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消费政策可行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行性研究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占GDP 的份额一般为61%（注：H·钱纳里等：《发展的型式，1950—1970》，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1999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 但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仅为47%，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过低而储蓄率过高将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在“十五”时期受到严重的国内市场需求约束。实行鼓励消费政策，经过经济运行中的政策效果磨损，达到适度消费的目标，应是我国政府21世纪初国民消费政策的基本取向。本文试论述在我国当前实行鼓励消费政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可供选择的对策。
一、“十五”时期消费率自发走势与调控目标测算
在假设各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我们运用数量方法对“十五”时期消费总量进行回归预测，看一看消费总量、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的自发走势（见表1）。
在各种政策因素与20世纪90年代基本保持一致的条件下，假设2001—2005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 现价）增长率分为9%、10%和11%低、中、高三种方案， 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十五”时期分别增长8.93%、9.92%和10.91%，居民消费总额分别增长8.94%、9.94%和10.93%，增长速度均略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因此，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在各种政策因素与20世纪90年代基本保持一致的条件下，不会自发回升。“十五”时期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将承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下降走势继续缓慢下行。在国内生产总值高、中、低三种增长率方案中，最终消费率基本保持在58%—58.5%之间，居民消费率基本保持在46.5%—47%之间，比1997年偏低的消费率水平更低。
表1 2000—2005年消费总量自发走势预测（现价）
年份
支出法GDP最终消费总额最终消费率
(亿元)
(亿元)(%)
低方案
增长9%
增长8.93%
2000 97618.3157080.62 58.47
2001 106404.0062168.52 58.43
2002 115980.3667714.32 58.38
2003 126418.5973759.23 58.35
2004 137796.2780348.19 58.31
2005 150197.9387530.16 58.28
中方案
增长10% 增长9.92%
2000 97618.3157080.62 58.47
2001 107380.1462733.82 58.42
2002 118118.1668952.34 58.38
2003 129929.9775792.72 58.33
2004 142922.9783317.13 58.30
2005 157215.2691593.99 58.26
高方案
增长11% 增长10.91%
2000 97618.3157080.62 58.47
2001 108356.3263299.14 58.42
2002 120275.52
702041.70 58.37
2003 133505.8277863.54 58.32
2004 148191.4786368.19 58.28
2005 164492.5395808.35 58.24
年份 居民消费总额 居民消费率
(亿元) (%)
低方案
增长8.94%
2000 45833.4246.95
2001 49928.4346.92
2002 54391.9746.90
2003 59257.2346.87
2004 64560.3746.85
2005 70340.7846.83
中方案
增长9.94%
2000 45833.4246.95
2001 50383.4146.92
2002 55388.4046.89
2003 60893.8946.87
2004 66949.9246.84
2005 73611.5646.82
高方案
增长10.93%
2000 45833.4246.95
2001 50838.4146.92
2002 56393.9546.89
2003 62560.5946.86
2004 69405.5746.84
2005 77003.5046.81
在高、中、低三种方案中，经济增长率越高，消费率下降得越快，这种自发走势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率不断下降的运行惯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制度变迁的长期因素中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因素作用小于不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如果“十五”时期制度变迁方面的政策性因素不作大的调整，无论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如何，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将继续下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策一直坚持适度消费政策，即在宏观调控中努力保持消费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快速增长，但消费增长率不超过经济增长率，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不超过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从长期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仍然必须坚持适度消费政策。但具体在“十五”时期，我国应当实行什么样的中期消费政策，必须根据“十五”时期的具体条件来确定。
根据近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目前已经达到严重偏低水平，“十五”时期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自发走势仍将继续下行的客观现实，可以预见，“十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最后攻坚阶段，这一时期促使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扩张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如果我们继续实行目前的适度消费政策，政策作用经过经济运行中各种不利因素的磨损，实际政策效果将可能是消费不足，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继续下降，这将影响整个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影响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后劲。
