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丰富的精神档案——关于《郭小川全集》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集论文,精神论文,档案论文,郭小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2册近500万字的《郭小川全集》引起了文学界、 学术界与读书界的关注。作为全集的主要编选者和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先生，您是如何与出版社达成共识的？作为责任编辑，龙子仲先生您又是以怎样的先期热情产生最初的编辑动因的？
郭晓惠（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副教授）：父亲去世后出过几本诗集，很早就脱销了，出版社也没有加印或者再版，但是常常有人来向我们要他的书，所以我们一直想再出他的书，也做过一些努力，但都没有谈成。也许因为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学，常常不被人们认为是真正的文学，觉得太政治化了，深深地盖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令今人不好理解甚至不愿去读去研究。但是在我们兄妹几人的心中，父亲始终没有离去，他在一个最不应该的时候因突发的事故而亡，在我们心里留下巨大的空白，使我们总想更深地了解他。所以，当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社长和编辑在97年年底来我家，谈愿意出版他的日记或者全集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当时只提了两个原则，就是质量好、合作默契，别的比如稿酬问题、距离远近等就不是主要的考虑了。
几天后出版社就决定了这个选题，他们说郭小川是当代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话题，是新文学很可研究的事情；他的文集具有史料的价值，是文献性质的东西。这个书是作为一种文化积累，作为他们社的重点书、品牌来出的；现在世人对郭小川的认识有偏差，仅仅从昂扬的一面来看，而我们现在要给人们一个真实的郭小川，真实的一代人。这些话使我感到他们对待这套书的认真态度。
是出文集还是“全集”，是否称作“全集”？社里说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全家和朋友商量了几次，又和本书策划人即责编龙子仲反复交谈。谈到对郭小川和他这一代人的认识，我想，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后人不能简单地否定他们，正如我们的路在后人看来，是否就一定正确呢？这和龙子仲所尊奉的“临文主敬”有一致的意思。谈到我们这一代人对前人的责任，我顾虑父亲是否愿意公开他的所有遗墨，小龙说卡夫卡的朋友没有遵照他的遗愿焚毁遗稿，才留下了传世的名作。毕竟，我们有着两重身份：既是深爱着父亲的亲人，又是希望客观地对待他的学人。谈到是否存在历史的客观与读者的公正，我曾担心书信日记的披露只会给世人留下更多的话柄，小龙说应当相信学界会有公论。梁从诫先生说有了史料才能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这些话说服了我。
这些话和我哥哥及一些朋友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他们说现在搞研究最缺的就是资料，郭小川留下的这些文字不仅是现代文学的，也是文革和解放后整个文艺界思想界的史料；既然是史，当然要真，也就要尽可能地全。
这样我们就定下来出“全集”而非选集文集、而且要“全”这样一个大的方针。
龙子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说实在话，像我这类80年代初上大学的中文系学生，对前十七年文学的作家和作品，是有着某种先在的成见的。因为80年代的整个社会思潮，是拨乱反正。“乱”是明显的，好拨；然而“正”是什么，大家心理其实都不是很明确。所以那时热点频出，国外的观念引进也很多，当时文学界的一个关键词，叫“突破禁区”。那是处在一个对“正”进行探求的时期，对于历史，则是否定情绪很重。对前十七年文学，当时的诸多“当代文学”教材大多把它作为“正”来对待，而诸如“重放的鲜花”和“朦胧诗”等等，学界还处于持论谨慎的时候。那年头很热闹，而作为我这样的年轻的大学生，当然也是追着潮流走，对进入正史的那些观点，有一种逆反心理。