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帝王学与西方公司文化——中西方管理理论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帝王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国管理思想中，儒学追求“王者与民同乐”的境界，具有价值主义管理属性；法家理论强调“论功行赏”，具有效率主义管理性质。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路途是由追求效率到追求价值。西管理思想有其共同的规律，表明这两种管理在实践中都是必要的和互补的。二者结合起来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个体与社会共利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墨子的“交相利”思想，是适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能够处理上述价值与效率关系的经营管理哲学。
关键词 效率 价值 中西方 管理理论
中国很早就有管理学，但它包容在“帝王学”的外衣之内。当今世界上许多大企业家都在向中国古代的帝王学中寻找他们管理企业的思想武器。一个名叫针木康雄的日本人在《世界首富堤义明》这本书中说：“堤义明是荀子思想的实践者，……他把荀子思想在企业管理方面加以应用……他是日本大企业经营者之中读破荀子哲学的人。”堤义明是日本十大财阀之一，从1987年起，连续数年被美国一家权威性杂志《福布斯》评为“世界首富”。他们究竟向中国帝王学寻求些什么？我们自己应对此作出总结。
一 中国帝王学的合理内核
中国帝王学是早熟的学科，在先秦时代流派众多。但对后世实发生影响的，则主要是儒、法二家的理论。
法家理论首先被秦国付诸实践。秦国采用法家理论，迅速增强了国力，战必胜，攻必克合形成了包举宇内，兼并天下之势。至秦始皇，风卷残云，横扫六合。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家理论是追求效率的理论。韩非认为，在当时兼并战争十分激烈的形势下，国家要自存自立，就必须富国强兵。而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迫使人们拼力耕、战；而要迫使人们拼力耕战，就必须想办法调动耕、战的积极性。为此必须打破当时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一种按人们耕、战的功绩大小，重新确定他们的身份地位的帝王之政。他在《六反》中说：“明主之治国也，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肠。此帝王之政也。”在这里，“富”是经济地位，“贵”是政治地位。用“富”和“贵”为诱饵，诱使人们去为君主耕战。这固然是一种政治手段，但是，它的精神实质是按照人们对国家（君主）的贡献大小重新划定人们的政治经济地位。这种追求效率的政治理论使秦王朝迅速统一中国，可是，其负作用却也使秦王朝迅速灭亡。这种负作用，前人说得很多，本文没有必要再说。这表明，仅仅追求效率是远远不够的。
汉代统治者通过总结历史教训，把先秦时代被称为“迂远之学”的儒学捧上了国家哲学的地位。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讲“仁政”、“德治”。它要求用潜移默化的道德实践把人们的思想纳入统治者所需要的秩序之中，同时采取一些收揽人心的政策措施，让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既定的统治秩序。因此，“心服”是儒学的根本方法论。《孟子·离娄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据此，有人曾说儒家政治思想是“仁学攻心术”。当然这种“心服”作用的发挥，是在为“礼”、“义”所规定了的社会等级结构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方面，儒学要求人们严格遵守“礼”、“义”所规定的等级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遵其道，各行其宜。即各人享受自己应该享受的权利，各尽其应尽的义务，以维持等级社会的秩序。但另一方面，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相互关怀，相互尊重。通过这种感情上的交流，软化等级界线，消解等级间的仇视和对抗情绪，从而收到社会各等级和谐相处的效果。儒学社会和谐论的最高境界是“王者与民同乐”的境界。《孟子·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种“与民同乐”境界的意图，是在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不可分割的基础上，追求阶级关系的和谐一致和人与人心理情感的交融统一。这是根于社会共利而力图超越现实关系的一种政治理想。当然，这毕竟只是儒家的一种理想，统治者从来也没有实现过。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它反映了一种合乎人心的追求，统治者才把它作为一面公开打起的旗帜，把儒学提升为国家哲学。无论人们指责儒学的空想也罢，也无论人们指责儒学的欺骗也罢，作为一种理想，它反映了一种高尚的价值追求（本文所谓价值，是指社会共利目标）。法家理论正是因为缺乏这种价值追求，人们才指责它“惨刻寡恩”，儒学的这种价值追求恰好补法家学说之短。
但是，儒学自身也并非没有短处。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它的主要弱点是手段的不足。它能导人向善，却难以制止恶人作恶。它把利与义相对割裂，强调“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不谋其利”，这种非功利主义态度必然导致国家管理的低效率。而法家追求效率的理论却正好可补儒学之短。《吕氏春秋·用民》就提出了综合两种理论的主张：“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其义则不足死，赏罚则不足去就……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爱利之心谕，威及可行。”“义”与“赏罚”的结合，正是价值主义与效率主义的互补。
这里，绝不是颂扬“国粹”，更不是倡导复活中国帝王学，而只是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发现效率主义与价值主义不可偏用偏废的历史经验。以与西方管理学作某种程度的比较。
二 从追求效率到追求价值