因此，要扩大内需，将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扩张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就必须调整消费政策，在“十五”时期实行鼓励消费政策，在宏观调控中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使居民消费增长率在这五年中略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使政策作用虽经过经济运行中各种不利因素的磨损，但最终将达到适度消费的目标。我们这里所说的“适度消费”目标是建立在对“适度消费”动态、辩证认识基础上的，“适度消费”的本质应当是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使消费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具体到“十五”时期，适度消费的目标是促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回升到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水平，第一步目标是使最终消费率由目前的59%逐步回升到接近东亚国家62%的较低水平，居民消费率由目前的47%逐步回升到接近东亚国家的50%的较低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居民消费增长率在这五年中应当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出1—2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率具体调控目标预测如下：
表2 “十五”时期消费增长率调控目标方案（现价）
年份支出法GDP最终消费总额 消费率
(亿元)
(亿元)(%)
低方案
增长9%
增长10%
2000 97618.3157080.62 58.47
2001 106404.0062788.68 59.01
2002 115980.3669067.54 59.55
2003 126418.5975974.30 60.01
2004 137796.2783571.73 60.65
2005 150197.9391928.90 61.21
中方案
增长10% 增长11.52%
2000 97618.3157080.62 58.47
2001 107380.1463644.89 59.27
2002 118118.1670964.05 60.08
2003 129929.9779124.91 60.90
2004 142922.9788224.28 61.73
2005 157215.2698370.07 62.57
高方案
增长11% 增长13%
2000 97618.3157080.62 58.47
2001 108356.3264501.10 59.53
2002 120275.5272886.24 60.60
2003 133505.8382361.45 61.69
2004 148191.4793068.44 62.80
2005 164492.53
105167.33 63.93
年 份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率
(亿元)
(%)
低方案
增长10%
2000 45833.4246.95
2001 50416.7747.38
2002 55458.4447.82
2003 61004.2948.26
2004 67104.7148.70
2005 73815.1949.15
中方案
增长11.5%
2000 45833.4246.95
2001 51104.2747.59
2002 56981.2648.24
2003 63534.1048.90
2004 70840.5249.57
2005 78987.1850.24
高方案
增长13%
2000 45833.4246.95
2001 51791.7747.80
2002 58524.7048.66
2003 66132.9149.54
2004 74730.1950.43
2005 84445.1151.34
二、实行鼓励消费政策的可能性
在“十五”时期实行鼓励消费政策的可能性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认识。
从供给角度看，在短缺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供给能力的制约，完全不具备实行鼓励消费政策的物质供给基础。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已经告别了消费品短缺现象，消费品市场的主要矛盾由供不应求转化为供大于求，因此，“十五”时期实行鼓励消费政策，从消费品现有供给能力和消费扩张需要的投资能力方面看完全不成问题。
从消费需求增长潜力看，我国近年来出现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现象，与我国现处的发展阶段和人民生活现有水平提供的巨大市场潜力是极不相称的。事实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处于高速增长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需求总量高速成长潜力巨大。
1.GDP的持续高速增长将使我国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从国际比较看，1985—1994年，全世界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9%，其中，高收入国家为1.9%，中等收入国家为－0.1%，除中国、印度之外的低收入国家为－1.1%，同期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高达7.8%， 增长速度举世瞻目。（注：本文所用数据除特殊注明外均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前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加大了对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通信、农业等“瓶颈”产业的投资，使我国“瓶颈”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明显增强，同时，我国外汇储备节节上升，国际支付能力增强，这就使我国潜在GDP增长率的供给下限抬高。同时， 市场竞争加剧对需求扩张的自发抑制作用使我国潜在GDP增长率的上限不够， 据我们初步测算，今后10年内我国GDP实际增长率约为7%左右，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位于前列。根据模型测算，仅经济的高速增长因素将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十五”时期至少可以保持6.78%和6.61%的实际增长速度。（注：范剑平主编，《居民消费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2月版，209页，250页。 ）如果考虑住房收入分配货币化和人口城市化制度改革，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将更高。据银行统计月报，2000年11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达63492亿元。 巨额的结余购买力和今后一段时期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为扩大消费购买力创造可能。
2.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加快，消费结构升级产生的经济势能持久强大。1985—1990年这五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仅有7.2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的结构变动度为1.45个百分点，从表中可见，这一时期消费结构变动的主要贡献因素是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和杂项商品，而住房、医疗、教育和用品类消费比重上升较少。1990—1995年这五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提高到10.66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的结构变动度上升为2.13个百分点，与前五年相比结构变动度上升了47%；随着住房、医疗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居住和医疗比重明显上升，成为促进结构变动的新因素。1995—1998年住房、医疗改革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居住、医疗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三项消费结构变动值达6.67个百分点，相应的食品和食着消费比重明显下降，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的升级换代特征显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三年就达到16.0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的结构变动度为5.36个百分点， 比前两个时期分别提高269%和152%。
