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绿背文化”思潮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香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国家台港教委的委托，我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负责台港奥文学部分。在我编写香港文学思潮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介绍和评价“绿背文化”思潮。1994年秋，我应邀到香港岭南学院做研究，适逢香港文化中心举办“50、60年代文学座谈会”，到会的有许多香港著名学者、作家，以及“绿背文化”时代的文化人，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但是，可能由于问题太敏感，主讲人和到会的人都不大敢正面接触“绿背文化”的问题，诸多忌讳，令我感到有点失望。可是过了几天，我又看到香港《信》报发表了一篇为“绿背文化”辩护的文章，我更加疑惑不解。于是在香港研究期间，我仔细阅读了50年代有关“绿背文化”的材料，并写下这篇文章，表达我的观点，请教于同行。
“绿背文化”的历史背景
“绿背文化”，又称美元文化。“绿背”，即美元。50年代，香港的反共反华的美元文化、绿背文化产生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方面：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互相对峙的冷战局面。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防止资本主义前沿阵地东南亚各国的革命发生和蔓延，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围堵政策：在军事上，将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并在台湾、日本、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地设立军事基地，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美国还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把朝鲜战场的战火燃烧到中国的鸭绿江边境，严重威胁着年青的共和国的安全；在外交上，操纵联合国通过法案，谴责所谓中国是“侵略者”；在经济上，纠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限制一切战略性物资运往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上，联合世界一切反华势力，在世界各国及华人中间，进行反共反华的政治宣传，制造“恐共症”和“恐共心理”。50年代香港的反共反华的“绿背文化”，就是当时美国对中国实行军事、外交、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实行全面围堵政策的产物。
2、 “绿背文化”的产生与香港本身的人口成份变化亦有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后，居留香港的一批左翼文化人和作家，纷纷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第一次文代会和新文化建设；而另一批与新中国保持距离的右翼文化人却纷纷南下香港，去追求自己的自由与理想。这使右翼文人在当时的香港文坛有了相对的优势。同时，中国解放前夕，有数十万的新移民拥入香港：“从中国来的难民之中，有在解放前不久和刚刚解放后逃出中国的资本家。他们抵达香港后，发现那里的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经济，对于继续他们的生意是理想的条件。同时难民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国民党官员，携带他们新抢夺的赃物。也有些年青人和学生，他们认为要到乡村的公社和农民一起工作是没有出路的。还有在中国犯了罪的人。”正是这批50年代前后进入香港的对新中国持异见的右翼文化人和部分移民，为美国推行反共反华的“绿背文化”提供了社会阶级基础。
