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不以文化“围剿”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以论文,国民党论文,视角论文,文艺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4)05-0073-09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文艺政策的研究①，大多侧重于揭露其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高压手段，诸如查禁革命书刊、封闭进步书店、迫害左翼人士等等。这种分析固然不错，但却多少忽略了历史的另一面相。实际上，国民党当时的文艺政策包括了破与立两个层面。所谓“破”，便是上述对革命文艺的“围剿”扼杀；而所谓“立”，则指建设他们自己的文艺，企图从左翼那里夺回文艺话语权。对此，陈立夫曾一语道破：“我们在文艺上的对象是共产党。我们一方面要用实际的行动去消灭，一方面要用文字来做思想上的斗争。”②鉴于学界对后者关注较少，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述。 一、三民主义文艺运动的登场 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虽在组织上对共产党造成了重创，但在文艺领域仍无法与之抗衡。“一大批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革命策源地’，从海外，带着满身尘烟，陆续聚集到上海”③，创作了大量的左翼文学作品，在文坛的影响日益扩大。蒋光慈在1928年曾描绘：“所谓革命文学的声浪，日渐高涨起来”，“革命文学成为了一个时髦的名词，不但一般急激的文学青年，口口声声地呼喊革命文学，就是一般旧式的作家，无论在思想方面，他们是否是革命的同情者，也没有一个敢起来公然反对。”④此言容有过当，却也生动反映出当时左翼文学汹涌澎湃之盛况。 面对这种状况，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文艺人士深感忧虑。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劲敌，已换了所谓意识的赤化战具的普罗文学”⑤。于是，他们不断呼吁当局应当尽早“颁布一个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使文学知所趋向”⑥。正是基于这种呼声，1929年6月3日至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部长叶楚伧的主持下召开全国宣传会议。会议检讨了国民党宣传工作的缺陷，认为以往文艺宣传“散漫而不统一”。为克服这一弊端，会议通过《确定本党之文艺政策案》，做出如下决议：第一，今后要“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发扬民族精神、阐发民治思想、促进民生建设等文艺作品)”；第二，要“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如斫丧民族生命、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⑦。这反映了政策制定者企图破立结合、双管齐下的解决思路，而且尤其重视“立”的方面，将之置于首位。该案还明确规定以“三民主义文学”为“本党之文艺政策”。 上海是现代文坛的中心，因而成为国民党争夺文艺话语权的前沿。1930年4月，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徵在第一次全市宣传会议上便提出：要扭转左翼文学盛行的局面，“除消极方面的取缔以外，根本方法，尤在我们自己来创造三民主义的文艺，来消灭他们”。显而易见，他这一讲话是对上年全国宣传会议精神的积极响应。这次会议还通过《如何建设革命文艺以资宣传案》，要求各区党部的宣传刊物应“尽量刊载革命文艺之理论及创作”，市党部宣传部也应着手编辑革命文艺刊物⑧。 缘是，在一些国民党文艺人士的呼吁下，经过中央与地方宣传部门的确认和推动，三民主义文艺运动粉墨登场了。在国民党掌控的一些报刊的文艺副刊上，陆续出现了一批宣扬三民主义文艺的文章。它们纷纷抨击左翼文学，要求把文艺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在这些副刊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上海《民国日报》副刊“青白之园”与“觉悟”，以及南京《中央日报》副刊“大道”与“青白”。其中，“青白之园”的负责人、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许性初曾直言不讳地交代了创刊的初衷：“我们因为感受到国内共产党文艺宣传的嚣张和一般趣味文学的无聊，想在这层层夹缝之中为革命文学开辟一道新的出路。”⑨这不啻公开表白了反对左翼文学的立场。 然而事与愿违，这场三民主义文艺运动在推出不久后就迅速退场了。仅仅隔了几个月，当初满怀豪情的许性初就十分失望地承认：“我们这般向无深切研究而便要为革命文学建筑新出路的小子……努力于今的结果，除见园门日益冷落，园景日益萧条外，简直找不出一点足为我们满意的”，“五个月以来的努力所收获的是些什么？既没有达到共产党文艺宣传的那样‘猛烈’的精神，同时更没有趣味文学那样的程度，这是多么一件痛心的事实”⑩。曾参加过1929年全国宣传会议的金平欧在一年后也写文章说：“我们知道三民主义的文艺，在一年前的全国宣传会议里，即有人提议，而且经大会通过。可是到了现在，只有少数人发表关于提倡三民主义的文艺的论著。而实际上去努力三民主义的文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11)由此可见，国民党推出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既未能对文坛造成强烈冲击，也没有产生出一批具有相当数量和水准的三民主义文艺作品。究其根源，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缺乏充分的理论建构。要执行三民主义文艺政策，首先必须确立三民主义文艺理论，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国民党束手无策。叶楚伧虽一再强调“建设三民主义之文艺乃是目前至为重要的工作”，但对什么是三民主义文艺和怎样建设，他也没有明确解释，只是一味强调：“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文艺。三民主义文艺，就是三民主义。”或者笼统地表示：“要以三民主义之思想为思想，思想统一以后，三民主义的文艺自然会产生了。”