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旅游业周期波动的复杂性和不规律性——兼与匡林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律性论文,复杂性论文,旅游业论文,试论论文,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匡林的“中国旅游业周期波动分析”一文（原载《旅游学刊》2000年第2期）以接待人数为考察对象，研究了中国旅游业的周期变化特征，统计了1979～1998年20年间经历的4次周期性大变化的状况，这一研究结果又收录在新近出版的该文作者专著《旅游业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研究》中。但笔者对匡文的研究的思路和结论不敢苟同，现提出与匡林先生商榷，并求教于同行和读者。
匡文认为：“以接待人次为周期分析对象是由于国际旅游创汇指标不适于用来进行周期分析的原因有三：其一，创汇指标是一个动态指标，所谓‘动态’，是指由于通货膨胀、汇率变动等因素影响，不同时段的创汇指标没有可比性；又由于各国统计方法不一致，不同地区的旅游创汇也没有可比性。其二，旅游业综合性强，产业界限相对模糊，漏统或多统的情况时有发生，因而创汇指标难以充分而准确地反映旅游业发展实际轨迹。其三，接待人次能够直接反映旅游市场的起伏振动，后者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前者相对应的变动，也就是说，接待人次具有灵敏的市场反映能力，而旅游创汇通过对旅游人次与人均花费的正相关对旅游市场作出间接与滞后的反映，并且形不成正比关系，而创汇增加，可能是市场繁荣所致，也可能是人均花费水平提高使然，还可能是人均花费提高而接待人次减少的体现”。
上述匡文这段文字原意是想说明何以将接待人次作为旅游业周期分析研究对象的原因，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为了在使用统计数字上的便利，轻率地采用“变通”方法，将旅游业运行机制一元化、简单化，这是有悖于市场运行规律和旅游业发展实际情况的。
二、入境旅游人数涵盖不了整个旅游接待业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匡林先生在收集整理了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起和国内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年接待人数资料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细致的分类统计工作，这些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对于认识我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波动规律有较大的帮助（1999年马耀峰等学者，曾对于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按客源国分类作过较详细的数理预测模型研究）。但仅以此来探求我国旅游业周期波动规律则难免失之偏颇和“文不对题”，根据其研究内容，我们只能类似于得出“中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或“中国入境旅游接待业”的周期波动情况，而不是“中国旅游业”的周期波动。众所周知，旅游业可分为国际旅游和国内旅游两大部分，其中国际旅游又可分为入境(inbound)旅游和出境(outbound)旅游，尤其是我们所说的来华旅游者是从海关出入境管理处获得的大口径数据，包括了大量的边境居民的日常往来（如港澳居民当日往返、通勤等）。另一方面，国内旅游的总人数又要比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大10倍左右。因此，仅以入境旅游人数变化来推断整个我国旅游业的市场规模似有以偏概全和小题大做之嫌。
三、何谓旅游业经济周期
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也称（译）为经济周期、商业循环、经济循环等（匡文在结尾倒数第二段中说“不能认为经济周期就是商业周期”则是明显的望文生义），是指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就业量的波动，这种波动一般表现为收缩（衰退）——扩张（繁荣）的非规则周期性波动，在衰退期，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转入繁荣期后，收入开始增加，失业减少。可见，商业周期（经济周期）在经济学上是有特定含义的，也有一整套宏观经济指标。而旅游业，作为一项产业的经济周期，前人并没有做过类似的实证性研究，如果借用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似乎也应该以旅游业的产出、收入和就业作为研究重点（或设计其他类似的效益型和结构型指标及行业景气指数等），而不是仅仅以接待人数这样一个单一的、数量型指标来作整个旅游行业的经济周期研究。
至于匡文所说的由于通货膨胀、汇率变动等“动态”因素，使得不同时段的创汇指标没有可比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研究周期波动，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研究，而通货膨胀、利率、汇率等因素正是探究经济周期波动发生机制的重要内生变量。在经济学研究中，如需要对有的“动态”数据进行“可比性”研究的话，可以采用相应的修正方法（古典二分法），如在计算和比较历年实际经济产出时，可以用扣除当期的通货膨胀率的方法对名义产出进行校订得到历年的实际经济产出；又如，在价格信息严重失真的情形下，可使用影子价格进行修正。在计算历年旅游外汇收入时，除了应做横向的静态修正外（影子汇率），还可进行纵向的动态修正（实际汇率）。事实上，各经济变量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影响是复杂多变的、非线性的、阶段性的。这些因素互相之间有的是此消彼长，有的是共起同落。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周期研究中，不少经济学家都分别就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直接相关因素进行过大量的实证性研究，如费雪效应(Fisher effect)、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奥肯定理(Okun's law)等。而像匡文那样，仅仅以接待人数（消费者人数）单一指标来研究整个行业发展的周期波动可以说是尚无先例。其次，匡文所称“旅游业具有开放性，各国旅游市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而使得旅游业的周期波动具有地域传递性，跨区域甚至跨国家传递”的论述过于笼统武断，有失严谨。