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工业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危机论文,初中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使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在甲午战争后面临着新的国际国内情势。
（一）外力冲击的进一步加深
中国传统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全面接触，开始于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甲午战争前的五十余年间，共辟有通商口岸35处，从沿海沿江逐渐向内地蔓延，已经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感受到沉重的压力。甲午战争后到1914年的二十年间，列强强迫清政府新开放的口岸就多达53处（注：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44～47页，第248、254页。），达到了开埠通商的高潮。此后又陆续增开十余埠，使中国的通商口岸共达百余处，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殖民地化的标志之一。通商口岸进一步伸向边远内地，中国广袤的土地都对外国侵略势力敞开了大门，外国商品已经几乎没有它们不可以到达的地方。
伴随着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资本主义各国竟相攫取修筑铁路的权利。在一般情况下，兴修铁路是加速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如同时人所称为“富强兼资”的“切要之图”。但是，外国资本主义“想使中国进入铁路时代”则有其特定的野心：“一半是为有投资的场所；一半为深入内地市场”（注：伯尔考维茨著，江载华等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1959年版，第134页。）。帝国主义侵略者们相信， 经由这些铁路，“我们的商业可以在那个国家的内地胜利地作一切将来的竞争”（注： Fellner:Communications in the Far East.引自陈晖《中国铁道问题》，1955年版，第11页。）。“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从19世纪的后半期至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各国都热心地来从事中国铁路的建筑事业”（注：引自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1963年版，第7页。）。从1895～1916年，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夺了49条铁路的投资、修筑、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等权利。（注：据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年版，第二、三、五章有关资料及322～334页表。按：这些铁路权益并未全部实现，有的尚未划定路线，有的迄未兴筑，有的权益转移，或被后来的约章所代替，有的由中国赎回，也有的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而取消。）时至1911年，通车的铁路累积长度已达9292公里，到了1926年，又增至12728公里。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在中国大力经营远洋航运和沿海、内河航运，外国轮船开始侵入到长江上游和内地运河。1894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中，运输业为1330万美元，占12.2%；1914年猛增为33560万美元，占到投资总额的34.90%，（注：雷麦：《外人在华投资》，1959年版中译本， 第51、265页。）为投资类别的第一位。1907年成立的日清轮船公司，到1914年仅长江航线就有轮船25260吨，8年间累积毛利823.1 万日元（注：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44～47页，第248、254页。）。同年，英国在华轮船多达100余艘，共17万吨（注：雷麦：《外人在华投资》，1959年版中译本，第51、265页。）。 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推销机制工业品和掠夺原材料。