(12)这样绕口令般的、对实质问题避而不谈的阐释显示了其理论的无力。这自然无法指导运动的开展，使之仅停留在空喊口号的鼓噪而已，以致当时便有人抱怨：“三民主义底文学在一般先觉的同志和进步的报纸中，已在努力着了，但是如何地脆弱无力与慌乱踟蹰呀！他的慌乱惶惑、脆弱无力……最大的原因却在没有他的中心底理论。”(13) 其次，缺乏具体的执行方案。国民党虽然制定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但并未真正花力气推行。提倡三民主义文艺的大多是国民党中下层党员，高层尤其是实权派领袖因忙于派系争斗而无暇顾及文学，对此明显缺乏深思熟虑。就拿1929年全国宣传会议来说，恰值蒋桂战争鏖战正酣之际，所以蒋介石、胡汉民虽亲临会场训词，但无非是走过场，并没有制定出任何具体的可行性方案。会议通过的《规定艺术宣传案》尽管规定：各省、特别市和县党部“应遴选有艺术修养之同志若干人，组织艺术宣传委员会”，并“在可能范围内，应根据本党之文艺政策，举办文艺刊物”，“中央对于三民主义之艺术作品应加以奖励”，对成绩优异的各省市县党部宣传部“应予经济上之补助”(14)，但实际上并没有为这些部门提供必要的人员配备和资金保障，这就使所谓的三民主义文艺建设最终流于空谈。如鼓吹三民主义文艺最力的上海《民国日报》“青白之园”，最后竟然因“报馆要加增新闻的篇幅”而被迫停刊，前后只出版37期便无法维持。 第三，遭到左翼作家和自由派文人的双重抵制。左翼作家对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反感自不待言，而自由派文人梁实秋也质疑道：“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尚且不可能，用政治上的一种主义来统一文艺就更其不可能”，“我看还是让它自由地发展去罢！”(15)。这种讥评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影响，使之越发孤立，甚至沦为文人间的笑柄。如积极鼓吹三民主义文艺的周佛吸，就说自己“曾以研究之所得，商之于研究文艺的朋友们，收获的却是些讥笑和轻侮”，而且这种讥笑和轻侮，“真是不能以车载斗量”(16)。 总之，作为一项理论贫乏、组织不力且备受争议的文艺政策，三民主义文艺运动一开始就是匆忙登场的，注定无法达到预期目标。通观这一时期有关三民主义文艺的宣传文章，大多只是流于对左翼文学的谩骂，或是仅见喧嚣的口号而无实质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有质量的创作根本无从谈起。甚至连《民国日报》“觉悟”大力推荐的小说《杜鹃啼倦柳花飞》也因过于粗糙而遭到国民党中宣部的批评，认为“该书内容既甚平淡，描写的技术又极蠢拙，修词不文不白，造句异常生硬，对于党义宣传，更是莫名其妙，根本就不是文艺的作品，更配不上称为三民主义的文艺”(17)。其创作水平之低劣由此可见一斑。 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异军突起 就在三民主义文艺运动陷入困境时，国民党官方支持的另一场文艺运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又突然从斜刺里杀出，扛过了国民党文艺宣传的大旗。不过严格说来，后者并非对前者的继承与接续。相反，由于三民主义文艺运动当时尚存于世，并未完全偃旗息鼓，因此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异军突起，其实恰恰意味着某种分化和旁出，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对文艺政策的歧见。 关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崛起的背景，一位左翼评论家曾深刻剖析说： 国民党的党治文化，其实就是所谓“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这政策最初的发端，盖起于一九二九年叶楚伧任中央宣传部长时。……但宣传部向来是握在西山会议派手里的(如叶楚伧、刘芦隐前后为部长)，这于国民党内后起的更资产阶级化的陈派(陈果夫、立夫兄弟，任组织部)，自然是不高兴的；然而抱着“他干我也干”的心意，“反正有的是钱”的自信，于是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就在此分了两路。 是时也，国民党上海党部中有朱应鹏其人，乃在出版界文艺界没落的份子；他就趁了这“时乎不再”的机会，邀集在党的次一等狗狼之流(范争波、潘公展)及艺术界的一批死尸(陈抱一、傅彦长)……于一九三○年六月一日在上海立会；遵从国民党政策，以“民族主义文学”为号召。同时潘公展、朱应鹏“系统”上又为“陈派”，而且潘朱又皆与陈为同乡人，所以，民族主义文学，是国民党组织部的(18)。 这段分析一语道破了这两场运动的貌合神离之处，尤其是通过对其幕后支持者的分别指认，更是揭示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兴起的深层动因。概言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才是其中关键所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蒋介石与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围绕党权展开了激烈争夺。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上，蒋系干将“二陈”开始执掌组织大权，由此开启了CC时代，但派系斗争并未就此消弭，而是进一步蔓延至其他部门。文艺领域亦不能幸免，其政策制定权也往往成为各派觊觎的目标。本来，所谓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是由叶楚伧等人制定的，而叶氏并非蒋系中人，他本属西山会议派，且与胡汉民同为南社成员，政见亦较接近，由是自然成为蒋系排斥的对象。故此，二陈把持的组织系统另起炉灶、改换旗号，揭櫫“民族主义文艺”，这无疑是将叶楚伧主持的宣传部撇在一边，明显流露出亟欲渗透乃至最终取而代之的意图。 至于CC派为何选择“民族主义”作为其文艺政策的口号，或许有两层原因。首先与时局和舆论有关。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对此，国内舆论大多皆持民族主义立场，谴责苏联入侵。但在苏共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下，中共却不得不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一失策造成了宣传上的被动局面，并被国民党利用作为反苏反共的借口。