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所结中江社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江论文,阮大铖论文,社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云：“明季结社，其数盈百，而势力之伟大，无如复社；而与复社隐然相抗与之敌对者，其惟中江社。”“中江社之首领，为桐城阮大铖。”[1] 中江社在当时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只因阮大铖之奸臣定论，史书及文学史少有论及。朱倓从史的角度这样论述阮大铖结中江社的目的：“中江社之设，殆与东林党暗争以后，又与小东林党之复社暗争也。”[1] 阮大铖的主观目的如此，客观上能否实现这一目的，则又另当别论。作为当时较有影响的诗社，中江社的文学性不能忽视，它并非只是作为一个政治工具而存在，中江社的性质更主要在于文学方面。
一、中江社人物考
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谓：“此社记载寥寥，殆以阮大铖为明季奸臣，清初贰臣，入其社者，人皆讳之。”[1] 并引钱撝録《先公田间府君年谱》：
壬申(崇祯五年)，二十一岁，是年，邑人举中江大社，六皖知名士皆在，府君与三伯与焉，首事潘次鲁、方圣羽也。次鲁为阉党汝桢子，圣羽则皖髯门人，皖髯阴为之主，以荐达名流饵诸士，由是一社皆在其门，皖髯与余家世戚，门内人素不以为嫌，府君乡居，不习朝事，漫从之入社。(《国粹学报》七十五期史编外)
朱倓对其中四人潘次鲁、方圣羽、府君(钱秉镫)、三伯(钱秉镡)进行了考证，并云：“中江社有明文可考者，仅阮大铖及上列四人，所谓六皖名士及六皖以外之人，必尚多，……阮之门人入社者，方启曾外，亦必有之。”[1] 我们进一步翻检府志县志，于《桐城县志卷十五·人物志·儒林》(道光七年刊本)中发现：“方启曾，字圣羽，少负不羁之才，肆力诗古文，尝同汪应洛、范世鉴、齐维藩、赵相如、吴道凝、洪敏中联吟，社于中江……有《振雅堂集》。”可知除方启曾外，《桐城县志》所列六人亦为中江社成员无疑。汪应洛与洪敏中行迹资料至今尚付阙如，兹将另外四人考列如下：
1.范世鉴。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载：“范世鉴，字子明，明天启间诸生。性沉重，嗜学，穿穴六经，于汉宋诸儒训诂多所驳正，其为制艺，高朴坚浑，自成一家，学使者先后激赏，常肃然起敬，曰是非今人之文也。年三十留心经济，于马杜丘邓诸书，皆能历历言其所以。时保任议起，中外大僚竞欲举世鉴以应，皆力辞之，事亲至孝，先意承志于产殖，多所推让，其玉成后学，随才埏填，英誉蔚兴，而在金斗皋城尤盛。崇祯末避寇乱，卒于金陵，遗文散佚，士林惜之。”
2.赵相如。道光七年《桐城续修县志》载：“赵相如，字又汉，天启间邑诸生。聪颖嗜学，工诗文，摛辞发藻，获所未有，一时名流争景慕之，事孀母尤尽孝道。崇祯四年诏求直言，上治平十二策，阻于权贵，不果行，早卒(所著诗文见《龙眠风雅》中)。”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载：“力学嗜古，于书无所不读，邑令陈赞化奇其文，声誉日起。敦尚气节，汲引后进，与范世鉴齐名，乡里称之曰范经赵史。然二人各韫宏深，未易肤测然也。相如尤喜为诗，格律在唐中盛间。”
3.吴道凝。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载：“吴道凝，字子远，宫谕应宾之子，顺治丁亥进士。初□放不羁，与人言论辄风生四座。尤长于诗赋古文，援笔千言立就。善草书，自谓得李北海笔意。既登第，雅志石渠天録之业，龊龊百里非其好也。所著有《大指斋集》十二卷。”