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国际资本主义还处在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的自由竞争时期，它们对中国的侵略主要还是通过商品输出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话，那么，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就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输出商品，而开始日益注重于资本输出。《马关条约》不仅给予了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的设厂制造权，而且给予其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和进口洋货以同样的特权和优惠（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957年版，第616页。）。到1902年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则更进一步将设厂制造的地点从“通商口岸城邑”实际上扩展到内地任何地方了。尽管舆论大哗，深以为患，但正如清朝商部1904年咨复两江总督并通报各省所说：“当时议约，既难明著‘内地不得制造’数字，则目前定律岂能显言内地公司（外人）不能附股”（注：见《中外日报》1904年4月20日。）？字里行间透露的颟顸， 凸显了“以战败之后，受外人之迫胁而毫无自主权也。专利便于外人之贸易，绝国货之贸易也”（注：王文典、王介安：《加税裁厘意见书》，藏苏州档案馆。）的无奈。腐朽昏聩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抵制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横暴欲求的。
本来，进口洋货在中国推销，中国的手工产品已经很难与之竞争，如今又在中国设厂制造，并同样享有洋货进口的种种特权，结果自然是置传统手工业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洋货愈益畅销，土货愈益不振，相形相因，判若霄壤”（注：王文典、王介安：《加税裁厘意见书》，藏苏州档案馆。）。
另一方面，甲午战争后割地赔款的切肤之痛和“瓜分豆剖”的亡国危机，使得朝野上下纷纷探索救亡之道。民间“设厂自救”的呼声和朝廷“振兴商务”的新政相互交汇，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一次发展热潮。棉纺织、缫丝、面粉、卷烟、火柴等轻纺工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从本质上说，机器大工业是作为传统手工业的对立面和替代者而出现的，近代民族工业同样如此。例如，在此期间，国产机纱逐渐成为瓦解农村土纺业的主力，而民族资本的缫丝工业也夺去了中国蚕丝总产的半壁江山，面粉工厂也在不断蚕食着中国面粉市场的份额。福州的制鞋业经历着同样的情况。20世纪后，“福州的制鞋手工业正遭遇到剧烈的恐慌。制鞋业中有事可做的仅500人，失业者则达1000人。 来自上海的成品鞋正成为传统制鞋业的竞争者，再加上来自国外的进口鞋，遂压垮了福州原有的制鞋业。……橡胶鞋底的输入取代了以往鞋底的制作，也就剥夺了制鞋手工业者的生计”（注：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No.10.1928,p.118.）。