3、“绿背文化”的产生， 当时台湾的反共文学和反共势力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40年代的后半叶的解放战争中，经过辽沈、华北、淮海、华东四大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之势消灭和击溃了国民党的800万大军。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被迫撤到台湾岛，但他们并不甘失败，仍然提出“反攻大陆”的口号，并为此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一、加强构筑反共思想体系，掀起反共宣传的狂潮；二、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实行严格的组织控制；三、重建特务机构，颁布“戒严令”，实行特务统治和军事统治；四、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依靠美国军事力量反攻大陆。台湾50年代推行的反共文学运动，就是当时台湾当局提出的“反攻大陆”的政治口号的产物。50年代美国在香港推行“绿背文化”时期，台湾的“反共文学”运动不仅与之隔海呼应，煽风点火，而且台湾当局还派遣大批特工人员和反共文人潜入香港各文化机构和文化基金会，与驻港美国新闻处密切合作，收买、拉拢香港各文化机构和文化人（包括作家），掀起反共反华的“绿背文化”运动。
美国推行“绿背文化”的主要措施和步骤
由驻港美国新闻处统一策划和指挥的“绿背文化”运动，大致采取了如下的几个措施和步骤：
1、建立反共文化基金会和情报机构， 为反共反华的文化机构和作家提供经费和反共反华的情报资料。50年代，美国在香港成立了一个“救难总会”，后来又改为“亚洲基金会”，同时成立“孟氏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收买从内地逃来香港的落难文人，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援助，鼓励他们进行反共反华的创作，诋毁新中国，制造新中国的恐怖形象。同时鼓励和援助各种文化机构，收集新中国的情报，研究新中国的政局，翻译美国的书籍和出版各种报纸杂志，宣传反华反共的意识。1951年成立的“友联研究所”便是在基金会支持下的产物。这个研究所有50多人，包括一个秘书处，一个图书馆，一个编制资料的研究部门。他们所收集的情报和所编制的资料，成为各种反共反华宣传的主要材料来源。
2、用金钱收买、拉拢作家和各种文化出版机构。 在“绿背”的援助下，出版界出现了一个集团垄断的现象，“亚洲基金会”经援的出版社及刊物几乎霸占了整个文化界，如自由出版社、高原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友联出版社、正文出版社等；出版的刊物和杂志极多，《人人文学》、《海澜》、《大学生》、《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祖国》等等都是它们的刊物。至于书籍及单行本，更是数不胜数，如徐速主持的高原出版社在50年代几年间便出版了20余种丛书。这些出版社、杂志及刊物，延揽了一大批来自内地的右翼文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右翼文化势力，席卷文坛。（注：详见《五十年代香港文艺的发展情况》， 出处同注《今日香港》135页，转引自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香港四十年文学史资料汇编》：《五十年代香港文艺的发展情况》，文学史资料组编。）
3、策动和指使作家进行反共文学创作。 如被人崇拜为“刻划人性大师”的张爱玲，她的反共名作《赤地之恋》、《秧歌》就是“依照别人的提纲写作的”（注：罗孚《香港文化漫游》，香港中华书局1993年7 月出版， 第104页。）从而被人讥为“遵命文学”。而她翻译的台湾作家陈纪滢的反共小说《荻村传》，美新处就给她一万多美元的稿费，创造了翻译稿费的最高纪录。
“绿背文化”的代表性刊物
“绿背文化”的代表性刊物为《人人文学》、《海澜》、《中国学生周报》。
先后由黄思骋、力匡、 夏候无忌等主编的《人人文学》， 创刊于1952年5月，内容以小说、散文、新诗创作最多， 间中亦有戏剧和外国名著的翻译，但文学理论和批评则较少。其作者大部分为1949年前后南迁的作家，其中有黄思骋，力匡（百木）、齐桓（夏候无忌）、沙村、桑简流、慕容羽军、黄崖、林以亮、梁文星、费力、徐速等。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是表现怀念乡土、嗟友乱离。初期的作品多以共产党为题材，在字里行间痛骂其施政，对于身处的香港亦不存好感，作品隐含怨忿和悲怆；后期作品内容比较广泛，除大部分抒写故国之情之外，亦有不少新意之作。力匡、齐桓那轻柔的抒写自己情怀，及写风月，写恋情的文风，对当时的年青的一群有颇大的吸引力。（注：详见《五十年代香港文艺的发展情况》，出处同注《今日香港》135页， 转引自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香港四十年文学史资料汇编》：《五十年代香港文艺的发展情况》，文学史资料组编。）
《海澜》创刊于1955年11月，主编为力匡，由高原出版社发行，它拥有《人人文学》的班底，并加上高原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的大将为其基本撰稿人，作者队伍鼎盛。《海澜》在发刊词中标榜“中国的”、“文学的”的观点作为刊物宗旨，要求作品继承中国文化、保持浓厚的文艺气息，同时有适当的掌故、游记和趣味性的东西。大体而言，《海澜》是文艺理论与创作并重的刊物，创作多以小说及新诗（设有“新诗坛”）为主。作品的内容、风格与《人人文学》相似，但反共意识没有那么浓烈。间中亦有个别的好作品。