从总体上讲，世界经济的繁荣和整体向好，确实是有利于各国旅游业（其实，不仅仅是旅游业）的发展，但具体到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情况就不尽然了，应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一个国家（地区）作为独立的旅游目的地相互间是存在竞争关系的。由于旅游者受消费能力、主观偏好和闲暇时间等方面的限制，相同或相似目的地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即同类旅游产品存在需求交叉弹性），因而未必都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现象。自相矛盾的是，匡林在该文的另一处却写道，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旅游业在整个亚洲地区“一枝独秀”。也就是说中国并未与亚洲其他国家“一损俱损”。顺便指出，匡文认为中国旅游业在整个亚洲地区“一枝独秀”的内在原因是我国旅游业已“形成了一套有效抵御风险的机制”，这种推论同样难以令人信服。对于中国经济能侥幸躲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大多数海内外经济学家认为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系统与国际市场保持着相对的封闭性和独立性，以及人民币尚未与国际市场真正接轨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歪打正着”和“因祸得福”。我国的金融业尚不能称已形成了一套有效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机制，更何况我国旅游业中并不存在类似于套期保值等对冲交易、贴现和再贴现等避险手段和调控机制，不知我国旅游业已“形成了一套有效抵御风险机制”的说法是从何说起？
四、非市场因素的扰动
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周期是在基于市场经济体系的框架和平台上进行的。尽管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有外因论、内因论之分，但都是以市场经济机制作为研究前提，其中对于价格的信息传递和作用机制的研究更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像工资（劳动力价格）、汇率（外汇的价格）和利率（借款的价格）等概念都与相应的价格水平有关。现代经济学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中长期范围内，价格具有弹性，而在短期内价格是粘性的（这对论述短期经济波动是至关重要的）。但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初创期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长期扭曲的价格体系开始向市场回归，尤其是人民币汇率的逐步市场化，都会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按时间系列来考察历年的旅游外汇收入的话，有些非市场因素是不能忽略的。据我国学者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计划经济繁复异常，仅人民币名义汇率达4种之多，即国家牌价、计划双重汇率（内部贸易结算价）、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汇率（外汇调剂价）和黑市价格（杨帆，2000）。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涉及到购买力平价、可贸易品平价、利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补贴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20年，真实经济增加了6倍，名义经济增加21倍，货币发行量增加100倍（宋国青，1997），通货膨胀与产出增长正相关，但实际汇率没有升值反而贬值，原因是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速度更快，1978～1994年，名义汇率贬值550%，国内消费品价格指数从21.5%下降到-3%，降低了24.5个百分点，在名义汇率不动时，相当于实际汇率贬值24.5个百分点。如此复杂纷乱的价格体系是无法传递出正确的资源稀缺和供求关系信息，以及无法判断行业的扩张是否处于规模经济和净利得的优化状态。
我国旅游业的运行机制是自1978年开始起步时的指令经济过渡到至今仍带有浓厚指令经济色彩的、不规范的市场经济（转轨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能经营入境旅游业务的仅有国旅总社和中旅总社两家，连各地的分支社都无外联权。那时的入境旅游市场不仅是政府高度垄断的特殊行业，而且还实行入境签证配额管理制度。海外旅游批发商组团来华旅游需排队等候，这时的旅游产品包价并不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入境旅游的人数规模主要取决于签证配额、两家总社的接待能力、地方接待条件以及两家总社与外事主管部门的讨价还价等因素。因此，在此以前，入境旅游的人数和增长幅度主要取决于供给方，而与其他市场因素无关。
1984年后，外联权“下放”，增加了外联口子。但这种下放外联权的改革（行业政策）实质上是旅行社垄断利润在部门和地方上的分配和再分配，这种条条的（各大部委间）和块块的（各省市间）按级按类的平均分配外联权的制度，虽较过去几家寡头垄断的行业生态格局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其政策思路仍然是沿用计划经济和诸侯经济的模式。客观上有意无意地强化了一类旅行社（外联权）作为“壳资源”的价值，并以经营者背后的主管部门的行政级别作为取得旅行社经营权资格的做法，强调了“官本位”和“权力本位”等非市场经济因素，真正的市场机制并未建立起来。这样，旅游接待市场只是由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转化，入境旅游的人数和增长幅度仍然受供给方的非经济因素制约。实际上，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政策因素远大于市场因素，政策失灵也甚于市场失灵。就拿匡文举过的案例来说，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游客大幅度减少，外国旅游者由1988年的184万人，骤降到1989年的146万人，1990年回升到175万人，仍未回到1988年的水平。