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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独立以来，民主政治就成为绝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它们因此选择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颁布了一系列辞藻华丽的、民主的宪法。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纸面上的民主往往为事实上的独裁或集权所取代，从19世纪大大小小的考迪罗到20世纪频繁发生的军事政变，充分说明了民主政治在拉美的脆弱①。2009年6月发生在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表明，民主体制在21世纪的拉美仍然存有一定的脆弱性。本文尝试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这一现象的根源。
一 拉丁美洲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中外学界大多认为，拉丁美洲文化是西方天主教文化的一个分支，是隶属于天主教文化的一支“亚文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强调的是，天主教因素在拉美文化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在这一意义上，它正确地概括了拉美文化的核心特点；然而，这种观点又是不全面的，因为它忽视了其他文化因素在拉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就是忽视了拉美文化的特性。那么，拉美文化是什么？它的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文化的概念着手，来阐明拉美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有关“文化”概念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并无统一说法。英文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在15世纪初还是指“农业”“耕耘”“栽种”等意思，直到1871年爱德华·泰勒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一书中，才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他写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②也就是说，所谓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具有的，并使之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的观念和标准。事实上，就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而言，包括人文化、族文化和个体文化。人文化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人类文化；而个体文化是一种文化模式下个人的行为观念等内容。泰勒的定义则是一种族文化范畴下的定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由两个基本核心组成的：一是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二是与之有关的价值。这样，一旦某种文化形成，那么它便表现为这种文化下的民族所共同具有的、模式化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即他们的生存方式。
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从“挑战—回答”运动的角度，阐述了文化或文明形成的机制。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为回答某种挑战而出现的，在回答挑战的运动中，由于该文化本身的特性和挑战的类型、来源、剧烈程度等因素的作用，逐步形成有别于本身文化原体，也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文化模式③。根据这一机制的逻辑，今天的拉美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美洲大陆原存的印第安土著文化和伴随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而来的欧洲天主教文化及非洲黑人文化等各种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不断经过所谓“挑战—回答”运动而由冲突走向融合，最终偏离单个的文化原型而形成的一种使拉美具有某种程度的统一性，并使之有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独特的文化模式。所以，我们对拉美文化的认识应从它的统一性与独特性着手。
对于拉美文化的统一性问题，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的论断颇具代表性，他指出：“对于拉丁美洲文明的任何分析，都应建立在……统一性的基础之上。如果抛开这个前提去讨论和考察拉丁美洲文明，那必将是徒劳无益的。”④也就是说，拉美各国具有相对统一的文化传统，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共性。这一点确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例如，英国学者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说：“拉丁美洲一词具有实际意义，其共同因素要比将非洲各国联结在一起或将亚洲各国联结在一起，甚至将欧洲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共同因素还要多。”⑤美国学者霍华德·J·威亚尔达和哈维·F·克莱恩的评价更客观，他们指出：“本地区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多样性)。……这些差异对于人们了解该地区的每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就在这种差异的背景之内，本地区还存在语言、文化、制度、社会和历史背景上的重要共性。这些在差异中的统一性因素，使拉丁美洲成为比较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令人激动的、生动的实验室。”⑥
而对于拉美文化的独特性，笔者以为，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一方面，拉美文化的原体，即哥伦布到达以前的美洲印第安土著文化，本身具有其独创性；另一方面，现今的拉美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所遭遇“挑战”的来源和形式、“挑战”的剧烈程度，以及它对“挑战”的回答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单元有所不同。