表3 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
消费项目 1985年-1990年 1990年-1995年
食品 2.004.32
衣着 1.200.19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0.120.09
医疗保健 0.471.10
交通通讯 1.031.66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0.610.06
居住 0.032.31
杂项商品 1.810.93
结构变动值7.27
10.66
年均结构变动度1.452.13
消费项目 1995年-1998年
食品 5.44
衣着 2.44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0.16
医疗保健 1.62
交通通讯 1.10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2.69
居住 2.36
杂项商品 0.27
结构变动值
16.08
年均结构变动度5.3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从这三个时期年均结构变动度由1.45、2.13提高到5.36个百分点，可以清晰地看出城镇消费结构变动加快的趋势。从分类消费比重变化看，住房、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在结构升级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从消费结构变动周期的经验波长和我国近年的市场表现看，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开始从变动平缓的积蓄准备期向变动剧烈的消费革命期过渡。虽然目前经济景气短周期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对新一轮消费升级有一定不利影响，使新一轮消费升级的时间延迟和实现形式有所变化，但短期因素变化不会改变消费需求变化的长期趋势。
在新一轮消费热潮中，“住”与“行”成为城镇居民共同追逐的消费热点。“住”的消费需求升级主要是要求扩大家庭居住面积，提高住宅室内装修水平，增添家具厨卫设备，改善物业管理和居住小区环境等；“行”的消费需求升级主要包括交通、通讯、旅游等多方面的需求，要求增加城市道路、地铁、轻轨等公共交通设施，方便轿车进入居民家庭，改善家庭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讯等现代化通讯条件，满足居民双休日休闲和渡假旅游的需求。“文教”的消费升级反映城镇居民对增加子女教育支出要求强烈，迫切希望提高下一代的文化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经过10年的积蓄准备期。我国城镇居民向“住、行”阶段消费升级的条件逐步成熟。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旦一个国家居民消费升级到以“住”与“行”为主要内容的阶段，消费结构升级产生的经济势能是持久强大的，因为建筑业、房地产业、汽车工业、交通通讯业、旅游业等“住”与“行”消费升级主导产业的产业关联度较大，如果能够顺势调控，充分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可以带来较长时期的景气繁荣，这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支撑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3.更为可观的市场潜力是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带来的巨大需求。从现代化国家已经走过的历史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发展的，有些国家的城市化还略快于工业化。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特有的背景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1999年的GDP 中，第一产业占17.7%，第二产业49.3%，第三产业33%，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0.9%。1993年世界城镇人口平均占42%，发达国家平均达到75%，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7%。我国城镇化率与世界相比明显落后。目前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为30%，根据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口转型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城市化现实水平推算，我国应进入城市化加速期，2001—2005年如果城市化进程能以每年1个百分点推进，则到2005 年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将会提高到37%，每年将有2000—4000万农村人口转变城市居民，目前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3.3倍，2000—4000 万人口转型每年可增加消费需求800—2000亿元。
4.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十分可观。从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看，已经接近家用电器普及化所要求的收入价格比水平。以彩电为例，可以看出家用电器进入农家的速度在加快，1985—1990年，每百户农家拥有彩电数由0.8台增加到4.72台，5年增加4台；1990—1995年，由4.72 台增加到16.92台，5年增加12台；1996年达到22.91台，一年便增加6台，今后几年家用电器在农村将进入销售高峰期，开拓农村市场的潜力十分光明。东部和中部地区及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商品市场，将成为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消费水平看，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效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已基本接近城镇的消费水平，部分耐用消费品（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的拥有量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对拓展农村商品市场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中部地区是我国农村人口密集的地区，农村人口的数量是三大地区中最多的。这个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正处于整体上从温饱走向小康阶段，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今后随着购买力水平的提高，对耐用消费品需求将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消费市场高速成长带来的巨大发展潜力，是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的发达国家不可比拟的，也是处于经济盘整期的其它计划经济转型国家不可比拟的。只要我国政府调控得当，实行鼓励消费政策后，完全有可能实现适度消费目标，逐步提高居民消费率。
