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派与五四文学大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桦论文,大潮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文学大潮所领略的外国文学影响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日本文学；而在本世纪初纷呈繁复群雄并立的日本文学中，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又莫过于大名鼎鼎的文坛盟主白桦派。
白桦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如此之大，有着深厚的社会渊源和广阔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日本的外籍管制比较开放，中国人前往日本，不须护照，更不须签证。再加上日本的船票价格十分低廉，仅仅八块光洋即可东渡，这对于经济条件拮据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显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大批在新文化运动中饱受新思潮熏陶而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东渡日本，寻求新的思想和新的思维空间。鲁迅，刘半农，郁达夫，郭沫若，周恩来，王统照，郑伯奇，这些时代的弄潮儿，都曾有过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同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西学发展如日经天，摧枯拉朽，大有力挫群雄一领风骚之势。这类西方文化思想的普及，对相应闭塞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无疑又有着巨大的魅力。所以，从西学传播的途径考察，日本无异于最好的中介和桥梁。
白桦派对于中国五四文化的影响，当然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原因，白桦派知识分子群体，大都是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思想民主，最少保守思想也最少民族偏见，对中国人始终保持着亲切友好的态度。例如白桦派的领袖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同五四运动的旗手鲁迅与郭沫若都有着相当亲密的私交，以致于鲁迅先生亲自着手翻译他们的小说，刊登在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和《新潮》中，介绍给中国读者。另一位五四运动参加者、创造社的文艺猛将郁达夫先生，则经常同白桦派的同仁们饮酒赋诗，畅谈文艺，他也同样是最早把白桦派的艺术技巧介绍到中国的中介者之一。
众所周知，白桦派创立于1910年4月， 是专收贵族子弟的学习院的一批大学生，创办了一本100余页的文学刊物，封面以远山为背景， 画着几株小白桦树在茁壮成长，以此来显示年青人蓬勃的生命元气和布旧图新的叛逆精神。这一群体由一些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组成，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有岛生马、长与善郎、柳宗悦、正亲町公，一个个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一番开创新文学的雄心壮志。他们勇敢地反抗当时的文学正宗——自然主义，第一次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这一洋溢时代激情的口号。其后，白桦派又提出了三大主义，即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在这一流派中，武者小路是唯一的理论家，他出身于藤原氏的大贵族世家，却义无反顾地向往平等，崇拜托尔斯泰的平民主义，狂热主张利他爱他，正是在这种青春激情的驱使下，他强调文学的主体是描写下层社会，表现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的悲哀。另一方面，由于白桦派成员全部属于大学生群体，对社会生活接触不多，生活视野相对狭窄，更多地带有知识分子伤秋感春自怨自艾的特色，在这种悲凉的情境感召下，以志贺直哉为代表的主流派，则注重于描写个人私生活，个人感情，时时将个人的经历作为题材，极力突出感情的浅与深，浓与淡，卑鄙与高洁，专注于个人经历与感受的挖掘，并以真情实感来打动读者。这类小说很快在日本风行一时，并被大评论家生田长江命名为私小说。
由于白桦派同中国作家这一层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因而这一派别很快就飘洋过海，介绍到了中国，并对中国的五四文坛产生的巨大的冲击与震撼。其狂飙突进式的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和感情上的强劲穿透力，很快便在饱受思想禁锢之苦的中国文学界得到了呼应与共鸣，因而也就很快地传播到了中国各地。
20世纪初期以白桦派为代表的日本青年文学社团的崛起，犹如一支强烈的兴奋剂，给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骚动的心灵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于是乎，大批知识分子从日本启程回国，开辟自己的文学园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兴起大大小小的文学社团有四十多个，出版文学刊物多达五十余种。