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美洲大陆最早的主人——印第安土著已在那里生存、繁衍了数万年，为了回答由人口增长和基本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环境挑战”，他们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其中，奥尔梅克文化、玛雅文化、印卡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均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除此之外，整个美洲地区还遍布各种类型的和各种发展水平的印第安人文化，诸如瓜拉尼人、阿劳坎人、加勒比人等文化⑦。这些印第安土著文化就是今天拉美文化的原体，它在随后的岁月中遭遇到不同异质文化的挑战。
伴随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而来的西方天主教文化是印第安土著文化首先面临的严厉挑战。数百年殖民统治的结果是，印第安土著文化原体被打破了——种族结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人民的生活习惯、道德规范等，都突破了旧文化原体的束缚，并且经过“挑战—回答”的运动，使拉美的原体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样，在拉美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原体，即天主教文化与印第安土著文化相互融合而成的混合文化原体。这是文化“涵化现象”的结果，也就是说，当相对弱势的印第安土著文化与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较强大的天主教文化碰撞时，由于两种文化强弱的差异，印第安土著文化被迫接受了许多天主教文化的要素，从而产生了广泛的文化采借、替换的过程。所以，这种新的文化原体表现出与天主教文化极为密切的继承性，天主教因素在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也是众多学者将拉美文化视为天主教文化分支的根源之所在。
另一方面，印第安土著文化原体的许多要素则同样地保留在新的混合文化原体内，并对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对此评论说，虽然“西班牙人用剑和十字架统治了美洲”，但是“新大陆也征服了自己的征服者，给予他们一种新的美学观点、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行动方式，从而具备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⑧。这种拉美人所共同具有的、由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决定的“新的生存方式”便是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原体既不同于印第安土著文化，也与天主教文化相异。
然而，新的文化原体随后又遭遇到一系列新的“挑战”——伴随奴隶贸易传入的非洲黑人文化，与这种文化原体发生碰撞，并使后者吸收了一些前者的文化因素而呈现出新的特性；19世纪英国对拉美的经济渗透，又给拉美带来了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一些因素；而20世纪美国文化对拉美文化的全面“挑战”使后者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化。拉美的天主教—印第安土著文化的混合文化原体对这一系列“挑战”的回答，便造就了今天的拉美文化。这种文化“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是建立在三重文化，确切地说，多重文化的混合之上。它把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卡人等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和来自非洲沿岸的黑人民族的文化，以及许多来自欧洲的不同文化，不仅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有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融为一体。在拉美文明史上，这种混合持续不断并不停地被创新，不仅仅是在人种或者生物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饮食、技术、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明所涵盖的所有领域”⑨。因此，“这种文化已不是西方的、印第安人的和非洲人的文化，而是因地区和发展程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程度调和上述几种文化的独特的混合体。”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拉丁美洲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二 拉丁美洲文化的特性
可见，今天的拉美文化并不能单纯地归类为隶属于天主教文化的一支“亚文化”；相反，它是在印第安土著文化原体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挑战—回答”的文化碰撞运动而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在拉美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伴随殖民统治而来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拥有“不对称的”强势地位，“文化涵化”的结果使天主教因素在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一点同样是不容否认的。除此之外，拉美文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拉美文化的边缘性和从属性。当今拉美文化从其逐渐形成的起点和进程上看，主要体现为对外部强势力量的不断屈服。在地理大发现后，印第安文化原体逐渐屈服于外来的强势文化——西班牙、葡萄牙的天主教文化，并沦落为新的“天主教—印第安文化”的边缘；在工业革命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几经混合的拉美文化又逐渐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先是英国，后是美国，并进一步沦落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如今，“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仍然是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包括拉美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地区依然是世界体系的“边缘”，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发达的“中心”、政治上缺乏基本的独立人格、在文化上也是被动的角色。