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标本论文,散文论文,苦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余秋雨登上散文神坛的氛围
余秋雨因其《文化苦旅》（以下简称《文》）而行步于中国文坛而且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秋雨热”。这种现象的出现得归因于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所处的情景与公众恋古心态和余先生本人的社会行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苦旅令人触目惊心。肇始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扮演着中国文学思想解放的马前卒，其功效大焉。人们反省昔日荒诞，抚摸自身的伤痕而在“人性论”与“人道主义”圣旗下寻觅各自的感情世界。时至8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越过犹抱琵琶半掩面的启蒙主义教育的散文圈儿追逐自己的理想、趣味与游戏活动。散文成了公众泄露自己性情、冥想苦思的道具。特别是那些“现代派”与“寻根派”门号的子弟如贾平凹等人消耗了热情奔放、凝重的想象而遁入衰落的小径。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公众、作者、文学之间步入一个相互遗弃的恶性循环。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有的作家为了迎合公众的口味而贩卖自己床第（色情）、拳头（武打）产品。象《白鹿原》一样一开头就干倒七个女人，以至到《废都》中贾平凹命令庄之蝶与一帮娘儿们日夜厮睡构成这批俗文学的高峰。另有一些作者则是听任公众、作者、文学三者关系的恶化，拒绝公众的低庸口味，勇敢地逃避社会对“打”、“杀”、“搞”字的渴望而蛰伏在纯粹文学的象牙塔内，或找来山山水水以娱人性或咀嚼现实生活中的快乐趣事，或拖来古典的物件以教主的身份向公众布道……
中国当代公众心态表明，公众们对文学的胃口具有戏剧性的变迁即泰极则否。20世纪末的中国呼唤严肃文学日高，丢失了严肃文学的公众反过来对其眷恋有加。“如果还不能有一部巨大作品去描写它（历史）、表现它（同前），人们总觉得是一种遗憾”。其始点与终点合而为一，即不仅为文学，还为历史的本身，更为公众的胃口。这种遗憾跨越80、90年代之交则是对中国无历史散文的恐慌。人们焦虑地期待着世纪性神话的来临。洋洋洒洒24万字的《文》生逢其时，稳重而又热切地闯入国人的心坎，委实给浮躁、饥荒般的公众注入一次镇静药剂。
而在作者角度来看，《文》是作者对写现实，抨击活生生的问题之倒戈而向拟古的深奥遁入。当代作者尤其是一些散文家失落感重重，步入了彷徨与苦闷、出世与入世的纠葛。但他们又耐不住寂寞。为了向社会、向公众或者向永久的历史映衬自己的存在即马斯洛的自我表现，且不为政治帽子问题或批评他人而引起索赔的票子问题等等所绊倒，他们表现自我最佳方式是步古人借古事以抒己情的后尘，回避现实，钻入古代文化之林游说一番，以文字图解史实，故作深沉状作一些呻吟哪怕是半桶水似的肤浅的说教亦可。
余秋雨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完成《文》书创作的，以了却了他“好些年以前写一些史论专著”的宿愿扮演了文坛上“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二、商业性的包装成全了余秋雨
余秋雨依怙《文》一书而饮誉海内外，风光于当今文坛，这一方面得归功于或者感谢丰富的五千年中国传统文明。因为这段曲折的历史成为了他创作的主旋律，是他“把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对文化的热忱交融在一起”，构筑了他文化散文内核。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现今商业性包装使然。如传播媒介的，乃至秋雨本人欲盖弥彰式的自己包装等均把他打扮得金光灿烂。
公正地评论，余秋雨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虽然世界范围内作家与研究作家的作家在一人身上难于握手言欢，个体要象扭瓜一样把二者强迫凑和在一起亦有所产物，但其作品内涵则深藏着学究味浓郁的调儿。他承认“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何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作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秋雨的散文亦有类似纰漏。他在其文学创作中总是挥弄枯燥的哲理性思辨的锈凿，作一些历史上的纵横比较如《莫高窟》之三、之四。有的如《阳关雪》冗长无味。一句话，几十年来的学者生涯所泛出的学究味儿占据着他文学创作多半的席位。尽管他有时与人谈话凸现出孩童时的开朗与幼稚，但是后者只是很少的成份。因为余的《文》一书创作正处于心理学上所谓的“中年颓败”时期，即孩童时代的想象颓失，天真的骏骨已凋，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思辨和冷静的探索，所有这些均掣肘了他在文学味浓烈、生机蓬勃的文学之路上的跋涉。而余的知名度陡涨，这与传媒那“发现名人”、“制造名人”的功能不无关系。