同时也正是通过这一事件，CC派对民族主义口号的强大号召力有所认识，认为它比笼统提倡三民主义更有力，故企图借之来抗衡并解构左翼文学。正如脱离“左联”后加入右翼阵营、深谙中共宣传之道的杨邨人献策：“应付‘普罗’文学底进攻，提倡民族主义文学自然是最好的一法”(19)。 其次，迎合了蒋介石的政治倾向。在国民党高层中，胡汉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尤其强调三民主义的整体性。早在1925年，他就声明：“国民党不能将孙中山的这三个主义分割开来。……所有这三个主义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国民党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20)1928年，他又专门出版了《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书，强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位一体。但在蒋介石看来，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二者在训政时期均非紧要，当务之急乃是民族主义，而且借民族主义口号强化中央集权，恰可掩饰其在民权与民生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从这一角度来考察，CC派以民族主义文艺取代三民主义文艺的易帜行为，显然是与蒋胡二人之政争相契合的。CC派干将潘公展就曾解释：“就二三百年以来，尤其是最近80多年来，中国所最需解决的问题而论，还是一个民族问题”，“故三民主义尽管是一贯的，尽管是连环的，但这个一贯的连环却统有一个起点，那便是民族主义”(21)。明显是在唱胡汉民的反调。另一个叫孔鲁芹的人也说：“民族主义文艺，常得一民主义文艺，或二民主义，没有连环性之讥，殊不知中国现在的危机，完全是在民族的弱小……所以在文艺的范围里，仅要薰育民族问题就够了，多了，反会分化文艺的力量”，最后还公开扬言：“现在所需要的，并不是三民主义的文艺，而是民族的文艺！”(22)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兴起了。1930年6月1日，朱应鹏、潘公展、范争波、傅彦长等人在上海集会，组织了前锋社。他们于6月22日创刊《前锋周报》，并在该刊第2、3期上连载《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这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理论纲领，也是这场运动兴起的标志。同年8月，开展文艺社在南京创办了《开展月刊》。11月，初阳社又在杭州创办了《初阳》旬刊。此外，还有《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草野周刊》、《时代青年》、《当代文艺》、《南风月刊》、《青年文艺》、《开展周刊》、《流露》等，这些都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前期的刊物。1932年以后，又有矛盾出版社的《矛盾月刊》、黄钟文学社的《黄钟》、汗血书店的《汗血月刊》、江西民族文艺社的《民族文艺月刊》等后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刊物出现。 综合来看，这些刊物的思想倾向主要有两点：其一，反对左翼文学。尽管它们有人否认民族主义文学“是专为‘打倒'‘普罗文学’而发生的”(23)，并澄清说：“我们是并不想借政治的力量，来发展与完成我们的文艺运动”(24)。但实际上这是欲盖弥彰，其官方背景与右翼色彩是无法掩饰的。从政治身份来看，潘公展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社会局长，朱应鹏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会委员，范争波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其他一些骨干成员也大多有国民党的背景。前锋社之得名，亦取自于国民党党歌中的一句“咨尔多士，为民前锋”。这些刊物在经济上也经常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一些市党部的资助，故而其官方背景是十分明显的。 这些刊物的右翼色彩，也是相当浓厚的。当有记者问朱应鹏“民族主义文学对普罗文学等取何种态度”时，朱即表示：“愿拿出作品与理论来较量”，并信誓旦旦地认为：“民族主义文学的抬头，普罗文学是必需要其败退的。”(25)范争波也自我标榜：“《前锋周报》最主要的使命……是战斗的”，是“从理论上指出普罗文学的谬误”(26)。1930年8月24日出版的《前锋周报》第10期上登载了一则《编辑室谈话》，对左翼文学的攻击更加激烈，并表示：“在这现象下，我们实在不忍再坐视了，而危急的环境也绝对不容我们再坐视了。因此，便齐集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旗帜下，而负起突破中国文坛当前的危机的任务”。显而易见，这些言论的矛头都是直指左翼文学。惟其如此，前锋社公开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后不久，就被日文版的《上海日报》挂上了“右翼联盟的徽号”(27)。当时一位日本学者在分析中国文坛状况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主义文学，究竟怎么样呢？这可以说是反对普罗文学的产物。”(28) 其二，鼓吹法西斯主义。20世纪30年代初，伴随着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崛起，中国也出现了一阵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热潮，它在文艺领域的代表即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将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在民族复兴的时代必须实行法西斯主义，必须拥护领袖独裁，甚至赤裸裸地宣称：“现在不需要民主，但需要独裁！”(29)《黄钟》还曾经发表过一篇译文《现代法西斯蒂的展望》，译者的序言充斥了法西斯主义的意味：“在异族侵凌山河易色的千钧一发的情势下的目前的中国，所急切需要的还是民族主义的革命。民族英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我希望有一个比较墨索里尼，比较希脱拉，更加伟大，更加英雄的民族英雄，担起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乃至全世界民族革命完成的大业。”