但是，新式工业出现以后，各种手工业所遭逢打击的严重程度并不一样，农民和手工业者势必进行调整，按照此时各种手工行业新的相对成本及相对利益，选择最合适的生产对象。当然，他们一定是选择遭受打击最轻的或者新兴的手工业作为投入的对象。在这种调整过程中，有些手工业迅速没落，有些手工业反而较前兴盛，还有些手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崛起。而且，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的排斥，也有相互间的促进，如机纱之与土布的相互倚赖，一损俱损。即使在同一行业内部，有时也依然可以维持着并行不悖、共存共荣的局面。
这一时期，外国商品更加强了在中国的促销活动，其财大气粗、声势夺人固已为前一阶段所罕见，而具体的实施亦无所不用其极。例如，煤油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一项进口商品， 其中一半以上是美孚油。90年代中垄断了美国石油事业的美孚油公司，1894年来华设立办事处，1901年后在上海占地建油栈，1904年开始正式营业。短短几年间，就使美孚油销量由每年平均200万加仑增加到近600万加仑。在推销过程中，美孚油公司特别注意利用中国旧有的商业网络。它在各大城市设分公司，在内地城镇设销售点，利用与城乡粮店、坐庄有关系的粮栈或与村镇小杂货铺有业务往来的杂货店，作为“经理处”或“代销店”，将分公司批发的美孚油再作批发，乡下的小铺、小贩则作零售业务。为了促销煤油，美孚油公司起初还制作了一种铁皮座玻璃罩的煤油灯，刻上“请用美孚煤油”字样，采用买两斤油送一盏灯的办法招徕顾客。遂使美孚煤油深入穷乡僻壤，即使边远小镇，也可看到挂着经销美孚油牌子的小店。云南城乡的榨油业，原来一部分供食用，一部分供照明，滇越铁路通车后，美国的美孚公司、英国的亚细亚公司大量运入洋油，“两公司在云南每月进口数量，总计为1.275万箱。以当时价值每箱20元计之，合25.5万元，每年合306万元”。如此一来，云南榨油业顿感危殆。 民国初年，昆明福星等三家油料商号呼吁：“窃以油行开设，原为利商便客，近因油料稀少，又为洋油充销，电灯时行，现在三行生意困难至极”（注：引自《云南近代史》，第157、156页。）。在广东汕头，1892年进口煤油249.78万加仑， 1896 年增至347.86万加仑，1901年再增至709.60万加仑（注：海关《十年贸易报告》（1892～1901），汕头。）。土产可作照明用的花生油销路因此大受影响，踏入20世纪，广东省落花生的种植亩数呈明显锐减之势。
另一家英美烟业大资本合组的托拉斯——英美烟公司，在对华经销上也是不择手段。它于1902年成立于伦敦，随即取得在中国的烟草经销权，推销纸烟、雪茄和烟叶。1902～1914年间，它陆续收买和建立了上海、汉口、天津、沈阳等6家卷烟工厂， 并取得了其产品在华销售时与中国土烟同等纳税的特权，使应纳税率由7.5%降至2%左右。它划中国为15个区域，设5个部分辖， 而实际的推销工作则完全由中国的代理商号和买办进行，远至腾越、思茅，小到周村、枣庄，都有其代理商，有的自行设号，有的组织公司，有的“到处讲演，竭力提倡”，也有的肩挑车推，沿途叫卖。就这样，英美烟公司的销售网遍布各地，垄断了中国的卷烟生产和销售。
比较起来，日本商人的推销术更要胜过一筹。1906年，日本五大棉纺织公司——大阪纺绩、金山制织、天满织物、冈山纺绩和三重纺织，结成了棉布输出组合，在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委托三井物产会社统一在中国市场上经销棉纺织品。它在许多中国内地城市设立办事处，直接交货给零售商，避免了大量中介人的佣金费用，同时尽量压低单位商品的利润率，以争夺市场。有人曾经做过计算，日本商人售卖本色布，大约打出百分之一的利润，且将货物直接交到消费区的零售商，而欧美商人售卖同样的织物，则先要打出百分之三的利润，再付1.5 %的佣金给买办，转运批发的中间商号还要再加上一些转手利润。两相比较，日本棉纺织品要便宜得多，（注：R.M.Odell.Op.cit.,p.102～119.）自然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1906年，日本成立了以中国东北为目标的棉布输出组织，逐步驱逐了英美的产品而独占了东北的市场。日本棉布在东北市场上所占的比率， 1909 年为43%，次年即达到65%。（注：商工局编纂：《我国商工业の现在ヒ将来》，明治44年，第193页。）更绝的是，与欧美商人坚持现金交易不同，日本商人熟悉中国的商业习惯，准许中国零售商赊账买卖，并可以土产，如大豆、豆饼等，抵充购买棉纺织品的价款。（注：R.M.Odell.Op.cit.,p.107.）这种以信用方式进行买卖的手法，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横暴的特权加上狡猾的伎俩，很快就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囊括了中国的洋纱洋布市场。“其棉布贸易之大部分，最初集中于东三省及北部各省，渐次扩充于中部及南部各省，着着均奏成功”（注：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一册，制造业（下），华世出版社印行，第80、421、421、183、192、194～195、272、282、281页。）。