对郭小川，我当时的感觉只是简单地觉得他的诗太直白，徒有豪情，语言形式也不时髦。这种印象一直保持到80年代末。我想，我的这种阅读经验，很能代表我的一部分同龄人。直到1988年，我在《随笔》上读到一篇周原写的文章，名叫《我所知道的郭小川》，写郭小川在干校的一些事情。那文章给我触动很大，让我看到了一个真诚、执著、尴尬又带着几分笨拙的郭小川。老实说，这形象与我原来心目中的诗人郭小川印象相差很大，我仿佛一下看到了一个真诗人，一个很有意味的郭小川。我隐约有一种感觉：革命是浪漫而富有想像性的，所以革命与诗人是可以合理结合的；而历史往往是琐屑的，所以历史对诗人往往是排斥的。由此，我觉得对于“革命诗人”、“战士诗人”，都应予以重新的审视与理解，这可能是把握历史诗性的一个最佳切入点。这样，我心中的郭小川不再是滞留在原先的印象中了，而是开始变活了。大约到了1996年底，我从我的一个朋友那里，偶然看到了他抄录的约3 万字的郭小川日记。我当时读了，很激动——原来郭小川在1957～1959年间，内心曾经充满着那么多的怀疑和苦闷。这是引发我走向郭小川的最直接的编辑动因。我跟郭晓惠他们的联系也是由此开始的。
张燕玲：我们一般的文学研究，惯常于作品论。《郭小川全集》凡作者现存全部发表稿、未发表稿、残篇及部分重要作品的草稿、修改稿，均悉数收入，并以外编形式选编作者笔记、小传和检查交待等内容，首次公开的内容就占全集的一半以上，这就为郭小川研究从作品研究到其人研究的方向转变提供了一个前提，这种独特的贡献对你们而言，是既定的编选理想还是意料之外的呢？
郭晓惠：父亲原来在大众中的形象主要是一个战士诗人，其实他不是如此单薄，在发表了的作品背后，还有许多许多东西。比如《青纱帐——甘蔗林》的草稿比发表稿还好，但是被他自己否定掉了；日记和书信留下了历史瞬间的真切感受；原始的笔记尽管芜杂零乱，却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还有数十万字的检讨，扭曲地记录下他的艰难的思考……所有这些，都是他这样一位丰富真实的人的不可割裂的部分。
我们和责编在大的想法上达成了共识，进入到具体的结构、体例和内容编排，也就好商量了。比如，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便，责编建议用分类编年的编排法，我们很赞成。为了尽可能地保留原貌，我们都同意当年的语汇、行的排列、数字的写法等等不做规范化的修改。对于日记和书信是否加注，我们先试注了几个，觉得很难概括，如果认真考虑就需要几年的工夫，遂决定为慎重起见基本不注——毕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我们手中的史料。笔记和检查交待如何收很费思量。就笔记我们在北京和搞历史、档案的朋友商量了多次，又做出目录和样稿寄回广西，由小龙征询了一些搞出版和文学研究的专家的意见，才决定以“外编”这么一种特殊的形式选编入集。检查交待是挑选出与郭生平、创作和思想关系密切的部分，去掉重复，但按照责编的意见，不影响各篇的完整性。对于已发表作品的不同版本，责编原来希望全部收入，但因为校勘的工作量太大，只收了一些名篇的草稿或不同版本，对于大部分诗文，只是“以作者生前的最后版本为准”。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使父亲以一个历史中独特而完整的人的面貌回到今天的视野中来。这并不是雕琢他，而是在还原。
龙子仲：对“全集”的这种理想有既定性。最初我跟郭小林（郭小川的长子）通电话时，他即谈到郭小川研究应该从作品研究深入到其人的研究。只有进入到其人的研究，其历史借鉴意义才可能更大，所揭示的知识分子命运问题也才可能更深。我觉得作为郭小川的子女，他们的确具备着一种审父意识的。父亲之于子女，是一种生命预设的角色，这角色的关系，对子女的认识而言是一种前理解。这种前理解肯定具有其最基本的生命真实性，这是有益的。但对于已然成熟为独立个体的人而言，子女的这种前理解在将父亲还原为人的过程中，可能又构成了某种蒙蔽。超越这种蒙蔽需要有一种大境界。所以在他们言及郭小川研究要转向人的研究这个话题时，我有一种极深的感动，我觉得他们对待郭小川的态度，一方面是在超越“父亲”，另一方面又是更本质地贴近父亲。我想，他们的这种努力，正是我们之间达成高度编辑共识的一个基础。
