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全球人口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人口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变化。人类在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口的剧增和环境的恶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
人口作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全球性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南北差距问题、资源、能源和环境问题等都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人口因素在国家、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始终密切关注世界和地区人口的动态变化。回顾20世纪，展望21世纪，“人口革命”带来的人口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强烈地影响世界的发展。
一、20世纪是全球人口激增的世纪
（一）全球人口增长趋势
美国著名人口学家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曾在1945年的《转变中的世界人口》一文中形象地描述了世界人口增长的历史：“从长远上看，全球人口增长就像一条细长的导火线在缓慢渐进地燃烧着，直至最后引爆炸药发生爆炸。”（注：[美]金斯利·戴维斯：《转变中的世界人口》，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刊，第237期（1945年1月），第1—11页。）
表1展示了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世界人口在1750 年之前增长率在0.10%以下，1750年后欧洲开始经历人口转变，世界人口增长逐渐加速。到本世纪中叶发达国家完成人口转变时，世界人口规模达到了1750年时的3倍多。1950年后发展中国家开始经历人口转变， 其死亡率迅速的下降和较高的生育率导致了人口增长的急剧加速，迎来了西方学者所称的“世界人口危机”。世界人口增长率先后超过1%和2%，跃上历史巅峰，世界人口规模不断膨胀。世界人口在1850—1950年的一个世纪里翻了一番，而在1950—1990年短短的40年里又翻了一番多。据联合国预测，到200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60亿。这样，在整个20世纪，世界人口将增加44.41亿，这一增量将是本世纪初世界人口规模的2.69倍。
（二）人口激增的原因与后果
战后世界人口激增的直接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同时发达国家也经历了十几年的婚育高潮。整个发展中地区，粗死亡率从1950—1955年的24.2‰降到1965—1970年的14.9‰，而此间粗出生率仅从44.5‰降到40.2‰，使得人口增长率由20.5%上升到25.2%。整个发达地区，粗出生率在1950—1955年及1960—1965年间都保持在20‰以上，总和生育率由三四十年代的更替水平以下回升到五六十年代的2.8左右。然而发达地区自60年代中期以后，生育率和出生率又迅速下降到战前的低水平并且越来越低于更替水平，人口逐渐趋于零增长。发展中地区虽然自70年代以来生育率开始下降，但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 %以上，到1990—1995年才降到2%以下（1.77%）。
表1 世界人口增长趋势（0—2050年）
规模(亿) 速度(%)
规模(亿)
速度(%)
02.00 …
1950 25.24 0.85
10003.100.04 1960 30.27 1.83
12504.000.10 1970 37.02 2.03
15005.000.09 1980 44.47 1.85
17507.900.18 1990 52.82 1.74
18009.800.43 2000 60.91 1.44
1850
12.600.50 2025 80.39 1.12
1900
16.500.54 2050 93.67 0.61
说明：速度为上一个时间到这一个时间的年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4年世界人口展望》和《1996年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出版物。
随着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人口增长率差别的扩大，世界人口增长越来越取决于发展中地区的人口增长。在从1950年至1995年的世界人口总增量中，发展中地区占88.8%，发达地区仅占11.2%。1950-1955 年间，世界人口的年增量中79%来源于发展中地区，21%来源于发达地区；而到1990-1995年，有95%来源于发展中地区，发达地区仅占5 %。 1950年至1995年，发展中地区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由67.9 %上升到 79.6%，发达地区的比例相应地由32.1%下降到20.4%。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巨大差异，使得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快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其人均产值和收入的增长明显慢于发达国家。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对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阻碍，从而加剧了它们的不发展问题：1.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不断年轻化，使得劳动力的抚养负担比增高，因此家庭只有消费，缺少积累。在庞大人口压力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努力只能集中在消费方面而非生产方面，储蓄率难以提高，资本形成不足，生产率提高缓慢。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增长只能按照原来的贫困水平养活新增人口，收入水平难以提高，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2.人口快速增长引起就学人数和劳动力的不断增长。为了儿童就学以及维持新增劳动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进行大量的投资，这样就减少了用于资本深化的投资，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人口的快速增长对粮食以及原材料、各种设施、就业、住宅等的需求压力不断加大，将更加激化生产资本供应不足的矛盾，引起资本分散，生产率下降。收入降低，人口快速增长则更加深了低收入和低增长的恶性循环。3.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迅速的人口增长威胁到了自然资源与人口之间原已不稳定的平衡。持续的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引起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土地退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从而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经济衰退、贫困持久化。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整个发展中地区，尽管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70年至1985年下降了8 个百分点，但总量仍增长了22%。绝对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尤其在非洲，主要是由于总人口的快速增长造成的。在经济缺乏动力，发展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人口的快速增长只能是贫困的不断增长。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不确定的未来