(30) 除了赞成领袖独裁，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还明确主张对民众加以思想统制。他们提出：“要救民族，要救国家，非先从文化统制不为功。”(31)甚至公开声称：“文化统制是适应独裁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32)针对舆论的批评，他们还专门阐述了实行文化统制政策的必要性：“这几年来中国的出版界受有种种的限制，作家的创作也不能有绝对的自由，这固然是值得遗憾的事”，但这是有“苦衷”的，因为“现在作家团里面发生了瘟疫病，政府为了爱护作家，为了防止病症扩大到整个的社会，它不准作家创作自由，也就是带有道德的要素的，这种带有道德要素的限制，并不是专制，而是一种合理的、有益的、光明的政治文化的统制”(33)。这些强词夺理的辩解，无疑是为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政策张目。 三、顿挫与复苏 客观来看，相较于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笼统空洞，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理论建构显然更为成熟，也更契合当时的舆论人心，因此在发起初一度颇具声势、风头甚劲，与普罗文学相颉颃。时人在回顾1931年中国文坛时即发现：该年有“左翼的普罗利塔利亚特文艺，与右翼的民族主义文艺的对峙局面之酿成”，“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也是猛烈地进展着，他们所把握的群众，并不稍减于左翼方面的数量”(34)。从刊物发行量来看，《开展月刊》“出至七期，每期印行一千五百册左右，因提倡民族主义文艺故，销数颇佳”；《流露月刊》“销路与《开展月刊》不相伯仲，每期约印一千册”(35)。据说《草野周刊》在学生中也很受欢迎，“一般学生分子，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爱读的，所以它的销路是一期一期的增加”(36)。此外，《文艺新闻》也报道说：“《前锋月刊》出版以来很受到读者的欢迎。”(37)这些成绩当然是三民主义文艺望尘莫及的。对此，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发起者也十分得意，甚至声称：“民族主义文学，以水到渠成之势，无疑的成为支配中国文坛的一种新的势力了”(38)；“这一运动的进展，是火一般的在中国文坛上飞跃，它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潮”(39)。 不过这一势头并未维持多久，前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很快便消退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开展月刊》、《流露月刊》、《长风》等均在1931年相继停刊，有些仅出版几期，以致当时就有人讽刺说：“这一个运动来势虽然凶猛无比，去势也非常迅速，在一九三一年中曾有一个高度的发展之后，便也落落了。过去一年中可以说是不见有民族主义文艺的活动，所有的也不过是几个无名小卒在掘着自己的坟墓工作。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显然的是失败了。”(40) 究其原因，这首先是因为这场运动遭到了左翼阵营和自由派文人的共同批判。1931年，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相继发表史铁儿(瞿秋白)的《屠夫文学》、石萌(茅盾)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宴敖(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系列文章，集中火力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进行了猛烈抨击。其中，鲁迅运用其一贯犀利辛辣的笔锋，将国民党一手策划、拼凑起来的民族主义文艺社团讽刺为“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的“堆积”，其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是为“流氓政治”尽“宠犬”之职分的“流尸文学”，“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而那些《宣言》和理论，也不过只是“一小群杂碎胡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41)。茅盾则揭露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御用实质，他写道：“国民党维持其反动政权的手段，向来是两方面的：残酷的白色恐怖与无耻的麻醉欺骗。……这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便是国民党对于普罗文艺运动的白色恐怖以外的欺骗麻醉的方案”，“所以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口号”(42)。 除了采取批判的武器外，“左联”还进行了一些武器的批判。据《文艺新闻》报道：1931年5月3日上午，有数十位青年闯进出版民族主义文艺刊物的现代书局和光华书店门市部，“入门后即将各种民族主义文艺刊物《前锋》、《现代文学评论》、《南风》等，恣情撕毁，并发散‘打倒民族主义文学宣言’之传单，最后高呼口号扬长而去”(43)。 与此同时，自由派文人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警惕，也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加以严厉抨击。胡秋原就将之蔑称为“阿狗文艺”，指斥它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之萌芽”，“是特权者文化上的‘前锋’，是最丑陋的警犬，他巡逻思想上的异端，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之自由的创造”，这是“中国文艺界上一个最可耻的现象”，“因此，所谓民族文艺，是应该使一切真正爱护文艺的人贱视的”(44)。韩侍桁也对民族主义文学家“竟利用现政治的势力，任己之所欲摧残文艺界”表示了强烈义愤，指责他们造成了“文艺界的空前的浩劫”(45)。