在这种意义上说，拉美文化“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一种边缘的、被奴役的文明，它为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荷兰或者美国而生存，根据这些强国和宗主国的要求发展经济，构造社会，而从未取得过属于自己的，围绕自己目标的或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最基本内需的发展。……所以，忽视在长时段范围内拉美处于边缘地区和被统治的事实以及相应的历史结构，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拉丁美洲”(11)。
第二，拉美文化的混合性。就整体而言，文化包括宏观的人文化和族文化。就以研究人类文化为对象的人文化而言，它当然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必然是一种混合文化。而就族文化而言，虽然它也是一些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果，但是这些文化混合过程一旦结束，它便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单一性。例如西方天主教文化和东亚的儒家文化，尽管也是文化融合的产物，但在文化的基本核心内容上却是相对单一的。
拉美文化则不然。由于各种异质文化对它的“挑战”仍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因而这种文化的混合过程亦一直没有停息下来。同时，就拉美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而言，它的混合性亦是十分突出的，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的形象比喻便是明证。他说：“印第安美洲的文化有如一条彩虹，在这条彩虹中可以分辨出在这个印第安—非洲—拉丁美洲大陆同时并存着七种文化的颜色，即西班牙文化、葡萄牙文化、印第安人文化、黑人文化、印第安伊比利亚文化、美洲黑人文化和全面混血人的文化。”(12)
第三，拉美文化具有剧烈的运动性。阿诺德·J·汤因比说：“文明(或文化)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状态，是航行而不是停泊。”(13)文化之运动性是指一种文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是固定模式化的，但是作为这种文化主体的人以及由这些人构成的社会，不断地面临来自其文化本身的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挑战”以及来自其他异质文化的“挑战”，为了回答这些“挑战”，这种文化的原体便不停地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从而表现出一些不同文化原体的更替运动。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曙光初现的当今世界，大量先进媒体的出现，使各种文化间的碰撞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激烈。这种文化冲突更多地表现为西方文化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后进文化”提出的“挑战”，它迫使后者在这种“挑战—回答”的运动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从而使它们的文化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运动性。
今天的拉美文化是西方天主教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在美洲大地上碰撞、融合的产物。这种碰撞至今仍未结束，反而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得愈发突出，而且西方文化的挑战则由过去那种露骨的殖民统治或半殖民渗透，转变成通过各种先进媒体的全面影响。同时，拉美文化现在不仅仍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而且面临东亚儒家文化的“挑战”——从战后拉美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到20世纪80年代全面向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转轨中，我们能看到这种挑战的紧迫性(14)。对于这些“挑战”的回答，必将使拉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即发生文化模式的变迁。在这种意义上说，拉美文化至今仍表现出剧烈的运动性。
第四，拉美文化的外源性。如前文所述，今天的拉美文化是在基督教—印第安土著文化的原体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挑战—回答”运动，吸收一系列外来文化要素而形成的。这种文化原体本身便是混合而成的文化，在不断面临外来文化，尤其是在各方面更为强大的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便很难表现出对自己文化结构的独创精神；相反，它是在一系列的“挑战”下，为适应和回答这些挑战所产生的新形势，而吸收了由这些挑战而传来的一些外来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这样，由这种文化的运动性和混合性所决定的便是，拉美文化同样也表现出明显的外源性。这种外源性的文化结构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由于它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结构，信息流量大，对外来事物的反应快，易于接受外来文化要素的影响。19世纪拉美新独立国家很快接受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做法，便是由这一文化特性决定的(或者说至少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其二，由于它主要由外来成分组成，基础脆弱，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这实际上是使拉美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的一个深层次的文化因素。