4.齐维藩。资料极少，只在《桐城县志》中简略提到：崇祯壬午举人，国朝(清)浙江台州府知府；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仕籍》记载齐维藩为举人。而《小腆纪传》载：“又有齐价人、洪七峰、骆亦至、吴亦庵、刘玉龙五人者，其详不可闻，明季遗老之避地台、厦两岛者也。”[2] 复考《台州府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卷十《职官表》于顺治十三年知府项后列有齐维藩，小注“字价人，桐城人，举人”。则《小腆纪传》所载之齐价人与此非一人。
上述四人外，另有常与阮大铖、方启曾、齐维藩饮酒赋诗，可能为中江社成员可考者：
1.白瑜。《桐城续修县志》(清道光七年刊本)：“白瑜，字瑕仲，崇祯间岁贡。聪慧不凡，博闻广记，品行卓荦，初举贤良不赴，继以廷试，特用。授云南府推官，丁艰服阕，补登州。寻归，居大龙山，隐居高尚，诗文娱志，中丞方孔炤为作《七棠先生序》，亦五柳之遗意也，年六十卒，世称靖识先生。”
2.钱二若。《桐城续修县志》(清道光七年刊本)：“钱二若，字次倩，号勿斋，才思敏妙，成童时补县学生，屡试不第，遂慷慨献策，黄靖南得功辟为监记推官，赞化称善。后隐居龙山读书课子，野服自如，所著有《青溪文集》。”
3.吴应铉。《怀宁县志》(清康熙二十五年刊本)：“吴应铉，字幼玉，幼元季弟也。受业于其兄，人咸以小陆况之，为文深颖，勃窣理窟，多苦思，至竟日含毫不倦，喜读庄列诸书，善议论，有雅度，屡困棘闱，筮得蛊之上九，遂决意林泉，于松下筑谡谡居，穷搜释氏家言。喜诸衲往还，尤深于诗，与海门诸彦无岁不推敲咏歌。”
4.颜从乔。《怀宁县志》(清康熙二十五年刊本)：“颜从乔，字若龄，京兆素之子也。少喜读书，上下古人，多奇论。性恬淡，爱豹岭林泉之胜，遂终身焉。”
5.刘若寅。《安庆府志》(清康熙六十年刊本)：“刘若寅，字尔敬，方伯尚志第六子也。博洽善属文，试余谟成进士，为词臣逐，弃举子业，寄傲山泉，荡怀诗歌，萧条四壁，处之洎如，避地金陵数年，买舟归皖。”
6.钱文蔚。《桐城续修县志》(清道光七年刊本)：“钱文蔚，字豹叔，号两隐，为文沉挚。好苦思，天启辛酉远拔江西鄱阳县教谕，尝摄县印民歌，思如召杜，后归隐峦漕凤仪山。”
二、中江社之性质
朱倓在谈到中江社之结社原因时，称阮大铖“乃别立中江社，网罗六皖名士，以为己羽翼，一以标榜声名，思为复职之地，一以树立党援，冀为政争之具，中江社成立之原因，盖不出乎此。”[1] 朱倓从阮大铖的主观目的出发，分析中江社的性质为阮大铖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个工具。这也许是阮大铖的主观目的之一，然而在客观上，中江社无论从渊源、成员及社集方式来看，其性质都更倾向于文学方面。
第一，中江社与海门社渊源甚深，当为继海门社而立。《怀宁县志·文苑传》载：“大铖从祖阮自华，始迁怀宁，与吴应钟、刘钟岳等结海门社。”海门社成立于崇祯三年(据《阮大铖丛考》[3])，阮大铖从祖阮自华是中坚。阮自华系风流名士型人物，为人任诞疏放，不拘礼法。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阮邵武自华”条：
自华，字坚之，怀宁人。……为人跌宕疏放，好从学佛者游。嗜酒，为长夜之饮。为理官时，直指行部，扶醉入谒，甫下拜，咯呕狼藉，喷污直指彩袖，遂致露章。晚为郡守，不视吏事，宾客满堂，分简赋诗，遨游山水间，称风流太守。尝大会词客于凌霄台，推屠长卿为祭酒，丝竹殷地，烈炬熏天，宴集之盛，传播海内。
又《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屠仪部隆”条：
阮坚之司理晋安，以癸卯中秋，大会词人于乌石山之凌霄台，名士宴集者七十余人，而长卿为祭酒，梨园数部，观者如堵。