西方管理学走了一条从追求效率到追求价值的路径，这一路径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端于十九世纪末美国泰罗的科学管理。当时，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在迅速发展，而管理状况却跟不上生产发展的要求：浪费大，效率低。尤其令工厂主头疼的是他们认为工人们有意地磨洋工。工长出身的泰罗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验，研究出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工资分配制度，其要点有二：
（一）工时研究：泰罗把工人们完成一项工作的所有动作进行分解，去掉那些多余动作，制定出一套标准的操作方法，再用这套方法去训练经他挑选的工人，让工人在他所设计的标准化工作环境中，使用标准的生产工具，从事标准化的生产操作，并用秒表测定受训工人完成该项工作所用的全部时间，最后，根据所测定的时间来确定该项工作的任务定额和工资标准。
（二）差别计件工资制：对哪些在规定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了的工作，给予比没有按质按量完成的工作比较高的工资率。
泰罗制是想通过工时研究以确定一个客观的工作定额，又以此定额来确定计件工资的工资率。再以工资率的差别性来刺激工人干活的积极性。他认为工人所关心的就是高工资，雇主所关心的就是低成本。通过他的科学管理，促进了工人多干活，就可以达到二者的统一。他在伯利恒钢铁公司工作期间，挑选了一个叫施密特的工人做试验，试验的内容是把堆放在货场上的生铁块搬动到在货场边上的火车箱里。以前一个熟练工人平均每日装货约12.5吨，挣工资1.15美元。泰罗通过对施密特的训练，使他每日搬运铁块47.5吨，挣工资1.85美元。这样，施密特的工资率提高了60%，而生产率提高了280%。为此，泰罗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有人批评他“迫使奴隶干活，直到累死为止。”（丹尼尔·A·雷恩著《管理思想的演变》第1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一一年八月，沃特顿兵工厂推行泰罗制，引起工人罢工。这说明，泰罗制追求效率是有效的，但是，只追求效率，最终仍然要导致管理的失败。
本世纪初，行为科学在美国兴起，使西方管理学进入第二阶段。行为学家梅奥在《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一书中指出：“人并不是泰罗制所假设的只受金钱刺激的‘经济人’，而是有着社会、心理需求的‘社会人’。”因此，要提高生产效率，就必须对工人们在生产中的行为和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进行研究，以便改善人际关系，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随后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行为的动机产生于需要，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只有多方面的满足人的需要，才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他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和爱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他说：“我们把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叫做基本满足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期望这种人具有最充分，最旺盛的创造力。”
根据行为科学的基本理论，国外的企业管理中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对工人表示“关怀”，对职工们的人格自尊、情感需要亦表示关注。例如，美国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实验室和库房常年不上锁，任凭工程师们自由地做实验，自由地进出库房取用物品。由于对职工们人格的尊重和信任，换回了职工们视厂如家的感情。
然而，行为科学也受到了人们的尖锐批评。一个名叫贝尔的评论说：“认为满足的工人就是最有生产效率的工人，就犹如说满足了奶牛能够提供更多的牛奶一样。”（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404页）那么，人们既批评泰罗制，也不满足于行为科学的根本原因何在？这正表现了管理的二重性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管理，“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马恩全集》第23卷第368——369页）因此，它一方面具有指挥劳动的自然属性，在这一方面，泰罗制和行为科学至今仍然是企业界从事管理活动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权变管理理论已经辨证地肯定了它们在各自的情景中所具有的管理效力。另一方面，管理又具有监督劳动的社会属性，即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阶级性。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泰罗的科学管理，还是行为科学，无一能解决问题。这说明，以寻求效率为目标的西方理性主义管理理论陷入了某种困境。
八十年代以来，一种以追求价值为目标的新理论——公司文化理论在困境中悄然兴起。开始了西方管理学发展的新阶段。“公司文化”最先在美国兴起，它认为企业的目标、宗旨、信念、价值观等软性因素是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管理成败的根本。美国管理学家迪尔和肯尼迪在其合著的《公司文化》一书中认为：“价值标准是公司文化的基础，是一个公司走向成功的哲学精华，它为全体职工提供共同方向的概念以及他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可见，这一新的管理理论是要把西方传统的物本主义技术——制度主义管理引向人本主义的价值文化管理。美国管理学家小托马斯·沃森在《成功之路》一书中说：“一个公司成败的真正原因常常可以追根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该组织能否很好地鼓起它的人员的巨大干劲和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我的理论是：无论企业组织属于什么形式，为了存在下去，且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一整套正确的信条，作为该组织一切政策和行动的前提。”他们的信条就是、企业必须要有崇高的目标，不能只顾赢利和赚钱。那些只顾赚钱的企业既得不到企业职工的好感，也得不到顾客的好感。因此，它们在市场竞争的大浪中没有不翻船的。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也认为；“健全的企业经营活动中，利润是不可缺的，这是重要的。但它终究不是企业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营事业来谋求提高人类的共同生活。”