三 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文化分析
笔者认为，拉美文化的上述特性正是该地区民主化进程艰难、曲折的深层原因之所在。为什么这样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楚民主的基本含义，及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理解。
所谓“民主(democracy)”一词，起源于希腊文demos(人民)和kratein(统治)，从其字面上理解表示“由人民进行统治”之意。然而，人类对于民主概念的认识，远不是其字面意思那么单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受不同意识形态影响的人们对民主概念的认识往往大相径庭。对于这一点，中国学者刘军宁强调说：“今日世界上的民主有多种多样，而且相互冲突，例如平壤的民主不同于伦敦的民主，哈瓦那的民主不同于华盛顿的民主。”(15)霍华德·威亚尔达也评论说：“不同的国家和文化正是由于具备不同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的哲学根基而表明了彼此间的差异。”(16)
因此，就像“文化”概念在学术界存在众多不同阐释一样，“民主”概念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对此，著名学者乔治·奥威尔曾说：“像民主这样一个词，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且任何想给出一个定义的尝试都会受到各方面的反对。可以普遍地感受到的是，当我们称一个国家是民主的，我们是在赞扬它，结果是：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权的捍卫者都声称其政权是民主的，并担心如果民主被固定为一个意义，他们将不得不停止使用这个词。”(17)托克维尔也指出：“正是我们使用‘民主’和‘民主统治’这些词语的方式，导致了极大的混乱。除非给出这些词语明确的定义，并对此取得一致，否则人们就只能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思想混乱之中，而使那些煽动家和暴君大获其利。”(18)
不过，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的民主观，应该说是根源于西方新教文化视野下对民主的理解。其中，罗伯特·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观影响尤大。根据达尔的看法，现代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巩固必须满足这样一些基本条件：(1)依据宪法，对政府政策的控制掌握在当选官员手中；(2)当选官员是从经常的、公平举行的、罕有强制的选举中选出的；(3)所有成年人都享有在官员选举中投票的权利；(4)所有成年人都有权竞选政府中由选举产生的职位；(5)公民有权对广义的政治事务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没有受任何严重惩罚的危险；(6)公民有权寻求可选择的信息来源，且可选择的信息来源存在并受法律保护；(7)为实现包括上述权利在内的各种权利，公民也有权结成相对独立的社团或组织，包括独立的政党和利益集团。(19)
如果从新教文化的视角来看，以天主教为核心的拉美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反民主的，它强调的是信仰的统一、对权威的服从和对等级制度的维护。例如，有学者明确指出，“从历史上看，拉美政治文化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等级观念、专制主义、职团主义和承袭主义的色彩”，唯独缺乏民主主义的传统(20)。美国学者玛格丽特·M·莫特也强调说：“根据许多盎格鲁—美利坚式的叙述，天主教和民主是互相排斥的信仰体系。民主要求思想的独立，而天主教则要求服从教皇；民主认定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天主教则认可社会等级制度；民主允许对成文法进行个人阐释，而天主教则严密地控制着对神圣文本的解读。在现代的大部分时期里，民主是用新教信仰体系的语言来加以定义的，这和近邻的天主教国家所谓反民主的实践截然不同。”(21)这就涉及笔者想谈的第二个问题，即以天主教文化为核心的拉美文化与民主之间是相容的关系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当今世界存在众多天主教国家适用民主制度的事实。
实际上，以天主教文化为核心的拉美文化同样也有其对民主政治的独特看法。例如，南美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是拉美国家在独立后选择民主共和制度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导人之一。1819年2月15日，他在委内瑞拉共和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阐明了自己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思想和具体主张。他说：“在我看来，只有民主才能造成一种绝对的自由。可是，什么样的政府是同时把权力、繁荣和稳定三者结合到一起的民主政府呢？人们看到的不是恰恰相反，只有贵族统治和君主专制所建立的千年大帝国吗？有哪一国的政府比中国的政府更古老的呢？有哪一个共和国的寿命比西班牙的共和国和威尼斯的共和国的寿命更长呢？罗马帝国不是征服了世界吗？法兰西不是有了一千四百年之久的君主政体吗？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更大呢？然而，这些国家过去是、或者现在依然是贵族政治和君主专制。”(22)因此，玻利瓦尔强调，在新独立的南美共和国中必须建立有别于“贵族政治和君主专制”的民主共和制度，它必定是“废除了君主专制、爵位、贵族制度、优遇和特权”的制度，必定是“宣布了人的权利以及行动、思想、言论和写作的自由”的制度(23)。然而，正是这位解放者也曾经这样说过：“在美洲进行治理的唯一方法是个人影响力。在我们这个不理解法律为何物的民族眼中，法律一文不值。”(24)从这句话中，我们又可以充分理解到对民主政治的排斥。可见，对于民主制度的问题，在玻利瓦尔身上体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他认识到在西属美洲建立民主制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深切地体会到民主制度与当地文化氛围之间的差距，因而强调个人权力的必要性。
在拉美的历史和现实中，像玻利瓦尔那样满怀对民主制度的向往，而行“极权”或“独裁”之实的“民选”总统还有很多，例如阿根廷的胡里奥·罗加、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秘鲁的阿尔韦托·藤森，等等。在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层面所体现出来的民主观，不同于前文所介绍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而是一种一元主义民主，它强调的是权力的相对集中、政治精英的突出作用和政府的职团性质，即一种以各种团体为基本组成部分，按照等级和功能进行安排的政府体制。笔者将这种民主观称作“以极权主义的精神来追求的民主”，它不同于西方世界的代议制民主，而是更接近于吉列尔莫·奥唐奈所称的“委任制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25)。