首先是文化界哄抬余氏甚嚣尘上。记者编辑把一串串华丽的形容词编成花环戴在余的头上。《收获》杂志全文发表《文》书全文，继而是鄂西大学的《文》专栏对余进行“热烈”又中肯的评定；继而是《文》一书出版，其封二的扉页上贴满了他文化功绩的标签：本书获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成果奖、台湾一九九二年最佳读书人奖。然后再是许多媒体的鼓噪。
其二，秋雨自我包装很别致。他在《自序》中称：他将“以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之形象窜入文化之林，“让封存已久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地一声奔泻而出”，其条件是“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在“默默无言的大地上站立”。现今《文》与读者谋面则证明他是“有悟性的文人”，因而他的《文》书亦是很不简单的文化礼品！余在《后记》中又称：《文》书的面世经历了艰辛。这段书本死里逃生的历险记一方面说明《文》文章很有份量，北京、上海、广州诸地有七家出版社来约稿，言外之意是《文》一问世就是喝足了娃哈哈的健儿。另一方面有这么一位貌似虔诚的编辑不识泰山竟乱动本人稿件，幸亏有上海《收获》副主编李小林女士风闻后急忙去电话强令他们停止付印，把原稿全部寄回。寄回来的原稿已被改划得不成样子，难以卒读，他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又幸亏知识出版社的王国伟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陈先法先生、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鲁萍小姐都有心救活它，最后由王国伟先生雇人重新抄写使之恢复原样，才使这本书死里逃生。无异救活了一位伟人！同时亦请读者进行同情之心的投资——因为《文》书的苦旅太多了！
更为精彩的打扮在于《文》书的封底上面记载：“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现任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且余秋雨亦官亦文亦名人，其兼职竟达百个。从深圳、宁波等市的文化顾问，到各级文化决策机构的咨询委员；从东北黑龙江的话剧院到南方广州话剧团顾问。这样的名人何处寻！天下少有，天上全无！
文学史表明，文学创作者的一时成名离不开舆论宣扬与鼓噪，但过份的宣扬并不代表文学的生命力。一书一文一字一句要让不同“文”见的今人和后人反复推敲、鉴别才有趋于一致的公论。《文》一书到底能活多久并不是当今包装所能回答的，此举我们不去深究，但是笔者总觉得这样的包装极为丑陋，轻一点论证则无了社会效益。《文》封底上躺着“作者简介一栏”，公众从中除了目睹作者“艺术理论家、散文作家”的风彩外，还可以找到更加佩服的资讯：秋雨先生曾被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Who's who）呢！可喜可贺。 中国又有一炎黄子孙名登大英帝国出版的名人录了。
不过，公众与秋雨本人切勿高兴过早，更不用浪费自己的敬意。其因安在？在于Who's who这一本邪书哩！
据笔者所知Who's who是英国佬拼凑的世界级大部头词典。 其功能不外乎有二：一则延揽各地名人占其席位。诚然该书不乏一小撮文学艺术大师、物理数学泰斗。但也有一些钓誉沽名的杂种。如某女，美国加州乡下一个社团的女人干事，大专水准，发表作品为两首诗。如此水准竟榜上有名。看来名入此书并非蜀道难于上青天，而是囊中取物，易如反掌。
二则为英国佬搜刮金钱的道具。这些商场加书海的精灵鬼在请您荣登名人榜的美纱下又摇动请你掏三百美元购置几本名人录的响铃。其质地实为请你自己赞助打自己的广告，出自己的大名。
而且泰极则否的辩证法表明，现今《文》爬到了媒介传播的极点则是余先生跌倒的开始，且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事实将会证明《文》之可笑。
《文》书现为部分读者的开胃品，不久即为读者的反胃货。
三、《文》：当今散文界“衰败的典型”
尼采在强烈反对伟大智者的场合就界定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是“衰败的典型”“衰落的征兆，希腊解体的工具”“一位伪希腊人，反希腊人”。同理，余秋雨散文集《文》一书与其说是余在当代散文这样立体社区唱出的一支牧歌，不如说是今日散文上空“衰败的典型”。说得公允一些，《文》一书是古代文化与现代美文的组装品，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十分蹩脚。