实际上，这种对中国传统商业渠道的尽量利用，对中国消费者心理的竭力揣摸，是各家外资厂商的共同手法。“（外国）制造业者和商人认为要生产合乎中国市场需要的商品，必须不顾一切地摹仿本地的样式，甚至摹仿他们的缺点，摹仿驰名的牌号和商标”（注：《英国领事报告》，1886年，芝罘，第4页。）。19 世纪80年代中期，伦敦的一家棉纺织厂主就曾试用丝光布代替中国的绸缎，仿制中国民间的寿衣布。到后来，外国商人甚至连包装是用红纸还是蓝纸，捆扎是用白带还是黑带，都要考虑中国消费者的心理，投合中国消费者的习惯。当时在中国比较畅销的“洋绸”，就是仿造中国产品或者吸取中国经验制成的：洋宁绸是仿制的南京绸，洋累缎是仿制的苏州缎，洋湖绉则是摹仿湖州特产。日本的棉纺织厂商还曾专门派人到江苏南通、山东潍县等地刺探、搜集当地出产的各种土布货样，然后改进工艺，用机器仿织土布，在市场上跌价销售，以与南通、潍县土布竞争。
另一方面，外国厂商又充分运用近代科学技术的优势，提高品质，降低成本。例如，输华洋绸一般纯丝者少而丝棉交织者多，混用低于生丝价格的原料，进行化学新工艺处理，又系机器制造，门幅较宽，价格低廉，为普通消费者所乐用。有一种“泰西缎”，亦称“羽毛绸”，经纬均系丝光棉纱织成，成本极低，然而经过烧毛轧光新工艺处理，外观极象纯丝织物。幅宽32英寸的“泰西缎”售价，在内地每尺约为0.17～0.22元，上海附近仅0.12元，只及国产绸缎的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一时间，“几致无处不售泰西缎者，亦几致无人不服泰西缎者”（注：《海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杭州。）。还有一种“来自日本丝经棉纬之‘东洋缎’，销路最广，外观优美，不亚丝货，而价格又廉”（注：《绸缎业调查》，《东方杂志》22卷19号。），成为盛销一时的舶来品，严重威胁着国产绸缎的市场。苏州的特产纱缎，原来“销路以北五省为大宗，自庚子以后，该处盛销‘东洋缎’，而销路遂夺于日商”（注：苏州档案馆藏：《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浙江濮院镇出产的“濮绸”，形如湖绉而轻便过之，向来价廉销广，亦为“东洋缎”所攘夺而销路日滞。
在这一时期中，进口商品绝对值从1894年的16210.29万海关两上升到1914年的56924.14万海关两，增长2.51 倍； 出口值虽然也从12810.45万关两上升为35622.66万关两，增长了1.78倍， 但是进口值增长快，出口值增长慢，遂使外贸入超额由1894 年的3399.84 万关两增加到1914年的21301.48万关两，增长了5.27倍（注：据历年《海关关册》。）。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产品输出无力偿付，机器工业尚在襁褓，而传统手工业历来担负的平衡外贸的功能也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大量倾销的外国机制工业品将在市场上对中国幼稚的机器工业，尤其是衰惫的手工行业形成何等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在边远内地也可以沉重地感受到。在广西，“手工业生产正陷入愈来愈烈的恐慌之中，手工业生产的扩大已不可能，相反逐年衰退。手工生产的量、值与劳动者的人数已在逐年萎缩，怨嗟之声随处可闻。由于外国资本及省外资本的侵入正在逐步扩展，与当地已有的以高度发达的手工技术生产的一切种类的产品竞争的结果，是手工产品为机制产品所驱逐”（注：引自《满铁调查月报》第13卷8号，昭和8年8月，第218页。）。云南省“咸同以前，初无所谓洋货。光绪初，洋货始渐输入。洎越亡于法，缅亡于英，于是洋货充斥。近则商所售售洋货，人所市市洋货，数千年来之变迁，未有甚于今日者”（注：民国《大理县志稿》，引自《云南近代史》第155页。）。
（二）生产经营方式的落后
在国内外机制工业品大举进攻、步步紧逼之下，中国的手工业生产仍然在传统的轨道上颠踬徘徊。