这种民主观在拉美国家的政治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颇具戏剧性的结果：根据奥唐奈的解释，委任制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种“制度化的民主”，当选的总统们往往拥有不受民众意愿和公共舆论等“横向责任”制约的权力(26)。因此，拉美国家的民主制度大多体现为“超级总统制”和“法令主义”(指国家元首使用、有时滥用签发法令的权力以制约议会)等特征(27)。也就是说，一旦“公民选出其领导人后，立即在政策上失去了对这些领导人的控制”(28)。另一方面，拉美地区“委任制民主下的总统们往往苦于民众对他们支持率的剧烈变动：前一天还被民众高呼为救世主，第二天就又被民众诅咒为该死的魔鬼”(29)。民众意愿和公共舆论“过山车式”的变动又往往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加以利用，成为它们权力斗争的工具，其结果自然是政局的动荡不定。例如，有学者统计，1950-1990年间，18个拉美国家大多深陷“民主—专制”的循环往复；其中，这些国家共经历了372年的专制统治，366年的民主制度(30)。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民主化进程以后，这种“民主—专制”的循环终被打破，但政局稳定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对于这一点，有学者指出，“拉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并未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走向巩固，而是面临着日益加剧的政治与社会动荡的冲击。90年代后半期以来，已先后有4个国家的5位民选总统在民众抗议浪潮中被迫下台，巴拉圭的一位副总统被‘暗杀’，秘鲁的藤森总统‘自我流放’，阿根廷在2001年年底的经济危机期间先后更换了5位临时总统，如此等等。总之，民众对民主政治由热切的期待转向了巨大的失望。上述历史过程表明，对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优先的政治课题是如何实现国家的政治稳定。”(31)
导致这种拉美特色的委任制民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占有重要地位。独立后，绝大部分拉美国家之所以选择民主共和政体，颁布一系列辞藻华丽的宪法，更多是受欧洲和北美等外来文化思想影响的结果，试图通过模仿它们的政治制度来复制它们的成功。对此，有学者描述说：“到了19世纪，一个新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开始形成了。自由、共和、平均的观念开始渗透到传统中。自由和民主观念经常融入宪法和法律中，但是，土地所有制和威权结构仍然是精英主义的，并仍然构成体制的基础。至今在大多数拉美社会中，两种基本的观念和政治文化依然并存：一个是精英主义的、划分等级和专制的；另外一个是自由和民主的。大多数拉美国家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或多或少是这两种传统的融合。”(32)在这种混合与模仿的进程中，一个更为有意思的局面出现了：不管是考迪罗也好，还是军政权也罢，在宣示他们的政纲的时候，“民主”是他们最为频繁使用的字眼，似乎他们的“独裁”统治也是一种“民主”似的。这种局面正是拉美文化混合性的一种延伸，是其文化模仿性的一种结果。
四 结语
可见，拉美的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是外源性和混合性的，它模仿了新教文化的民主外表，却是以天主教文化的民主观为标准运行和发展的；与此同时，这种民主政治还是从属性和边缘性的，它更多的是对来自中心国家——19世纪以英国为中心、20世纪以后则以美国为核心——各种“挑战”的“回答”而已。这种情况正是拉美政治发展进程曲折的根源之所在，也是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对迟缓的根源之所在。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拉美的民主化进程不完全是拉美文化内在发展的产物，更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因素推动的结果，是一种“外源性的”民主化进程。拉美各国先后陷入债务危机后，为了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得不接受外部强加的种种条件。其中美国通过人权外交提出的民主化处方和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危机调整方案附加的政治改革要求，在拉美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说，拉美当前的民主化进程是外源性的，它更多地体现了对新教文化背景下民主政治的模仿，与拉美本身的文化特征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尽管民主化进程使“多数的拉美人在价值观上对西方民主表示认同，但西方民主在拉美却表现出‘水土不服’”的严重问题(33)。2009年6月28日，发生在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水土不服”的结果之一，它进一步表明，拉美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注释：
①例如，仅在195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拉美就发生了超过70次的军事政变。参见[西、法]哈维尔·桑蒂索著：《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②[英]爱德华·B·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③[英]阿诺德·J·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55页。
④[秘鲁]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著，白凤森等译：《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页。
⑤Victor Bulmer-Thoma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
⑥Howard J.Wiarda,Harvey F.Kline(eds.),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Boulder,Westview Press,2007,p.4.