三、实行鼓励消费政策的必要性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就内需而言，从社会再生产看，只有消费才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的起点，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投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从本质上看，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有效供给形成的贡献，即为社会生产提供有效的生产手段上，而不是体现在对有效需求形成的贡献，即因投资活动而引起的社会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上，这是关于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最本质特征。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工的需求效应实际上只不过是其供给效应的副产品。从中外经济发展历史看，虽然总有一些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最终消费，但从长期看，最终消费的贡献还是居第一位的（见表4），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总是起着主导作用， 投资则总是居第二位。既然我国扩大内需并非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方针政策，如果从需求的角度考虑刺激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促进最终消费的增长而不是投资增长，后者只能是第二位的。
表4 中、美、日、英各国内需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比较（%）
国家年代 最终消费 投资 库存
中国 1989-1997
52.978732.87924.6779
美国 1989-1996
84.396913.80450.0522
日本 1987-1995
62.242337.44050.4764
英国 1985-1995
89.755923.04160.2992
资料来源：罗云毅，中国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率的研究，《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
从我国现实经济运行看，在扩大内需过程中，只有成功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扩大投资需求和提高投资效率。
1.投资需求扩张规模取决于消费市场扩张规模。我国居民消费率严重偏低，最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严重偏低，内需不足并非是投资不足而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由于1994年以来我国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46%，比同时期美、日、英等其它经济大国外需贡献率高出8—24个百分点，这一时期的高投资主要是外需拉动的。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暴发使我国外需高速增长并拉动投资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开始进入类似日本由出口主导增长型向内需主导增长型转换的结构调整时期，能够使中国将高速增长势头延续下去的最大资源是巨大的、消费水平较低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唯一选择是钭投资结构由主要为外需服务，这一结构转换时期，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扩张速度决定投资规模扩张速度，消费市场的结构变化决定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变化。
2.投资效率的高低取决于投资结构能否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由投资既是当期需求又是下期供给的“两重性”决定，投资需求结构如果不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则这一阶段投资需求扩张，虽然能一时拉动增长速度，但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而言，无疑是“饮鸩止渴”，因为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能力是无效供给，将加剧下一阶段供给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造成库存增加。目前，我国库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日本高9位，比英国高14倍，比美国高近90 倍（注：罗云毅：《中国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率的研究》，《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 说明我国投资结构与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在新一轮扩大内需投资时，必须以消费结构变化为导向进行投资，这种投资所形成的供给能力才是有效供给，才能同时化解供需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
3.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取决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经济学中称为投资乘数，投资乘数的大小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关。
投资乘数＝1／1－b（1－t）。公式中t为个人所得税率，b 为边际消费倾向。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则越大；居民边际储蓄倾向越高，投资乘数则越小。1981—1997年间，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0.84下降到0.64，农民边际消费倾向由0.92下降到0.72，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大大抵消了投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注：范剑平主编：《居民消费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版，34页。）。如果能够通过调整消费政策制止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滑趋势，甚至使其有所回升，则投资乘数提高，同样的投资总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增强。1997年我国城乡合计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69，在不考虑税率的情况下投资乘数只有3.23倍。美国1959—1992年居民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91（注：霍尔：《宏观经济学》（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投资乘数达到11倍，这是美国长期以来投资率虽低但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大的原因之一。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投资乘数如同杠杆作用，边际消费倾向提高0.05，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倍数提高1。