但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及时地开放台胞来大陆探亲，仅1990年台胞来大陆探亲的人数就达95万之多，相当于1988年同期的217%，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过于起伏的波动。但这也只是政策效应在起作用，而非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信息失真，才会出现匡文所称的“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的二律背反现象。从深层次上讲，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波动是由于旅游业制度变迁和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多种复杂因素叠加的结果。长期以来，政府主管部门只重视数量型指标和接待人数、创汇等名义性指标，而忽视利润、资本收益率等实际性指标，旅游业的名义经济严重背离了旅游业的实际经济。由于旅游业市场机制的弱化，市场制度的不健全，由政府主导的旅游业宏观基本面与由市场主导的微观企业之间相互脱节已成为行业常态，旅游行业在规模不经济的边际条件下，以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膨胀。
对于旅游行业的制度化建设落后的现状，即使是体制内学者对此也有较清醒的认识。正如国家旅游局于1998年发布的《中国旅行社行业发展报告》中指出：“旅游行业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窗口，旅游行业又是新兴的行业，从道理上说，旅行社行业在制度上应该是走在前面的，但现在却是落后的，不光是落后于饭店行业，甚至落后我们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当然这里本身有政策的原因，《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经营国际业务的旅行社必须是全民所有制，经营国内业务的旅行社至少要是集体所有制，就是说，旅行社这个行业在制度上不允许私营，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旅行社行业原来带头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旅行社，实际上都是大锅饭、铁饭碗的传统企业体制，这种体制的长期维持，使企业机关化，思想观念僵化，滞后于旅游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个因素是传统的外事接待体制的影响。因此，改革问题，尤其是旅行社企业制度的改革问题在行业里是目前最突出的一个问题（魏小安，1998）。”还有的体制内学者认为：“对非国有经济采取限制的政策……这种形放实收的管理政策，主要根植于三个方面的思想认识：1.对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则的本能恐惧；2.对公共机关的能力和效率有过高的期望；3.部门、地方的利益割据和市场相对垄断大行其道”（钟海生，2000）。
五、结论
旅游业作为一个经济性产业，其增长波动是与宏观经济环境息息相关的。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旅游业被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入境旅游开始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旅游业在创汇方面的优势也得以凸现。因而，赚取外汇成为发展旅游业的首要目标。这一时期，我国处于短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发展旅游业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进口需求量大，外汇漏损较多，旅游业增长主要是靠简单、粗放的扩大再生产方式实现的。1984年提出了“五个一起上”的发展方针，对于缓解旅游供给紧张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运行体系开始向国际化迈进。1994年1月实行“汇率并轨”，取消了长期以来执行的汇率“双轨制”，使流行一时的人民币外汇券退出了历史舞台。另一方面，80年代的中后期，由于受高通胀的影响，再加上那场“政治风波”，国民经济被迫进入紧缩调整期，开始了宏观经济的“治理整顿”。此外，管理部门对国内旅游的态度由过去“不提倡、不反对”转变为“积极引导”，认识到发展国内旅游有利于回笼货币，减轻通胀压力。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各地经济迅速回暖，到1993年经济过热已引发了通货膨胀，使我国经济开始了又一轮的宏观调控，以期达到经济的软着陆。1994年我国实行“双体制”，刺激了城市居民周末游、城效游的需求，国内旅游始见端倪。从1996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供过于求的矛盾突出，市场制约经济发展的趋势日趋明显。在短缺经济时代，产品供不应求，在此以前，加班加点成为一种为社会多作贡献的象征，这一思维惯性一直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而在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过渡的背景下，我们开始注意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1999年国务院新修订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按照新的规定，节假日从原先的7天变成了10天，“大五一”、“大十一”、“大春节”连上前后的双休日，使市民每年有3个旅游黄金周。“假日旅游”一时成为社会消费时尚……由此可见，我国旅游业遭遇到的一系列内外生变量是复杂多样的，有些因素是偶发的、随机的和不可逆的。因而，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看，这些因素本身是不具有周而复始的规律性波动和周期变化的。目前，西方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具体到我国旅游业上看，由于制度的解构、变迁和建构相对于行业政策的作用要迟缓得多，因而从初创期到现阶段，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主要是政策诱发和激励的结果。我们知道，在追求精确的数学研究中还有一门模糊数学分支。在量子物理学上，也有一个著名的海森堡测不准定理。而社会现象和人文活动则更为纷乱夏杂，或许当我们在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后，再来探讨匡先生研究的命题会更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