五四期间最有号召力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首先亮出了“为人生”的文学旗号，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在《文学研究会发起宣言》中明确指出，“文学反映社会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这类“为人生”的文学宗旨，明显接受了白桦派的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白桦派斗争的焦点是高高张扬现实主义，猛烈抨击自然主义；而在1922年上半年，文学研究会讨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如何反对自然主义的问题。其中，周作人、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人，对自然主义的抨击犹为猛烈。他们对“灰色人生”的诅咒，对新旧思想冲突的极大关注，也都明显接受了白桦派的影响。同时，白桦派视野宽阔，力主采用西洋文学全新的技巧，更新死气沉沉的旧文艺，这一思想在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主张中同样体现得十分鲜明，以致《文学研究会简章》中大书特书说：“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这一主张之所以同白桦派如此契合，正是由于二者都不约而同地受到旧思想压迫。因而共同的境遇和共同的心境，正是中国作家认同白桦派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五四大潮声威显赫的团体创造社，全部由留日学生发起，他们则大大张扬了白桦派的理想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想。创造社的作家群体注重于自我表现，如创造社的成员郁达夫等人，不仅同白桦派的中坚人物志贺直哉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而且把志贺直哉自我表现思想扩充和发展到了极致。
至于以《新潮》杂志为代表的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例如罗家伦、王统照、汪敬熙等人，他们注重于反映“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那种对理想的热望，对人生价值观的憧憬，也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了白桦派的理想化色彩。
总之，白桦派对中国五四时代大潮中涌现的众多文学板块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和最明显的，莫过于促成了两种文学倾向的产生。
第一种是私小说倾向，以创造社的郁达夫为代表。私小说的开创者，是白桦派最知名的作家志贺直哉，他被誉为日本短篇小说之神，其扛鼎之作《到网走去》被公认为是私小说最优秀的作品。私小说讲究真刀真枪，真情实感，以平淡委婉见长，就是一个小小的真字，构成了它的首要特色。私小说自传色彩十分深厚，文学视野也相应狭小，往往取材于自己身边的日常琐事，在饱蘸感情的朴素平淡的叙述中，取得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效果。所以，以情动人和以境感人，便成为私小说的魅力源泉。《到网走去》篇幅极短，不过是一篇4千字的小小说， 取材于作者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作者有一次到外地旅行，在车站见到一位20多岁的年轻妇女，拖儿带女，挣扎着挤上早已人满为患的火车。一路上，这位女性不停地忙碌着，端饭打水，张罗座位，照料着自己的小孩。艰难的生活早已消蚀了她的生命元气，弄得她麻木不仁，无论是旅行的艰辛或者未来的不幸，她一律漠然置之。她7 岁的儿子耳朵和鼻孔里都塞着棉花，一副病秧秧的模样，却不停地发着脾气，要这要那。孩子的暴戾显然是父亲遗传的结果，从这发育畸型的儿子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父亲专横的影子。女儿却是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还在母亲怀里吃奶，以致这位年轻母亲倒开水，换尿布，一直忙个不停。尽管作品没有任何引人入胜的情节，处处都是漫不经心的轻描淡写，既无背景，也无烘托，作者似乎成了一位目击者，像短镜头扫描一样把生活的原汁原味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甚至没有一句评论，却在字里行间，写尽了日本下层妇女蒙受的灾难，令人感到哀怜、压抑和窒息。
