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新中国统一战线就是从这里来的_西柏坡论文

西柏坡:新中国统一战线就是从这里来的_西柏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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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981(2016)02-0047-05

       西柏坡,作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统战历史资源,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新中国统一战线从这里走来!

       一、从组织架构角度看,西柏坡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诞生地,新中国统战工作的基本架构在这里形成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1](P5)然而一年之后在这一政策上即改弦更张,党的二大号召“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P36),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的开始。然而,在此后15年间,党并没有建立专门的统战工作机构。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为了适应广泛而复杂的统战形势,特别是国共两个政党间的新的统战形势,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专门的统战工作机构。然而,尽管这一时期党的统战实践非常丰富,统战理论也日趋成熟,但在此后10年间,中央统战部机构的名称与职能变化都很大: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中共代表团驻武汉,专门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是最早的统战工作性质的机构。在此之后,一些中共中央派出机构和部分省委先后建立了统一战线工作部。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六次会议决定组建“中央统一战线部”。同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向各分局及各省委市委发出《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统一战线部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各党派各友军。

       1943年3月,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中央机构,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并将统战部划归组织委员会统一管理。

       此后不久,党的统战机构组织名称与职能又经历了一次大转变:1944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局各委把城市工作提到极重要的地位,看作是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任务。[2](P158)9月中央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主要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群众与瓦解伪军伪警。由此,统战部的职能主要转变为城市工作,其使命是为了抗日。

       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城工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因此,抗战胜利后,各级城工部停止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全国内战的爆发。以反内战为主题,国统区社会各界的爱国民主运动渐成声势,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了更好地领导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加强城市工作,1946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恢复城市工作部,从组织架构上共分五个组——党务、统战、农村、文教与顽军,从职责任务上则重新明确为:研讨与经营蒋管区的包括农、工、青、妇在内的一切工作,同时对从事这些工作的干部加以培训。

       进入西柏坡时期以后,适应战争形势及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的需要,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3](P471),并对其职能进行了新的概括。由此,奠定了“新中国统一战线从西柏坡走来”的组织基础。

       一方面,组织机构名称由此固定。如前所述,中央统战组织机构自成立以来,先后主要经历了“中央统一战线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城市工作部”等名称的变化,自西柏坡以后,“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这一名称才最终固定下来。

       另一方面,职能范围由此基本成型。在西柏坡,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职能被确定为: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具体负责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工作。时至今日,除“国民党统治区”已经成为历史概念之外,其他各对象仍是今天统战工作的重点工作对象与内容。

       由此,我们可以说,西柏坡不仅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诞生地,而且是新中国统战工作对象与职能划分的初始地。

       二、从统战实践角度看,西柏坡是“五一口号”的见证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这里得到空前巩固和壮大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五一口号”。该口号共23条,其主旨是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3](P226)具体而言,则大体可分为以下两个主题:

       主题之一,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1948年“五一口号”最核心的内容。

       主题之二,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特别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

       上述内容的实践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西柏坡,则见证了这些口号的践行。

       1.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策进”的实现

       “五一口号”一经发出,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及海外华侨迅速响应。1948年5月3日民革领导人即在《华商报》上发文表示“立即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积极准备建立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4](P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联合通电,公开响应,表示要与中共“共同策进完成大业”[5](P6)。这标志着中国各民主党派由中间路线转向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不少民主人士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分赴东北解放区或西柏坡,参与协商建国,形成了“众星拱月、万水朝东”的生动局面。

       2.全国工人阶级的大联合

       首先,解放区工人阶级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继续发展生产,并与资本家建立起了劳资两利的合理关系,以为共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1948年的“五一”口号关于解放区工人的号召,除努力生产之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与资本家建立劳资两利的合理关系”。这主要是针对当时职工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而言的:把农村斗地主的一套做法搬到了城市,无原则没收资本家、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还有些工人片面强调劳动者福利,提出了过高的工资要求与待遇,致使一些城市工商业者关门歇业,从而影响了城市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这些做法显然背离了中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自1947年冬以来,中央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工商业政策》等文件与指示中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纠正。1948年的“五一”口号则延续了中央的这一精神。自此,各解放区职工在纠正错误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同时严格执行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既支持了解放战争,也对稳定后方及新解放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国统区职工在国民党“戡乱”政策下继续进行斗争。在国统区,1947年7月国民政府即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其中规定在“戡乱动员”时期,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在这一严峻形势下,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城市的工人仍展开了反对大批裁员、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争取年关加薪等方面的斗争。1948年“五一口号”发出之后,国统区工人积极响应,以“准备力量,迎接胜利”、“创造各式各样的方式抗击敌人的进攻,保卫自己的利益”[6](P115)等为号召,继续展开斗争。

