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分配、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绩效
——以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例
王鹏飞
(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西安710028)
摘 要： 战略投资者进入国有企业,不仅会对股权结构和产权结构产生影响,而且对改善股东治理、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进程与自身竞争力方面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17年8月中国联通宣布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开始,股权、产权和董事会结构,公司章程和机构部门均发生了显著改变,这种改变体现在2018年年报中尤为显著。本文以中国联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事件为例,通过对2015年—2018年的数据进行处理,肯定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中国联通财务与用户维度的提升作用,并提出中国联通作为国有企业应重视社会责任承担,避免因战略投资者的加入导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可选项”。
关键词： 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分配;非国有股东治理;企业绩效
一、引言
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有效实现形式后,我国进入了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期。2017年作为我国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元年,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700户,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超过3386亿元。中国联通作为我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从集团层面进行改革的国有控股企业,改革方案不仅涉及股权结构,还有董事会与管理层、公司章程等内容,为其它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树立了标杆。因此,对中国联通改革的研究可以为其它国有企业提供很强的借鉴意义。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模型是优化配置的主要工具，我国政府及各省市多年来的配置工具主要是卫生区域规划，其在一定时期内为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从资源配置现状看，卫生区域规划是计划手段，还不能解决复杂的资源配置中计划与市场平衡问题[1]，需要建立科学的数学模型进行优化配置。
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目标,我国国有企业经历了多次改革之路的探索。这些改革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也留下了诸如国有资产产权分配不清、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以及多重代理等问题,这些问题加大了股东的监管和治理难度,较差的股份流转性及高昂的管理成本也导致公司治理的低效[1]。已有文献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然而,以什么方式改和究竟改什么才能达到改革的目的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就这些问题,我国学者提出改革的关键点是如何在坚持公有性本质的基础上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3]。因此,产权分配作为一项从股权结构设计出发,影响公有性本质、企业组织结构与绩效的行为,通过对其研究,可以更明确产权分配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作用。除此之外,通过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以更直接地反应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对国有资产的保护效果以及对运营效率的提升效果。
政策一：3月1日，农业部办公厅、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支持政策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工作部署，从2018年开始，在河北、内蒙古、安徽、河南、海南、宁夏、新疆等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基础条件较好的省（区）率先开展试点，2019－2022年将进一步扩大试点省份范围。
二、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简介及关键节点分析
(一)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简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由原中国联通和原中国网通在2008年合并重组而成,是我国唯一一家同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CHU.N)、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600050)和香港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00762)三地上市的电信运营企业,主要经营固定通信业务,移动通信业务,国内、国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卫星国际专线业务、数据通信业务、网络接入业务和各类电信增值业务以及与通信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业务等。
中国联通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主要包括四类,分别为：大型互联网公司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和苏宁;垂直行业公司光启、滴滴、网宿科技、用友、宜通世纪;金融领域和产业集团中国人寿、中国中车;产业基金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前海母基金。通过与这些战略投资者在零售体系、内容聚合、云计算等业务上的合作,推进战略协同实现差异化突围。集团公司持有中国联通股份降至36.7%,实现了联通集团单一绝对控股到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局面,仍然能够对国有资产起到实质的保护作用。引入的14家战略投资者合计持有股份35.2%,在新一届共8名非独立董事的董事会中占据5个席位,另外3个由联通集团占有。
通过平衡计分卡体系与层次分析法得到的权重相结合,最终得出各指标层以及各准则层的权重与分值如表2所示。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关键节点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城市居民已经远离自然环境。所以，在进行工程设计时，应该让人们充分参与到实际的设计过程中，通过树叶摆动、花开花落等四季的变化让人们能够更加关怀环境，并积极参与到生态公园的设计工作中。
2019年3月13日,中国联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标志第一期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以实际行动验证了产权分配与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
2018年2月12日,公司章程进行大幅度修改,进一步提高了党组织的重要性,将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和保障国家安全问题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2018年1月24日,公司变更董事会与四大委员会结构,董事人数由7人增至13人,非独立董事共8个席位,战略投资者占据其中5个。管理层的变更意味着产权结构重大调整得到落地执行。