而中国作家郁达夫的自我抒情小说，则与志贺直哉的私小说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郁达夫所极力强调的“生的苦闷”，正是私小说极力提倡的“真情实感”的另一种表述。他的短篇小说集《沉沦》，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而著称于世，其朴实无华的表现手法，其浓厚的自传色彩，其天然去雕饰力求保持生活原貌的美学意蕴，都鲜明地流泻出私小说的影响。他的小说《银灰色的死》，主人公饥寒交迫，穷愁潦倒，不得不靠典卖旧书和器物来维持惨淡的生命，那种世情冷暖的浓浓的悲哀和挣扎求生的绝望，也与志贺直哉小说中的积极分子形象大有异曲同工之妙。《沉沦》的主旨，聚焦在个体生命同黑暗社会的剧烈碰撞这一时代课题上，个性的沉沦，不仅揭示了时代的悲哀，人性的悲哀，更重要的是渲泻了一种情感极力要求冲决罗网寻找突破口升华与释放的强烈欲望。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实现了人的本体性观照与回归，体现出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思想。另一组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个人私生活色彩更为强烈，人性压抑的郁闷与悲哀也被经过艺术化的处理而显得触目惊心。在这类小说中，背景性的描述被浓浓的墨汁一笔抹掉，人的情感被明显地放大和强化，构成了艺术表现的主体，作品的主流评价，致力于情感由表及里的渗透与升华，这类生活境遇的横移或者摒弃，正体现了私小说的本质特征。当然，郁达夫小说的横移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日本志贺氏小说生吞活剥的照搬，他在拿来主义的接受与观照过程中已经凝聚了我们民族与社会的文品格，已经完全被本土化和创新化了。他的自我抒情小说，成为中国化的私小说，其美学标准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剧烈的解构和倾斜，大量民族化因素的出现，导致了整个小说创意与结构的解构与重组，其意义和价值标准也被中国读者群体接受和认可，这又正是郁达夫的高明之处。郁达夫自我抒情小说的另一特征，体现为以个体的人取代了群体的人，他所突出的，是个人的感情情结，尽管他的视野突出了世纪之交人性的惶惑、失望、痛苦和孤独，有着人的非人化倾向，而这种非人化却是由于窒息人压抑人的外在社会环境造成的。从这层意义上说，他张扬了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高贵的理性。因而对人性的礼赞和对人性泯灭的哀悼，强化人的自我意识在两端的显现，其双层的艺术对位与化合，正体现了郁达夫对私小说的突破与改造。
白桦派影响另一极的代表是文学研究会一手张罗的问题小说。问题小说致力于描写人生，探索人生，研究人生，极力追寻人生的意义和全新的价值。其对个人主体性的高高张扬和对改造社会人生能量的剧烈释放，便构成了问题小说的主流特色。因而在“为人生”这一主体框架之内，问题小说更多地开拓了白桦派的理想主义和青春激情。许地山的《缀网劳蛛》，王统照的《微笑》，叶绍钧的《春游》，更多地强调了“爱”与“美”的理想和充满青春活力与风采的憧憬。他们苦苦寻觅人生的亮丽与希望，在意境的开阔和色调的明艳方面显然优于郁达夫所追随的私小说。问题小说力图突破国民性的闭塞与麻木，将求真和求善鲜明地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康德曾经在《判断力批判》一文中，提出了一条判断人类理性的标准，即知性不可避免地要在事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作出明确的界定。而问题小说则极力企图将二者粘合起来，建构自己非同凡响的审美体系，他们时而偏重于现实性的真，时而又倾斜于理想性的善，力图把西方的科学精神同中国文化的伦理精神实现嫁接与组装，并在解决严峻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中悄悄地消融自我，因而问题小说的自我已经被大大淡化，远不及自我抒情小说来得强烈。他们关注的主体视角，是现实的荒诞性和存在的荒诞性，极力寻找荒诞的根源，因而这类小说往往被演绎成为形象化的哲学。问题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色，他们把白桦派的“悟道”意识和“介入”意识引入了中国文学，这正如志贺直哉《暗夜行路》主人公时任所说的那样：“为一种盲目的自我扩张的要求所驱使，而莽撞地前进，”“不想在某些地方以达观而求得平安，而是想锲而不舍地永远追求，从这里求得真正的平安和满足。”毫无疑问，永远追求，以求得真正的平安和满足，正是问题小说的真正宗旨。正是在这类激情的驱使下，问题小说的作者们注重社会问题，关心民众疾苦，以此来渲泻心灵的青春激情，以求得社会的改造和感情的慰籍。这类浓郁的主观色彩和浪漫风韵，正体现了正直知识分子跻身于现实的浮躁与骚动。
法国评论家罗伯曾经断言：“现代小说是一种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身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日本的白桦派，或者是中国五四大潮中涌现的新小说，从本质上看都是一种实验小说，在小说形式方面，他们不再拘泥于巴尔扎克式的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也反对把小说包裹在观念或者布道的网络之内，剥夺读者与现实层面的直接接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对人生与社会的严肃求索精神，构成了两个国家青年作家心灵契合的凝聚点，这也许正是白桦派在中国这片黄土地上找到知音并得以流转浸润的文化基础。总之，日本民主文学对于中国五四新文化大潮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文学的影响，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有着明显的催化效应。事实上，当时的先进青年接受西方文化乃至引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火种，都曾以日本作为中介与桥梁。今天我们花大力气研究这一课题，这对于探寻五四文化大潮的本质，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