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新儒学与东亚现代化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朱熹论文,儒学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和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
世界上的文化分为东西两大类，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基础，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根源于儒学〔1〕。
儒学的发展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以孔子（公元前551 —公元前479年）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孔子生活于东周中期（春秋末年）， 他把中国远古时代至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进行总结提高，提出“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问政》），把中国文化从原始形态上升到成熟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就沿着孔子所开创的仁义文化的方向，“仁以爱人，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札记·乐记》），往前发展。孔子之后儒学的代表者是战国中期的孟子（公元前390—公元前305年），他提出“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亲亲、仁民、爱物”（同上），“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同上），发展了孔子的内圣成德之教。至西汉时期，形成“天人感应”论，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董仲舒传》），此后儒学便成为中国官方的正宗思想。此外，在东汉，产生了道教，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隋唐，儒佛道三教由并立、佛教占优势到趋于融合，中国文化便进入它的第二个发展时期。
第二期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家。
唐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国家的政治、经济南移，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也必然相应充实提高，改变为新儒学（理学）的形式。先出现的是北宋周敦颐（1017—1073年）的廉学，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的洛学、张载（1020—1077年）的关学，奠定了新儒学的基础。南宋建立后，朱熹集廉、洛、关之大成，“集诸儒之大成”（宋洪从龙《序》清、乾隆《婺源县志》1）， 创立闽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综罗百代”，可以说其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汇。因此，后人把朱子学（闽学）与新儒学（理学）相提并论，视是同等的概念。
由于朱子学于创立时就形成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很快由闽浙赣地区而全国，而东亚，“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拜”。美籍哲学家杜维明说：“第二期儒学的发展，也就是中国的宋明、朝鲜的李朝到后来日本的德川，儒学成为地道的东亚文明的体现。以后这个传统在越南也有相当的发展。越南在法国殖民主义征服以前，受到儒学的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在许多地方，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的行为，都受到儒学的影响。所以，（日本）岛田虔次指出：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这就是说，儒学不完全是中国的，也是日本的，朝鲜的，越南的。这是儒学第二期的发展，有八百年的历史。……朝鲜的李朝大概从1398年或1392年开始建朝，直到1910年日本侵略朝鲜灭亡，垮越中国明清两代，是东亚大王朝，这个朝代的指导思想就是理学，其中非常突出的思想家就是李退溪。从李退溪到他的学生李栗谷（即李珥），儒学有非常大的发展，这个发展的基础即是中国的朱学，也就是朱熹学统的发展。”〔2〕李退溪的思想被称为退溪学，是当今国际文化学术研究中的热门课题。退溪学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朱熹、李退溪等新儒家，把孔孟儒学更加具体化了，成为东方诸民族生存发展的指导和规范，生命的方向和理想，成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具有常道性格和应变功能，继往开来，畅通了东方文化前进上升的大道。
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期，是指“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继续儒家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儒家学说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流派”〔3〕。 为了别于宋明新儒家，他们被称为现代新儒家。其主要代表有梁漱溟（1893—1988年）、熊十力（1884—1868年）、冯友兰（1895—1990）、唐启毅（1909—1978年）、牟宗三（1909—1994）、陈荣捷（1901—1994年），以及正活跃于国际文化学术界的余英时、刘述先、蔡仁厚等。1956年，牟宗三、唐启毅等联名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标志着现代新儒家的形成和思想体系的确立。
二、朱熹在儒学中的特殊地位和对新儒学的卓越贡献
朱熹是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代表者。研究中国文化，就要研究孔子、朱熹，特别是朱熹。因为，孔子和与孔子有关的儒家经典都是经过朱熹比较准确地整理和注释过，其中最主要者被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历朝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因此，可以说研究孔子思想，也就是研究朱熹的孔子思想。由此可知朱熹在儒学中的特殊地位和对新儒学的卓越贡献。