2017年8月21日,中国联通推出授予限制性股票方式的股权激励计划,公司治理得到进一步完善。
三、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绩效评价
(3)暂堵压井胶塞在川中高温含硫井的带压换阀门作业中进行了现场应用，泵注胶塞体系后4 h，油压由59 MPa降至29 MPa，解堵后液体顺利返排，黏度≤5 mPa·s，暂堵压井获得成功。
中国联通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构建了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股东之间有效的股权制衡关系能有效提升企业绩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4-5]。通过股东间的相互制衡,中国联通管理层的治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于只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对企业绩效会产生更大的影响[6-7]。在这些研究基础之上,学者们论证了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并不能显著影响国有企业绩效,只有当非国有股东以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形式参与治理才能够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8-9]。
(一)中国联通企业绩效设计过程
本文结合锐思数据库与中国联通年度报告的内容,在中国联通企业文化与核心理念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对各指标层的选取建立了表1的平衡计分卡体系。然后通过功效系数法对近三年的各个指标数据进行评分,结合层次分析法得出表2的各项数据分值。最后,结合各项数据变化与准则层变化趋势,得出图1的企业绩效变化以及本文的分析内容与结论建议。
2017年8月16日,中国联通公布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等成为此次混改中的战略投资者,标志着联通集团单一控股向相对控股的转变,产权结构进入重大调整期。
表1 中国联通平衡计分卡指标体系
以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基础，要构建工作平台，该平台涉及基础设施、大数据等内容，加大对各种大数据的管理力度，同时依据工作需要对大数据进行有效的处理和管理等等，在管理中注重将管理与服务紧密结合起来，提升服务的品质，使得城市在交通、物流等方面的管理得到有效的提升，进行城市各个行业的智慧综合利用。
表2 中国联通平衡计分卡各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值
续表2
以表2各指标层数据为基础,对各个准则层数据进行整理,最终得出图1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绩效变化趋势图。
图1 平衡计分卡评价指标体系下的企业绩效变化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中国联通的企业绩效具有提升作用
在对各个维度进行综合计算后,各个准则层的综合分值得分如图1所示。2017年作为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个年份,其综合分值达到了60分及格线以上,在2018年更是取得了接近满分的评价。单独来看,中国联通在保持内部经营管理处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中国联通的财务和用户维度提高最为明显,这种增长更为契合中国联通以客户为中心的使命,其分值更具有综合性与可持续发展价值。2017年开始实行的人员和部门精简使得2017年学习与成长维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因为对员工人均培训投入的增加和对科技活动人员数量的重视,使得2018年的学习成长维度分值相较于改革前仍然得到了提高。
用户维度分值的大幅度提高,表明战略投资者与中国联通的协同效应尤为明显,以腾讯和阿里等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中国联通的业务推广、用户获取和市场占有率提升起到了极其明显的作用。2017年中国联通用户增长率达到了7.71%,在2018年更是达到11.84%,这也带动着财务绩效评分的持续增加。赋予战略投资者适当的决策权,使其在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中获得了话语权,不再单纯的停留在只能被动的获得相应股份的收益,是此次中国联通企业绩效提升的关键。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中国联通社会责任未产生积极影响
虽然总分值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改革后的社会责任维度得分低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前的水平,究其原因在于节能减排专项投资额的降低和吸纳就业人数的大幅度减少。就国有企业需承担一定社会福利与社会责任的定位而言,在两年间的改革效果中战略投资者并未产生积极的影响。
通过向战略投资者定向增发股票的方式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不仅通过限制性股票激励影响了企业内部的治理效率与治理水平,对企业外部社会责任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在国家大力提倡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宏观环境下,中国联通节能减排专项投资水平从2016年的2亿元,降低到了2017年的1亿元,单位信息流量综合能耗从2016年的6.47增加到了2017年的7.5,因此,战略投资者对中国联通社会责任的环保方面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积极正面的。除此之外,ARPU作为衡量电信运营商是否提速降费的重要指标,2016年中国联通的 ARPU为46.4元,而2017年则达到了48元。提速降费和节能减排政策的未有效执行,表明战略投资者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抑制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改革前后两年的对比,混合所有制这一形式对中国联通的影响有利有弊。利在对中国联通盈利能力、用户获取能力以及市场占有能力的提升,这使得中国联通可以摆脱举债经营的困境,企业获得的利润不再主要流向债务资本的还本付息,而是可以更多的用于科技研发与新业务拓展;与战略投资者的协同效应使得中国联通用户数量增长率由负转正,市场占有率也相应得到提升;战略投资者的加入还改变了以往联通集团不管在股权结构还是董事会结构中一股独大的现象,中小股东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各个产权背景的董事会结构也可以很好的降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弊端则在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产生负面作用。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改革后的中国联通无论是对节能减排专项投资,还是对提速降费的国家政策响应都开始降低,国有企业承担一定社会责任与福利的功能出现了减弱的趋势。这是在后续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该引起重视的方面,即避免战略投资者与国有企业产生博弈,最终导致社会责任的承担成为国有企业的“可选项”而不是“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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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26(2019)06-0022-04
收稿日期： 2019-02-12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圈际政治关系、宏观调控政策与财务决策”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YJA790073)。
(责任编辑：谢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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