在20世纪末的短短几年里，国际社会先后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里约热内卢）、 “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1994年，开罗）和以解决贫困为主题的“社会发展首脑会议”（1995年， 哥本哈根），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人口膨胀和环境恶化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进行讨论与选择，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目标模式。人类处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而全球的人口变化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1994年开罗人发大会制定的行动纲领将指导未来20年甚至更长远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实践。它强调了世界人口增长的早日稳定，有赖于将人口问题置于可持续发展的广大背景中的人口与发展政策和项目（注：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1994年9月5-13日，开罗，第1页。）。世界各国按行动纲领的政策与建议采取的行动将决定世界人口发展的未来。
根据联合国1996年的预测，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达到60.91 亿（中方案）。在未来20年里，即到2015年，低方案和高方案的世界人口分别为70.10亿和75.54亿，这一差别（5.44亿）超过了目前拉丁美洲的总人口。而到2050年，低方案（76.62亿）和高方案（111.56 亿）的世界人口将相差35亿。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任何细微的增长率差别就会产生巨大的增长量的差别，而人口惯性又会加剧增长量的差别。因此人发大会号召尽快在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失去平衡的国家促成人口的转变。
70年代，当世界笼罩在“人口爆炸”的阴影里时，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计划生育运动，世界人口的高速增长开始受到遏制。进入90年代，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非洲国家，出现生育率下降，世界人口增长率走上了持续下降的道路。然而在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的过程中，世界人口的每年绝对增长量从1965—1970年的7200万上升到1985—1990年的8700万，而从1990—1995年至2020—2025年，世界人口的年增量将基本稳定在8000万左右，随后才出现进一步下降。因此，尽管目前人口增长率有了明显下降，但人口增量却达到了高峰。按目前的人口增量，则世界人口将在不到15年时间里增加10亿。全球人口的这种惯性增长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不能忽视的。
至于世界人口走向静止则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82年和1992年联合国所做的长期人口预测分别显示世界人口将在2100年静止在102 亿和2200年静止在116亿。相隔10年的两次预测， 世界人口的静止时间推迟了一个世纪，静止人口数也增加了14亿。不过长期人口预测只是一种冒险的推测，时间越长远越具有不确定性。而未来世界人口需多长时间实现静止，又静止在什么规模上，既取决于目前世界各国采取的行动促使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的速度，也取决于未来时间人类面临的种种未知的挑战。
二、国际人口迁移因素的愈益重要
（一）历史上的国际人口迁移
人类的发展与文明的兴起与国际人口迁移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人类为了寻找食物而迁徙，使人类在地球上逐渐扩散。古代文明便产生于那些最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而它们的兴衰都与各种各样的迁移有着密切关系。
然而直到17世纪，世界人口分布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从地理大发现到20世纪初的几百年里，欧洲向海外大量移民，遍及世界各个地区。欧洲移民在阿根廷和巴西以及主要的英语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崛起与发展中起着重大作用。与欧洲不同，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国际迁移量较少而且性质不同。亚洲人口外迁的主要形式是“契约劳工”，主要来自中国、印度、日本、菲律宾等；非洲则主要是强制性的“奴隶贸易”。
据估计，1500—1800年的300年中，国际移民总数约为3000万，其中欧洲移民约200万，其余大部分为非洲移民。19世纪以来， 国际移民总数达到8000万以上。19世纪上半叶国际移民规模较小，40年代以后逐渐增大，到20世纪初达到高潮。欧洲外迁人口约在6000万，亚洲则估计在1000—2000万（注：联合国《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及其后果》第1卷，纽约，1973年，第226—233页。）。19世纪的国际人口迁移浪潮在历史上第一次显著地改变了世界人口分布，由此导致北美、拉美人口比重上升和非洲、亚洲人口比重下降。
（二）当代国际人口迁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人口迁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与趋势，不仅国际迁移的流向、流量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且迁移类型更为复杂多样。欧洲由净迁出地区变为净迁入地区，拉美则由净迁入地区变为净迁出地区。这与战后世界人口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就类型而言，国际难民、外籍工人、人才外流成为主导趋势，其不断增长的规模及带来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表明，全世界的国际移民（外籍人口）由1965年的7500万增长到1990年的1.2亿，期间年增长率达1.9%。国际迁移人口事实上是在不断上升的，由1965—1975年的1.2%上升到1975 —1985年的2.2%和1985—1990年的2.6%。不过到1990年，国际迁移人口也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3%。然而他们的分布在地区间很不平衡。1990 年发达地区国际迁移人口占其总人口的4.5%，发展中地区为1.6%。这一比例在大洋洲为18%，西亚为11%，北美为8.6%， 欧洲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占6%以上。