张燕玲：另外，郭小川在当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进行着艺术形式多方面的尝试，既注意继承诗歌传统，又吸收外来的诗歌形式，显示了他在一定程度上的文体自觉。文体积淀是一个历史过程。世纪之初的文体先驱已使我们的小说、戏剧、散文等成功完成了文体转型，而诗歌“迄不成功”，对此，鲁迅、周作人，甚至毛泽东等等都有过精论。今天再看白话诗的开山之作《尝试集》已难以卒读。郭小川的文体探索，我总感到不仅是形式上体现出来的独特的新辞赋体，还在于外展型的思维方式使他相当努力于开掘诗歌的张力。在音韵、节奏、格律的规则下，他总想不囿于现成流行的观念（从形式到主题），并尝试以一种超越局部时空限制的视界，以达到当时诗歌未曾达到的深度。比如他的《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望星空》、《一个和八个》、《团泊洼的秋天》等等，都不太同于当时盛行的政治抒情诗，而是以比较曲折、形象的艺术手法来叙事和抒情的，这就给他一贯朗健的诗风增添了深沉。在《中国当代文学教程》里，陈思和教授认为郭小川“在诗歌的具体展开中，明显地体现了感受与理念、诗学追求与政治要求之间的矛盾。”也许正是这种矛盾，遮蔽了他的文体观念，使我们在对郭小川的研究中忽视了他的文体自觉，即他试图创造一种民族的诗性的新诗体。《全集》的出版也许能让这份文体探索的过程浮出水面。不容置疑他为共和国的新诗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郭晓惠：父亲的诗歌确实是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评论界迄今注意较多的一方面是他的政治抒情诗，再一方面是他在格律、形式上达到的水平和多样性。其实，现在看来更值得深入研究的是一批早期受批的作品：《一个和八个》写一个被党冤枉的革命者感化了八个罪犯；《深深的山谷》写一个知识分子受不了战争的残酷和革命队伍的约束而跳崖自尽；《白雪的赞歌》用爱情的动摇写爱情的坚贞；《望星空》写宇宙的浩渺与无限……
我还想指出，父亲成为这样的一个诗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命运使然，并不一定完全出于自己的选择。全集表明，他不仅写诗，也写小说、电影、散文、报告文学和评论等等。40年代他用家乡方言写的小说真实而生动；50年代前期作为新生的共和国的宣传干部，他写了大量宣传党的政策的杂文；他的宣传使命感与早期的诗歌冲动相结合，产生了50年代中期《向困难进军》等组诗。这组诗与当时的社会情绪是多么合拍，它们使他成名，却并没有使他自己满意，他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进入人性、命运、善恶这些主题，然而这样的作品却使他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受到严厉的批判。这一打击使他愕然良久，他才知道“有些题材是不能碰的”，从此后他的创作方向大转，从此后他几乎只唱赞歌。但他的创造欲望又需要一个出口，于是他的探索精神和创新冲动转向诗歌的“形式”，在音韵、节奏、格律上日夜磨砺，精益求精。他尝试各种体裁——从楼梯体到散曲体，到新辞赋体；他排比、起兴、对仗；他后来说自己在押韵上成为当代中国第一人。于是他写出了“林区三唱”、《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乡村大道》等名篇，成就了这一批所谓“社会主义的诗歌精品”。——只看看文革前他走的这条曲折的创作道路，就可以知道在表相背后还有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和生动的隐衷。
龙子仲：郭小川的探索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是1959年以前所体现出来的对人性的探索，这种探索由于处在当时那样的特殊环境下，所以有其历史震撼力（我想，被疯狂批判的本身也正是这种震撼力的特殊显示）；另一个方向，是文体探索的方向。他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明晰的文体自觉意识的诗人。他融散曲的句法、节奏入新诗，写出了像《望星空》、《祝酒歌》等诗作；他文体实践最成功的是新辞赋体，像《厦门风姿》、《团泊洼的秋天》等等，今天读来仍是精品——汉语的美，新诗的文体形式对汉语口语的整合力……在郭小川的许多诗作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文体意识应该是文学史观察与描述的一个重要意识。两汉“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作为“吟咏”的文体的失落。作为正体的四言已不实用，骚也已变为连类相属的赋，而五言又只是俚体（时谓之歌，是不承担载道之责的），所以“吟咏”（诗）也就没着没落的。