第一，拨千年之乱而反正。由孟子起，历代儒家学者多讲道统，即有个恒常不变的“道”在儒家学者中代代相传，有的认为这个“道”即是《尚书·大禹谟》中的十六字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元执劂中。”孟子之后的儒学者一般认这个“道”在孟子死后即中断了。至于中断之因，众说不一。很多学者立志复兴道统。最典型者莫过于唐人韩愈（768—824年），以续道自许，谓“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原道》，《韩昌黎文集》卷11）。结果他没有达到目的，复兴道统的任务是由朱熹最后完成的。
孟子扬发孔子思想，是儒家的正宗。两汉儒生以阴阳经纬曲解儒圣，魏晋玄家用老庄谈易，使无、空结合，招致南北朝佛教盛行。到了隋唐，中国第一流学者大都治佛，倾国信奉，异质文化几成正宗。两汉至随唐，还有儒家的“道”吗？可以说民族本位文化到了危亡关头。
朱熹奋起做为，排佛抑道，竭力复兴孔孟儒学在民族文化中的本位性和主导权。他认为，“四书”才真正蕴含孔孟思想。他倾毕生精力研究整理儒家经典，推倒两汉以来树立起的“五经”的权威，精心注释“四书”，其《四书集注》成为儒学的百科全书。他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类言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其古人之微妙。”（《朱子语类》关16）他把这四本零散的儒家经典连成一个系统，形成为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其高徒黄干强调，“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身则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盖持敬也。诚意正心、修身，而见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勉斋集》卷3）。朱熹说：“《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圣人千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160）。这样，孔子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 文公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可考也”（《勉斋集》卷19），把孟子后中断了的道统复兴起来。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家重建起儒学道统，把中国文化的主导权从佛教手中夺回来，树立起孔孟的崇高在位，使中国文化生命返本归位，并开创出中国文化发展新方向，出现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高潮。
第二，总结出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一般模式。佛教于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国，它与中国儒、道由依附、对立，经过近千年，到宋代才被新儒学吸取和消化。在唐代，华严、禅宗等中国化成功。但仍是佛教；而宋代新儒学却把佛学成为自己的组成部分，就象吃营养强身一样。清人全祖望谓“两宋诸儒，门庭经略半出于佛、老”（《题真西山集》，《宋元学案》卷65）。清人童能灵说：“按朱子平生论禅学较之二程、张子尤悉切透，盖以其好早而又久且笃，能知其底蕴也。后世或疑诸大儒未尝深究禅理之妙，误矣！”（《子朱子为学次第考》卷1）。 后人误以为朱熹等新儒家论禅即信禅，焉不知其底蕴怎能吸取消化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朱熹的思想中有佛学的印迹，却已与其在佛学中的意义不相同。朱熹说说：“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从此一字之差，方有公私、义利之不同。”（《朱子语卷》卷17）。这是朱熹改造佛学的基本原则。例如，朱熹把佛学的“月印万川”改造为新儒家的“理一分殊”。朱熹“万理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之流行也。……近而一身之中，远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众，具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个有这道理，某不用假借于公，公不用假借于某，仲思与迁秀不用自相假借。然各自有一个理，又却同出于一个理耳。……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同上）。把释氏说空改为说实，使其成新儒学理气关系的骨架。这是新儒学重要命题“理一分殊”的理论渊源。
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各个文化系统之间，也以友善或暴力的方式相互交流。是否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吸取和消化外来文化充实和提高自己，是考察其是否有生命力的标志。由上可见，朱熹等新儒家者做得最为成功。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说：“（新儒家）不忘其本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春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奖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相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4〕
第三、具有近代知识系统。孔子之后的儒学，分别以孟子与荀子代表两个发展方向。荀子的思想中蕴含着近代知识学之端倪。在朱熹集大成的思想体系中，其知识论是荀子思想的发扬。荀子讲“凡以（可）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而朱熹则提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理”（《朱子类语类》卷1）格物而穷理。朱熹说：“盖人心之灵莫不知， 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作无不明矣。”（《大学章句·格物补传》）。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有许多科学创造，那是为其某种具体重要，由少数人的聪明才智或一时灵感发明出来的，而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文化之知识学传统。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主客观是结合在一起的，必须调整中国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使主客观成为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这在朱熹思想的义理纲脉里存在的，对它进行疏导，很容易开发出现代意识。