1.工具因循守旧。直到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手工行业仍然一直使用着早已定型并广泛使用的旧式工具，沿袭了数百年而毫无改进，操作方法也一仍其旧。丝织业使用的依然是明代即已定型的旧式木机，“织造提花缎纹织物要有两个人上机，织匠常常使唤他的学徒作为助手，织匠在下面进行梭织，助手则坐在织机顶端配合提拉通丝线”，费工多，效率低， “织成一匹长五十英尺的成品缎，
需要十至十二天”（注：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I.Special series No.103.Silk.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Susf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当时仿制门幅2.2英尺，长度25码的“泰西缎”，三人协力共织， 甚至需要三个星期才能完成。而在国外，法、日等国使用手拉提花机，工效为旧式木机的4倍；使用电力织机，工效更达10倍以上。 棉纺织业中的旧式投梭织机，大致与丝织业中的“腰机”相同，亦在明代即已定型，“从此以后，织布机的结构大体固定下来，直到清末民初，未有任何重大改进”（注：赵冈等：《中国棉业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1983年第2 次印行，第94页。）。这种织布机有几大缺点：一是织工不时地要停下来，把织好的部分卷到身前的布轴上，使织布的操作常常中断；二是织布的速度很慢，大约每分钟平均仅可打梭30次左右；三是织工以双手投梭，不但两臂极易疲倦，而且布幅宽度也受到限制。丝织业中的“花机”，则因与棉纺织手工业的农民家庭副业的生产条件不相符合而遭摒弃。1897年，有人旧事重提，再度“发明”几百年前即已出现过的织布用“花机”，并申请到20年的专利，结果根本无人问津。（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农学报》第八册报道：“浙江宁波王启人发明棉布织花机，将旧式木机改装，将两层综改为三、四甚至六层，以织花纹。一岁之中约出新样二十余种”。）旧式手工纺车的效率就更为低下，每三、四小时所纺之纱只能供一小时织布之用，成为严重制约中国棉纺织生产发展的“瓶颈”。有研究者比较过机制纱与手纺纱的劳动生产率，“新式纺纱机与旧式纺车的生产力，真有天壤之别。用旧式纺车一人每天十一小时可产半磅纱，而使用1930年代的纺机，每个工人可以一天生产十六支纱22磅。即使不计算纺前与纺后各项工序的时间节省，双方生产力之差异至少是44∶1”（注：Kang Chao. The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a.1977.p.180.184～185.）。 严中平则计算机纺的劳动生产率约为手纺的80倍，甚至还有估计得更高的。艾尔·马查尔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概要》一书中写道：“上海棉纺厂的工人，与以自家纺车劳动的农民相比，劳动生产率要高出200～300倍以上”（注：ェル·マチヤ—ル著、安藤英夫译《支那问题概论》，泰山房，昭和14年版，第57页。）。估计尽管不同，差别甚至很大，但是机纺比手纺生产率高出许多则可断言。劳动生产率相差悬殊，竞争胜负可想而知。时人即已有见于此：“今者外货输入，既美且廉，苟以一手一足之人造物，而欲与如火如荼之机造物相抵制，优胜劣败，无待赘言”（注：引自《云南近代史》，第157、156页。）。
2.产品质量低劣。中国传统手工业中，自然不乏颇可称道的精良技术和精美制品，但由于生产条件、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差距，与外国机制工业品相比，总体上处于技术落后、品质窳败的劣势，“盖用机器则产力速而取价廉，不用机器则产力钝而取价贵；用机器则工作精而物质良，不用机器则工作简而物质劣”（注：娄凤韶：《策进振亚公司商榷书》，藏苏州市档案馆。）。以棉纺织业而论，利用纺车纺出的手纺纱不但粗细不匀，而且抗张力弱，用作经线时长度有限，因而所织土布匹长很短，织工每织成短短的一匹布，都要再次重复调纱、穿综、度经等费时费力的工作，不胜其烦。等到较木机张力远为强大的铁轮机被采用后，手纺纱的缺陷就成了致命伤，显得格外严重。而使用投梭机织出的土布，布幅狭窄，“每匹布料不切实用，通布（南通土布）的长度，做两件男长袍，不够裁制；做一件男长衫和一件女旗袍，又有余料。门面长度，两不经济，自难受顾客欢迎”（注：《海门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24卷16号。）。同样的问题，在丝织业中也很严重。国外丝织品以电力织造，门幅较阔，而国产绸缎限于人力抛梭，门幅较窄，“不合外国妇人裁衣之用”（注：《西湖博览会与吾国丝绸业》，《东方杂志》26 卷10号。），自然日渐遭人冷落。