《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于1952年7月25日。停刊于1974年7月20日，前后整整22年1个月，共出版1128期， 是香港少数发行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按其文艺版内容和风格，该刊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一、早期，由黄崖、古梅等主编，反共意识比较强烈，作者大多是香港的右翼文人，如徐速、黄思骋、力匡等，作品题材亦多写去国怀乡和家国之恨。文艺的版面占得不多。二、盛祖紫主编时期。盛女士是台湾作家，也是《中国学生周报》顾问秋贞理即司马长风的太太。盛女士主持时期的最大特色是引进了大批台湾作家的稿子，如司马中原，朱西宁，段彩华、琼瑶等。这无疑对促进台港文学的交流起了一定作用，但也加强了反共色彩。另外是增加了文艺版的篇幅，共分种籽、新苗、耕耘、拓垦、穗华等，前四版刊登未成熟的作者的作品，穗华刊登成熟作家的作品，这是培养年轻作家的较好措施。三、吴平主编时期（1965年）。也是《中国学生周报》的鼎盛时期，其最主要特色是强烈的香港色彩：作者基本是香港的青年作者，题材也大部分描写香港生活。早期的老一辈作家，如徐速、力匡、黄思骋、古梅等以及台湾作家司马中原、朱西宁、段彩华的名字逐渐淡出，代之以朱韵成、西西（张爱伦）、陆离、江诗吕、林琵琶、亦舒、蓬草、绿骑士、杜杜、小思、也斯、凯治、陶奇等新一代香港年轻作者的名字。吴平时期的最大功劳无疑是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香港本土作家。四、陈任主编时期，其主要特色是倾向通俗化，大量刊登流行歌星及通俗化的稿子，希图以此摆脱曲高和寡和难以为继的经济困境（此时反共基金会开始削减对该报的经济支持），水准大为降低。五、梁秉钧、李国威主编文艺版、西西主编“诗之页”时期。改变了陈任主编的通俗风格，恢复了吴平时期严肃、高雅的面目，水准大大提高，刊登了不少质量较高作品。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亚洲基金会”和“友联研究所”的解散，刊物完全失去了经济的来源，加上刊物的背景已不合时代的潮流，香港青年只好怀着眷恋的心情告别了这个刊物。
《中国学生周报》是由美国新闻处和台湾政府的“亚洲基金会”和“友联研究所”支持的刊物，是冷战时期香港美元文化的产物。从它的发刊词和早期作品内容来看，这个刊物都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和反共政治倾向，特别是在它的早期。但这个刊物在培养香港青年作家、促进香港文学本土化、促进台港文学交流、促进香港文学的现代化以及提高香港文学的水准等方面，都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绿背文化”的危害及其批判
“绿背文化”的逆流对香港文学的发展危害很大。危害之一是腐蚀作家，它使不少作家在金钱的诱惑下，离开严肃文学创作的轨道，违背自己的道德良心去创作，成为美蒋反共反华的政治工具；危害之二是它使作家的艺术水准大大下降，作品只是反共意识的图解，毫无艺术性可言；危害之三是使真正的纯文学作品和文学出版机构大受冲击，它们因无法与廉价倾销的“绿背文化”书刊竞争而纷纷停刊或倒闭。因此，“绿背文化”受到许多正直作家的批判和指斥。
老作家曹聚仁说：“美国人愿意在远东扮演主要的角色，他们袋中，带了使远东人看了眼红的钱。因此，香港的文化人，就想尽一切方法，来打美国人钱袋的主意，这儿的口头语，称之为‘捞’。华盛顿方面，究竟准备了多少钱，用到香港来呢？我们在幕外是无从知道的。不过有一大笔钱，即是冲绳、琉球的剩余物资，就在国民政府播迁期间，给美国拍卖所得的一亿美元，他们是准备用之于对中国的文化事业服务的。……那个××的亚洲基金会的经常费用，便是从这儿来的。他们预定每年一度，在香港方面，使用六十万美金。这个协会，准备对香港的学校、出版社、报刊一类文化事业有所资助。因此只要打出一个主意，拟出一个计划，就有捞到美金的希望。这两年来，一窝蜂似的办学校，弄出版社，出版期刊，就是从这缸蜜糖诱导出来的。”（注：曹聚仁：《隔帘花影》， 收在《采访新记》：香港创恳出版社，1956年1月出版。）曹聚仁不仅指出了美国人用金钱的“蜜糖”来引诱文化人和作家的事实，而且揭露出这笔所谓援助经费是美国拍卖剩余物资得来的。
香港著名老作家刘以鬯对美元文化亦有尖锐的批评。他说：“1950年之后，初期还多少能够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后来‘绿背文化’形成浪潮，为数相当多的香港写作人都甘愿做政治传声筒。”“《人人文学》与《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7月创刊）同是‘绿背文化’的产物， 有政治目标而不大重视商业利润。”“‘绿背’已成为吸铁石，作家们象小铁钉子般被吸了过去。政治不断蚕食文学，文学变成政治的一部分了。在这个时期，即使张爱玲那样有才华的作家，从上海来到香港后，为了‘绿背’，也写了《秧歌》与《赤地之恋》。”“在那种情形下，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不容易出现的。在‘绿背’浪潮的冲击下，作家们不但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失去创作的冲劲，写出来的作品，多数因过分重视思想性而缺乏艺术魅力。”（注：刘以 《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见《刘以卷》， 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4月出版，第361—371页。）刘以鬯的批判， 深刻的揭露了“绿背文化” 对香港作家和香港文学的危害。
