小说家永井荷风也对其推崇备至，称“其诗之美往往可与波德莱尔相抗衡”。这表明对王彦泓的忽略，实际上是因文学观念的偏颇造成的。总之，《新著》在基本内容上就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而《新著》最重要的特点，我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摆脱了以朝代分期的惯例，使用了全新的文学分期方法。全书九编，将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历史阶段，在中世部分又分为发轫期、拓展期、分化期，在近世部分又分为萌生期、受挫期、复兴期、徘徊期、嬗变期。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将文学史的描述依附于朝代史、政治史的状态，突出了文学本位意识和文学史内在的发展与演变规律。
我对这个问题也曾经有所思考，知道它非常困难。因为中国文学的历史极其漫长，沿承性很强，变化则曲折而缓慢(西方人喜欢说时间在中国历史中是凝滞的)。要在这样的过程中分辨各历史阶段的显著特征，描述出清晰的演变线索，不仅需要对复杂的历史现象有深入的了解，还需要有强大的理论分析能力。章先生提出的分期系统也许未必很快为学界普遍接受，但他做出了十分重要的尝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二，将“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理论观念始终贯穿于全书。《新著》不仅从文学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上解析在不同时代和历史条件下个体意识的显现、变化，个人自我实现的愿望与环境的冲突，而且将文学的艺术形式、审美特征与这种思想与情感的表达紧密结合。比如在关于李贺的章节中谈到，“一个敏感的青年所必然具有的对于美(包括美丽的异性)的强烈追求又常使他的这种压抑感与之结合而形成独特的形态。在压抑感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其诗呈现出一种凄艳的、有时甚或凄厉的美，这是中国以前的文学所没有出现过的，也是李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这样的分析使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为深化。
其三，更为具体地揭示了“古今演变”的内在趋势。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虽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元明清文学部分有意识地考虑到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终章》更明确地对两者间的联系进行了讨论，但只是初步的，线条比较粗略。《新著》出版后召开的专家讨论会上，华东师大的陈大康先生说：“其实可以把96版的结语(指《终章》)加以修订附在后面，告诉读者文学发展的脉络在‘五四’以后是怎么跟上的。”他的意见或许可以采纳，但应该说，《新著》的内容对此已有深入的解析。特别是第九编“近世文学·嬗变期”部分，将自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共约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作为文学的嬗变期，考查这个时期文学嬗变的种种新的因素、新的成分，理出了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嬗变的整个脉络，处处与后面的新文学相呼应，对中国文学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作了一个整体的把握。
在章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曾提出两点：一是“人性”、“个体意识”、“自我意识”这类概念出现的频率似乎高了一些，可以考虑融于行文中；二是当个体出于自由意志主动承担社会与群体责任时(鲁迅其实就是如此的)，对这种选择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对前一个意见，章先生说：“以后你再改吧。”对后一个意见，他想了一下，但没有明确说什么。
2007年曾经为《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出版在上海召开过一次专家座谈会，国内名流汇集，是很难得的一次聚会。大家一致对《新著》，尤其是它的开创性和引领学科发展的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对章先生在病中的劳作表示了由衷的敬意。我在会上没有多说什么，却在会下同《文汇报》的记者周毅说了这样的意思：章先生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责任感的人，他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是贡献自己的思考。在他的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那不仅仅是学术，更重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同他的时代的关系。时代是艰难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也是艰难的；在这双重的艰难中，也正因为这双重的艰难，章先生沉思古今，瞩目未来，努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它充满热情和期望。如今章先生已经去世，我还是想重复这段话。我想，人们会听懂这个声音，并因此而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