20世纪是旧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一个百年，这百年里，就文体转型的层面而言，小说、散文、戏剧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文学所应有的新造型规范在这些文体身上基本奠定下来。而诗歌却不然。白话诗的“迄不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它一直处在一种失范的操作或无规则游戏状态下进行，作为一种“史”域意义上的评述，文体这么一个“范”是重要的。文体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作者／读者针对文本的一种无言约定，无论是单向制定的还是双向生成的，这种约定都很重要。只有在这样的约定下，写／读的游戏才能有效进行。百年来，在新诗创作方面具有文体自觉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者并不少，比如闻一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共和国诗史中，郭小川也堪称代表。我们读他的新辞赋体那类诗，尤其可以感到他在文体方面的追求和成就。
张燕玲：编选文集、全集，常常会遇到许多问题，我想最特殊的难度当是如何确定对历史负责与对郭小川其人、对所有当事者负责的编辑理念。特别是经历了共和国如此众多、巨大的风雨历程之后，我们如何面对郭小川的真实记载？我相当敬佩你们在处理这些材料时的坦率和勇气。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有当存在着多种并列的重要但也许是互相矛盾的基本价值时，才会有丰富的心灵、思想、艺术和生活，对郭小川这么一个历史典型，这种丰富性和深刻性更具未来性。能否具体地谈谈你们在工作中是如何日渐清晰你们这一编辑理念的。
郭晓惠：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谈了一些，《全集》的后记中也写了。在几种不同的编辑方案中，我们选择了“给一个典型的历史个案以一个全真的文本”，就是说，不被他已有的名声所累，以历史为重，这也意味着尊重作者留下的所有文字，不妄加我们编者的主观意见，明确编者的责任就是提供史料并保留史料的原始面貌，这包括对他本人否定的诗文注明“生前未发表”等等。
对有些东西，初看的时候，我也曾希望它不是这样的，比如“左”的立场，比如他很“革命”……我想过他为什么不是另一个样子呢？但是再看下去，就明白了，一个人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么一个勤奋、热情的人，出自那样一个北方的朴实的家庭，他的所作所为是合乎逻辑的，他是认真地、一步一步地走了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所有的事情面前，按照当时的情况，做了他自己的决定，我们是无法替前人去设计什么的。
龙子仲：我想，这里涉及到一个对革命的解读问题。20世纪尽管已经结束了，但对这个世纪的中国革命（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解读其实却并不深入和充分。许多个体生命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张力，其实也是历史自身所具有的一种张力。那么，在我们面对着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对待历史与人也许我们都尊重得不够。这种不尊重甚至阉割，只会将恶果传承下去，无助于今天的生活与发展。拿郭小川来说，在我看到他那些日记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么一个真实的人为何在历史的背景上被扭曲成了某种印象中的不真实。这种感觉是很荒芜的。郭小川日记里面，也时时传达出这种对生命意义深怀疑虑的荒芜感，但他又不假思索地认为这种荒芜感是应当加以否定的，否定的理由，也正是以革命的名义。郭小川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在他身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烙印，我们既不能轻率地指斥其为荒谬，也不应简单地认定其庄严。就是说，革命在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发生时，对它的评价就不能像对待某些事件那么简单。我们既然要善待人，那么也就要善待历史、善待革命。中国革命有一种本质上的民族性，所以民族这根神经始终牵动着革命的各个环节。