       再次,全国工人阶级建立起了统一组织,实现了大联合。自1929年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工人再没有召开过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为响应“实现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建立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的号召,1948年8月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组织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既有解放区职工代表与职工会的代表,也有国统区城市工人代表与各产业部门代表,真正实现了解放区与蒋管区职工的联合。

       三、从制度角度看,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祥地,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在这里开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西柏坡正是这一制度的开创地。尽管当时这一制度还不全面、不系统、不完善,属于探索阶段,但是已经设计出了最基本的原则和框架,对新中国成立后这项制度的完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1.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党制度模式

       前文已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从未停止过与有关党派和各界人士打交道,并且与各党派接触交往中没有设置前提条件。而在西柏坡时期,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倒行逆施,在中国共产党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公开宣告站在人民一边,表明各民主党派抛弃了“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这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发展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2.发展了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旧政权被推翻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长期思考的重大问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手中。这样,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实行一党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对此,中国共产党早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即提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7](P1056)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明确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7](P1437)可以说,这一政策是从战略角度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3.探索了协商民主制度重要而有效的形式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如何筹备会议是当时最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各界民主人士代表反复商讨,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并将草案发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征求意见,进行了广泛的协商。最后,双方在西柏坡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协议。从文件出台整个过程看,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平等协商、真诚合作,实现了政治上的一致。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主动与民主人士座谈讨论、通报情况。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布了《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通报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多方面情况,要不加回避地正面解答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主动向民主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并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指示统战部给民主人士组织报告会,受到民主人士的欢迎,不仅增加了他们对党的有关政策的理解,而且提高了他们商讨召开新政协的热情。重大问题民主协商、重要情况通报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在西柏坡时期探索协商民主重要而有效的形式,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一直延续至今。

       综上所述,西柏坡既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诞生地,也是“五一口号”的见证地,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祥地。基于组织、实践、制度这三个维度的历史考量,应该说:得出“西柏坡:新中国统一战线从这里走来”这一结论,立之有根,确之有据。同时,明确西柏坡在新中国统一战线史上的这一历史地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能为充分认识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提供“营养剂”。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转入战略进攻、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时期。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7](P1257),“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8]P23实践证明,西柏坡时期卓越的统战实践为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做了生动的诠释。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习近平同志指出:越是处于改革攻坚期,越需要汇集众智、增强合力;越是处于发展关键期,越需要凝聚人心、众志成城。因此,全面学习与了解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能为我们今天充分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提供历史的借鉴。

       第二,能为统一战线紧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凝心聚力提供“正能量”。综观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至少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经验:

       1.做好统战工作,理论创新是先导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不仅多次阐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而且适应形势的需要,对于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基本方法首次做了集中阐述,对于民主党派的性质及正确处理党派关系方针政策等也都及时做了理论总结与提炼,从而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统战实践。当前,面对“四个全面”新的战略布局,统一战线要切实发挥作用,也需要重视理论创新。

       2.做好统战工作,思想政治引领是关键。思想政治引领是统一战线建立共同政治思想基础的前提

       西柏坡时期是我党历史上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最好的时期之一。对于引领方式除了座谈、参观、“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并“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7](P1437)之外,中央还也明确指示要依据各界民主人士的提议,由我党各部门负责同志作报告;组织一部分同志进行日常的接触和交谈;关心他们的生活及疾病等等。可以说,统一战线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引领为西柏坡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空前巩固和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顺利取得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这对于我们当前做好统一战线战线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也是很好的借鉴。

       3.做好统战工作,合理调整各种力量的利益关系是抓手

       统一战线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统一体内的各种力量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各种力量之间存在矛盾是必然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妥善解决或缓和这些矛盾,以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内各种力量的积极性。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始自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这一阶段,正如一些外国观察家所言:中国的希望似乎仍在国民党一边。然而,至1948年初,民情已经显示:连国民党统治中最不可能的那些人,甚至是保守的中国商人,都非常明确地对共产党的目标和纲领表示同情。这种民情民意的大反转是如何实现的?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党运用了正确的理论政策,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各党派的实际调研与深入分析,找到了它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点,从而解决了统一战线内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党派团体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也因此建立起了真正广泛的统一战线。由此说到当前,在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以及统战成员之间的矛盾,合理协调各方利益,西柏坡时期的一些成功做法,仍能为我们提供历史的借鉴。

       总之,“西柏坡:新中国统一战线从这里走来”是一张独特的统战文化名片,充分挖掘、利用并研究西柏坡时期的统战资源,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挥统一战线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中的法宝作用,对于传承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光荣传统,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贡献,都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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