⑦关于古代印第安人文化的发展情况，可参阅：Renato I.Rosaldo,John D.Wirth(eds.),The Inca and Aztec States,1400-1800:Anthropology and History,New York,1982; Robert J.Sharer,Daily Life in Maya Civiliza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6;[美]诺曼·哈蒙德著，郑君雷译：《寻找玛雅文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美]乔治·C·瓦伦特著，朱伦、徐世澄译：《阿兹特克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美]林恩·V·福斯特著，王春侠等译：《探寻玛雅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⑧[秘鲁]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著，白凤森等译：《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7页。
⑨[墨]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著，王银福译：《拉丁美洲：全球危机和多元文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⑩[秘鲁]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著，白凤森等译：《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29页。
(11)[墨]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著，王银福译：《拉丁美洲：全球危机和多元文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12)[秘鲁]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著，白凤森等译：《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28页。
(13)[英]阿诺德·J·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14)[日]纳谷诚二等编，陈家海等译：《发展的难题：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比较》，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67～69页。
(15)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导论》第4页。
(16)[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民主与民主化——西方传统的产物抑或普遍现象？》，载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榕远译：《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7)[英]乔治·奥威尔著，刘沁秋译：《政治与英语》，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8)转引自[美]乔万尼·萨利托著，冯克利等译：《民主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9)[美]罗伯特·A·达尔著：《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20)宋林峰：《拉美文化与现代化》，载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66页。
(21)[美]玛格丽特·M·莫特：《南方天主教地区的民主：伊比利亚与拉丁美洲》，载[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榕远译：《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22)(23)[委]西蒙·玻利瓦尔著：《玻利瓦尔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1～82页。
(24)O.Carlos Stoetzer,El Pensamiento Politico en la América Espafíola durante el Período de la Emancipación,1789-1825; Las Bases Hispánicas y las Corrientes Europeas,Madrid,Instituto de Ciencia Política,1966,p.86.
(25)关于“委任制民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可参阅Guillermo O' Donnell,"Delegative Democracy",in Guillermo O' Donnell,Counterpoints:Selected Essays o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9,pp 159-173.尽管奥唐奈主要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建立的民主制度称为“委任制民主”，但笔者认为拉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民主政治的尝试同样具备了“委任制民主”的基本特征。有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拉美历史上的民主政治更应该类似于米凯尔斯所强调的“寡头民主”。对于这一点可参阅[美]乔万尼·萨利托著，冯克利等译：《民主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66～170页。
(26)Guillermo O' Donnell,"Delegative Democracy",in Guillermo O' Donnell,Counterpoints:Selected Essays o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9,p.165.
(27)[西、法]哈维尔·桑蒂索著：《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34页。法令主义的最典型代表是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在1989年当选总统后不到4年的时间里，发布了300条紧急法令，是1953-1989年该国紧急法令颁布总量的10倍。
(28)美洲开发银行著：《影响发展的非经济因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92页。
(29)Guillermo O' Donnell."Delegative Democracy",in Guillermo O'Donnell,Counterpoints:Selected Essays o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9,p.166.
(30)[西、法]哈维尔·桑蒂索著：《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31)(32)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8～9页，第567～568页。
(33)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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