国际迁移对人口增长有着重大影响。表2的数据表明，1990—1995年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中，有45%来自国际净迁入，而国际迁移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欧洲、 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为净迁入地区，而非洲、亚洲、拉美为净迁出地区。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人口增长的1/3来自国际迁移。 国际迁移对于欧洲来说尤其重要，欧洲人口增长的88%来自国际迁移。
表2 世界各地区人口增长率和净迁移率
（1990 —1995年）
地区 净迁移率(‰) 人口增长率(‰)
发达地区 1.8 4.0
发展中地区 -0.517.6
非洲-0.226.7
亚洲-0.415.3
欧洲 1.4 1.6
拉丁美洲-1.217.0
北美洲
3.410.1
大洋洲
2.413.7
澳大利亚—新西兰 3.611.3
大洋洲其他地区 -1.421.5
地区 净迁移率与人口增长率之比(%)
发达地区
45.0
发展中地区 -2.8
非洲
-0.8
亚洲
-2.6
欧洲
87.5
拉丁美洲
-7.1
北美洲 33.7
大洋洲 17.5
澳大利亚—新西兰
31.9
大洋洲其他地区 -6.5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6年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出版物。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国家和地区之间不断增长的人口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不断扩大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差异，以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广泛变化，大大强化了迁移压力。前苏联解体及其各共和国的独立、东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剧变、前南斯拉夫的分裂和长期的民族冲突、海湾战争、卢旺达内乱等促发了国际迁移流动的巨大高潮，将国际迁移问题推到了国际论坛的前沿。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形势也变得对迁入极为不利。随着90年代初经济增长的减慢和随之而来的失业的大幅度上升，移民接受国对各种类型的迁移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
随着国际迁移在国家和国际关注的问题中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迁移及其后果的重要性，制定政策干预迁移的国家在不断增加。例如，在东亚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吸引外籍工人的同时也在发生本国公民的外迁，因而开始采取措施限制外籍工人。欧洲迁入国家针对难民和无证件移民的不断涌入，迁移政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世界各国在制定政策时，一方面考虑调节迁移的数量和类型，另一方面也关注移民迁入的状况。1.永久性或长期性移民。当代的永久性移民与以前改变人类人口分布为特征的永久性移民有很大差别。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还允许较大规模的永久性移民迁入，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是移民迁入较多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现在越来越强调和注重迁入移民的技术。90年代初，美国和加拿大对移民迁入政策进行了修订，突出了移民的技术问题。从迁入这些国家的永久性移民规模看，1975—1994年间经历了大幅度增长，从1975 —1979年的231万增长到1990—1994年的385万，年增长率达2.6%。2.劳工迁移。国际劳工迁移无论在量上还是在地理范围上都在不断增长，但是接受国对劳工的限制越来越严。而且劳动力短缺的国家越来越依赖劳动力输入以外的办法，例如在国外建工厂；改进国内现有工厂的装备以提高现有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利用国内劳动力资源中尚未被充分利用的部分（如妇女和老年工人）等。不过，国际劳工迁移继续受到鼓励的领域是短期外籍劳工和高技术类型工作，而多数接受国欢迎短期迁移，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国内现时的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付无证件迁移和防止长期性或永久性迁移及其社会代价。3.国际难民。国际难民是国际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估计，在1985—1990年间，国际难民大幅度增长，由1050万增至1490万，1990年国际难民占国际迁移人口的比例达12.4%。国际难民在1993年初达到高峰， 达1820万，此后出现下降，到1996年初达1320万。随着9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出现的国际难民的大幅度增长，许多发达国家对难民政策做了调整，采取了限制难民数量和减少经济迁移及欺骗性难民要求的政策。不过，一些国家和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UNHCR）也制定了一些保护难民的措施。4.无证件迁移。无证件迁移是当今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迁移类型之一，许多国家认为威胁到了它们的社会经济安全，因而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制止无证件迁移，某些接受国则采取了驱逐无证件移民的办法。在非洲和拉美，无证件迁移一直是迁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洲的无证件迁移往往与难民迁移相联系，而拉美国家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差异使得无证件迁移成为迁移的一种常见形式。在亚洲，无证件迁移与合法迁移并驾齐驱，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增长而劳动力短缺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欧洲，随着对难民迁移的限制，无证件迁移在不断增长。来自不同国家的越来越多的无证件移民通过东欧在前苏联解体后形成的路线偷渡到西方。
三、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最突出的难题之一
（一）人口老龄化：山雨欲来凤满楼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的出现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死亡率必然逐步下降，出生率也跟着下降，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逐步地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而完成人口转变，相应地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转到成年型，最后转变为老年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开始下降，人口在激增的同时，也在老龄化。由于只是局限在人类一小部分发达国家，人们注意到的只是人口增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达国家才真正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出现Ageing一词，但世界注意的却是这一时期占人类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之势不可阻挡，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激增已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主旋律。但在本世纪最后的20年里，人们在关注人口剧增的同时，发现人口老龄化现象不限于发达国家，也在发展中国家出现。控制人口取得成效的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加勒比海一些国家以及中国也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而且速度大大超过过去的发达国家。本世纪80年代以后，人口老龄化已为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重视。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 年6月在美国丹佛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第一次将讨论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列为第一项议程。