在当前形势下， 努力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对经济增长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4.民间投资活跃程度更多取决于消费品市场活跃程度。我国通过扩大国债规模来增加政府公共投资只能是短期政策，因为从财政发行国债的空间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的政府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虽然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 比重）和居民应债率（当年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看，国债发行仍有很大的扩充空间，但直接影响国债偿还能力的并不是GDP和居民储蓄，而是国家财政收入。 从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还率指标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长以为继。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指当年债务收入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我国公共支出基本由国家财政承担，国债发行也是由中央财政掌握，因此，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直接反映国家财政依赖国债的程度。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为25—30%，我国1994年以来已经超过50%，1998年后超过达到75%，即在中央政府100元的支出中，有75 元来自国债收入。再从国债偿还率看，国债偿还率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比重，国际上一般认为应控制在10%左右，而我国1998年已经达到24.3%，财政的债务支出在今后几年还将不断提高。因此，要避免日本政府在扩大内需投资战线孤军作战的局面，我国政府必须尽快启动民间企业投资。我国民间投资活跃程度更多取决于消费品市场活跃程度。因为国有经济经营的优势领域在于生产资料，非国有经济经营的优势领域更多的与生活消费有关，因此民间投资活跃与否同居民消费活跃与否有直接关系。企业投资更讲求实效，在消费没有显示新的需求热点时，企业不敢贸然投资。启动民间投资不仅要优化融资条件，更重要的是通过扩大居民消费来拓展有利可图的投资空间。
四、现阶段可供选择的鼓励消费政策措施
鼓励消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理顺收入分配机制，强化收入再分配功能，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引导消费者预期；取消抑制消费的过时政策，大力拓展消费领域；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加快建立个人信用体系；加大有利于扩大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加快农村人口城市化步伐，促进农民生活消费方式商品化；坚决维护消费者主权，培育统一有序高效的市场流通体系。具体的对策措施有：
1.理顺收入分配机制，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实行鼓励消费政策，宏观调控中努力使居民消费总额增长率略快于经济增长率，必须用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来保证，“十五”时期居民收入调控目标是努力使居民收入总水平与国民经济保持同步快速增长；通过理顺收入分配机制，改变居民收入分配结构，重点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当前要重点理顺城镇企业单位工资分配机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企业工资收入主要由企业效益即被社会承认的劳动质量和数量确定，多劳多得，具体分配形式由企业自主决定，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份额要合理确定。要适当提高政府公务员工资标准。要全面实行城镇货币化工资制度，将住房等各种实物收入和工资外收入分配统一纳入货币化工资。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实行住房工资和住房支出明补明收、先予后取政策。通过住房工资分配货币化增强居民住房消费信贷的还贷能力。通过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改变消费者收入预期，增强即期购买力。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新制度，树立消费者信心，引导消费者预期。要抓住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矛盾，减轻城镇居民有钱不敢消费的心理压力。城镇消费品市场是我国的主流市场，一般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5%。城镇居民对“住”与“行”的消费结构升级愿望十分强烈，自我积蓄和接受信用消费的能力也较强。城镇居民即期消费愿望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保障制度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过渡时期无法形成稳定的支出预期。担心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可能增加的负担过重。实际上，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办法可以使居民更好地解除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的后顾之忧，对目前因建立个人账户而略为增加的个人支出要尽快制度化，要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和优越性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消除消费者因对新体制的不了解不适应所产生的不安定感，使消费者在适应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形成新的理性预期。消费者重建稳定的消费支出预期必然增强即期消费欲望，适当提高居民收入的消费倾向。
“十五时期”要基本完成全国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税制度，要把社会保障立法摆在法制建设的优先位置。要抓紧制定出台《社会保障法》，尽快形成以《社会保险法》为“龙头”，包括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和管理，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法规和规章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框架。筹集一定资金建立社会失业、医疗、保障制度，开征社会保障税，一方面有利于解决目前保险覆盖面窄，保费过低、管理混乱等问题，为我国建立一个强有力、规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开征社会保障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能起到“安全阀”和“减震器”作用，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办社会，从而为国营企业转制扫清障碍。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熨平收入差距，减少社会波动，促进改革平稳发展。开征社会保障税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保障金的使用，除了发放失业救剂医疗保险金外，可以利用这部分保险金额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开支，实施以工代赈工程，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3.