如果无视或轻视中国革命中的民族性因素，而仅仅从意识形态的知见角度去认识，那么就很难理解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执著与自我牺牲，甚至很容易把那种自我牺牲（包括和平时期的精神上的某些自我牺牲）简单判断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迷狂或沉陷。当然，迷陷是有的，极端高压下的被动的自我放弃也是有的，甚至汇入历史的噪音中自愿合唱也都是有的，但都不应该简单化地去判定。——有一种历史的惯性在起作用，个体在这种惯性的延续运载下，他看到的只能是另一派风景，抒发的只能是另一种感怀，选择的也只能是那一个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你能简单地指责历史吗？你又能简单地指责个人吗？——并不是说那一切无可指责，而是说你得善待也就是同情（陈寅恪“了解之同情”）他。这可能也就是章学诚议及“文德”时所谓的“临文主敬”。郭小川是值得我们这样去善待的。他真诚、热情而又富有良知，尽管在复杂曲折的历史面前遭遇尴尬乃至某种程度的扭曲，但他的这份尴尬与扭曲又始终潜藏着一种个性的坚持，不因时代的曲直而牺牲诗性的探索。这是一种生命内在的执著与达观。作为一个诗人，他做到了对诗的忠诚。这种忠诚，是一个民族饱受践踏与屈辱之后，在走向独立富强的过程中必然遭遇的心灵悲剧以及必然超越这悲剧心灵的某种达观。这达观里头是否包含有“革命”性呢？有的。所以它始终指向于未来。我觉得不应该把这个世纪的中国革命仅仅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可能更是一个延续着的精神现象，所以它始终包含着某种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性，于是同时也蕴含着某种对日常生活的摧毁性。如果我们把革命比作一场游戏的话，那么这场游戏既梦幻又惊骇，既诗性又烈性，身处革命中的人，尤其是革命真正在其内心发生的人，他能怎么办？——必须客观公正待之。后人总是很聪明的。我们后人的问题也许就是太聪明了！
张燕玲：不少学者认为全集最大的价值还在于它的档案性，它求全求真，为研究郭小川乃至共和国文艺及意识形态的形成演变提供了一个全真的文本，这份完整的精神档案的意义在于历史有什么，它就呈现什么；而不是我们常见的今天需要什么，历史就是什么。这种编选法必将促进今后编辑全集的人们直面历史，而且对中国当代文艺研究乃至别的人文学科无疑具有开拓意义，尤其对未来的学术研究的改善和深化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能否展开说明你们对此的认识？
龙子仲：“全集”之所以引出学者们的诸多肯定意见，主要是因为“全集”的编纂者通过“全集”所呈示出来的那么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同时还有一种善待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以往总被认为是一种理想，实现起来会有很多制约。可是《郭小川全集》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这些制约，其开拓性或启示性，无非是这个。至于说它对未来学术研究的深远历史意义这得由学界去认取。这种认取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可能在这里找到了，在别处未必能够找到。我觉得，学术的判断，它求的最终即一个“是”字——是什么。“是”的前提，应该是“有”。大“有”之“是”，一定不是实事求是，而是一种虚事求是。那么，拿什么“有”提交给学界呢？《郭小川全集》可能是比较好的。这种“好”，首先当然是因为郭小川本人的丰富性，他既是重要的文艺创作者，又是重要的文艺官员；既是意识形态政策的执行者，又为意识形态的重拳所打击；既有强烈的人性良知与关怀，又历史地具有某种“组织性”的自律……这一切都注定了他留下的文字绝不只是具有单纯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而是能够展现或折射出更多层面的东西。此外，编者在全集中所投射出来的那种追求历史之“真”与追求人之“真”的执著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人们常说“直面历史”，然而往往只是站在一种似乎是无可争议的现实意见上去进行历史批判，仿佛那很勇敢、也很智慧。但据我所知，有时“批判”的本身往往也是一种媚俗。——这并不是说我们反对批判，而是说应该是在健全的理智、心智与情智下作健全的批判；这就是我在前文所谈的“善待”。
