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进程和分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迄今为止已长达近一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坚持、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性质的连续性，又有以此为基础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发展基本性质的阶段性。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1](p.369)党的十五大报告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2]这是讲发展的连续性。邓小平又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p.291)“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p.292)党的十五大报告也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2]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在某个特定时期对遇到的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做出了新阐释、新概括、新论证、新回答，或者提出了新公式、新结论，补充、修改或丰富、发展了旧的具体公式和结论，或者因理论活动重点发生变更，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某个方面提到了首位，使某些原理、原则显得特别突出，甚至出现了理论上的界碑或在理论指导下实践上的界碑，这些都会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行程出现某些具体历史特点（包含理论内容和逻辑形式两方面），这是讲发展的阶段性。这种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反映了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和不同时期矛盾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分期。
一、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分期的争鸣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历史分期，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即从什么时候开始，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才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或者说才开始中国化呢？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算起。有的学者认为，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有的学者认为，应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起点，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中共二大。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探索是从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才开始的。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紧密相连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阶段划分。对此，学界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应分为两个阶段：主要由毛泽东创立的，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阶段和主要由邓小平创立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阶段。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三个二十八年。第一个二十八年——民主革命阶段。在这一大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得以开创并取得重要成效，它使我们党经过反复探索，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第二个二十八年——建国以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阶段。在这一大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有所前进，但主流趋向是停滞，后期甚至是倒退，经历了十分坎坷和曲折的过程。第三个二十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阶段。在这一大阶段中，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与时俱进地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还有学者主张分为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期（“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显著成效的时期（1921-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教条化的时期（1949-1978年），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时期（1978年—）等四个阶段。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看法。
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和阶段划分上的种种见解，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都有一定道理。那为什么会在具体的历史分期上出现这些意见分歧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各人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不同。要正确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进行历史分期，必须首先统一对划分标准的认识。为此，要从方法论上深入研究和解决这样几个问题：其一，要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科学界定，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如果在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上得不到统一的认识，学界就不可能找到判定问题的客观标准。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自然众说纷纭，得不到共识。其二，要确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状况，看该主体是否能独立地提出和处理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其三，要坚持论从史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的进程也从哪里开始。历史进程在这里主要是指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提出的历史课题、政治生活的演变和党的政治任务的确定。思维进程在这里主要是指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历史进程的理论反映。思维的进程必然反映、默写历史进程，但这种反映并不是思维处处都跟着历史事件跑，如若是这样，定会被偶然事件打断逻辑思维的进程。逻辑思维中的历史进程应该是被科学思维整理、加工过的历史过程，它比现实生活中以丰富的现象呈现出来的历史过程更深刻、更具有根本的性质。其四，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实看作一个由浅入深、由单方面到多方面不断拓展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行为，不是只要承认、赞成、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能了事，就能马上取得成果的。事实上，承认、赞成、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回事，是否善于和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另外一回事。其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已经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有明确的结论，在理论界也已取得了共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要有助于有科学根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阐释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是相反。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
第一，关于“井冈山道路起点说”。它强调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为井冈山根据地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在危难中一步步走向胜利。
应该说，井冈山道路无疑“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3]然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历史行动，逐步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提出和阐明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与后来他提出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回答农村根据地，即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回答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途径和根本道路问题。毛泽东在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时，还没有对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城市转入农村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还没有认识到农村斗争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主要途径。这时，他虽然在实践上已经深入农村，但在指导思想上还是以农村配合城市的思想。”[4](p.60)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引者注）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5](p.179)显然，井冈山道路作为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二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篇”、“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6]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不是同一个概念或发生在同一时间。这里有一个时空差，“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篇”、找到“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走过最初的探索阶段以后找到的，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上所能做到的。