三、朱熹儒学与现代化
朱熹等新儒家，把儒学的本体论由尊天上升到讲理，在认识论上强调格物致知，这就开要求外王事功之端，尽管是很微弱的，有所谓“内圣强而外王弱”的说法，总是迈开一步。到了明朝后期，便由内圣成德之成熟强烈要求向外王事功发展，出现了顾炎武（1613—1682年）、王船山（1619—1692年）、黄梨洲（1610—1696年）等代表近代思想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宋明这三、四百年，正是13至17世纪，中国社会和西方同步，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文明发展，就是今天所讲的近代化（现代化）。著名哲学家牟宗三说：“明末三大儒的意识是顺着宋明数百年内圣学之成熟而要求开出外王事功的意识。这一意识正合乎西方17、18、19世纪三百年开近代文明的方向，时间即相合，方向也相同。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西方17、18世纪是崇尚中国文化的时代。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宣言，其理论的基础多引证《孟子》。那么，继承孔孟而开发的顾、黄、王之思想意识在西方可以得正果，为什么在中国便不能开近代文明？这其中的历史命运当该切实正视。须知三大儒的思想不幸被满清的异族军事统治堵回去了，开发不出来。所以黄梨洲有《明东待访录》，王船山有《黄书》之作。满清两百余年的统治，文化由封闭而趋于僵滞，整体民族元气日趋衰竭，而西方世界正好在这两三百年之间蒸蒸日上，开拓变化，这两个方向一上一下，相去遂不可以道里计，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5〕。由此可见， 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是由明末清初开始的。民国时代的一些学者把宋明以后即称近代是有道理的，孙中山（1866—1925年）反清建立民国，不是大汉族主义的。他的三民主义是接续明末清初强烈要求外王事功开出近代文明的方向。满清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问题在于它原来文化落后，用民族压迫、闭关自守来治理国家，违背中国文化生命近代文明发展的方向。由于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他又和毛泽东（1893—1976年》、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联接起来，接下来是当今的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因此，可以这样说，从朱熹等宋明新儒学，到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儒，再到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这是中国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文明发展的文化生命方向的代表者。中间一段使中国发展受到严重挫折的是满清王朝。
按照往常一般的理论和实践，以科学与民主为特征的近代文明（现代化）率先在西方兴起，那么东方的现代化即是东方的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文明衔接起来，象日本那样“脱亚入欧”，世界性的现代化走向是“由西向东”，把西方现代化模式看成是唯一的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两大阵营全球性冷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韩国、新加波、香港、台湾实现现代化，展示出十分显著的东方文化的特点，即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冷战结束后，中国大陆实行开放改革，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发展突飞猛进，获得成功，一些地区异乎寻常地具备了现代化规模，揭示出中国文化传统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促使现代的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这就是说，中国只有遵循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发展的方向求出路。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现代化的成功，标志着东方现代化规模的确立。
朱熹诗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文公文集》卷1）朱熹心目中的源头活水，是个继往开来的文化体系， 有特别强烈的现代精神，文化生命如汨汨源头活水那样往前发展。我们要象朱熹那样，努力去研究寻找既根植于传统又是崭新的现时代的文化精神。
我们要深入体会朱熹、新儒家于宋代以汇纳群流的方式复兴儒学的价值。我们今天似与当年朱熹处于相似的地位。中国文化传统遭到数百年的挫折，各种思潮入侵或滋生使人们的社会价值紊乱，陷入文化迷失之中，因此必须进行继往开来的文化复兴运动，重建新时代的价值体系。朱熹的那种把道德学问落实到最后治国平天下上的笃实务本精神，尽量将知识客观化，将追求知的行为科学化等等，都应该发扬光大，使之为现代社会服务。
注释：
〔1〕分东西方文化是近代以来的说法，东方各民族主要信仰儒学、佛教和回教，因佛教讲出世，回教地区近代不发达，东方文化主要是指儒学。近年美国哈佛大学享迁顿教授撰《文明的冲突》，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间矛盾的焦点将是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冲突（载《21世纪》1993年10月）。其“非西方”是指亚太和东北非信仰儒学和回教的地区，主要是儒学文化圈。
〔2〕杜维明：《儒家哲学与现代化》， 《论中国传统文化》第97、12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所版。
〔3〕方克立：《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4〕陈寅恪：《审查报告之三》，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第4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5〕牟宗三：《引言》、《阳明学讨论会论文集》第3页，台湾师范大学1989年3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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