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的转换与文化的冲突——对中国大学办学理念现代化进程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学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冲突论文,理念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2)03－0001－06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从西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这些“舶来品”取代了国子监、书院等传统形态的高等教育机构，致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强制性变迁。然而，相对于制度变迁而言，文化转型则要复杂和艰难得多，毕竟，中西学术文化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西方学术自古希腊以来就奠定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性认知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经世致用，即治学之目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知识如何通过人的行动来影响现实世界。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显著差异，导致“西式大学”植入中国后一直处于中西文化冲突的张力之中，植入的模式因而不停地发生变化，经历了从日本、到德国、美国、法国，再到前苏联的转换过程。模式频繁转换的背后其实隐含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选择一种西方大学模式来吸收和整合西方学术文化的过程，尽管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个过程被不停地打断而产生断裂，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这种文化的隐性选择作用从未停下脚步，甚至一直延续至当下。本文即是从这样一种视角，来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百年进程进行分析，试图对西方大学模式植入与转换背后的文化逻辑进行揭示，并给出自己的思考与解释。
一、以日为师与“中体西用”的悖论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模仿“泰西”建立的一批洋务学堂。这里的“泰西”是对包括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强的一种泛称，表明当时的高等教育改革还没有明确的模仿对象。甲午战败后，国人从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中看到教育改革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作用，于是转向集中模仿日本。晚清政府先后颁布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都是参照日本学制制定的。以国家名义创建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大学——京师大学堂，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仿照东京大学建立的，带有浓重的日本味道。
“假道”日本而非直接效仿欧美国家，除了基于地缘、国情、成本等因素的权衡外，更根本的一点还在于，日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成功地保留了儒家文化的威望，其教育改革的模式被视为“西方技术与东方道德相结合”的典范，这与晚清政府确立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不谋而合。尽管如此，中日在对待儒学的态度上依然是有区别的。日本学者依田熹家指出，就像欧洲的现代思想是通过缩小乃至否定基督教神学的有效范围发展起来一样，始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现代化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较早地将儒学的有效范围限定在道德领域，这就为日本早期的教育现代化清除了观念与政治上的障碍。①但在作为儒学发祥地的中国，经历千年的传承发展，尤其是在“儒学－科举－选官”的制度链条中，儒学通过与政治合流而在思想意识领域占据了坚如磐石的地位，要想把儒学局限于道德范畴是非常困难的，这无异于否定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正因如此，晚清的教育改革虽然选择以“日本为师”，但是改革的结果却与日本相去甚远，清政府并未像日本那样，通过教育改革实现富强国家的目标。以“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典型的例证。应该说，在“西用”的保护伞下，京师大学堂借道日本对西方大学的学习是颇富成效的，它在学科设置、课程内容、教学形式等制度层面很大程度上“西化”了；但在观念层面，由于受“忠君”、“尊孔”思想的禁锢，“学术本位”、“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西方大学的经典理念，一直未能进入其办学视野，京师大学堂保留了封建官僚养成所的性质，远非“一所具有现代精神的新式大学”②。在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西学与西方大学制度的输入是当然前提，但是，所输入的西学和制度如果不与中国的学术观念发生关系的话，转型仍是不可想象的。“中体西用”观框制下的中国大学无法向现代转型的瓶颈就在这里。
二、仿德国制与“价值中立”的困境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思想领域的解禁提供了社会条件。此后，在一批开明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下，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相继输入，并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中，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形成张力，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博弈与融合过程。首推大学观念现代化改革的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蔡元培曾游学德国多年，深受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熏染，对德国洪堡式大学推崇备至。民国初年，在他的主持下出台了以《大学令》为代表的一系列带有德国印记的高等教育法令，启动了高等教育改革由仿日向仿德的转变。但由于政权更迭，这些法令并未得到很好实施。直到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才将德国大学注重科学研究、倡导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植入北大，使北大从一所腐败的官僚养成所变为真正的现代新式大学。