阮自华之时，海门社已具相当规模。从阮自华为人来看，海门社之结，纯属文人行为，与政治无涉。中江社结于崇祯五年(据《田间府君年谱》)，上距海门社仅两年。据民国五年《怀宁县志》卷四《名胜志》：“中江楼，在镇海门外，江矶之巅。明郡绅阮自华建结海门大社于此。”中江楼为海门社社址，大铖所结之社以中江为名，当亦在此楼集会。两诗社无论时间地点都有其承继性，海门社一些集会方式为中江社所承，理所当然，诗酒集会的文学性倾向亦为中江社所绍续。这由《咏怀堂诗集》中之觞咏社集诗诸题可见一斑：《雨中喜群贤集十赍阁会文》、《九日霁后同李烟客、梁非馨、朱白石、汪遗民、吴栗仲、田卫公、何丕承、方圣羽、王禹开、方尔止、密之集李玄素通侯松筠阁，共用远字》、《同圣羽、元起、价人、五一、四苏、不迷、苏应、慧玉、损之集集园觞咏》、《杪秋同李烟客、周公穆、刘尔敬、张损之、叶孺韬、刘慧玉、宗白集汪中秘士衡寤园》、《秋夜雨中同木公、幼玉、若龄集孙烈卿玉照阁古梅下共用晴字》、《小春海门社集得中字》、《吴长人元起、季木、许中燕、汪翔先、齐价人、章永锡、刘慧玉、曹肃应、张损之、黄任鲁雪夜酌二首》，以上为甲戌前；甲戌后诸题有《仲春七日同韩姬命、曹肃应、张损之、方圣羽、齐价人、彭五一、刘尔敬集刘慧玉宅》、《岁暮予筑落成，时程禹璜自北归，同幼玉、长秀社集得年字》、《首夏郊居贡彧自敬亭相访同诸词人小集》、《初冬集多宝庵得林字》、《社集大方酒可斋得廻字》、《秋杪吴幼玉、刘长秀、谢莫京招集水云兰若得孤字》、《同张鸣玉、方大方、吴庸之、宗白、前之弟酌共得金字》、《十六夜再同诸社子西峰看月》。[4]
《咏怀堂诗集》四卷分体编排，然每一体大致按时间先后排列。其中《小春海门社集得中字》篇之前应为海门社集，甲戌到乙亥之间为中江社集无疑。由以上诗题可见，社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会文，二为分韵赋诗，以后者为主。中江社成立时间距海门社不远，其成员有交叉，集社方式亦相同，若说单是诗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似不太可能。
第二，从中江社成员来看，社中人物多为晚明中下层文人，诸生居多，科场仕途不得意从而寄情诗文或山水，几乎成为他们的共同特色。潘次鲁“天才博丽”，方圣羽“少负不羁之才，肆力古诗文”，范世鉴“工诗赋，落笔惊人”，赵相如“聪颖嗜学，工诗文”，吴道凝“尤长于诗赋古文”，在他们身上，文人气更多些。
郭绍虞在《明代的文人集团》一文中讲到：“这些为了仕进而组织的集团，不免预先存着推挽汲引而结党营私，由结党营私而把持排挤，都是很自然的归束。不必说什么，即在复社也不能免此弊，何况阮大铖这辈小人所组织的‘中江社’和‘群社’呢。所以当时正人有集团，即小人也有集团。”[5] 把复社、中江社上纲定名为正人集团与小人集团。就推挽汲引以拉拢成员而言，阮大铖当或有之。《田间府君年谱》曾提到：“癸酉(崇祯六年)，刘用潜为婺源令，祖父受业门人也，遣迎祖父到任，过皖，大铖急语之曰：‘今年婺源令必入闱，诸昆弟必应中一人，以报师恩，宜尽尺头长者，且才美不愧。’”然中江社在这方面却远不如复社一手遮天。复社之规模独占鳌头，而其结党营私之状亦为其他诸社所不及。中江社在客观上不足以与复社相抗，除人数上“六皖知名士皆在”给复社以压力之外，政治上对复社不存在任何威胁。且中江社人数虽多，前列主要人物皆在桐城、怀宁两县，以桐城居多，经常性的集会当以桐城地域范围之内的社员为主。中江社多不得意之文人，与复社领袖们不可同日而语。郭绍虞所谓小人集团，囿于时代原因，把“白脸”这一面谱贴得太过绝对。试看中江社诸人，只阮大铖名列阉党，潘次鲁为阉党潘汝桢之子，但次鲁入清后政声不错。其他皆非奸邪之辈，更带有名士风度，如范世鉴“敦尚孝义，制行浑朴，江南俊彦多从之游”，赵相如“敦尚气节，汲引后进，与范世鉴齐名”，吴应铉为隐士，白瑜“品行卓荦，居大龙山隐居”，钱二若“隐居龙山读书课子”，钱文蔚“归隐峦漕风仪山”。因阮大铖恶名而把他们都归入小人集团，于史无据，似乎欠妥；且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诗社成员由阮大铖推荐中进士的记录。不能说诗社成员不重科考，因为他们有会文的集会内容，但阮大铖在南明弘光朝春风得意之时，中江社人却多归隐，并未跟随他跳踉叫嚣。中江社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未成为阮大铖的工具。