第二，关于“八七会议起点说”。 应该说，“八七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下召开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标志着‘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4](p.35)就其基本方面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但是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难于成立。这是因为，其一，“八七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一段路程，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党内已产生了一些正确的思想，如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决定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认识等。其二，会议本身是有缺点的。它不仅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能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还为后来“左”倾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开辟了道路。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以大革命失败为口实，更加强化了对中国革命事务的干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另外，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也并不居主角和核心地位。从上述两方面来说，“八七会议”实在难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第三，关于“中共二大起点说”。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后来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是有历史性贡献的，但这也是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取得了一定的初步的积极成果，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第四，关于“起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之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一个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的共产主义先驱们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介绍和传播，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尚未建立，共产主义先驱们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尚缺乏明确的认识，他们当时所达到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比较抽象的水平上，还难说有多少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系统性的理论探索，更没有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做基础。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能算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前期准备。
第五，关于“思潮传入起点说”。“思潮传入起点说”意即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作为一种思潮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应该说，这是很不合适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家等传入中国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学术思想进行介绍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性质及其改造世界的巨大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把这种“主义”与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当然也算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认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首先，当时中国社会已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也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开始宣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中国内部的社会阶级状况说，五四运动中，经受了革命洗礼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强大的革命力量，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它的成长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长为自为阶级，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提供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特别是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理论只有与各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目的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振兴、繁荣、富强。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有根本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所在。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有这种巨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任何思想，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周知，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7](p.1470)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自己理论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体。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主体。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8](p.9)谁用理论去掌握群众呢？只能是理论的主体。所谓理论的主体，就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变成物质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并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是一切社会实践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是人民群众发挥历史作用的最高体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践和理论的辩证统一，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作为自己的思想路线。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外在于群众、与人民日常实践不相干的理论，而是一种能够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的、不断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指导思想。
再次，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化”中国的崇高理想。中共一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制定了党的纲领。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比较简单，也很不完备。但是，这个纲领却毫不含糊地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这两点宣示是这一纲领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对现存的剥削阶级私有制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态度和革命精神，表明了要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奋斗目标，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于中国实际的纲领性表现，从原则上划清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类型政党的界限。党的纲领性质明确、起点很高，内容既有中国特色，又与近代中国的其他政党的纲领有本质区别。这样，就“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9](p.6)从此，中国的社会面貌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同我们党的缔造者和第一代领导人的论断是一致的，我们党的决议也有明确的结论。如毛泽东同志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0](p.795)1945年4月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10](p.952)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在继后党的实践中日益得到深化。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阶段划分问题
多年来学术界多位学者按中共党史的线索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是有充分道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党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两者是一致的。这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大会上讲的，中国共产党的85年，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因此，根据党所面临和解决的任务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有助于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成果，有助于揭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与中共党史在研究对象上是完全同一的。事实上，从研究对象讲，中共党史学是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进程及其规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如何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科。举凡党的活动触及的领域，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教育、社会等，无不在其研究视野之内。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像中共党史那样宽泛，它主要集注于党的思想理论发展的历程，即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社会实践中，如何围绕党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日益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科学理论的创新。整个研究虽然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但它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及其内在规律。
具体地说，按照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5年不平凡的历程。在这85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85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结束近代饱受屈辱的历史和长年战乱的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顽强奋进的85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建设新生活的85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85年。”[11]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2](p.43)理论史是社会发展史和革命运动史的理论表现。以胡锦涛同志讲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干的三件大事为历史依据，作为它的理论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在此之前应归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前提时期。
（一）历史前提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1921年之前
在这个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封建统治的腐朽和经济技术落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社会战乱不已，生民涂炭。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各个不同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出发，用各种主义解决中国面临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课题，但各种努力最终都遭到失败，由此历史向追求真理的中国人指明道路：要救中国，必须有新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进而中国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适应历史的呼唤而发生的。
（二）第一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从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发展来说，这是我们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党领导我们干的第一件大事：在这个革命时期，我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从这段历史过程的理论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来说，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一次飞跃的阶段，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大的阶段中又可以划分为四个小阶段：