北大的成功改造不仅标志着中国大学跨入了现代的门槛，更值得重视的是，它对中国整个学术文化的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心是为政治现实服务的经世致用之学，科学技术知识则被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而难以获得系统发展。清末，西方科学知识虽然已对中学产生了强烈冲击，但在“中体西用”的文化框架中，它们仍然只限于“有用之术”而被引入，至于“术”背后的学理，则不在考虑之列。这种“重术轻学”之风直到民初仍然盛行。而此时的蔡元培却从德国“以学术振兴国家”的经验中看到了纯粹学理研究的价值。当然，他也认识到这种文化观与中国“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③是相对立的。因此，中国要振兴学术，首先必须改变意识形态化的学术传统，建立一种像德国大学那样自由的大学。循此思路，蔡元培对“学”与“术”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指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④。并借鉴德国双轨制，提出了“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⑤的分类办学思想。蔡元培“学体术用”思想的阐发，打破了“中体西用”观对中西学的主次、高下之分，使清末以来一再被延迟的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得以启动。北大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而鉴于北大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尊尚学术研究的自由之风，又通过北大的成功办学波及整个思想界，因而，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才有“其影响所及，决不止于北大，而在于全国；其所改革者亦不止于教育，而在于整个文化”⑥的评价。
蔡元培导入的德国大学精神，可谓点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门”，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地震”。然而，这场震动虽然剧烈，却时间短暂，且难以深入。究其原因，还在于建立在“纯学术”基础上的德国大学的自由理想，很难被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知识界完全接纳。德国知识分子一贯坚守“价值中立”原则，他们认为，学术从长远来看必然对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非直接的，更非学者一人之力所能推动。因此，学者应该将研究限制在“认知”领域，而不应踏入与社会政治生活直接相关的“行动”领域，惟其如此，才能要求学术自由的权利。正是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原则，德国大学发展成为典型的“象牙塔”。而秉承经世致用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形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认知传统，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去参与、评议和监督国家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社会现实，更激发了中国知识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热情，致使他们难以远离社会政治现实而安心于纯粹学术的长期积淀。可见，“价值中立”引发了中国知识精英在“知识自由”与“社会良心”之间选择的矛盾冲突，也就注定“象牙塔”式的德国大学模式在中国难成主流。正因如此，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虽然是20世纪初中国大学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案例，但是这个案例只是在蔡元培个人地位与人格力量所搭建的平台支撑之下进行的，难以获得持续的制度化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宣告了德国大学的自由理想在北大的破产，而之后北大内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向美国模式靠拢的变化。这一趋势虽然与蔡元培之后的主校者的留美背景有关，但与当时中国大学界盛行的“美国风”也是相呼应的。
三、仿美热潮与“实用主义”的本土化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高等教育由仿德向仿美的转折期，此后直至1949年，中国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影响发展的。1921年由郭秉文创办的东南大学是模仿美国大学的典范，在向美国转型的关键结点上发挥了先导作用。此后，清华大学对通识教育的弘扬，南开大学发展应用性学科，北京大学设立夜校推广平民教育等，都显示了美国大学日益广泛而深入的影响。1924年，在教育界的积极倡导下，北洋政府还颁布了带有美国色彩的《国立大学校条例》，奠定了美国模式在中国大学界的主流基调。
众所周知，美国大学是深受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但美国大学并非德国大学的“翻版”，而是超越其“象牙塔”模式，拓展了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新职能，这也是美国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文化则是美国大学功能扩展的直接思想来源。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它主张“真理是工具”、“真理即效用”，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能用于帮助改善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行为，它就不是真理，必须加以修正或抛弃。既然真理是人们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那么，大学就不应该将追求客观真理作为终极目的，而应为人类的福祉和社会的需要进行学术研究。这就是实用主义关照下的美国大学的文化逻辑。与此相应，美国学者也摆脱了“价值中立”原则的束缚，他们主动介入社会生活，积极探究改进社会现状之道，并将此视为自己在促进社会进步、谋求人类共同利益方面所应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显然，相比德国纯粹的理智主义，美国实用主义文化与中国重现实的学术传统更具亲和性，这为美国大学模式的传播做了重要的文化铺垫。如前所述，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这就决定了他们对西方大学及其学术精神的接纳必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前提。而美国大学将学术视为促进社会进步之工具的实用主义办学理念、以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的办学模式、秉承社会责任的学术自治原则，都契合了这个前提。因此，美国大学模式一经植入，即受到近代中国大学界的青睐而广泛传播开来，并迅速取代了德国大学模式。由此可见，民国大学的学习对象从“学术超越政治”的德国模式向强调社会责任的美国模式的转变，实际隐含了在“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思想之间权衡之后的价值选择，反映了近代中国大学界寻找一种更适合中国文化底蕴的大学办学模式的重要尝试。