第三，阮大铖是政客兼文人，人们往往只看到他的奸臣面目而忽视了他的文人性。阮大铖结中江社的崇祯五年，已经是名列逆案，在家闲居的第五年。按理说，这样一位失势的官员对众人不会有多大吸引力，然从编于崇祯乙亥(八年)的《咏怀堂诗集》及《咏怀堂诗外集》来看，这段时期阮大铖的交往范围极为广泛，既有叶灿、方孔昭、朱大典、范景文、顾起元等人们心目中的正派官员，亦有潘木公、方文等布衣高士，他的门人弟子更是众多；为他诗集作序的既有鲜为后人所知的齐价人、钱次倩等，又有较有名的来自岭南的邝露，可以说他的交往范围从官员到隐士，从老人到青年，涉及各个阶层的人物。为什么一个阉党余孽会有如此大的号召力？除复社子弟在《留都防乱公揭》中讲到的“又假借意气，多散金钱，以至四方有才无识之士，贪其馈赠，倚其荐扬，不出门下者盖寡矣”[6] 的原因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阮大铖继其从祖阮自华，在当时皖地文坛必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阮大铖17岁中举，《明史·奸臣传，马士英阮大铖》中称其“有才藻”，清康熙《怀宁县志》卷二十五《文学志》称他：“博通经史，探微析义，发为文章，遂尔气高天下。丙辰第南宫，历膺显帙。为人亢爽英多，风仪秀整，掀髯谈天下事，如河源滚滚，莫测涯际。”叶灿在《咏怀堂诗集序》中提到：“公(阮大铖)少负磊落之才……家世簪缨，多藏书，遍发读之。又性敏捷，目数行下，一过不忘。无论经史子集，神仙佛道诸鸿章巨简，即琐谈杂志，方言小说，词曲传奇，无不荟聚而掇拾之。聪明之所溢发，笔墨之所点染，无不各极其妙，学士家传户诵。”朱倓云：“叶之称誉，其过情与否，余未敢言；要其所谓家传户诵，必非虚誉，视大铖之结中江社，六皖知名士皆在，则其诗文之能倾动一时可知。其时复社声誉已隆，大铖能使名列复社之潘映娄方启曾来入其社，虽云以荐达名流为饵，要亦其文艺足以服人有以致之；即钱秉镡(钱撝禄《田间年谱》所称为“三伯”者)秉镫兄弟，亦名重江左，亦倾倒其才而入其社，他可知也。”[1] 范世鉴、吴道凝都曾名列复社，既慕其才而来，入社的目的亦可知。
三、中江社之创作倾向
中江社主要成员的作品除阮大铖、钱秉镫外，大都不见流传，唯从史料所载对他们的评价中可窥见一二，以此大体勾勒他们的创作倾向。
1.阮大铖。阮大铖现存《咏怀堂诗》十一卷1800多首，山水田园诗占很大比例，即使酬唱赠答也多以山水田园景色起笔，在山水田园中融注陶渊明式的自适与恬淡。阮大铖在诗中及与友人的议论中处处不掩他的崇陶情怀，追踪陶、王也是他作诗的宗旨与特色。叶灿《咏怀堂诗集序》引阮大铖语谓：“吾诗渊源于三百篇，而沉酣于楚骚、文选。以陶王为宗祖，以沈宋为法门，而出入于高岑韦柳诸大家之间”；马士英《咏怀堂丙子诗序》称阮诗“以陶储王李为门庭，汉魏为堂奥，三百篇为归宿”；陈三立称其诗“具体储韦，追踪陶谢”，“咏怀堂诗五言古，悉以陶韦称最盛”；章太炎认为“大铖五言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练。”[7] 可知大铖之创作取法陶、王、韦、储等山水田园诗人，体现为澹秀冲雅的风格特色。
阮大铖之所以钟情于山水田园诗，首先在于他的《咏怀堂诗》多写于崇祯定逆案归里之后，叶灿《咏怀堂诗集序》引阮大铖语云：“吾里居八年以来，萧然无一事。惟日读书作诗，以此为生活耳。”阮大铖功名心极强，然现实与其心向相去远甚。早在天启甲子年，阮大铖因怕得罪东林，做官不足三月辞归之时，即写有14首《还山诗》，诗中反复吟唱他的失意与归隠之志：“拂袖行吟归去来”(其二)，“五斗于人太苦辛”(其三)，“奏赋金门愿每违，年年敝尽黑貂归”(其五)，“京尘冉冉鬓将枯，鸡肋何知味有无”(其七)，“山中暇日浑无事，芳草春深抱犊眠”(其九)。崇祯定逆案之后，阮大铖的功名之心受到了极大打击，于是居于百子山别业，把心灵放归于山水田园。