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现金购买能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首要问题和前提条件是提高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扩大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十五”时期农民增收工作的重点：一是通过加快人口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提高农民人均农业资源拥有量，扩大户均耕地经营面积。二是加大科技兴农力度，努力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领域、新渠道，增植新的增长点，提高单位农产品附加值。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围绕增收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农业产业化能够延长农业产业链，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和机制，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三是加强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保证物畅其流，增产增收。要深化粮食、棉花等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解决农产品“卖难”矛盾，保证农产品价值顺利实现。要理顺工农产品比价关系，建立动态平衡的工农产品比价，确保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得到实际好处。要建立农产品保护价制度，避免农民收入的大起大落。要尽快在农村培育和发展流通中介组织。农村中介流通组织既可以帮助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又可以供应农民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其他服务，是解决农村经济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四是确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要建立农民减负乡县长负责制，慎重出台涉农收费项目文件，强化涉农收费项目会签的管理和监督，从源头上控制农民负担加重问题；要精减乡镇机构，节省办公经费，还钱于民；要改革税制，实行农民负担分流和纳税除费。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切忌以“人民事业人民办”的名义将政府的责任转嫁为农民不合理负担。五要适当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收入，保证农业生产稳定增长。
4.改革现行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加快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从我国实际出发，未来我国城市发展要实行大中小并举的指导思想，要有序发展城市带（圈），合理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中心城镇。在实践中要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全面推进，实行城市化形式的多元化。建议在大、中、小三类不同规模城市分别实行不同的户籍管理制度。特大城市仍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不论原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迁入一律严格限制。大城市实行城市户口“绿卡制度”，新迁入人口（不论原户口城乡性质）只要有稳定职业和住所都可申请入籍， 居住不满5年者为暂住户口即“绿卡户口”，居住满5 年以上且拥有自有房屋产权者可由暂住户口变为常住户口，在城市入籍的同时永久放弃农村土地经营权。中等城市户籍管理办法基本与大城市“绿卡制度”相同，只是在居住满5年以上由“绿卡户口”变为常住户口时放宽条件， 不要求必须拥有自有房屋产权，只有的稳定住房即可。小城市和农村城镇户口实行自由申报迁移制度，只要申请人无犯罪纪录，均允许迁移入籍。由各城市根据经济活力自主调节人口规模，促进大中小城市合理发展，逐步减少“候鸟式”人口流动。要在大中小城市创造条件让进城农民安居乐业，有稳定职业的新迁入人口由城市规划部门统一组织集资建房。在城市用工、教育、医疗等方面取消户籍限制，要鼓励农民企业家进城办企业，在城市为农民企业家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
5.加大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要增加各级政府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为城乡居民提高消费水平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要加快城乡电网改造、通讯线路等工程建设进度，严格检查工程质量。要认真落实农村用电收费改革措施，坚决制止农村用电乱收费现象。要加大消费资料供给结构的调整，有重点地增加与城镇居民“住、行”升级有关的投资。要增加城市道路、地铁、高架轻轨等交通设施建设投资，满足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轿车发展的需要，除个别特大城市外要全面放开对经济型轿车出行的限制，规划投资建设停车库。要将“住”与“行”的消费升级需求统筹解决，在经济适用房建设时要规划预留停车场库。要利用当前价格指数低、利率水平低的有利条件，允许财政状况较好的大城市发行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债券。
6.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消费信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信贷手段促进消费品购销的重要方式，只有消费信贷规模与生产信贷规模比例协调，生产与消费才能形成良性循环，银行与居民互有债权债务关系，金融杠杆对消费需求的调控更加有效。我国消费信贷刚刚起步，从试运行的情况看，消费贷款的逾期归还率极低，风险明显小于对企业的贷款。政府要抓紧消费信贷有关立法工作，着手建立区域性的个人信用体系，争取到“十五”末初步形成全国性的个人信用体系，制定个人信用的统一征信标准与征信办法。在健全的个人信用体系建立之前，在专门的消费信贷法规出台之前，商业银行要在总结前一阶段住房抵押贷款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实践，进一步开拓消费信贷领域。除抵押贷款外，要不断创新支持消费升级的其它消费信用品种。在严密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可在城镇有信用的客户中发行信用卡，将借贷消费意识引入个人消费观念。金融机构要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优质金融服务。现有商业银行林从上至下建立和健全消费信贷机构，配备专门的营销人员和管理人员，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培养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消费信贷工作人员队伍。根据各自业务特点，确定自己的营销策略和服务内容，积极开展消费信贷咨询业务，提供适当的中介服务。同时要积极采取措施方便顾客申请贷款，缩短贷款评估和审批时间，提高办事效率。要积极组建专门的住房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特有的资金结构，其所面临的“短存长贷”的经营风险较大，发展消费信贷必须在建立必要的消费信贷资金供给机制的基础上，组建专门的住房金融机构。应结合资本市场发育，培育一些能够融通长期资金的市场主体，开发相应的融资工具，为消费信贷提供更为广泛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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