不过，美国大学模式的中国本土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1925年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潮引致大学董事会制度被取消就是典型的例子。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美国大学的文化基础的实用主义虽然一再声称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建立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但它恰恰是在肯定了那些理性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来关心行动和现实利益的。这反映在大学的办学理念方面就是，美国大学是在坚持学术自治原则的前提下来承担社会责任的。为了在学术自治与社会责任之间有效地保持平衡，美国大学实行董事会之下的教授治校，这样，基层的教授会保证了学术自治的权力，而董事会的设置又加强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虽然相对于德国以讲座制为依托的“教授型大学”，美国大学教授的权力因董事会的设置而有所削弱，但作为大学“习惯法”的学术自由原则在美国大学依然得以贯彻。这与美国大学对欧洲学术自治传统的认可，以及美国本土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文化，相对成熟的分权政治都是分不开的，而这些都是当时的中国所不具备的。因此，作为美国模式典型特征的董事会制度植入后，不仅没能像美国大学那样，很好地协调知识自由与服务社会的关系，反而为政府介入大学事务提供了直接路径。董事会制度最终在教育界的一片反对声中被取消，显示了美国大学模式深受中国现实国情制约的一面。
四、法国大学区制移植与“教育独立”的理想
法国模式是随着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度改革的实验而引入中国的。当然，此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持续开展、留法学术群体的崛起，尤其是作为法国大学区“微缩版”的北京中法大学的成功创办，都为法国模式的植入做了准备。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遂接受蔡元培和留法派的建议，正式推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由于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背离设计者初衷的棘手问题，改革试行不到两年即宣告废止。
作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小插曲”，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的评价一直不高，不少学者将其视为法国模式的“生搬硬套”。但如果从文化层面来考察，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改革实际是中西学术文化融合的又一次深入，此论点可以从蔡元培由推行德国模式向法国模式的转变中求得论证。蔡元培在德法两国留学多年，深知德国大学的自由程度远胜于法国，加之他还有以德国模式成功改造北大的经验，那么，此时的蔡元培为什么没有选择德国，而选择了法国模式呢？这虽与留法派政治地位上扬及其对蔡元培的鼎力支持有密切关系，但蔡元培“法国之文化，有特宜于我国者”⑦的主观认知则更具主导作用。从西方大学的经验来看，学术自治虽然是学者群体不断争取的结果，但是最终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才保持了其作为大学“习惯法”的稳定性与延续性。而民国时期西方大学模式的移植都是在“政府不懂教育也不管教育”的局面下由教育界推动的，制度层面的进展则一直迟缓。因此，在国内政治局势初定之时，如何通过制度建构来巩固大学界取得的自治成果，就成为大教育家蔡元培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尊重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显然是制度建构的首要条件，法国集权体制下由“学者主政”的大学区制，为这样一种有条件的教育独立构想提供了实践范本。
法国在拿破仑时期通过建立大学区制奠定了集权教育体制的基础，就这一点而言，法国模式契合了中国集权教育的传统，这是其他国家之文化所极少具备的；但另一方面，大学区内部又通过设立各种由学者组成的权力组织，在集权体制中构建了学者自治的“王国”，这是最吸引蔡元培的地方。故而，“尽管蔡元培的大学办学思想大部分是来自于德国的大学模式，但是在大学同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却又受到了法国教育思想的影响”⑧。当然，蔡元培并没有放弃德国大学的自由理想，旨在凸显“学术高于一切之表征”的大学院设计，就具有法国之外的德国元素。蔡元培推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度改革之深意由此可窥见一斑，即希图通过借助法国式的集权教育行政制度，将其在北大推行的自由理想在国家制度层面予以合法化。然而，法国“集权与自治相协调”的模式是建立在拿破仑政权和大学行会自治传统都同样强大且相互制衡的基础上的，而这样的一种力量匹配与协作关系在当时的中国远未形成，这就注定了此次教育独立改革的理想化色彩。尽管如此，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实验是从政治文化的亲和性入手，来实现西方学术自治理念本土化的一次自觉尝试，在中国大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意蕴不可忽视。
五、全面学苏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以前苏联模式来改造高等教育系统的新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最早移植前苏联大学模式的两所试点院校，它们拉开了高等教育领域全面学苏的序幕。1952年以后，大批前苏联专家来华，他们或担任教育部委的顾问，或直接在高校任教。在他们的指导下，一套从宏观的高等教育体制到具体的教学环节都渗透了前苏联影响的高等教育体系于50年代中期确立起来。这样，前苏联模式驱逐了民国以来欧美大学的影响，成为新时期主导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外来模式。
马克思主义从一种西方新思潮的泛泛引入到占据思想意识的主流，无疑为前苏联模式的全面植入开辟了文化空间，因为，至少在“大跃进”之前，前苏联高等教育被视为实现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共产主义理想的有效手段。然而，中共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终究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因为它从导入伊始就开始了中国化历程。来源于欧洲古典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前者的重要超越，就是提出了实践的观点，该观点主张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这种打破欧洲学术的思辨传统，强调行动、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视域是相通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基本“生长点”。深受湖湘学风熏染的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生长点”，他以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包含“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重要思想方法的实践论。随着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思想权威在全党的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驱逐了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文化思潮，对之后的中国大学与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在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于革命实践中开辟了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以中国传统书院为形式，以培养革命干部为目标的独特的大学模式。这种包含本土特色的大学模式，在延安高等教育体系中日臻成熟，最终形成了鲜活的“延安模式”，并一度轰动西方世界。