张燕玲：近日我重读了郭小川的遗作、长篇叙事诗《一个与八个》，再次为它的人性关怀和思想力量而感动，为郭小川能在1957年那样的年代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而心怀敬意。读着，我甚至觉出诗外的一种气质：敏感、矛盾、痛苦，还有那么一点感伤，那么一点撕裂感，但却乐观、执著、坚定，贯穿着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遗憾的是长诗未及正式发表，便在文学界领导层内部受到批判，直到作者逝世两年后，长诗才首发于《长江文艺》（1979.1）。随后，便被我们广西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并成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及其现代艺术崛起的一个标志，“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记得他们一群刚到广西厂就率先在全国成立“青年摄制组”，以团队精神和艺术力量推出处女片《一个和八个》之后，又集体创作了《大阅兵》、《黄土地》。他们的中坚力量是陈凯歌、张艺谋、何群、张军钊、肖风等。我想，这群今天已名响世界影坛、当时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艺术家之所以选择《一个与八个》，除了其强烈的人性力量，更在于诗歌反省历史的力量。郭小川曾断断续续进行的这种相对独立的思考，你们认为他的出发点源自哪里？这应该是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吧？
郭晓惠：我们谈到父亲这样一个作家的悲剧命运——时代对艺术家个性和独立思考的压抑时候，我们需要界定这种悲剧的起始时间是在何时。父亲的同辈人杨子敏先生说：应该说郭小川、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分为两半，后一半是悲剧的，但前一半是辉煌的，是正确的选择，是走上了当时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想他的话是有道理的。1933年，面临日寇的入侵，父亲随家人逃离家乡；1937年，好友被日本飞机炸死，父亲奋而参加八路军。在国将亡、家难存的时刻，个人的自由与幸福又从何谈起？我想，这时他们是自愿地收敛个性而投身于组织行动之中的。那么，他的歌唱（见40年代诗作《我们歌唱黄河》、41年诗作《草鞋》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个人的声音和集体的利益是相吻合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的真诚与欣喜是简单的头脑狂热。
当组织的控制加强，便有一些个人难于容忍而自动脱离出来（1957年长诗《深深的山谷》中男主人公跳崖自尽，女主人公坚持革命）。我母亲的经历是对坚持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诠释：在延安，新婚后她就被投入社会部监狱达两年半之久，从激烈地反抗到驯顺地服从，她的转折点就是徐特立的一次讲话，讲到党的怀疑和审查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出狱后她这样写道：“当我们——小资产党阶级知识分子——以自己全心的狂热，奔向真理，奔向革命，奔向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之路只是开始！……我们必须……突破自我存在的气氛，抛弃狭隘的个人优越感，磨掉那些外露的表现的棱角！”“……防止那些旧的损害群体的个人意识，在新的环境里的复燃，……我们经受而屈服于真正新的阶级的洗礼，我们就开始成长起来了。”从受冤屈到反抗到驯服，这里面不仅有个性的扭曲、自由思想的抑制、个人尊严的受辱，也有牺牲自我而成全于集体事业、团结成一个拳头去成就民族大业的自觉与自愿。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在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下，个人与组织——这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他们这样一些爱民族的热血青年，尤其当个人无出路时，便选择了后者。