罗孚和卢昭灵的批判，则集中指出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张爱玲，如何在金钱的引诱下走向反共。罗孚说：“适应‘绿背文化’的需要，张爱玲在香港写了《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些使她失色的‘遵命文学’——她是依照交给她的提纲写作的。然后，她在1953年移民美国，几十年来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直到九十年代以后，才传出她的新作——自传”。罗孚由于照顾到张氏的许多读者和崇拜者， 所以笔下留情， 留下了许多潜台词。
卢昭灵的批评，则是更加详细。他说：“回顾50年代香港文坛所承受的美元冲击，难免使人唏嘘感叹，不妨拿台湾作家陈纪滢的小说《荻村传》英译本在香港出版为例， 翻看‘绿背文化’无可抗拒的诱感。50年代中，台湾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奉调香港。按陈纪滢的回忆，美国新闻处认为较早前英千里译的《荻村传》，‘太典雅，恐怕不合潮流，决定找人另译。’陈纪滢这样回忆当年香港的文坛：
这时张爱玲女士在香港。……她的中英文都很好，麦卡锡处长就托她重译《荻村传》。……张受玲不是逐字句的翻译，大部分是意译。……虽然美新处付给张爱玲一万多元美金的翻译费，比英先生（作者按：即英千里，翻译费五千元）的多（这个数字是我听说的）。但是张爱玲说，她喜欢《荻村传》才翻译的。不是为了钱。
张爱玲重译的《荻村传》，终于在民国48年（即1959年）由香港虹霓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出版社由梁寒操先生的夫人黎剑虹女士主持，背后是美国新闻处支持。”
卢昭灵先生在引述陈纪滢的回忆后说：“陈纪滢的文章讲了三个和香港文坛有关的事实：一、50年代初，张爱玲住在香港；二、她拿了一万多美元翻译费。这笔稿费，可能是香港文学史上出现过的至高稿费记录；三、美国新闻处幕后支持在香港活动的出版社，出版带有政治宣传性质的文学作品，发行到东南亚一带大量流通。”最后，卢昭灵得出结论：“由美元在幕后撑腰的出版社，虽然出版过文学著作，但所走的方向绝不是正确的方向。”（注：卢昭灵：《五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香港文学第49期。）在今天许多人对“绿背文化”这段历史仍采取回避或含糊其辞之时，卢昭灵却执董狐之笔，直书历史事实，实属难得。
“绿背文化”虽然遭到众多作家的批评，但直至今天仍然有人替它辩护。如关梦南发表在1994年9月11日《信》报上的《感觉、 现象与影响》一文就说：
绿背文化究竟有助于香港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抑或对优秀的作家造成伤害，那一种比较接近于现实呢？相信短时期内还不能作出结论。但是在这里，我想拿《中国学生周报》来做个例子。
《中国学生周报》是不是一个“神话”，是不是需要一个“解构”，还有待求证，但有一点无可否认，它对我们的这一代年轻人影响甚大。这一种影响不是绿背文化所需要的反共意识，而是对纯文学的执着与追求。由这一角度看，我认为“绿背”对香港文化，最低限度对香港文学的影响，也许是正面大于负面。
我觉得关先生的错误在于：一、他把《中国学生周报》同整个“绿背文化”等同起来了。按照他的逻辑推论，既然“中国学生周报”取得了一定成绩，绿背对香港文学的影响也就正面大于负面了。这种推论显然是错误的。谁都知道，《中周》是“绿背文化”中产生的最好的刊物，以最好的刊物来概括，代表、评价整个“绿背”文化，显然是不客观的、不公正的；二、作者没有对《中周》作出客观的评价。《中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个刊物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特别是早期，受台湾方面的反共文学思潮影响较重。所以即使对《中周》亦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肯定；三、《中周》的成就，主要由于《中周》后期的编辑、作家冲破反共意识的樊篱的结果，而不是由于“绿背”的支持（事实上《中周》后期已经很少或没有“绿背”支持了）。作者把《中周》编辑、作家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绿背”，也是不公正、不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