然而，蕴含“东方魅力”的延安模式却被建国后全面苏化的高等教育体制排斥在外。毕竟，延安模式是以融入了中国传统学术性格的马克思主义为文化基础的，而继承自俄国的前苏联大学模式是通过德国和法国的双重影响而实现其现代化的，因此，“对中国来讲，如果不是政治方面的原因的话，它至少在文化方面也代表着西方。因为它的高等教育系统深深地扎根于欧洲文化传统”⑨。于是，“沿着苏联路线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在很多方面是1944年以来曾为共产党解放区的需要服务的延安模式的对立面”，⑩例如，国家统一计划对延安灵活办学模式的否定，精英教育对基层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拒斥，高度中央集权对地方办学的束缚，等等。当然，延安模式所蕴含的本土文化因素并未消失在苏化的高等教育体制内，反而时不时以离心力的方式表现出对前苏联权威的挑战。只是由于此前对前苏联模式的“照抄照搬”如此彻底，以至于多次试图清除其影响而恢复传统的努力皆无功而返，最终不得不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以两败俱伤的惨痛代价，暂时终结了这场高等教育体制内越演越烈的中西文化对峙。
六、结论与启示：模式转换背后的文化逻辑
从清末的“以日为师”到新中国成立初的“全面仿苏”，外来模式的不停转换，构成了中国大学现代化百年进程的一个突出特征。如此短暂的历史中却有如此频繁的模式转换，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但若由文化的视角观之，这种罕见现象的发生却并非偶然。如前所述，中西学术文化具有显著的差异，西方学术强调知识超越行动的理性自由，而中国学术则看重知识的行动价值，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观演绎出了中西历史上迥异的高等教育模式。清末以来，西方模式虽然驱逐了传统形态的高等教育机构，成为主导中国大学现代化进程的显性模式，但其承载的学术文化与深深根植于传统意识的中国文化的融合却并非易事，模式的频繁转换其实恰恰是中西学术文化持续冲突的表征，其背后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选择怎样一种西方大学模式来整合西方学术文化的过程。从德国的价值中立，到美国的实用主义，到法国的有限理性自由，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都清晰地显示了传统文化选择的逻辑，因为后一种学术文化观总是比前一种更加强调行动或实践的价值。可见，中国大学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虽以西方模式与文化为显性主导，但却是基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隐性运作的，传统文化的“回力”始终像“遗传基因”一样影响着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只是这一点在民国时期颇为倾慕西方的大学界并未引起关注，而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模式试图恢复传统的努力，因“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方式而丧失了合法性，以至于直到今天，传统文化对中国大学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作用仍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发展都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良好环境，尤其是随着“211工程”、“985项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相继出台，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支持高水平大学的发展。中国大学的学科实力、师资力量和物质资源等由此有了显著提升，但另一方面，缺乏具有明显识别度的办学特色与精神，成了中国至今难以产生国际公认的一流大学的瓶颈问题。这种状况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新一轮的改革仍然是在追赶心态的驱动下，以欧美主流大学尤其是美国市场化大学模式为样板的机械模仿，而缺乏内在的文化反思与创新。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的核心政策，作为民族精神与国家文化“领袖”的大学文化，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内在的文化创新无疑将成为中国大学未来现代化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大主题。而中国大学特色理念的形成与塑造，显然难以避开它深植于其中的悠久学术文化传统。那种以西方大学模式与理念为显性主导，以中国文化传统进行隐性选择的路径，是很难开辟出中国现代大学的创新模式的，这是我们回溯百年来中国大学理念的现代化进程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下，适时地转变改革的思维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显性主体，与时俱进地吸收与融合多元而非单一的西方大学模式与理念，或许不失为另一种值得尝试的现代化路径。需指出的是，立足于传统文化的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塑造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抑或从几所重点大学的校训或章程中就可以提炼出来，而应在开放的文化视野下对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知识与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审视。鉴于长期以来中国大学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忽视，中国大学创新理念的培育与建构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注释：
①依田憙家．传统观念与近代化——以中日两国为例[J].黄爱平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1):89－95.
②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M].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
③《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211.
④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生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4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42.
⑤蔡元培．读周春岳嶽君《大学改制之商榷》[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150.
⑥唐振常．《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书后[A].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4.315.
⑦蔡元培．《华法教育会丛书》序[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145.
⑧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M].许洁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9.
⑨同上，105.
⑩苏珊娜·佩珀．新秩序的教育[A].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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