我哥哥郭小林也认为：当时郭小川主观上是想歌颂革命的，但受了人性论的影响，觉得人性也是应该加以表现的。他可能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起码不认为人性和阶级性有冲突。现在人们注意到的，第一这是一个冤案；第二那“八个”人在民族冲突大于阶级冲突时，能够摆脱个人的局限，为民族大义站到统一战线上来。从这两点来说，郭是想唱主旋律的，想按主流话语说话的。但后人诠释了他，说他写了冤假错案，写了普遍人性。但当时的郭小川并未意识到这个，是在潜意识的层面下意识地表现了。
我想，父亲写作《一个和八个》的出发点有几重：1 ）他认为在极端的环境下更能表现出主人公的“人格力量”，对革命者在革命队伍中（尤其是战争中）受冤屈，他不认为是不可理解的事，受批判以后才知道“这个题材是根本不能写的”（见1959年和1969年的检查）；2 ）他想成为一个大作家，并不断地思考与创新，他不满意自己50年代中期的那些成名之作，要“写人之所不敢写”，探讨人性的善恶这些更深化的主题；3）接受了早期人文教育和外国作家、 文艺理论家如卢卡契等人的影响。
也许可以说，他的独立思考在1957年时还基本没有受到压抑，或者说，组织的控制直到1959年才逐渐禁锢了他的思想。
龙子仲：“叛徒”这个题材往往能深刻地反映人性的丰富性和历史的复杂性。我觉得郭小川对这个题材是怀有一种情结的。这可能跟杜惠在延安时被打成“叛徒”、“特务”而遭两年半的拘压有关，所以郭小川心底一直拧着这么一个结，进而在创作上表现出来。他有三首重要的诗都写到了“叛徒”，一是《深深的山谷》，一是《一个和八个》，一是《墓志铭》。我觉得这三首诗合起来观察很有意味，充分体现了郭小川对“叛徒”题材思索的多层面性。所以这些作品也显示出极大的丰富性和精神张力。《深深的山谷》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革命的逃避者（尽管还不是叛徒），他身上的懦弱和沉沦，是“叛徒”性的一个层面。《一个和八个》中的王金，是一个受冤屈的“叛徒”，这个层面的反映显示的是一种历史的复杂性。我觉得郭小川通过《一个和八个》真正想要体现的，是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民族人格的一种净化和成长。《墓志铭》写了一个真正的叛徒，这个层面上，郭小川又表达了人民与战士身上的人性的一些东西，表现了革命人的某种柔性的恻隐之心。我觉得，郭小川的“叛徒”题材的作品，是可以拿出来进行独立研究的。他的这种思考里面，蕴含着那么深切的人性关怀和历史体验，这很不容易。在这里面，他的主观动机可能还是想表达一种主流观念的，但他的取材和叙述本身却显示了他潜在的生命拷问。
张燕玲：为了合作上精神的一致性，仅仅是长途电话记录你们就有一大摞，这其中创造性的思想或精神沸点一定令你们自我感动过吧？这犹如我们这次南宁、北京、桂林三方数次三线长途对话就是在相生相应中成就的，这是一种很有人气的精神对话与合作，我相当喜欢这种感觉。置身其中，我还突出感受到郭晓惠你们全家强烈的现代意识和人格魅力，感受到出版者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可贵的主体意识。我很感动。另外，书出版之后，你们还有什么意犹未尽之处？
郭晓惠：在整理过程中，材料首先就感动了我自己，读到他写不出外调材料“非常着急， 简直不知怎样好……回家哭了一场”（1968 年11月14日日记），我的心也抽得紧紧的；校看诗稿的那些天，我脑子里冒出来的词都是押韵的……这不是阅读，而是生活在那些日夜里，是我陪父亲又活了一遍他的大半生，也是我自己提前过了后半生……这是奇异的经历。
要说意犹未尽之处，肯定是有的。首先，在说明、目录等醒目的地方有一些错误，很对不起读者，这是在加印时一定要改正的。另外，朋友、同事间的书信收得不多，档案还没有都看到，注似乎还应再多一些，笔记还可以再挑选整理出来一些，检查交代中有些谈文艺界事件的、谈其他人的还有待出版……
龙子仲：全身心投入这个“全集”，在我有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全集”出版后，郭晓惠跟我说，忽然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她呆在这个工作里的时间比我长，茫然感肯定也比我深。我直到现在，仍有一种精神上还回不来的感觉，尤其是发现了书里的一些错误或某种遗憾时，我总会深深地、不由自主地牵挂着，然后忆起那一年多时间里的许多细节。我想到那期间频繁的关于历史与人之认识的长线对话；想到编例技术上的种种讨论；想到我在起草“出版说明”时曾经何等地绞尽脑汁、费尽琢磨，为的就是要把我们的一种基本态度更有效地让人们理解，希望人们能够以一种健全的态度去善待“全集”，而不是从中去界定什么“左”和右、恩与仇。我们真切希望的是对得起历史，但历史是否会真正的善待“全集”，这就不得而知了。我想，这“不得而知”，将会使人继续牵挂下去……