这种来自中间人士的批判极大打击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气焰，以致其参与者后来十分无奈地表示：“自我国文艺的先觉者高揭起民族主义文艺的旗帜以后，反对的狂风并不完全发源于破窑的莫斯科，或是浪漫的跳舞场，而是在一般号称为文艺而文艺的纯文艺观者的口头中，这真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一个致命的创伤。”(46) 其次，国民党文艺阵营的内讧也制约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发展。民族主义文艺的提出，本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三民主义文艺争夺党内主导权而起的，自然激起对方的抵制。《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出笼不久，三民主义文艺的阵地《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便发表一文讥讽说：“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文艺产生”，但“这还没有走到人世的婴儿”必然带某种病态，因此现在就希望她能“注意和避免”。文章最后强调：“应该记住，民族主义只是民生主义的手段，民生主义才是民族主义的目的。……那么，就称这种文艺为‘民生主义之民族主义的文艺’罢？但是，又何若直接称为‘三民主义的文艺’呢！”(47)明显不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为然。 对此，民族主义文艺的《前锋周报》几天后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反驳：“只有在民族的自由平等之下，才有民生之可言，空谈民生，不先求民族解放，这始终是一种空论。”并声明：我们“不愿以什么民生主义来标榜，更不愿改成‘三民主义文艺’！”(48)不久，《开展月刊》也发表文章说：“三民主义文艺在文艺上不能单独成为一个理论，只能是民族主义文艺的内容的一大部分。”该文结尾还表示：“在两年前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文艺口号，应该是国民党施之于文艺的文艺政策，到了今天，便应该是民族主义文艺的内容之一。”(49)这几乎是宣告三民主义文艺死刑，怂恿其人员投靠民族主义文艺了。 1930年12月，《开展月刊》又发表《摇大旗，放冷箭》一文揭露：“当我们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杀开了血路而刚才成功些局面的时候，有几位忠实同志，不知为甚便出来摇大旗，提倡所谓三民主义文艺”，甚至“张弓拉弦，对着我们的身后故意放射冷箭，说什么民族主义文艺是‘一民主义’底啊，不要民权民生底啊，似乎非要杀尽天下长人然后显出自己的不矮，而自以为在此刻文艺运动的正宗，绝对的非三民主义文艺莫属”。为此，这篇文章再次申明：“我们是明白欲求民权民生的解决，必须先从民族做起而来提倡民族主义文艺。这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即使被诬为‘一民主义’的，然而在实质上又何尝不要民权不要民生？”(50)字里行间，显然是在发泄对三民主义文艺自居正宗的不满。而在采取一段守势后，民族主义文艺更是在获得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对日薄西山的三民主义文艺加以冷嘲热讽，甚至讥讽其重要阵地《中央日报》“青白”副刊“天天替大伟人铸版登刊诗词……以遂其个人捧大卵泡之奸计”(51)。 由上可知，出于对文艺话语权的争夺，同时也缘于各自不同的派系背景，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时人即曾观察到：“在一九三○年与一九三一年相交的数月间，民族主义文学与三民主义文学之对抗，在南京颇嚣尘上。虽然彼此都是国民党的自家人。”(52)而这种“自家人”的争端，对双方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内耗。 更严重的是，即使同属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阵营，各刊物之间往往也各自为战，甚或相互攻击。如《开展》与《橄榄》就曾经“兵戎相见，大闹笔战”(53)，《开展》还指斥《流露》等刊“篇幅甚多而实是乌合之众”。 实际上，开展文艺社内部亦存在严重纷争，主要负责人潘孑农、曹剑萍二人相互诋毁、屡屡作对。后来，曹竟趁潘赴沪时召集社员大会，开除了潘的社籍，与潘关系密切者也相继退出，开展文艺社遂告解体。对此，左翼刊物《文学导报》曾斥之为“分肥不均”的“小狗抢骨”(54)。至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始作俑者前锋社，其内部同样纠葛不断。创始人之一朱应鹏居然从未在《前锋周报》发表过文章，与朱关系较近的傅彦长、黄震遐、陈抱一等人也几乎未在此上露过面。个中奥秘，茅盾曾一语道破：“不但南京的胡汉民系的‘三民主义文学派’始终不理上海的‘民族主义派’，便是民族主义派本身内也发生了潘公展与朱应鹏的冲突了！”(55) 此外，国民党官方的扶持力度不均或许也是造成各刊矛盾的重要因素。例如，中国文艺社由于“组织的系统与经济之来源，完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有直接的关系”(56)，国民党中宣部给予它的津贴较高，每月1200元，而其他国民党文学社团的津贴则由南京市党部支付，自然少了许多，开展文艺社每月仅120元，线路社更是只有60元(57)。由于经费充裕，中国文艺社经常举办各种演出和聚餐郊游活动，这些都是其他捉襟见肘的社团无法比拟的。当时，许多刊物因经费拮据无法按期出版，乃至最后不得不停刊。浙江省党部即曾报告：“二十年春，曾刊行《初阳旬刊》，从事民族文艺之提倡，惟不久以经费无着因而中辍。”(58)上海市党部也报告说：“在民族文艺运动方面，过去民国十八九年曾有前锋社的组织，也具相当的成绩，到现在虽尚有狮吼文艺社的组织，不过都因为人力财力的关系，还没有走到成功的路径。”(59)相比之下，中国文艺社无疑成为众矢之的。有人曾撰文批评：“以中国文艺社那样完备的组织，及其充足的财力，至少在南京的文坛上是应该开拓一点光荣的历史出来的”，然而它现在“给予大众的一切实在是太少了。这是缺憾，很足以惋惜的缺憾！”(60)字里行间充满了酸涩的嫉妒心理。 毋庸置疑，国民党文艺阵营内这些内讧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创作的精力，弱化了其宣传的统一性，并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创办社团和刊物越多，分化越严重。