其次，阮大铖所居之百子山，风景秀美。清康熙二十五年《怀宁县志·山川》载：“四围皆山，小峰叠出，最高者为云峰，盘旋高耸，苍翠欲滴，江上望之若芙蓉天半。每暑酷久之，峰顶云生则时雨立降。山之口曰狮岩，多奇石棱峭。岩下一径如线，径下临为溪，诸峰百道飞泉都从此出，山人植梅其上曰梅溪。山内广袤可二三里许，土性宜桃，春日遍开，朱霞灿日，仿佛桃源。有高岭曰金坑，为出山路，即狮岩一径所通也。口外为石门，进石门为湖，夏秋水涨凭山，山匝无路，舟人至此往往迷出入。山多麋鹿、多虎。”处于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文人是无法不把诗才挥洒到山水田园中去的。
然而，以上恐非最主要原因。对于不甘“与草木同朽腐”的阮大铖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个地域风格的环境因素，他要以诗迎合周围文人的口味，赢得他们的赞赏，以实现自身价值。清康熙二十五年《怀宁县志·文学》“盛应春”条称：“一时中江大社、飞花大社，春皆执牛耳焉。举业外惟寄情诗酒，诗思清丽，骚坛以方谢灵运。”以“清丽”如谢灵运的诗风而能在社中执牛耳，则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当时社中人物的诗风取向。而阮大铖以其“香艳轻超拟于王孟”之诗及“中江风雅之坛推首座”的地位，证明了他的实力，同时又加深了诗坛对这一取向的认可。汪明端《三十家诗选》评阮之门人邝露诗“清旷超妙，如月冷江空，孤鹤夜警”；[8] 《咏怀堂诗》中屡屡提及的杜于皇在《与范仲闇书》中说：“即至少陵，诗中之人亦仅有六七分可以想见。独有陶渊明，片语脱口，便如自写小像，其人之岂弟风流，闲情旷远，千载而上，如在目前。人即是诗，诗即是人，古人真诗，一人而已。”[8] 一从诗风，一从诗论，显示了与阮大铖的趋同。
2.钱秉镫。钱现存《藏山阁诗存》十四卷，《田间诗集》二十八卷，均为自选甲申后诗。因身处鼎革之际，诗风取向已与中江社时有所不同，偏于感怀时事。然我们依然可从《田间诗集》中窥见秉镫的艺术理想。《田间诗集》收诗2419首，涉及山水田园者占近三分之一，集中更有多首拟陶诗，最明显者如《仿渊明归鸟诗四章》(卷一)、《仿渊明饮酒诗十二首》(卷三)，对陶渊明的推崇之情不言自明。韩菼《有怀堂集》：“其为诗冲淡深粹，出于自然，度王孟而及于陶矣。”[8]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昔贤评陶元亮诗云：‘心存忠义，地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间一集，庶几其近之。”[9] 陈田《明诗纪事》亦云：“田间五古拟柴桑。”[10] 在对陶渊明的推崇与对山水田园诗的偏爱方面，依然可以找到与阮大铖的相似之处。
3.白瑜。其诗不见传，亦不见有关评论，然由“中丞方孔炤为作七棠先生序，亦五柳之遗意也”可知，白亦极崇陶渊明。
4.吴应铉。康熙二十五年刊《怀宁县志》称“其诗体格更三变：初服膺少陵，沉郁顿挫，必极其至；中拟王孟，平澹夷简，气味浑然；继好孟贾，取其雕琢而无饥寒之状；晚年古朴奇崛，不学步古人，而归于自然。”吴从少陵入手，从王、孟学气味，从孟、贾之雕琢学法度，与阮有相通之处。
其他人虽记载不多，但从不少成员最后选择隐居亦可推知，他们的诗作中当不乏山水田园之作。
总之，中江社成员有着共同认可的文学倾向，他们多取法唐以前，创作上倾向于简澹之作，尤其是清丽的山水田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