技术上的墨守成规，亦令中国的手工产品处于不利境地。国外丝织品早已花样翻新，纯蚕丝织品、人造丝织品、蚕丝与人造丝交织品、蚕丝与棉纱交织品、人造丝与棉纱交织品等等，层出不穷，“不仅成本低廉，而且美丽鲜艳，更能充分发挥丝绸轻柔坚美的特长”（注：苏州档案馆藏：《工展特刊稿》。）；而国产绸缎仍然全以农家手工缫制的土丝为原料，主要生产纯真丝熟织物，先染后织，工序繁复，产品虽有一定特色，但“定价高昂，行销不易普及，亦为大病”（注：《西湖博览会与吾国丝绸业》，《东方杂志》26卷10号。）。时人指出：“我国之绸，仍用土法所织，西人虽亦爱之，然终嫌其质粗色黯，经纬线缕粗细不匀，挑丝疙瘩触目皆是，稍一揉弄，即已起毛。凡此诸弊不能改良，绸缎一业无望行销于外国也”（注：《商务官报》第2册，第12期。）。
在蚕丝产区，“许多乡村农家，还是用旧式的手摇机缫丝，都尚未知道新式缫丝的方法”（注：乐嗣炳编：《中国蚕丝》，第238页。 转引自《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13页。）。缫制的土丝， 由于“品质不纯，货样不符”（注：《海关十年报告》，1859～1871年。），在国际市场上一落千丈。1869年5 月的《上海新报》上，曾刊出一位英国华侨丝商的痛切提醒：“缘在中国办去丝经，价既高昂，路又遥远，兼之办去丝经到得西国，大半霉坏，即或有可用者，而粗细不匀，实难应用。……加之外国机器既利人工，亦精所纺之丝，与中国丝相较，每一百元西人愿加三十元买外国所纺者，非西商不欲与华人共交易也”。然而言者谆谆，闻者藐藐，到19世纪末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土丝“条分不匀，或粗或细；线支多病，质脆易断；丝质不净，常杂乱头；扎缚不合，丝纹错乱。欲以此于世界生丝市场为剧烈之竞争，胜利之机会盖亦鲜矣”（注：《商务官报》第2 册，第12期。）。反观日本蚕丝业，则“殚精竭虑，营业蒸蒸日上，阅时仅三十年，已骎骎乎执世界丝业之牛耳。……人进我退，相形见黜”（注：苏州档案馆藏：《调查国外人民对丝绸好尚表》。）。
就连那些人们向来引为自豪、津津乐道的传统手工业产品，也由于“在物质进化上略差”，而受到价廉物美的舶来品的严重威胁，失去了长期来所形成的特殊地位。例如陶瓷器皿，“本为吾国特产，数千年来，驰名中外，只以延用旧法，殊少进步，除黄黑粗砂诸货无甚竞争外，细货陶器之销路，则为欧、美及日货所侵夺，故销数频年递减”（注：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一册，制造业（下），华世出版社印行，第80、421、421、183、192、194～195、272、282、281 页。）。当时销行中国的洋瓷，“英、德两国全由机器制造，规模极大，且其技术极为巧妙，不但成本低廉，制品样式亦多，至不可胜数。德国货品质坚实，价格低廉，最受市场欢迎，即英国货亦有相当之声誉”。而日本瓷器，亦“以摹仿西法，以极廉之价值与德、英等国货相竞争。当欧战发生，乘各国来源减少之时，卒能普及于市场”，中国每年进口洋瓷价值在70万两到150万两之间， 其中来自日本的约占半数以上。（注：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一册，制造业（下），华世出版社印行，第80、421、421、183、192、194～195、272、282、281 页。）相形之下，中国的陶瓷手工业则不仅“手续繁，成本大，而出品又劣，自不堪与洋瓷竞争”，衰象毕呈，“今不如古”（注：陈浏：《陶雅》。）。这些古色古香的固有国粹在洋货竞争之下，均呈每况愈下之势，显现出中外之间正以加速度拉开的巨大差距，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传统手工业已处于“或兴或灭”的危急关头。
（三）社会生活时尚的变化