这种思想不统一与组织不健全，自然极大地削弱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他们自身也有所反省：“过去民族文艺运动之无成绩可言，原因固多，而缺少坚强之组织，实为一大原因。”(61) 总之，前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兴起不久，就因自身组织涣散和持续内耗，在左翼作家和自由派文人的迎头痛击下遭遇重挫，几乎成了昙花一现，反倒是左翼文学声誉日隆，继续引领文坛主流。1933年，CC派刊物《社会新闻》便承认：“在现在，文化的一般情形，还是左翼稍占优胜。这自然不是左翼本身的优良，而是一切反左翼文化运动的本身无力量罢了”(62)。1934年3月，国民党又一次召开文艺宣传会议，陈立夫在致训词时十分沮丧地表示：“两年前上海方面的同志曾经提出以民族文艺来驱逐普罗文艺，先是思想的斗争，接着引起行动的斗争”，“结果竟是失败了！”“几乎整个地盘，完全给人家占领了”。一些省党部也哀叹：“针对中国客观环境所须之提高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之文艺几如凤毛麟角”，因而“宣传本党主义之作品”“不免有寡难敌众之形势”(63)。 但即便如此，民族主义文艺的口号也没有被国民党轻易放弃。因为它毕竟是CC派曾经赏识的文艺政策，而且一度颇有成绩，暂时又似乎找不出其他更合适的替代品，所以依旧受到官方的器重。这次文艺宣传会议最后决议：“现时文艺政策应侧重于民族文艺”(64)。于是，本已成强弩之末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得以继续维持其地位，仍被借重为国民党的文艺政策。 恰在此时，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侵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这就为民族主义文艺的再起提供了一个契机。在这一过程中，后期的民族主义文艺刊物也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宣传策略，登载了一批反映抗日救亡题材的作品，并注意拉拢中立作家，由是逐渐恢复元气、站稳脚跟，重拾了一些人心。兼之左翼文学此时正遭受严酷的文化“围剿”，声势有所减弱，故民族主义文学一时大有重振旗鼓、卷土重来之势，并在1934年达到一个高峰。对此，《黄钟》曾发文声称：“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只经过短短的时期，但现在已有显然的地位了。”又谓：“民族主义文艺的重要，如今已很少有人怀疑——除了一部分有偏见的人——民族主义文艺的建立，亦已成事实。”(65)《华北月刊》编辑林国材也描绘说：“近数年来，文学上，民族文学与普罗文学形成对立的形势，文艺论战打得惊天动地。直至一九三四年，普罗杂志陆续停刊，左翼作家日趋转向，大众文学陷于没落。……民族主义文学已站在支配的地位，具有主导的作用了。”(66)与此同时，日本文学评论家池田孝也注意到：“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和国民党的文学政策的二大分野的对立，可以说是代表中国最近的文艺思潮的东西”，而“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由于中央集权化领袖独裁化的主题之扩大加强，民族文学势力雄健，展开了民族主义的文艺理论，显示了进展的形势。一九三四年的中国文坛，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文艺之活跃与普罗文学之没落”(67)。以上所述虽不无夸大成分，却也较真实地反映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复苏迹象。 客观来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复苏确实有一定的历史机缘，契合了当时的局势和舆论。胡秋原便承认：“无论这运动者的动机是如何恶劣，但在这恶劣的背后，有国际及中国经济政治之潜因，是不可忽略的。”(68)即使是它对法西斯主义的鼓吹，也与当时的世界潮流密不可分。《华北月刊》编辑林国材曾分析：“一九三四年，是世界危机的新的阶段……此时，因为法西斯主义之雄飞世界，各国先后实行统制政策；政治上、经济上、文学上，都以民族主义乃至国民主义为中心，而加以强烈的保护、干涉、管制；结局，在文学上体现了发扬民族光荣代表全民利益的民族文学、国民文学，乃至国社文学、法西文学。”(69)这就解析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复苏的国际背景。 民族主义无疑是近代中国最具号召力的口号之一。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接连发生，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在这种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民族主义文艺能俘获一些人心，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如此，其他阵营也纷纷转向，逐渐对这一口号予以重视。周扬就提出：“在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将立刻决定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今日，‘国防文学’的作品在中国是怎样的需要呀。”(70)鲁迅也表示：“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71) 历史地看来，左翼阵营的这种转变虽然主要缘于中共政策的调适，但也与受到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一定刺激有关。1935年8月，驻莫斯科的“左联”代表萧三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八一宣言》精神，致信“左联”指示说：必须改变忌讳“民族主义”口号的倾向，“对付敌人应用以毒攻毒及利用其招牌的方法，比方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文学’，我们不必空口反对他们这一招牌，而应把它夺过来占为己有，即充实它的内容”(72)。此后，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文坛更是凝聚在民族主义旗帜下，达成了空前团结，共同开启了抗战文学的先河。