（二）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世纪
把21世纪称之为人口老龄化世纪是人口发展史上的科学定位，因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人口老龄化在全球有普遍性。21 世纪世界228个国家和地区将先后完成人口转变，都将或先或后出现人口老龄化，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发达国家也并未如原先预测的那样老龄化会结束，所以21世纪世界各国都将无例外地经历人口老龄化。2.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急剧增长在全球老龄化中已占主导地位。本世纪人口老龄化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但下一世纪大大超过总人口增长的老年人口增长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低出生，下世纪老年人口已不会有昔日的增长速度，西北欧国家老年人口已趋于零增长，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增长则方兴未艾。中国下世纪按3%的速度增长， 老年人口达到4亿以上，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不是最快的。 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在4%以上。像泰国、哥伦比亚等国在1990—2025 年间老年人口要翻两番。下世纪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占绝大多数，但那时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差距仍很大，解决老年人口问题难题很多。3.高龄人口超高速增长，人口高龄化将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下世纪发达国家老年人口规模趋于稳定但老年人口继续老龄化，一些欧洲国家到2025年75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在全部人口中将占1/10，希腊、意大利高达12—13%，日本高达15%（注：美国人口普查局《迈向21世纪的全球老龄化》1996年，第9页。）。80岁及以上人口占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在2025 年将占到10 %甚至更高（注：美国人口普查局《老龄化的世界Ⅱ》1993 年，第10页。）下世纪前期亚洲高龄人口也将成倍地增长，导致全球高龄人口规模相当庞大，这给人类带来新的挑战。
为此，不能不向世人提出几个战略思考：其一，现有的工作年龄人口要在经济和医疗上保障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和高龄老人的需要，就要面临两难抉择：如果提高社会保障税率满足人口老龄化的需要就要影响到积累和经济发展速度，也影响到在职人口的消费水平；如果要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不能不降低老年人收入和医疗保障程度。不管采取哪一种做法都有导致代际矛盾的可能。对现行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的任何改革都要遇到工作年龄人口或是老年人口的各方面的压力。其二，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社会，老年人依靠退休金或其他来源收入同工作年龄人口收入差距拉大是很难避免的，时间久了老年人群成为一个相对贫困的群体，经济上的贫困和身体上的衰老很容易造成老年人在社会和家庭地位的进一步下降，会受到年龄歧视。下世纪许多国家老年人口将占全部人口近1／3 到1／4， 但大多数老年人身体还和以前一样，生活基本能自理。如果他们受到歧视，社会将不是安定的。这就要面临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的两难抉择。其三，高龄老人是一个健康上脆弱的群体，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常带着各种慢性病，如老年痴呆、糖尿病、帕金森病等，逐步成为部分或全部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带有残疾。照顾这一部分人是家庭、子女和国家、社会的巨大负担。发达国家已经感到长期照料（long-term care）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日本在七国首脑会议上就提出要建立一个“照料的社会”。其四，在下世纪人们寿命越来越长，老年将是人生最长的一个阶段，对老年人精神慰藉，减少孤独感和失落感是越来越重要了，家庭的温暖已受到很多发达国家有识之士所推崇。然而家庭观念在现代社会已经淡化，而且就是有家庭也是少子女甚至无子女，单身家庭和破损家庭不断增加，这就不能不提出对家庭的作用问题，国家、社会如何对家庭以多方帮助问题的许多文化、社会和哲学思考和政策思考。
在世纪之交，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和国际老年学学会提出的《阿德莱特宣言》，为联合国在1999年的老人年召开的建立“一个不分年龄的平等社会”提出很多对策和建议，从思想观念到具体操作很多都值得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人们思考。归纳这些问题包括：实现健康老龄化、成功的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更新对老年人在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的观念，鼓励老年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建立一个照料的社会，老年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和实行灵活的退休制度，建立和健全长期护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制度，鼓励家庭回归和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加强对衰老生物学、老年医学和社会老年学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从20世纪老龄化成功经验总结出来的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不失为可供选择的战略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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