西风东渐的不断浸淫，外来洋货的愈推愈广，对中国社会的生活时尚和人们的消费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服饰上，随着西装革履的逐渐流行，毛织物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中国本有毛织手工业，“毛织物古谓之褐，盖贱者之服也”（注：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一册，制造业（下），华世出版社印行，第80、421、421、183、192、194～195、272、282、281 页。）。传统毛织业多是织造毡、毯等物，“惟用以制绒织呢，或取以与棉交织，则向乏此种制造能力。产量既微，需求复多，势惟有仰给于外货”（注：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一册，制造业（下），华世出版社印行，第80、421、421、183、192、194～195、272、282、281 页。）。清光绪初年，毛织品的输入额约值400余万关两，到民国初元，增加了一倍，从民国九年起， 更超出了1000万关两，且“继长增高， 势乃靡已”， 到1926 年， 更达到4127.7万关两之多（注：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一册，制造业（下），华世出版社印行，第80、421、421、183、192、194～195、272、282、281页。）。以致引起了在华英商公会的莫大兴趣：“近年中国贸易中可注意现象之一，即为某数种毛货输入增加之速。……此事在以棉毛货为输入中国大宗之英国实为重要”（注：《论英国棉毛货对华输入的消长》，《在华英商公会月报》1925年5 月。）。毛货输入激增的原因在于，民国以后，知识分子中穿西服的越来越多，军队、学堂之外，邮电、警察、铁路、以及其他一些公用事业单位用呢绒作制服的也在增加。“又可注意者，即毛货销路增加之一原因，为中国政局之不安，殷实之家多移租界，……沾染外人风习，多服呢绒”（注：《中外经济月刊》第121期，第29～34页。）。呢绒开始作为普通衣料了。 传统的毛织手工业不能提供人们现代生活对毛、呢织品的需求，又受到进口洋呢和国产机织呢绒的竞争，越发风雨飘摇。
制革手工业亦是如此。“制革事业，固吾国之旧有工业也”。制作方法有烟熏法、植物鞣法、铬鞣法等，“因鞣法不同，故制成之革亦异”（注：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一册，制造业（下），华世出版社印行，第80、421、421、183、192、194～195、272、282、 281页。）。19世纪末以后，“国人改服西装之风日盛，无论男女，皆以穿着革履为一时风尚，故凡皮制之鞋、靴、箱、 包， 皆销路极畅”（注：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一册，制造业（下），华世出版社印行，第80、421、421、183、192、194～195、272、282、281 页。）。但是，传统的制革手工业“墨守旧法，制品日劣”，既不能提供适合需要的皮革，也无法造出人所乐用的皮革制品，因而在输出生皮的同时，“熟革及其制品之输入，则年有增加，损失颇为不赀”（注：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一册，制造业（下），华世出版社印行，第80、421、421、183、192、194～195、272、282、281页。）。
民国成立，人们的生活时尚愈趋愈新，如果说社会风气的变迁需要经过较长时段的话，那么，因政权的更替而造成的突变则往往来势迅猛，令人猝不及防。辛亥革命军兴，清朝土崩瓦解，一些服务于这一特定阶层的手工行业立即受到严重威胁。辛亥前，人们视玉石为最考究的装饰品，帝王、贵族、官僚的衣帽装饰不可或缺。辛亥后，清廷倾覆，风尚转换，玉石手工业市场大为萎缩。苏州的玉作手工业，本“冠绝一时，远胜他处”，“工匠技巧熟练， 产品美轮美奂， 且比他处价廉”（注：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纂：《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明治35年7 月23日印刷，第247页。）， 辛亥年间，“玉石作若干家，以及他项生理，悉于是时停罢，失业者数千人”（注：《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宣统三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8、88页。）。在江浙丝织品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供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僚享用的绸缎，乏人问津，销路顿失，“圆金、版金为前清旗装用品，业已天然淘汰”（注：苏州档案馆藏：《苏州纱缎业报告今昔出绸种类表》，民国五年。）