而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起到的铺垫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但另一方面，当民族主义文艺与法西斯主义合流，成为国民党力行专制、钳制自由的工具时，这样的民族主义无疑也是值得警醒的。关于这一点，时人即曾指出：如今民族主义文艺的鼓吹者，“不是为民族文艺及民族而努力……而是为他们背后的党派而努力，希图以文艺名义，掩藏其党派的罪恶，运用其党派作用。此种政治吹打手和宣传员，是伤害文艺，混乱人生，我们站在文艺和人生立场而反对之。”(73)言词中对文艺与政治的互相攀附，明显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态度。当时还有人断言：“凡是党派化政治化的文艺，必然地陷于内容贫乏化，技术机械化的无可挽救的厄境，因为这种由政治纲领而制定的文艺纲领，再由文艺纲领的公式下产生的文艺，并不是什么文艺，而是党派政治的标语，口号，宣言，以及政论。这种党派化政治化的文艺，在文艺的领域内是没有立足的余地的，它必然走上没落的路。”(74)客观来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走过的道路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缘于时局的变化勉强起死回生，但其取得的效果亦不可高估。鲁迅即曾嘲讽民族主义文艺是“有运动而无文学，则亦殊令出版者为难，盖官样文章，究不能令人自动购读也”(75)。特别是国民党一方面标榜“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一再对日忍让妥协，这种言行的脱节实在难以向公众交代。于是，面对南京对抗日请愿活动的镇压，“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76)。蒋梦麟后来也谈到：“由于政府自己对社会上各种问题负有责任，病者讳疾，而且和广大的民众脱了节，对于社会不满意的情绪，知之不深，觉之不切。因此我们的文艺作品都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77) 1937年，傅东华在总结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时更是十分轻蔑地写道：虽然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竭力攻击左翼文学，但左翼“仿佛连招架也不曾招架一下。这是因为……左翼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事实上，这番民族主义文艺的呐喊，也确实不曾发生丝毫的效果”(78)。后来，胡秋原也说：“三十年代初，左联成为中国文坛的独霸团体。国民党虽欲以‘民族文学’对抗……但在理论、作品、人才三方面相形见绌。”(79)由此看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与左翼文学的蓬勃发展相比，终究还是要逊色许多。 ①本文所谓20世纪30年代是指一般文学史意义上的30年代，时限大致是1927-1937年。 ②《文艺宣传会议录》，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1934年编印，转引自唐纪如：《国民党1934年〈文艺宣传会议录〉评述》，《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③周扬：《继承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人民日报》1980年4月2日。 ④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第2期，1928年2月。 ⑤张帆：《三民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续)》，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30年10月29日。 ⑥周佛吸：《倡导三民主义的文学》，《中央日报·大道》1929年10月1日。 ⑦《全国宣传会议第三日》，《中央日报》1929年6月6日。 ⑧《如何建设革命文艺以资宣传案》，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4月29日。 ⑨⑩《编后记》，上海《民国日报·青白之园》1929年5月12日。 (11)金平欧：《文艺与三民主义》，吴原编：《民族文艺论文集》，杭州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226页。 (12)叶楚伧：《三民主义的文艺底创造》，《中央日报》“元旦特刊”，1930年1月1日。 (13)张帆：《三民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续)》，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30年10月29日。 (14)《全国宣传会议第四日》，《中央日报》1929年6月7日。 (15)梁实秋：《论思想统一》，《新月》第2卷第3号，1929年5月。 (16)周佛吸：《怎样实现三民主义的文学——复大道编者先生》，《中央日报·大道》1929年11月24日。 (17)《国民党中宣部审查1930年7至9月份出版物总报告(节录)》，《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18)思扬：《南京通讯——三民主义的与民族主义的文学团体及刊物》，《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19)柳丝(杨邨人)：《信口歌唱的文学》，《黄钟半月刊》第31期，1933年8月1日。 (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55页。 (21)潘公展：《从三民主义的立场观察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中央日报·大道》1930年7月18日。 (22)孔鲁芹：《时代文艺论》，《开展月刊》第8号，1931年4月15日。 (23)柳丝：《关于民族主义的文学》，《黄钟半月刊》第38期，1933年11月16日。 (24)杨志静：《请认识我们文艺运动》，《前锋周报》第3期，1930年7月6日。 (25)《朱应鹏氏的民族主义文学谈》，《文艺新闻》第2号，1931年3月23日。 (26)范争波：《民国十九年中国文坛之回顾》，《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1期，1931年4月10日。 (27)编辑部：《对日本报纸的一个声明》，《前锋周报》第3期，1930年7月6日。 (28)池田孝著、林国材译：《一九三O年——三四年中国文学的动向》，《华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2月。 (29)伊仁：《民主与独裁》，《前途》第1卷第8期，1933年8月1日。 (30)陈心纯译：《现代法西斯蒂的展望》，《黄钟半月刊》第16期，1933年1月23日。 (31)吴一鸣：《复兴民族文化之创立及其统制》，《汗血月刊》第2卷第5期，1934年2月15日。 (32)殷作桢：《文艺统制之理论与实际》，《前途》第2卷第8期，1934年8月1日。 (33)勇仁：《论自由创作动向》，《民族文艺月刊》第1卷第1期，1937年1月15日。 (34)辛予：《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坛总清算》，《矛盾月刊》第2期，1932年5月25日。 (35)《首都文坛新指掌》，《文艺新闻》第2号，1931年3月23日。 (36)南心：《草野社的新气象》，《申报·本埠增刊》“青年园地”，1931年2月12日。 (37)《出版界之一周》，《文艺新闻》第10号，1931年5月18日。 (38)《开端》，《开展月刊》创刊号，1930年8月8日。 (39)范争波：《民国十九年中国文坛之回顾》，《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1期，1931年4月10日。 (40)天狼：《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之回顾》，《新垒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10日。 (41)宴敖：《“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 (42)石萌：《“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43)《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在四马路一瞬之风波》，《文艺新闻》第9号，1931年5月11日。 (44)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 (45)韩侍桁：《关于文坛的倾向的考察》，《大陆杂志》第1卷第6期，1932年12月。 (46)孔鲁芹：《时代文艺论》，《开展月刊》第8号，1931年4月15日。 (47)正平：《民族主义文艺应该避免的几种态度》，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30年10月8日。 (48)正觉：《评驳〈觉悟〉的〈民族主义文艺应该避免的几种倾向〉》，《前锋周报》第17期，1930年10月12日。 (49)《编者后记》，《开展月刊》第4号，1930年11月15日。 (50)予展：《摇大旗，放冷箭》，《开展月刊》第5号，1930年12月25日。 (51)予展：《吹、捧、写、嫉妒》，《开展月刊》第2号，1930年9月9日。 (52)(54)思扬：《南京通讯——三民主义的与民族主义的文学团体及刊物》，《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53)潘孑农：《我与〈橄榄〉》，《橄榄》第9期“新年特号”，1931年1月1日。 (55)石萌：《“民族主义文艺”现形》，《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56)辛予：《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坛总结算》，《矛盾月刊》第2期，1932年5月25日。 (57)《首都文坛新指掌》，《文艺新闻》第2号，1931年3月23日。 (58)《文艺宣传会议录》，转引自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59)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版，第322页。 (60)辛予：《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坛总结算》，《矛盾月刊》第2期，1932年5月25日。 (61)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第325页。 (62)水手：《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社会新闻》第2卷第21期，1933年3月3日。 (63)(64)《文艺宣传会议录》，转引自唐纪如：《国民党1934年〈文艺宣传会议录〉评述》，《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65)忆初：《民族主义的文艺方法论》，吴原编：《民族文艺论文集》，第17页。 (66)林国材：《写在一周年纪念号前》，《华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2月。 (67)池田孝著、林国材译：《一九三○年——三四年中国文学的动向》，《华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2月。 (68)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 (69)林国材：《一九三四年世界文坛的总清算》，《华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2月。 (70)企(周扬)：《“国防文学”》，《大晚报·火炬》1934年10月27日。 (71)(76)《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9、155页。 (72)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第232页。 (73)焰生：《关于文艺的几个问题之讨论》，《新垒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 (74)杨柳：《又论民族文艺——作为〈民族文艺〉创刊号的批评》，《新垒月刊》第3卷第6期，1934年6月15日。 (75)《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77)《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620页。 (78)傅东华：《十年来的中国文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68—669页。 (79)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