首先，余秋雨本人不象许多公众所吹捧的那样鹤立文坛，而是很有自知之明，他能据自己之体剪裁出一件名实相副之衣。即余认为：他“不会成为职业散文家，因为散文需要感动”。依照余的本意，他所讲的“感动”是渊源于生命内部的大感动，而不是小感觉。只有大感动才会有较为完整的思考，由此作文弄章才有价值。而小感觉天天有，把这些每天都要宣泄的小感觉写成文章虽属情理之中，但是大器难成，至多只能作些小件产品。余秋雨自我创作苦旅表明他是在小感觉基点上所弄出来的“历史小摆设”。余自扮为中国古典文明的传人，他强调文化对现实的参与功能，其潜意识是企求把握历史，且他能异常熟练操作借古典之物发一己之情，托昔曰之物以抒秋雨之志等手法，再加上几段绞心的哀思，这就是一部《文》。本来这种文化业务别人亦可以经营，只是老一辈文化人处于艰难的兵荒马乱之中，而现代的文化人在各种思潮如忧患、本体论、方法论、弗洛伊德之中充当弄潮儿的角色而无暇顾及。因而最为幸运的则是余秋雨本人，为他操着古代与现代美文这戈驰骋于文坛上创造了氛围。尽管如此，这样成不了“职业散文家”的角色写就的《文》一书，其功底值得怀疑，充其量也只是一位业务散文爱好者摆弄现代汉语的词藻而步入一条媚史之路。
其次，《文》外在是现代美文但其肢体则只是一味的舞弄古史，即是古史与现代美文的组装品。
《文》一书文笔算佳，这在目前文坛上是新鲜的。作者从“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立起身来离开案头”，象三毛一样唱着“远方有多远”的调儿悄悄地畅游在中国古典文化之林，发古代文化之微，收到了打开尘封已久的文化内涵之效。象许多散文同行一样，余使用众多散文写作手法。在《文》中排比、比喻诸修辞手法用得频繁，外加一些沉重的反省使《文》既异于只有质而无文或文甚少的篇什如记载柳宗元诸位古人的《唐书》或《资治通鉴》；又有别于只有文无质或质甚少的故作呻吟状的纯散文。此其一。其二，《文》一书想象的写作手法之运用的俯拾即是。《莫高窟》一文中如使用了“和尚出场”、“乐樽和尚”故事以及作者眼前的两个长廊与景深，展现出作者剖解古人、驾驭文物的功底。其他如《柳侯祠》等都有雷同的技法：想象之后再作感叹，有时还有些许与外来文化的对比研究。
除却这些文绉绉的美文外衣，《文》的质地则是古香古色的古董儿。也就是说，在《文》中到处流晃着秋雨所涂抹的文化古董的倩影。《道士塔》写的是和尚王圆的愚蠢，《阳关雪》反映的则是阳关与古人的悲壮。总之，《文》中没有古代文物的篇章是不存在的。正如作者所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立于此境的作者所写就的文章也只能是古代文化的叠印。即使在《上海人》中有一些活脱脱的现实景状但大部分是对古代文化的咏唱。
此种行文方式的正向功能不可抹煞，但一味在古代文物之林使用现代美文向观众绍介传统文化的痛苦历程即进行冗长的导游，过份地玩弄古物使整个文章很是枯燥，寡淡无味，色调单一。同时，《文》一书在美文与史实相互拼贴之中又步入如下的二难之境。
其一，文虽美，但作者文字功夫并不甚佳，如《莫高窟》之二有“来回徘徊”之类则是地道的病句；有时想象运用得有过头之嫌，如《道士塔》透过想象只谴责糟蹋文物的官吏、和尚，但为何不想象自己作清末一位握有至高无上权柄者阻外国文化强盗于国门之外呢？同时余的思路也很别致，他意说：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蹋的情景，作者狠心地说一句：宁肯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样的认识与真正的爱国主义似乎相去甚远。
其二：作者所走的组装历史与文学之路上有时犯了阉割史实的错误。在他自演自导的《文》书中，一些历史常识错误都遗憾地发生。例如，我们对余所持的“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的观点姑且存疑，但作者认为：“有了它（都江堰），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此点不符中国历史真相，可以说夸大了都江堰的功能。中国之所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抗日后方是因为有抗日的全国人民堵住日寇之西犯，而不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击毁了日寇的刀枪。若余的观点成立，为何拥有长江天堑的江南一带又失守呢？可以说这点使一个严肃学者的形象黯淡不少。
总之，《文》只停留在开垦中国古代文化或曰只对古代文明沉重吟唱的基点上，是一种单调的散文集子。它昭告国人，在当代散文尤其是文化散文中，《文》一书并未成为生机焕发的、笔锋多元的文化之峰，相反地跌入了纯粹搬弄现代汉语中的华丽词藻+古董儿的味道单一的、反胃的沟壑。整个一本《文》书都是陈年白酒（如古代古文化）与当今矿泉水、自来水（如优美的语句、感叹）掺和的产物。所有这些，把《文》一书定格为当今散文界典型衰败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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