。另一方面，南京临时政府甫经成立，“革命执政诸公，首先提出剪发易服，以革陈腐”（注：苏州档案馆藏：《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剪辫易服”是民国初年革旧布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革除清朝陋习，传布文明新风的重要社会意义。“发辫既去，而易服之说朋兴”，“群欲乘景运之维新，洗冠裳之陋制”，社会上“急趋风气者遂不免崇尚西装”（注：苏州档案馆藏：《中华国货维持会缘起》，《中华国货维持会章程文牍汇录》，民国元年。）。一时间，“辫发一物，顿觉稀罕，西式冠帽，风行一时”（注：《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宣统三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8、88页。）。，丝绸织品由于本身柔软细薄的性质，难以充作衣料，势必要被质料厚实坚挺的毛呢织品所取代。丝绸业界不由得大起恐慌：“自毛织品盛行，竞尚新奇，炫人耳目，以致国货大受打击。苏地纱缎行销各埠，向称大宗，亦为舶来品侵夺殆尽”（注：苏州档案馆藏：《中华国货维持会缘起》，《中华国货维持会章程文牍汇录》，民国元年。）；瞻念前程，更加忧心忡忡：“近来剪发后所易之服，洋货多而国货少，则将来自由易服之群趋于外国原料，不问可知”（注：苏州档案馆藏：《中华国货维持会上参议院请愿书》，民国元年。）。其后虽经相关行业的商民请愿抗争，政府于民国元年十月颁布了“仍以维持本国绸业为宗旨”（注：苏州档案馆藏：《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批复》，民国元年7月2日。）的《服制案》，把丝绸定为礼服用料，强调“在呢货未能自造之日，仍应遵用丝织品，俾国货得以维持，金钱不致外溢”（注：苏州档案馆藏：《云锦公所请通令服用国货由》，民国元年。），算是暂时缓和了丝绸业的恐慌。但是，《服制案》留下了“学生、军人、法官及其他官吏之制服，有特别规定者，不适用本制”（注：苏州档案馆藏：《服制案》，民国元年10月参议院公布。）的缺口，对民间常服更无约束力。社会时尚毕竟不是一纸法令就能改变得了的。20年代的中华国货维持会的传单写道：“现在市面上盛行东西洋来的哗叽、直贡呢，起初不过是一时流行品，后来却渐渐盛行起来了，无论女界同胞和普通社会，统统用起来了，以致我国绸缎布匹各种物品的销路，大受影响”。原因呢，自然是“东西洋各国的商人，晓得我国人的心理，专门制造可以替代国货的东西，运销我国，我国人偏偏欢迎它，爱用它，……外货畅销了，国货自然少销了，实业也自然不兴了”（注：苏州档案馆藏：《敬告各界同胞乐用国货书》（传单），民国14年。）。道理是不错的，但是，仅仅责怪国人“大半都穿着外国货， 这种现象未免太没有爱国的观念”（注：苏州档案馆藏：《敬告各界同胞乐用国货书》（传单），民国14年。）是不公平的，“大凡人之用物，必求其价廉而质美，非强权威力所得而挽也，非令名美誉所得而诱也”（注：娄凤韶：《策进振亚公司商榷书》，藏苏州市档案馆。）。生活时尚具有多变的特性，而时尚的变化有时足以导致不同行业的骤然兴衰，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如果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潮流，“舍国货而用洋货”迟早会成为消费者无奈的选择。
综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猛烈冲击，也由于社会经济的变迁及时尚风俗的转移，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发生了深刻的蜕变。尽管与小农经济结合得异常紧密的中国手工业生产仍在顽强地抗拒着机制商品的进攻，但是传统手工业的地盘已经遭到不断的侵袭削夺，广大手工行业已经“痛感无生活安定如前之逸乐矣”（注：苏州档案馆藏：《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历史已经证明，旧式手工业生产单凭本身的力量，企图长期阻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或者与外国工业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竞争，无论如何是不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