1.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探讨（1921-1927年）。初始探讨具体表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明确的独立的纲领；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纲领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实践，包括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倡导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建立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培养了革命干部、进行了北伐战争等。这些方面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程度还不够深，尚未找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党的领导人还不成熟等，[13](p.294)但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毕竟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开始。
2.党在幼年及其向成熟发展的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开拓（1927-1937年）。所谓艰辛开拓就是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党是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继续战斗的，环境十分险恶；党处在由幼年向成熟发展的时期，党中央正确的领导集体尚处在为革命实践所考验，为党、革命军队和人民所选择、认可的时期，这种转折、发展异常艰辛；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以及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其标志是，逐步提出并践行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环境下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农民占多数的条件下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思想。但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思想，在七八年的时间中尚未在中央取得指导地位，其正确路线也未为全党所接受，其间还发生了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错误统治所造成的革命的重大曲折和损失。这表明党的正确领导集体的形成、党的正确路线的确立十分艰辛。遵义会议是个重大转折，它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的瓦窑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14](p.136)但是，当时党面临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主要忙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迫切任务，“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和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14](p.197)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来说，这一时期，虽有像《反对本本主义》这样标志性的理论著作，在解决党的思想路线方面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但是从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来说，党还来不及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3.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的新进展（1937-1945年）。所谓新进展是指，党已经从幼年走向成熟，党的第一代正确领导集体已经形成。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第一次系统总结：毛泽东发表了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的标志性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解决党的军事路线的标志性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解决党的思想路线的标志性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刻的理论基础。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从理论上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进一步的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已在党内得到酝酿和议论，并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主要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正式发表，其中进一步分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基本状况，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纲领，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就在系统的理论总结和全面的理论概括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新进展。
4.解放战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推进（1945-1949年）。我们党在前一个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的基础上，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业已创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展开，在人民解放战争和解放区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同时产生了像七届二中全会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纲领性著作，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并且提出了关于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成功推进。
（三）第二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这一阶段从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发展来说，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党领导我们干了第二件大事：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作为这段历史的理论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续，是第二次结合的开篇。它的理论成果是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党的方针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大的阶段又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建国头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到“文革”前）；“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刻的教训。但是这个大的阶段总的说，在建立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方面取得了宝贵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四）第三阶段，从1976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至今，是进行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
从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发展来说，这一阶段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来说，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三个小的阶段：文革后两年；进入新时期、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时期；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期。党在这三个小阶段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四个重大的基本问题”。
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起点和分期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起点和阶段划分的研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首先，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围绕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发生的，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因此，胡锦涛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的报告中强调说：“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5]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在其基本精神方面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基本经验。这条经验告诉我们，研究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必须牢牢把握住这条基本原理和基本经验。离开这个基本问题，研究就会走入歧途。有人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理论上的一种误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完全错误的。
其次，从1921年到今天，在长达八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其间有曲折、有波澜、有反复，但是总体是不断前进的。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奋斗历程中，无论是在凯歌行进时期，还是在遭遇困难和失误时期，都是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确是一部不断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不愧为对中国人民高度负责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研究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看不到历史过程中的曲折和反复，不利于我们吸取历史经验；但是，如果夸大这种曲折和反复，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看法，还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看法都是如此。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30年，在社会发展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是“本本”和“原则”的至上性，完全不顾实际结果，指责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坚持的是，“原则”是永远正确的，出错的只能是实践、由此注定要犯错误和遭到失败。这种影射、否定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科学性的观点，夸大了我们党一度在思想路线上出现的错误，以偏概全，把“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说成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错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完全对立起来，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全对立起来，是不顾历史事实，违背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错误观点。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历史、创造理论的伟大过程，但是，蕴藏在这一创造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不是呈现在社会表面的，这正是在有关历史起点和历史分期研究上出现多种意见分歧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一定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这说明要明确地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真正获得规律性认识，必须深入地开展科学研究，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