西方管理学由“追求效率”到“谋求”提高人类的共同生活”的公司文化，是管理哲学的一个大突破，它的深刻含义在于要调整人类的经济利益关系，解决管理的二重性问题，把人们之间根本的利益冲突化解为整个社会利益的和谐一致。正是在这一点上，“公司文化”与中国儒学所追求的“王者与民同乐”的境界有相近之处。
三 “交相利”——合于时代需要的价值观和经营管理哲学
通过对中国帝王学的历史经验的总结，通过对西方管理学的历史进展的分析，并将二者作一对比，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无论治国、还是管理企业，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要有一个崇高的价值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社会的公利、人群的共利。没有崇高的目标，就凝聚不了最广大的人心。法家理论虽然很实用，很有效率，但是，单纯用法家理论治国，导致了秦王朝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只为君主一人的私利，而且，它赤裸裸地鼓吹暴力和阴谋权术，卑劣而不得人心。因此，历代统治者也只是把它作为内在指导思想，并偷偷摸摸地运用其权术手段，而决不公开提倡，甚至表示反对。儒学之所以被捧为国家哲学，就因为它鼓吹“仁政爱民”、颂扬道德精神，来得高尚。在西方管理学中，泰罗制的确有神奇般的效能，但被人们骂为“缺乏人性”。“行为科学”也被人们看破了它“奶牛社会学”的真面目。所以，它们的作用都受到了限制。而唯有推崇高尚目标的“公司文化”正方兴未艾。
第二，追求价值主义管理，并不是对效率主义管理的完全否定。中国帝王学采取“阳儒阴法”的理论指导思想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权变理论”也从自己的角度证明了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各自的意义。当前兴起的“公司文化热”，也并不是对泰罗制的全盘否定，而是超越——实际上，泰罗制早已作为一种基础管理在西方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扎下了根。
从我国企业管理的现实情况来看，很多企业既没有扎实的基础管理，因而效率不高；又没有树立正确的经营观念，因而存在着许多不正常的经营，这既不利于社会，也不利于企业自身。当然，造成管理不善的原因很多。我们这里只是通过对中、西管理理论的分析，指出效率主义管理和价值主义管理都是需要的。
第三，一个明显的困难在于如何把效率主义与价值主义管理结合起来。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把社会利益与职工个人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职工的劳动应该实现的利益得以实现，职工的工作才有动力，企业管理才有效率。同时，企业还必须对社会负责，即对顾客负责。企业只有在为社会共同利益做贡献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对整个社会负责，它才能取得社会的支持，从而获得成功。向顾客负责，就是寻求社会的共利。以寻求社会的共利为目标，正是该企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出于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愿望，本文主张提倡墨子“交相利”思想。“交相利”可以说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的互利思想。它是适合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价值观念和经营管理哲学。《墨子·大取》说：“爱人不外己，已在所爱之中；利人不外己，己在所利之中。为彼犹为己也。”墨家思想，也是中国帝王学中的一派，只因它反映的是工商社会的思想，所以重农主义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绝学”。但是在今天，“交相利”却可以成为我们公开打起的一面旗帜。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交换经济。商品与商品的交换，本质上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市场经济的这一本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通过真诚地为他人劳动（服务）而从他人那里获得等价回报，即从他人那里换回等价利益。这就是说，利己必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因此，“交相利”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它应该成为我们时代的价值取向。在现实性上，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无形地迫使每个企业必须依照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规律去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去反映和实现“交相利”原则，任何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经营活动由于违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规律，必然会被竞争机制本身所埋葬。因此，“交相利”具有竞争机制本身所保证的现实性。同时，“交相利”也强调充分实现企业职工劳动所应得到的利益回报，这对职工是一个内在的激励，它激励职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因此，“交相利”既可以作为价值主义经营管理哲学，也可以作为效率主义管理思想。
这就是说，它是将追求效率与寻求价值的内在结合。最终的问题是国家是否以健全的法制操作系统来保证竞争机制的公平性和其作用的正常发挥。我们认为随着我国企业制度转移的完成和法制的逐步健全完善，随着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和良好运行，“交相利”思想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